1946年，云浦同志任中共冀鲁豫泰运地委书记时我们相识。此后，他先后任冀鲁豫区党委、赣东北区党委、贵州省委宣传部长期间，我都在他分管的宣传口工作。在工作关系的接触中，亲眼目睹了他对党赋予职责的无限忠诚，对客观事物所作的深刻的理论分析，对党的政策进行的深入探索和领会，对干部和人民群众接触时那种平易近人的风格，都对我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完善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心悦诚服地把他视作我的良师；也由于他对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平等相待，关心爱护，能够开诚布公的交流思想，我们又成了君子之交的益友。当云浦同志逝世18周年之际，我想到了当年我的一个承诺。那是1980年的事，根据省委的布置，要我撰写一篇悼念刘钊同志的文章。由李庭桂、张玉环、冉砚农、苑重新、张世珠同志署名发表后，云浦同志半开玩笑的对我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既还了刘钊同志的清白，也对他的一生作了正确的评价，将来你也给我写一篇这样的文章好吗？”我也就顺口答应下来。的确，我应当兑现这个承诺，但由于对云浦同志光荣的一生作出评价，没有组织上的授命，特别是在当时对一些敏感的事情还不具备畅所欲言的环境，我没有履行我的承诺。今天氛围已大非昔比，我虽然不可能对云浦同志一生作评价，写写我一直想说而没有说的一些话还是应该的，也权作对当年的承诺作的一个十分不够的交代。
我最想说的一件事是关于所谓“申刘反党事件”问题。我当时在省委办公厅负责党刊主编工作，也负责起草一些省委文件。这个事件发生的一年前，大约是1953年秋，省委组织了一个赴毕节地区检查“三秋”生产的工作队，时任省委书记的云浦同志任队长，我任副队长。到了毕节十天左右的一个晚上，由毕节地委书记孟子明同志陪同在电影院看电影，接到了时任省委秘书长刘钊的电话，他说叫通知申（云浦同志），后天省委将商量关于省长提名问题，请申回来参加会议。我当即告知云浦同志，他说：“我们刚下来，我还想到威宁去看看，我就不回去了。”我立即又给刘钊同志挂了电话，报告了云浦同志的意见。不想快到深夜12点左右，刘钊同志又来了电话，说省长提名是件大事，要云浦同志明天必须赶回来。我又把这个电话内容报告云浦同志，他说：“既然非叫我回去，的确省长提名也不是小事，我就回去吧。”第二天申就回贵阳了。到所谓“申刘反党事件”发生时，这件事就成了云浦同志反党主要事实依据。我看到了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恶劣行径，我的心态是悲愤交加的。令人可悲的是，我们党一向是讲“实事求是”的，怎么能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一个从青年时期就忠忠实实、勤勤恳恳为党工作的省一级领导人下此狠手呢？我当时是一个县团级的工作人员，而且有迹象也是要被收拾的一个目标。当时已经有人找我个别谈话，要我划清界限，站出来揭发。我怎能丢掉党性、昧着良心去干那为虎作伥的勾当呢？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来了个保持沉默，一问三不知。当然，不言而喻，不打顺风旗就会挨打，果然来了，在省府大礼堂召开的关于所谓“申刘反党事件”的总结会上，除了大讲申刘反党的罪行外，同时点了一大堆被申重用的“坏人”的名。首当其冲的自然是省委办公厅了。会上有人说：“好家伙，办公厅出了个三大巨头，刘钊、张世珠，还有个石争……”我当时很想冲上台去请教一下，石争犯了哪家的党纪国法，怎么无缘无故地被打人了反党集团。当时坐在我身旁的张世珠、苑重新同志都向我示意不要冲动。那场合也真够缺德的，和我坐在那一排凳子上的基本都是那天被点名的。而且从事后看，几乎无一幸免，都以不同名目的罪名挨了整。张世珠原任办公厅副主任，却调去农民报当副社长；我也被踢出办公厅，调任农工部一处副处长。其实事情到此并未结束，1958年又拿出用逼供手段取来的材料把我安上了叛变投敌的罪名，开除党籍，级别从14级降为21级。后来虽然由于我的坚持申诉，加之中央机关有些领导打抱不平，就有了给我复查的决定，但由于打反党集团那些主导人的威势存在，所以十几年二十年过去，复查之说就成了纯属空话。拖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央决定对冤假错案平反，加之主持我的问题的农口负责人主持公道，才还我以清白，我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时过境迁，所谓“申刘反党事件”以及被牵连的人都已还以清白；同时，现在的党中央已坚定地实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不断地扩大党内民主，类似当年打反党集团的事情不大可能再出现了。我也祈盼未来前进的道路上是这样子，甚至更好。
在缅怀我尊重的良师益友云浦同志的时刻，除了所谓“申刘反党事件”这件事我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另一件事是云浦同志赠我的那首诗，使我终身受益。现在我把这首诗写出来，以表达我对他的由衷感激之情。同时，从这首诗里也能深刻地反映出云浦同志意境、人格的高大。这首诗共八句，因为前四句我感到是对我过奖之词，我就把他略去。其后四句是：“学习马列根基好，全心为民要牢记，不求高官与厚禄，人生坦荡伴逍遥。”这首诗是1953年夏天随云浦同志在铜仁石竹乡搞调查期间，在和朱涛同志（当时的铜仁地委书记）谈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如何加强自身的修养时，云浦同志似乎不假思索就念了这首诗，并说这是赠我这个年轻干部的。云浦同志是个聪慧过人、博学多识、公认能出口成章的学者型领导人，自然他赠我的诗也不是没有深意而信口由之的。特别是这后四句，现在我可以告慰云浦同志，它已成为我半个世纪以来奉行的座右铭。就是在蒙受重大挫折的那些年代，我也没有放弃过对马列主义的学习，我也没有动摇过全心为民的信念，我对高官厚禄始终淡然处之，我的心态任何时候都是坦坦荡荡。正因为有了这么一个规范我的思想和行为的座右铭，我没有在遭遇种种坎坷时意志消沉。所以，在我年已半白，得到还我清白之后，我能够在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中有所作为。我这个只读过小学和两年私塾的农家孩子，竟然能获得研究员、教授的职称，完成了一些有关国家和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课题，还被国务院承认是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我这些成就的动力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云浦同志的那首诗对我起了导向和激励作用。我的良师益友如果在天有灵，知道我以发自内心的一些话在缅怀他的时候，尤其是当他得知我晚年仍为人民办了一些事情，定会感到欣慰的。
写到这里，我还是再说一句十分抱歉的话，我没有能实现我对云浦同志的承诺。上面这些话，远远不是我承诺应当写的那些内容，特别是他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所作卓越贡献，我就完全没有涉及，这将成为一个不能忘却的遗憾。
2009年3月30日于贵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