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申云浦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里(文/马仁华)

安乐北街 发表于2018-04-16 15:09:26

    1982年底,组织上调我到时任省政府副省长、后任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申云浦同志身边任秘书,我在其身边工作8年直到他去世,与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是领导、是师长、更是密友。

    我到任前,听说要给省长当秘书,整天诚惶诚恐,几个晚上睡不好觉。我是山里农民的儿子,从未见过世面、更未见过大官,所以怕官、惧官,因此曾一度“抗旨”不到任。在建行省分行行长吕贤林同志的开导下终于到任,但时时谨慎、处处小心。不久,我发现申省长并非想象中的“钟馗”般的面孔,而是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容。他身高一米七五左右,身材魁伟,国字脸、浓眉大眼,面部肌肉丰满,鼻头略红,花白头发略显秃顶,时常戴一顶鸭舌帽,说起话来铿锵有力,话语中不时展现语言大师般的幽默和风趣。手拄金黄色龙头拐杖,因患有肺气肿,走急时就气喘。与人交谈时谦和悦色,两眼能像磁石般把你的眼神粘住,把你拽着与其话语一起飞扬,使你赞叹叫绝。

    他衣着无华、对人坦诚直率、关爱有加,能和生人一见如故,常往普通工人、农民、市民家中问寒问暖,人们形容他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随时能把你熔化。我初来乍到,一切感到新奇,看到省长为了全省经济发展日夜操劳,亲到外省联系烟叶、油菜子、磷肥销售事宜而四处奔波;为了贵州大旱之年老百姓不挨饿,他冒着尴尬找到抗战时期的老战友、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同志要了十亿斤粮食、汽油和经费,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解决了贵州燃眉之急,使贵州顺利度过了灾荒,灾区百姓有口皆碑。

    1983年初,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期间,为了发展贵州茅台酒这只拳头产品,他到酒厂代表政府果断地批了巨款建酒库。为了保证卷烟的稳定发展,他及时为烟厂拨款购买了新设备。为了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的问题,他及时批款为省医和贵医附院新建了部分病房和新添了部分设备。为了保证贵阳市蔬菜供应,他要市蔬菜办一季一报改为一月一报,时时亲自给予指导,改善了市民的蔬菜供给状况。

    一次,申副省长乘火车上北京开会期间,列车长来到软卧包厢,递给申副省长一本征求意见簿,要征求他对本次列车服务质量的意见。只见申省长在意见簿上写到:“此车不能进京”六个字。列车长看后一脸茫然,不解其意。申老解释说:“此车破烂不堪,不能代表贵州人民的形象进京,你回去后向分局领导报告,叫他们向铁道部写报告换新车厢。”这边,申副省长亲自向时任铁道部长的陈璞如同志协商,提出为贵州换新车厢,并根据贵州电力丰富的特点,向陈部长提出贵州率先在全国实现铁路电气化的建议。结果贵州进京列车不但全部换了新车厢,而且后来贵州在全国率先建成了电气化铁路,走在了全国铁路建设的前列。当知情人看到贵州崭新的进京列车时,无不对申老投注出感激的目光。

    申老为了冀鲁豫党史编撰呕心沥血,积极组建贵州冀鲁豫党史组,亲自筹措经费、组织人员、安排办公地点并任主任。1983年初,原冀鲁豫边区老领导齐集山东济南开会,商定开展冀鲁豫党史资料征集事宜,在此基础上编写冀鲁豫党史。申老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推举为冀鲁豫党史编写领导小组副组长。积极组织冀鲁豫党史大事记和党史的编写,出版了冀鲁豫党史人物传,邀著名作家叶辛创作了反映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同志路过冀鲁豫时的电视剧“地下交通线”。为了更好完成这一任务,他几乎走遍了冀鲁豫每一个角落,遍访当年地下党时期的区党委、地委、县委领导以及老红军、老八路,谈论起当年冀鲁豫人民用血肉之躯筑起抗日长城,回忆了1943年与刘、邓一起度过的抗日艰苦岁月。他热爱贵州,更热爱冀鲁豫这块用生命和热血浇灌过的土地,因为他为这块土地作出过艰苦的贡献。在他与战友们的浴血奋战下,把冀鲁豫从日寇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在他辛勤参与耕耘下,冀鲁豫党史最终面世,使他在冀鲁豫这片土地上声名远播。

    为了征集编纂冀鲁豫党史,一天清晨,我陪申老从山东聊城出发前往济南,车经东阿县境,浓雾迷茫的路中央突然闪出两个人来将车拦住,我们当时吓了一跳,我定了定神,我叫驾驶员将车停下,一打听才知道二人是东阿县县委书记和县长,原因是县里干部听到老书记到来,说是几十年没听老书记的报告心里欠得慌,非要老书记作个报告不行。申老听后满口答应,我们随县委书记、县长的车来到县里,一路,我心如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心想申老一个外省干部能讲什么呢?万一说不切题出现冷场多尴尬。报告会开始,只听申老对东阿历史了如指掌,对县里取得的成就如数家珍,大家听了掌声不断,人越来越多,窗户外边人们簇拥着站在搭起的木板上听报告,他诚实的话语和着时代的情趣引起阵阵掌声。我惊呆了,我从未听过这般感人的报告,我为这位领导的奇才而折服。

    下午,我们到了山东省会济南,山东省省委书记秦和珍同志热情接待了申老一行,并要申老第二天为山东省的干部们作一场报告,申老爽快地答应了。我虽然上午听了申老的报告,感到还不错,但那只是一个县啦,要说清一个省的情况谈何容易,而且又是阔别三十多年的外省。老实说我为申老捏着一把汗。吃完晚饭,我小声问申老:“省长你是否要看点资料?”他说:“你给我弄些来吧。”我即刻与秦书记的秘书联系,要了部分资料送给申老看,他很快地翻看一遍就还给了我,我仍然为他没有细看材料而放心不下。第二天,山东省委礼堂座无虚席,有现任省、市领导,也有不少老领导,一阵掌声过后,全场目光齐刷刷专注到了申老的脸上。只见他神情自若,一口气说出了山东的历史渊源、省情建制沿革、土地面积、人口数量、经济总量,以及收入、支出等等数据,台下顿时爆发出惊雷般的掌声。不少人连连点头称奇,有人自言自语道:“连我们自己都未搞清楚的问题,一个贵州人比我们还清楚,这大概就是我们工作没搞好的问题所在啊。”见此情景我打心里佩服、称奇。

    从济南回到贵州,转眼快到春节,一日,申老在省委池必卿书记办公室开会,会散人走,只剩下他二人,池书记开口问道:“云浦,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你看过没有,你能说清要点吗?”申老回答道:“说实话,背也能背它出来。”只见池书记瞟了申老一眼,认真起来高声喊道:“秘书!你给我把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拿出来。”不一会秘书找出中央一号文件递给书记,书记看着,申老背着,一字不拉地全部背完,就连文号和日期也背得一字不漏。惊得池书记跷起大拇指连连称奇。原来申老从小自有一套过目不忘的本事,被十里八乡称为神童,后来又经过地下党时期为了保密,听报告不准记录的锻炼,使其记忆力更为超群。所以在学习、能力、文才诸多方面被人们誉为盖世奇才,但是他从不骄傲自满、不耻下问,虚心拜群众为师,对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当时正直拨乱反正时期,申老经常遇到拦路上访,一次上访人员跪了一地,口称:“清官为我们申冤啦!”申老总是将他们扶起,收下他们的诉状,然后一一认真处理。一段时期上访信件如雪片飞来,经常收信一大沓,他每天复信十余封,申老没日没夜地批复信件忙得喘不过气来。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渴望能为领导分忧解难。我了解到,不少领导的秘书处理上访信件,一是转信访部门,二是转有关单位酌处,很少交领导亲复的。为此,我未经请示擅作主张,动手为申老代为复信。一日,他略有所思地问我:“小马,最近怎么上访信件少了啊?”我如实作了汇报,他感慨地说:“小马,你不知道大冤大屈之人何等之难,要想给省长写封信,思想压力很大,往往考虑再三;能给省长写信,说明他相信党、相信领导,省长给他回复,是党和领导对他的关怀和安慰,分量不一般啊。”一席话使我无地自容。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申老宽阔的胸襟、为民的执著,对党的忠诚。在他复出工作的十多年中,亲自为老百姓复信几千封,平反冤假错案上百件,被人们誉为包公转世、钦差临门。

    转眼春节将临,申老掏出自己的工资,叫我和驾驶员为他买了不少好酒好烟。我暗猜,省长准想过个热闹年,或许要到哪位书记、省长家拜年去。我还思忖着送礼时在书记、省长们面前说什么祝词好,临节前几天,申老把我叫到身边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列着一些不熟悉的名字,要我和驾驶员前去拜年。我俩只得按图索骥,找送礼的对象,我们首先找到中北浴室李师傅黑暗的小屋,当我将茅台酒和大中华香烟递到修脚工李师傅的手里时,李师傅捧着礼品的双手不停地颤抖,两行热泪顺眼角流了下来,放下礼品紧握着我的手连连点头说:“请代我谢谢省长年年想着我们,我们只有干好工作为他老人家争光。”几天来,我和驾驶员到了不少工人、农民、居民、擦背工、环卫工和烈军属家,唯独没到过一位达官贵人家拜年。我纳闷、我不解,难道这就是省长的为人?经过几天的压抑,我终于斗胆问申老:“为何不慰问领导要慰问修脚工呢?”省长答道:“小马,你不知道老百姓有多难,我们有特供、他们有吗?他们即便有烟酒票也买不到、吃不起呀。”我这才恍然大悟,申老在生活上把自己看成老百姓、把老百姓看成最受尊重的人,申老何尝不想喝好酒抽好烟,只是一心想着社会底层的穷苦人啊。这就是一位人民公仆、共产党员的美好心灵。我的眼睛湿润了,我为贵州人民有这样的好领导而自豪,为有如此良师益友而骄傲。

    他为人谦逊热情,要其比我大的儿女叫我叔叔,我觉得不妥,他解释说:“你和我是同事,你比他们小也是长辈嘛。”

    他从不为儿女的工作、入党、提干打招呼,时时处处对他们教育、要求从严。一次,一位外甥假借他的名义买了部分鸭溪窖酒,他知道后主动要求公安、工商机关认真查处,并教育外甥认真服法,从中吸取教训。他对己严、对人宽的作风时常感动着身边工作的同志,无不对其一身正气而佩服。

    一天,安顺山京农场来了两位工人,说是要看看申老,我热情接待了二位,攀谈中我谈起了对申老的许多感慨。二位听后深有同感地说:“是啊,我们也有不少感触,记得时任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的申云浦同志受到错误处理,刚下放到山京任副场长时,大家都捏着一把汗,不知道怎样与他相处。一日夜里,雷电交加、大雨倾盆,因农场所在地域是个落雷区,房屋都无避雷针,时有雷电击死人、畜之事发生,所以每遇雷雨之时人们都不敢出门。恰巧这时有一孕妇难产,母子危在旦夕,需要立即送安顺医院分娩。因雷雨太大,非常危险,几次叫驾驶员,都未能出车,为此人们焦急万分。申场长得知后,手提马灯冒着倾盆大雨和雷击的危险前去叫门,叫开门后用命令的口吻说:‘师傅,你听着,我是刚调来的申场长,我命令你立即出车将产妇送到安顺医院去,不然我撤你的职!’驾驶员听了吓了一跳,立即冒着倾盆大雨将产妇及时送到安顺医院,这才保住了母子平安。次日,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农场,干部、职工们为之感动,钦佩不已。产妇流着热泪逢人便说:‘没有申场长,就没有我母子的命,他是我母子的救命恩人啊。’不少干部职工听了都流下了感激的热泪。”

    另一名工人接着说,还有一件趣事:一天,我们抓住几个偷红薯的小偷,联想到多年来场里职工,辛辛苦苦种出的红薯、包谷,养大的鸡鸭甚至猪、羊都经常被盗,大家非常气愤,一拥而上把几个小偷给绑了。派人回场部报信,实是报功,也是请场长训斥处罚“小偷”。申场长听后亲自走来,我们心里非常高兴,认为一是可能得到表扬,二是能严惩小偷。可是,申场长到后却厉声对我们说:“松绑!”然后又严肃地对“小偷”们说:“你们每人赶快将自己的箩筐装满!”待他们将箩筐装满后,大伙瞧着场长如何对“小偷”发落。只见场长对着“小偷”们深情地说:“乡亲们、弟兄们,你们吃苦了,你们遭受了50年不遇的旱灾,灾年歉收,作为工人老大哥的我们没有关心到你们,你们是饿极了才来的对吗?现在你们各自挑了回去,吃完再来挖,有什么困难随时来找我申云浦。”“小偷”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半信半疑,只见申场长挥挥右手说:“走吧,挑着走吧!”“小偷”们忽地流下愧疚的泪来,两个老者率先跪下,申场长赶紧将他们扶起,目送他们远去的身影,他的举动把我们惊得目瞪口呆。申场长转过身来对我们说:“老百姓是水,我们是鱼,鱼能离得开水吗?我们大都来自农村,知道农民的艰辛,今天农民兄弟有难我们不帮、谁帮?今后场里要形成制度按时到周围农村走访,深入农户问寒问暖,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事后,场里主动为周围生产队送去粮食、良种、小鸡、小鸭、小猪,传授种植先进技术,使他们粮食得到丰收,改善了群众生活。在以后的日子里,场里东西不但从未丢失,就连走失的鸡、鸭、猪、羊、牛马甚至小孩子,周围老百姓也会及时送回,并且处处维护农场利益。后来,大伙不但感受到这位大官的好处,而且称赞他的领导水平、政策水平确实高,大家无不从心底对他感到爱戴和敬佩。

    1988年初,申老收到曾为周恩来总理开过车的驾驶员徐师傅的一封上访信,要求协助平反昭雪并讨回其位于贵阳石板坡的三间房屋。事情还要从头说起: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一次,周恩来同志在武汉开会,车子停在会场外,国民党特务在车底下安放了定时炸弹。徐师傅发现后,特务要挟他采用到时跳车爆炸的方法协助暗杀行动,遭到徐师傅的严词拒绝,并趁散会拥挤时迅速逃离。散会时,周恩来同志看驾驶员不在,随即搭乘其他车辆离去,使特务暗杀阴谋失败。徐师傅随即遭到特务的追杀。由于徐师傅长期失踪,也引起地方党组织的怀疑,认定为“叛徒”而追捕。他为了逃避追杀,秘密潜入贵阳,在石板坡建了五间房子,以修车铺为营生。解放时,他因不了解我党政策,移居重庆,此后历经多次政治运动,也没机会申请平反和讨回房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实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春风吹来,萌发了他压在心底几十年的强烈愿望,递交了上访信。

    申老看信后,即命我协助调查,经查申诉情况属实,但他的三间房屋已被云岩区某办事处占用,难以归还。我将情况如实向申老汇报后,申老指示说:“徐师傅有功无过,要与市里和云岩区联系,想方设法将办事处搬出,一定要尽快归还徐师傅的房产。”在申老多次关心和催办下,有关省、市为徐师傅作了平反昭雪,云岩区某办事处也将房产退还给他。徐师傅回想起上访历程,叹息说:“没有党的好政策,没有申老这样的好领导,别说讨回房产,恐怕这辈子也难见天日。”这一趣事迅速被川、黔两省传为佳话。

    申老长期以来为革命、为人民积劳成疾,特别是极“左”路线的迫害和十年“文革”中饱受折磨,使他患了风湿症和严重的哮喘病,走起路来,要走走停停,否则喘不过气来。“文革”结束后百事待兴,靠他长期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在人大会议上没有被提名的情况下,硬是被代表们选为省革委会副主任。他不负众望,真诚回报,平时除了抓好分管的工业、金融、教育、文化等工作外,还主动承担起了恢复省文史馆、省政府参事室等工作;同时积极筹办省老年书画家协会和创办省《红楼梦》学会、《爱晚》诗社、《花溪》杂志社、《晚晴》杂志社等。当时,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形势,落实中央关于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政策,他带头领着老干部们主动让位。老领导们从岗位上退下来后,赋闲在家,一时很不习惯。他们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为了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医外,还要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颐养天年,使党的老干部政策得到落实,使社会和谐安定。为了使党的老干部政策得到全面落实,申老费尽心思,苦苦思索着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1983年秋,我随申老及省军区原副政委薛光同志到山东济南参加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会议期间,申老无意中听到山东省人大主任秦和珍同志说:“美国办了世界上第一所老年大学,我们山东办了世界上第二所老年大学。”申老接话说:“那好,我们贵州就办世界上第三所老年大学好了!”申老回过头来问我:“小马,回去后我们办所老年大学怎么样?”我答道:“只要省长下决心,回去我们坚决照办。”次日上午9点,秦书记叫来山东省老年大学校长向申老介绍办学经验。申老听后说:“不但要使老同志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还要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夕阳更红。”回到贵阳,申老向省委、省政府作了汇报,得到了省委和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拨了100万元开办费,.同时组成了以申老为首的老年大学领导班子,从贵大、民院等调来了部分干部和教师,我到公安局备案刊刻了印章,学校租用省府办公厅八角岩饭店部分房屋作办公楼,租用省展览馆作为教室。这样“世界第三所老年大学”诞生了,圆了部分战争年代没有机会上大学老同志们的求学梦,得到了全省广大离退休干部的热烈拥护,凸显出贵州省委、省政府及申老,对我省老年事业的重视和对老同志们的关怀。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老年大学这朵绚丽的山花,由一所迅速在全省发展到八十多所,受到全省离退休老同志和教职工的一致好评和高度赞扬。

    转眼到了1984年春天,出席承德冀鲁豫党史工作会议后,我陪申老、薛光等一行6人到辽宁大连市参观考察,车经大连“五一广场”时,申老发现左前方竖挂着的一块招牌上,写着“大连老干活动中心”八个大字,顿时眼睛一亮,问道:“那牌上写的是老干活动中心吗?什么意思?”陪同答道:“是老干活动中心,是我们将海洋俱乐部改成了老干活动中心,它就是老同志们的家。”申老听后心情激动,转头对我说:“小马,回贵州后我们也办个老干活动中心怎么样?”我答道:“好!你老人家说办就办。”回贵州后,正值省人大召开全体会议,申老在大会上向全体代表提出修建省“老干活动中心,为老干部建立幸福之家”的提议,全体代表一致举手通过,形成决议。由省财政拨款两千万元修建省老干活动中心。由李庭桂、申云浦二同志负责,归省委老干部局管理,由杨培基局长兼任省老干活动中心主任,在宅吉坝征地200亩,办理了有关施工手续,由省建三公司负责施工,很快材料备齐,基础下好。就在这时,某人以贵州财政困难、为老同志修建活动中心属于浪费为由,联系少数人提出反对意见,多次向省主要领导提出停建该项目建议。省长王朝文同志约谈申老,提出停建意见。听后,云浦同志心情沉重,用拐杖着地有声地提醒说:“朝文同志,是谁反对我知道,此人在李庭桂同志家举双手赞成,帽子放在沙发上还没拿走就出尔反尔实属不该;停建也可以,须开人大全体会议否定上次决议;现在停建更造成浪费;省委、省府关心全省在职干部,花4亿元买小轿车解决上班交通困难受到好评,老干部为培养接班人举贤让位,若花2千万元建个老干活动中心,更得民心,更能受到全省老同志们的一致好评。”一席话使朝文同志心悦诚服,决定以该项目缩减为1700百万元续建。申老由于心情过于激动,加上哮喘发作上气不接下气满脸青紫,两位同志见状把他扶到家里,其妻张莹同志和儿女们看见此番情景,不由流下了心酸的热泪。在申老的坚持和省委主要领导的支持下,在省建三公司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工程进度很快。1700万元拨款很快用完,而主体工程尚须200万元才能完工。杨培基局长叫殷垂竹处长来找我,要我向申老汇报并到省财政厅协调追加200万元。我立即向申老作了汇报,申老向省主要领导作了汇报,得到省委、省政府的再次支持,同时,申老亲自向省财政厅打了电话,并要我与王昭浦、龙兴洋二厅长联系并经常催促。在省财政厅的大力支持下,追加200万元,完成了主体工程。主体工程完工后,因没钱装修和购置用具,建设项目仍然无法投入使用。殷垂竹处长再次找到我,要我再次向申老汇报和向财政厅协调,追加一定经费,我依前向申老作了汇报和协调。嗣后,又追加了100万元扫尾款,使工程得以完工,保证了省老干活动中心顺利开业。省老干活动中心的落成,倾注了申老的大量心血,它不但是为老同志们建了一个家,更重要的是为敬老、爱老开了好头,为后世留下美谈。在以后的日子里,“省老干活动中心”这朵奇葩在贵州大地全面开花,省、市、州、县、乡、镇已建成数百个老干活动中心,知情的老同志们在活动之余,无不追思这位拓荒者的功绩。

    申老处处关心群众,事事体贴入微。他特别关心重视对蒙受冤假错案老同志的平反问题。在经他平反昭雪的上百件冤假错案中,最使我终身难忘的要数平反钟亮益的冤案。

    1957年,钟亮益未经公安、检察、法院侦办和判决,蒙受了七年牢狱之冤。他几十年来戴着劳改释放犯的帽子在农村苦苦挣扎、难见天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来了为蒙冤老干部平反昭雪的春风,压在心底几十年的苦芽,萌发了出土见阳光的欲望。为了洗清冤情,他从地方申诉到中央,又从中央转到地方,反反复复多少次,耗干了钱财,耗尽了精力。正在无路可走、心灰意冷的时候,他猛然想起人们誉为“包青天”的老省长申云浦同志,可是长期为贵州人民呕心沥血、集劳成疾的申老,这时已经患脑溢血瘫痪在床,全身插着数根管子。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申老写了上访信。我收到信后,犹豫再三,踌躇不决,此信呈与不呈给申老,一直拿不定主意:呈上去,一旦申老动怒,有加重病情危及生命之险;不呈,钟亮益的冤情恐终沉大海永无出头之日,而且申老以后知道,更要动怒且负疚一辈子。想到此,我选了一个申老病情缓和、情绪好的机会,鼓起勇气向申老作了汇报。他听后,取下氧气管用低微的声音对我说:“此事重大,你参与组成专案组彻查,查清后向我汇报。”为此,由省政策落实办、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省劳动厅、省机械厅和我等组成专案组,对钟亮益案件进行复查。

    经查,当年钟亮益以三条罪状入狱:一是“捆绑吊打工人”,二是“乱谈恋爱”,三是“乱迁移户口”据此被囚禁七年。奇怪的是此案未经公、检、法侦办,入狱、出狱没任何人签字或盖章。所谓第一罪状“捆绑吊打工人”,经调查了解,1956年初,钟亮益作为机械厅干部带队到昆明电缆厂学习制造电缆。冬天,一名青年工人生火取暖,不慎将厂房木地板烧穿。学习时另两名工人提了该青年的意见,该青年接受不了便出手打人,另两名工人一气之下将该青年绑了,但并未对其击打。钟亮益回来发现后即令松绑,同时批评了另两名工人,自己更未对这名青年工人施暴,该青年也未出现任何轻微伤,有在场的其他五名工人证言证词为证。不几日,贵州省机械厅某领导到昆明电缆厂看望前去学习的同志,该青年便向其哭诉被绑一事,领导可能出于对该青年的安慰,便当场批评了钟亮益,并当众宣布给钟亮益留党察看两年和回贵州停职反省的处分,钟亮益信以为真。回贵阳后,钟越发觉得对自己处理过重,便写信向省委组织部反映要求从轻处理。结果组织部将信转给该领导,该领导接信后勃然大怒,说钟将其告到省委组织部,影响恶劣,便再次在大会上宣布对钟亮益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并下放到惠水机械学校学习。钟打好背包上了小车,下车时还未等钟辩清东西南北,便被狱警一把推进了中八监狱大门,一关就是七年整。第二个罪状是“乱谈恋爱”,经查,钟与前妻于1951年离婚,并在都匀中院办理了离婚手续,有离婚证和中院档案为证;他1956年谈恋爱属合法。第三条罪状为“乱迁移户口”,即他将户口从贵乌路迁至解放桥一事。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的自由、迁移的自由”,其行为不但合法,且受法律保护。

    根据调查结果,我如实向申老作了汇报,申老听后悲喜交加,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来,坚定地说:“平反昭雪!不留尾巴。”根据申老的指示,专案组在省委组织部小会议室召开了审定会议,会议前和会议中,某处长多次对与会人员说:“不能为钟亮益平反昭雪。”我问他:“为何不能为钟亮益平反昭雪?”他反复列举了前述三大“罪状”。我再问:“还有其他新的‘罪状,吗?”他说:“没有了。”我当场拿出了当年在场见证人的五份证明材料,证明钟亮益没有参与捆绑吊打工人,他只负有领导责任,并未违法乱纪,更未触犯刑律。我并出示了其他证明材料,证明其它两项所谓的“罪状”,均属子虚乌有。此纯属冤假错案,必须平反昭雪,所有与会人员在证据面前无不信服。会议决定:此纯属冤假错案,必须为钟亮益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推翻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党籍、恢复公职。鉴于钟已到退休年龄,收回后作为退休处理,由机械厅下文并办理相关手续。

    决定做出近三个月,钟亮益却未收到平反通知,炽热的心又渐渐冷了下来。就在此时,某处长给我打来电话,说:“不能为钟亮益平反!”个别厅领导也不同意为钟平反昭雪,并要我转告省长。我反问道:“理由是什么?是否发现钟有什么新的罪行?”他在电话那头重复了钟亮益前述的三条罪状外,却提不出一条新的“罪行”。据钟估计:这是因当年办理此案的人尚在,平反昭雪无异于推翻原来的决定,说明当年的处理是错误的,这些人在感情上可能接受不了。我将电话内容如实向申老作了汇报,申老听后几乎是暴跳起来,吼道:“告诉他们,谁反对为钟平反昭雪就撤谁的职!”我将申老的话如实传达给了某处长,他的口气立即软了下来。第三天,钟亮益从住地镇宁县给我打来电话说:“感谢党、谢谢申省长为我平反昭雪,使我重见了天日,厅党委书记、厅长、副厅长和处长们都来了,为我送来了平反昭雪的文件和慰问金,对我作了诚恳的道歉,对我很关心、我感谢他们。”听得出来,电话那头钟亮益哽咽着激动得哭了,他妻子也哭了。

    我将情况报告了申老,申老听后,躺在病床上流下了两行欣慰的热泪,我用纸巾为他拭去泪水。他为钟亮益得以平反,深深地呼出了一口闷气,然后感慨万千地说:“党的阳光终于温暖了一颗冰冷的心,告诉他一定要好好生活下去。”申老为了落实党的政策,为了钟亮益平反昭雪,倾注了满腔热情,如果没有申老的坚决果敢,钟亮益冤案不知何时澄清,此情此景,我情不自禁地为钟亮益流下了两行欣慰的热泪。

    申老离世已经17年,但其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时常与我魂牵梦萦。他在人民面前是勤劳的公仆,在邪恶面前是勇敢的战士,在党的面前是可靠的忠臣,在群众面前是优秀的领导干部。他是领导,更是良师,他是长辈,更是益友。他有博大的胸襟、出众的才干和爱民如父母般的情怀,他是我终身学习的楷模。

    当年,我求学若渴,考取了财校,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喜出望外,申老得知后,对行长吕贤林同志说:“叫小马到我身边来吧,别去读书了,我一个大学校长难道带不出他一个大学生吗?”我带着没能上学的遗憾来了,但到他身边我却学到了在大学里学不到的东西。我不负他的希望,终于通过勤学苦钻拿到了大学本科文凭,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多篇有价值的经济、科研论文。我还通过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宇宙大统一探索”一部学术专著,被贵阳科普作家协会审定为:“达到国内天文学研究先进水平,是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好书。”书中质疑了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用理论物理学合理解释了原子、黑洞、地月系、太阳系、银河系、河外星系和总星系七级天体运动问题。从唯物的角度解释了宇宙和生命的起源,引起了国内、国际哲学、天文学、天体动力学以及生命科学界的反响。申老在九泉之下如有知悉,学生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一定为学生的有成而自豪。

    你的秘书、学生

    2008年9月9日于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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