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呢，我和申老（申云浦）接触并不多，那是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工厂的厂长，我是车间一个小小的实习技术员；其次呢，我这人天性不喜欢亲近领导。即使这样，申老留给我的印象仍然是深刻的、难忘的。
1960年秋天，我从陕西机器制造学校毕业，由国家统一分配到贵阳矿山机器制造厂工作，先在教育科组织职工业余技术教育，不久下到金工二车间实习，给杜杰仁师傅学习开镗床。那期间，我发现一个高个子中年男人，隔几天便来车间转一圈，说他是来车间检查工作吧，又不像。说他没事来车间闲逛吧，也不像。看样子他和许多工人都很熟，他走到那里，都有人围着他谈这谈那，他的哈哈声很远都能听见。我认定他是厂里什么干部，有天我问杜师傅：“那个人是谁呢？”杜师傅吃惊地说：“你不认识他？申厂长呀！人家是个大官呢！”
我们厂是地师级单位，党委向绍之书记转业前是铜仁军分区政委，在我眼里，书记厂长确实算大官了。但我觉得申厂长当官不像官，他和厂里的科长、车间主任甚至和工人差不多。有一次，我们车间一个女工结婚，我随一伙青年男女去闹新房，正在热闹时，突然有人鼓起掌来，原来是申厂长也闹新房来了。当时我们正在玩一个闹新房常玩的游戏：一个小伙子手掌托着一个梨子，要新郎新娘面对面同时啃梨，当新郎新娘同时张着嘴啃梨时，小伙子托梨的手掌向后一缩，让亲郎新娘嘴碰嘴接吻。新娘红着脸，忸怩着迟迟不动。申厂长笑着摆摆手，把那小伙子手掌上的梨子拿下来，在桌子的托盘上取下一只苹果，托在自己的手掌上说：“来来，点到即止。”新郎新娘见申厂长来参加他们的婚礼，非常高兴，没待大家吆喝，真就大大方方把嘴伸过去把苹果上碰了碰，在大家的欢呼声中，有人说：“还是申厂长面子大！”申厂长大笑说：“我有啥面子呀？你们刚才托的梨子，我托的苹果。今天是人家新婚大喜，什么梨（离）呀梨（离）的，讲点吉利话不好吗？”有个姑娘笑着问：“申厂长，你还信这个呀！”申厂长跟着笑了，说：“这有什么信不信的，喜庆日子，说点吉利话，让人听了心里舒服、高兴。比如你老爹生日，人家举杯祝寿，祝你老人家健康长寿！或说：‘祝你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你老爹高兴，肯定你和你全家都高兴。要是人家说：‘祝你老人家短命。’或说：‘祝你老人家多灾多难。’不把你老爹气死才怪！”
申厂长的话引来大家一阵哄笑，他却笑着朝大家拱拱手说：“少陪各位，我还得去职工医院看一位生病的师傅！”新郎新娘送他出门时，他说：“你们回去陪大家玩吧！祝你们早生贵子呵！”大家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后来听车间里的师兄师姐们说，他们结婚时，申厂长差不多都去参加过婚礼，而且每次都是这样来去匆匆的。申厂长在厂那些年，正是我们国家所谓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年头，职工们不少患了“三十号病”（浮肿病），女工们连“例假”都停了，生产处于半瘫痪状态。为照顾生病职工，厂里办了一个营养食堂，我因为肺结核复发，每天咯血不止，经医生证明，我获得一张营养证，可以去营养食堂改善一个月生活。营养食堂不搭杂粮、副食品供应比大食堂好一些。我在那里吃了一个月，见申厂长和汪福清总工程师也在营养食堂打饭，汪总大都是打好饭菜带走，而申厂长打好饭菜却坐下和病号们一道吃，他一边吃饭一边和大家摆谈，有说有笑，就像一家人似的。
我病稍好，又重新回到大食堂进餐。有天中午，我去大食堂打饭，碰到申厂长一手托着一块玉米发糕，一手端着半碗牛皮菜汤，边走边吃着过来。我惊得呆住了，所谓玉米发糕，实际上玉米面只占60%，另外40%是青杠子面，发糕呈深灰色，不但吃起来涩口，吃下去解大便都困难，牛皮菜汤那白开水煮牛皮菜，和中药水差不多，申厂长怎么吃起这个来了？我站下来忍不住问：“申厂长，你怎么不在营养食堂吃饭啦？”他笑着反问：“你不是也没在营养食堂吃饭了吗？”我告诉他，我已经不咯血了，身体渐渐好起来了。他哈哈地笑了，说：“你的身体能有我好？”他苦笑着叹口气说：“让给重病号吃吧，他们比我更需要营养呵！”他想想，突然问我：“听说你是个作家呀！”我说：“上中专时，在陕西发表过几篇习作，那算啥作家呀！”他笑着点点头说：“这就对了。你分来厂时，人事科的同志说，你是作家，准备让你到厂办当秘书，做点文字工作，我说不行不行，好容易分来个作家？既然是作家，就要有生活，不然怎么能写出好作品？还是让他在车间和工人干一段时间吧。好好，注意身体，以后发表了什么作品送来让我看看吧！”
我这是第一次单独和申厂长说过这么多话，从此我们算“正式”认识了，那以后我每有习作在报刊发表，都主动送去向他请教，他看过我的文章以后，既不说好，也不说坏，总是那么笑笑的。有一次，他看过我发表在《山花》上的小说《医生的奇遇》之后问我：“你怎么对农村情况这么熟悉呀？”于是：我告诉他，我的家在四川农村，父亲早逝，母亲和两个妹妹还在农村，出嫁的姐姐和姐夫也在农村，我的亲戚朋友不少还担任着农村干部，我每年都要回乡探亲，我对农村既熟悉，也有感情…．
申厂长微笑着点头说：“难怪呢，要我不认识你，还以为这篇小说真是一个农村医生写的呢！不错不错，真实、生动、很有生活气息。”他停一会又说，“你写点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吧！不过我不勉强你，你分来工厂不久，等你熟悉了工厂，了解了工人，有了感情再写。我国工人作家不多，上海有个工人作家叫胡万春是吧？贵州这些年工业发展很快，我们厂在贵州算个大厂，我们应当培养自己的工人作家，你说是不是？我们厂有个创作组，你参加了吗？”我说：“参加了！”他说：“好好！你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
不久，我去省作协开会，听胡维汉秘书长传达全国作协一个什么文件精神，会议快结束时，作协负责同志给大家讲话，说现在的业余作者，大多是半道出家，文学功底不够，作协为重点培养一批作家，准备办一个读书班，让大家认真读一些中外名著，以提高个人的文学素养。散会那天，文蒙（文志祥，后任《山花》主编）老师问我愿不愿参加读书班学习，我说当然愿意。隔几天，文老师带着介绍信来工厂为我请假。我带他去见车间周主任，周主任听说是三个月，而且是带薪学习，就摇头说：“工厂有规定，职工请假一个月，得厂人事科批准，请三个月假得厂长批才得行，”他笑了笑又补充说，“你们去找申厂长吧！他经常向我问起你呢！”
我真就带着文老师去厂办找到申厂长，文老师向申厂长谈起省作协办读书班的事，说准备让我去读三个月书。申厂长一听就笑了，说：“办读书班啊，好呀！作家应当打好基本功，就说这个伍元新吧！他的作品大部分我都看过，生活是有的，写得也不错，但功力还是不够，让他集中时间读点书，好！”他拿起桌上的电话便给周主任打电话，让他同意我去学习。不知周主任给他说了啥，只听他说：“带薪就带薪吧，他一个中专生三个月能花多少钱？一个几千人的大厂，会养不起一个作家？我这厂长要是不在了，随便抽一个人都可顶上来，可作家却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当的呀！”
事情就这么定了，于是话题又转到省文联来，看来他对省文联和作协的情况非常熟悉，一会儿问蹇先艾，一会儿又问起邢立斌和田兵，最后他突然把眼光停在文老师身上，笑着说：“你好像姓文、叫、叫文蒙对吧！”文老师跟着笑起来，说：“申部长你记性真好！我笔名文蒙，本名叫文志祥！过去多次听过你的报告。”申厂长苦笑着说：“早不是部长了！还是当厂长好，有机会像伍元新这样，在基层当个工人更好啊！哈哈……”
在送文老师去公共汽车站的路上，我问文老师：“你怎么叫申厂长为申部长呢？”文老师吃惊地盯着我说：“你还不知道啊？你们申厂长不但当过省委宣传部长，还当过省委副书记呢！”
那时我毕竟年轻，对此很不理解，于是我问：“那他为啥下来当厂长呢？”文老师脸色阴沉下来，故意岔开我的话说：“我自己都记不起他怎么知道我叫文蒙，他当宣传部长的时候，常来文联检查工作，他谈笑风生，没一点架子，和谁都谈得来，他的记忆力特强，和谁都是谈过一次话，很多年以后他都记得这个人的名字，我们文联老一点的同志，恐怕没有人不记得他，不喜欢他的，就像和老朋友聊天似的，听他的报告，真是一种享受啊！”
申厂长不但对工厂的文学创作很关心，而且对厂里的业余文化娱乐活动也抓得很好，当时厂里有个100余人的业余钢花艺术团和业余京剧团，申厂长批款买了许多乐器、服装和道具，剧团除上演自己创作的节目，还演过《刘三姐》、《红珊瑚》和《洪湖赤卫队》等大型歌剧的片段。艺术团创作演出的节目，曾被省工会选去北京参加全国会演。并得了奖，受到国家主席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剧团每次节目彩排，申厂长每次都亲自来观看并提出宝贵意见。记得不久前，厂里原钢花艺术团当年的演员举行过一次聚会，这些爷爷奶奶们聚在一起，大家异口同声地谈起敬爱的申厂长，说虽然当时大家饿着肚子，但精神却是充实的，饱满的，这不能不感谢我们的申厂长。
要说感激的话，我对申厂长的感激那就更多了。记得我在省作协读书班的最后一个月，有天下午，《山花》主编劳郭先生来我房里说：“小伍，你们申厂长来看你来了！”我惊喜地“啊”了一声，急忙迎出来，见他正站在楼梯口和文联一位女同志谈话，一会，他走过来挥着手说：“小伍，你好哇！学习得怎么样？”我把申厂长迎进房里，便向他汇报起学习情况，他满意地点点头，指着桌上一本《红楼梦》问我：“过去你读过《红楼梦》吗？”我摇摇头，他笑了，说：“你在省里也算小有名气的作家，要人家知道你连《红楼梦》都没读过，恐怕不太好吧！我觉得这个读书班办得太好了！”接着他严肃地问我：“听说你不太遵守纪律呀，是不是？”我红着脸告诉他，市川剧团我有一位搞舞美的老乡，常给我送来戏票，我偷着出去看过几次川戏，他说：“看川戏，好嘛！你应当给你们的辅导老师请假呀！”接下来，他又说了许多鼓励的话，离开时天都快黑了。
我三个月学习结束回厂不久，申厂长就调省械厅当厅长去了，这以后见他的机会就很少了，“文革”期间，我写的文章全被打成“毒草”，我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被打成“走资派”，他被押来厂里批斗时，我们只能远远望着点点头。光阴荏苒，转眼间到了1987年，我早巳从工厂调到贵阳市文联《花溪》编辑部当了几年编辑，后来又调到贵阳市群众艺术馆工作，当时市艺术馆和省作协合办了一份供中小学生阅读的《少年文艺》，由我和省作协秘书长尹伯生出任主编。申老当时好像担任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我突然想起应当请申老为我们报纸题一幅字。鼓励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恰恰那天我要去省里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于是我就让办公室的小孙代我请申老题字。小孙拿着两张新出的《少年文艺报》送到申老家，申老看到报头印着主编伍元新，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说：“这个伍元新啊，当初我鼓励他当个工人作家，这会怎么办起《少年文艺》来啦？办《少年文艺》也好，培养少年作家、艺术家！”便拿起桌上的毛笔，给我们题了一幅字：“办好《少年文艺报》，培养少年作家、艺术家！”后面正正规规地写了自己的名字：申云浦。这事让我好一阵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