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风亮节 永垂不朽
好记性
申场长在山京农场期间，当时贵州农学院、贵阳农校、安顺师范学校等院校，每年都要用大约一个月时间，联系到农场劳动实习，让学生们走出课堂，投身到生产第一线，开阔视野，增添知识，实际参加劳动锻炼。
学生中间对申云浦这个名字，早有耳闻，有的来自家长，有的是授课老师曾经听过申部长的报告，如何的精彩感人。青年学生思想最为活跃，一到场稍事安顿好就三五成群，巴不得早点见识见识这申场长。
一天中午，正经过晒坝的申老，被几个学生发现，就一窝蜂跑上前围着他问长问短，申老也问问他（她）们学的什么专业、来场劳动习不习惯、叫什么名字等等，初次见面谈得都很融洽欢快。
第二天下午，劳动回来的师生们，正在食堂门口排队打饭。申场长也来到食堂和排队的师生们打招呼，还特别提到时昨天见面的王某某、张某某……来了没有，只听见队伍中间这边在喊“到”，那边尖着嗓子的女同学也喊“到”，一连串四、五个学生名字，被明白无误地点了出来，队伍一下子乐了，被点到名字的学生更是大呼小叫，神了！申场长竞有那么好的记性！
每个月5号，各生产队队长都要集中到场部汇报上个月的各项生产进度，并研究布置下个月生产。一个队汇报完了接着下一个队，各项统计数字听多了，就感觉枯燥无味。只要本队汇报完了，对其他队的汇报，实在是听不进多少。参加会的人不时望望申场长，只见他面前放张纸，一支笔，偶尔划上两笔似乎也漫不经心，多半时间是拿着大茶缸喝口水，再摸摸他光溜溜的膝盖，又摸他的茶缸。都暗暗好笑。笑他不讲卫生，他也对大家笑笑，满不在乎。
有一回五个生产队都汇报完了，冷不丁地申场长发话，三队报的种苞谷数字肯定有错。队长忙翻看他的统计表重新一算，果真少报了28亩。真了不得，自此以后凡参加开会的人，都得多长个心眼儿，不敢怠慢。
我们当面问过申老，咋有那么好的记性？他承认有点天分，更强调的是长期的革命工作，下意识锻炼出来的。尤其是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激烈的革命地下斗争，容不得揣个本子记这记那，即使能记也怕失密，只有装在脑子里最保险。他举了个例子。1942年夏天，有一回上级党组织通知，某日，天一黑就到县城外某处坟地集中，接受上级指示。各方代表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四周一片漆黑；静听上级口授指示。怕暴露目标，传达两遍就马上分散，各回驻地。连夜又往回跑几十里地，马上召集驻地的同志传达上级指示，必须是只字不漏。否则地下组织被暴露，或是关系到同志们的安全，都是革命活动成与败的攸关大事，记性不好那还了得。这类事情经历多了，自然而然也就长了记性。
脚垫
每回劳动或上工地检查生产回屋，申老洗完脸接着就是兑点热水泡阵子脚，再把两只脚反复揉呀捏呀总要弄上一阵子。有一回我正遇上了，挺在行的告诉他“脚底板长鸡眼贴鸡眼膏最好”。他不言语，把脚伸给我看，只见两只脚板心长着两大块黄黄的硬茧子，他告诉我这叫脚垫，鸡眼膏不管用，热水泡泡，揉一揉好受些。平时走路踩在硬东西上顶得疼。他老爱穿一双布鞋，为的是减轻脚疼。几乎每个月他都要下各生产队检查工作，最远的一个队离场部二十里地，就凭两只脚板来回走，都是石子路，他从不吭一声。
说来话长，抗日战争初期，他还很年轻，党组织安排他跑交通。北方炎夏，骄阳似火，那泥沙地晒得非烫，进入寒冬腊月，北风呼号，千里冰封。战争年代，斗争形势瞬息万变，上级有指示得迅速传达，得知命令雷打不动，就要争分抢秒，不分昼夜寒暑，由跑交通的人传递上级指示，这就是当时的通讯联络。来回跑的途中，有时口渴难挨，得选准个人家户讨口水喝，肚子饿得不行时，也顾不得那些，蹲进路边红薯地，三刨两爪地刨上一两个红薯，边啃边赶路。遇上过路人，还得十分小心机警，变着花样对付。来回几十里地，那里顾得上脚底板啊！
漫长的斗争年代，转战南北，条件是那么的艰苦，缺吃少穿，两只脚板总是不停地支撑着这位山东大汉，时间一长落下了厚厚的脚垫毛病，不时的疼痛伴随着他。
申老和张姨
1955年9月，圆满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学习，回场的当天中午，刚走进门就碰见占英场长和另一位老同志谈笑风生地走下楼来。一见面一，王场长很高兴并对我说：“这位是新来的申场长。”上前握手，申老好像碰见的是老熟人，拍着我的肩膀说：“走，一道吃饭去。”
申老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身材魁梧，黑黑的脸膛，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嘴唇厚厚的特别富有个性，一身皱巴巴的布中山装，脚穿一双布鞋。1958年申老返回省城工作，断断续续与申老接触30余年，在我的印象中他的外表就从此定格。即是他被彻底平反，当上了副省长最后任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仍是原先的模样，相差无几。
我与申老一家人或多或少都有过接触。姥姥在世时，当她老人家知道我干的是果树工作，到家为了不让我拘谨，老人家拉我坐在她身边，听她绘声绘色地介绍北方鸭梨，形容得让你淌口水。
家里好像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女娃儿不能涂脂抹粉，不能烫发。儿女们也确实个个朴实大方，勤勤恳恳，靠各自的勤奋，努力拼搏，奔赴各自的前程，颇有业绩。从没有表露过趾高气扬那种做派，这与父母教育、良好家风是分不开的。申老一家在贵阳搬过三次家，除了房子是政府安排的，屋里边陈设到现在为止，既有20世纪50年代的桌椅板凳，也有现时的沙发电视，感觉是七拼八凑。最醒目的是墙上挂的书画，多是文艺界朋友或故交装裱送来的，除房子宽些，从没有觉得这就是省高层老领导的家。
有一回和申老站在他屋里面闲聊，他对着进屋的过道说：“老伴回来了，你看她那模样，像不像个在街上捡垃圾的老太婆？”一身再普通不过的蓝布衣裳，个子瘦小，齐耳灰白的短发，手上提个买菜的布口袋。刚一进屋，申老一下子扶着张姨的肩膀，就地转子一圈，弄得她怪不好意思地嗔怪他，脱身进了厨房。申老回过头又说：“你张姨年轻时漂亮着哩！小家碧玉，还是文工团的小八路。”
张姨随和，那份简朴，简直叫人难以置信。她在贵州工作几十年还未去过黄果树。1982年一天，申老特地陪她去黄果树看大瀑布。车到安顺，同时约我和姜文霞一道前往。坐上车我才发现，张姨手上捧的是一个已经洗不掉带有茶渍裂纹的杯子，杯盖还是不配套的。明明知道生活条件已大为改善，但她从小加入革命队伍，长期的艰苦生活环境，一针一线都十分金贵，能有今天恬淡、安静生活就十分的满足，要她图个享受，反而还格格不入。返回安顺时，我特地找了一个保温杯给她，跟着加上一番解释：“坐长途车要喝水、你那杯子装不了水，车上要溢出来，换个好用些。”这才同意。和她单独吃过不止一次饭，一贯清淡，惯有的北方面糊涂，小米粥，几块饼、咸菜、黄瓜、白菜之类的。
申老、张姨这对革命老夫妻，同甘苦共患难，经历烽火连天长期颠沛流离岁月。临近全国解放，申老按邓小平指示，率领一批革命老同志又从上饶转战到贵州。新中国成立，家庭才得以团聚安定，日子刚一好转，就在1955年“左”的风暴如雷击顶，落在申老头上，从此遭受长达24年的冤案。张姨跟着备受牵连，被撤销厂党委书记职务。
1956年，王占英场长调回省城工作，留下申老挑起领导全场工作的担子。
场内唯一一座二层的宿舍办公楼，楼上除了会议室、办公室、保管贮藏室，剩下的作单身干部宿舍。有好长一段时间，一到晚上，住在楼下劳动一天的工人们早早入睡。楼上静悄悄，黑洞洞地，就只有申老和我，他住南头一小间房既是卧室，也是他的办公室、书房。从贵阳来场时，除了带来一套简单的行李，最多的是满满两架书。白天要工作，晚上多数时间都用来研读马列著作。他曾经说过：“我以前还难得有这么好的读书条件。”知道他晚上要看书，一般都不会去打搅他。
黝黑的大楼，深夜最南头那间小屋，煤油灯下，申老还在孜孜以求地沉浸在探求真理的思想海洋中。这盏小小的灯光，映衬在空旷、静谧的黑山大坝里边，显得特别明亮。他还有个习惯，夜深入睡之前，拿着手电筒下楼，查看工人宿舍，帮熟睡的工人掖好被子。
9月中旬，一天晚上上楼，我只见南头小会议室的门半开着，窗外透过来的微弱月光下，在玻璃门后面，只见一个端坐的身影，定睛细看，明明是申老嘛！轻轻地走过去，见到的是窗子下边，桌子上摆有四碟小菜，申老面对窗外，面前有一付筷子一个酒杯，左边有张椅子，桌子上也有一双筷子一个小酒杯。见此情景，我顿时默然，申老也不言语，一反常态。马上意识到自己的稚嫩，不知如何是好，非常尴尬地站在一旁。片刻之后，记得只说了一句：“夜深了，申场长你要早点休息。”仍未见言语。为了不打搅他此时的思绪，只好悄悄退出，回到自己房间，耳听着动静，当晚终于失眠了。
几十年的接触中除了申老豁达，开朗，风趣，幽默，平易近人。当晚的情景，头一回使我窥见申老侠骨柔情的一面。他承受如此高压，顾不上妻儿。日日夜夜还要操劳农场的生产发展，以他的智慧和个人魅力，团结全体职工奋战荒原。人非草木，是夜正是旧历八月十五日。
谨借张莹同志发自肺腑念想之情，铭刻在申老墓碑上的诗句，代申老回赠给张莹同志。
连理同心五十春，几经风雨敬如宾，老妻犹记烽烟事，千里山川梦里人。
忘年交
1958年8月，申老终于得到要他回省城的通知。职工们都为他高兴，场长的冤案，也该有结果了。临别时照了一张合影留念。当申场长真的离开了山京，职工们可增了一门心事，好长时间都念叨着与申场长朝夕相处的好时光。
他到省城不是官复原职，潭水深难见底，还早着哩！安排他筹建省电缆厂、任矿山机械厂厂长、任机械厅厅长，颠来倒去没完没了。
直到1979年4月，长达24年的冤案才得到彻底平反。1980年被正式选为贵州省副省长，重新担任省领导职务。论年龄、资历、水平、地位无论哪一条在申老面前都是小小的小字辈，小不
点，他也一向叫我小吕。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挂黑牌、游大街，关牛棚，老革命再遭劫难。当时我在安顺果木场也被揪出来狠斗，直到“四人帮”垮台以后，1977年去贵阳看望申老，并向他诉苦，斗我其中一条是“反动技术权威”申老大声笑说：“小吕不错嘛，还是技术权威哩！”他的机智幽默，马上又道出了一首苦恼人的笑。
1980年我已在安顺新筹建的园林站工作，这个站离虹山招待所不远。申老除了任副省长职位，还身兼多职。他每次来安顺，先把车停在站门口，由褚秘书到家来找我，他站在车旁边等着。知道申老来了，我马上出屋迎上去见面，我说：“你老跑了这么远路，先到招待所休息，打声招呼我会来看你的。”他说：“我要先来报个到嘛！”后来换了马秘书依然如此，这就是申老。
有一回来安顺，甚至交代秘书和驾驶员先去招待所。他一个人就进了我那又窄又乱的家，当时屋里连个像样的凳子都没有，他自己拉个小凳子就坐了下来，拉家常话。站在一边的姜文霞（吕的爱人）慌了手脚，知道近中午要安排吃的。那年月安顺待客时兴吃米粉，以刘胡兰饭店的最好，只是远了些。怕耽误，文霞一路小跑买回了米粉，按安顺常规做法，给申老盛了一大碗，只知道少放辣子面，其他该放的佐料都放了，还满以为过得去。殊不知隔了多久以后，他说：“最不喜欢吃的就是米粉，牙不好，油炸花生米又难嚼，小吕你记得吗？在你屋里那碗米粉我吃了多长时间？”又是笑话一场。心想，你老人家丢下招待所好吃的不吃，要来俺家同甘苦又有什么法儿。申老就是这么可亲可敬又可爱，你能不想念他吗！
申老对待群众的关心爱护，绝对是发自内心，至诚至真。人家眼睛往上看，他总是往下看，他心胸开阔，海纳百川。‘
1989年他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我去看望他时他正坐在椅子上，还高兴地告诉我这靠椅是带按摩的。他病床边的桌上摞了一摞各式各样的信封，我好奇地翻了翻，多是外地外县的地址，我问他咋回事，他说：“来信的人讲，受到不公正待遇或无法解决的困难，要我帮助解决。我得分别情况签上意见，转有关部门据实处理，再按来信人地址回复。”我说：“你都病成这样，这么多问题要交代、要回复，怎么受得了啊！”他说：“人家总是有困难，才来找，不作个交代怎么行呀！人家又不知道我住院。”地道菩萨心肠，父母官。
1990年秋，申老病情进一步加重，因为去省医看望他的人络绎不绝，怕影响他休息，要特许才准入。我不知道情况，告知护士后在过道等了一阵子，一位贴身看护的年青战士叫我进去，只见单人病房内，窗子关着，还拉拢了窗帘，说是怕风。申老躺在病床上盖着厚厚的被子，走近床前，他伸出手来摸着我的手，很是亲切，很小声地说了声：“小吕你来了。”我一下子心酸得不行，想象不到坚强乐观的申老，被病疼（不仅是病疼）折磨到这种地步，我贴近他耳朵说了声：“安安心心多保重。”再也呆不下去了，也不能多待。殊不知这一次，竟是和申老最后一次最揪心的见面。
大智大勇
1956年春夏之交，首任场长王占英，调离山京，留下申老主政。把原机耕队长王敬贤同志提为副场长，协助申场长工作。
转瞬进入1957年，全国掀起了轰动一时的反“右”运动。山京农场场党委，经过慎重研究作了相应部署。生产、反“右”两不误，绝大部分职工、照常投入农场生产建设；按需要，在有限范围内开展反“右”。
山京农场当时是省内最大的大型国营机耕农场，除本身要发挥农场优势，为农业生产起先进示范作用，同时要担负培养、输送农业战线上的各类人才。建场前期，吸纳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类人员。有毕业于有关的大专院校的学生（贫苦家庭出身所占比例极少）；有不少曾在旧社会各种部门供过职，军界、政界都有。外面打“右”派的消息动向，不时传入场内，尤其知识分子里边，按各自的情况，不免忧心忡忡。因为都知道，一旦被戴上“右”派帽子，从此就被划入另类，即地、富、反、坏、右之列，弄不好会妻离子散，祸及全家老小。全看场党委一班人，申场长如何动作。
经过数月调查、学习、交代、批判、教育认识，结果终于揭晓，全场无一人定为“右”派分子；
按当时的政治气候，贵州头号大农场，上千号职工，揪出十个八个“右”派分子，是正常不过的事，对上面也好交代。如此冷清、声消火熄地就结束了这场运动，岂不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非但如此，1957年底由省和安顺县把四、五十名“右”派分子，遣送来场负责管教劳动改造。这批人一到场，就全部被安排在场部宿舍办公楼的楼下住宿，编排在我任技术员的二队（果树队）劳动。按当时生产生活条件，能住在场部大楼，算是最好的。况且隔层楼板，申场长就住在楼上，同一个大门进出，朝夕能见。申老呀！申老，此时此刻你是被定为犯了大错误，被贬到场里来的，你现时还是一场之长，老革命、老共产党员（来场时已被撤销了党内一切职务）你不主张发动群众大揪特揪“右”派分子，对明明是“右”派的一帮人，又如此善待，你难道不怕罪加一等吗？事隔多年的文化大革命，我在地区果木场被揪斗，其中一条“罪状”就是批我同情“右”派与“右”派为伍的嘛！可见当时“右”派是非打不可，还要划清界限，是含糊不得的。
事后才了解到，当时有申云浦在场的场党委，对待这场运动作了认真分析，作了详细部署。总的原则是：对待个人的历史问题逐个分析，不要求清白；对过去的历史问题，要如实向党交代清楚，接受批判、接受教育、提高认识、划清界限；对家庭出身不好的重在表现。只要不是触犯了刑事法律、做了错事的，通过教育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坚持治病救人的方针，执行的是教育群众，相信群众，最终还是依靠群众的政治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致力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中国共产党能领导全国人民推翻旧政权，同样有能力教育群众，引导群众，洗涤污泥浊水，改造自己，从而改造客观世界。
山京农场在场党委领导下，在一名老党员——申云浦自始至终地参与下，对待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是如此独出一格地从开始到结束。
经过1957年反“右”运动的洗礼，全场职工政治觉悟，思想认识得到了新的提高。尤其是知识分子中间，收效更为突出，丢掉了包袱，轻装前进，投身于党的事业。近三分之一的同志被培养加入了共产党。甚至调离山京农场以后，多数同志都成为各部门的骨干或担负了领导职务。这与在山京农场期间，所受的教育和熏陶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是受益终身。
是真理就要经得起历史检验。二十多年以后，原来各地曾被打成“右”派的分子，又纷纷被摘帽平反。这一反一正，于国、于民带来的是一场难以挽回的灾难。
而这样灾难，到了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历史的悲剧一再重演。执行什么样政治路线，得出什么样结果？是非曲直难道不应该认真总结吗？
申云浦仅在山京农场的作为，尤其是面对大风大浪、大是大非面前。他无私无畏，沉着冷静，高瞻远瞩，捍卫真理，尽显英雄本色。他无愧于党、于国、于民。他是真正学懂了什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为安顺这片土地留下了最为光彩的一页。
他的谢世是党和贵州人民的重大损失。
他长眠于安顺，面对他“风范长存”的墓碑，致以深深的敬礼！申老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