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说，撰写纪念申云浦伯伯的文章，我这个作晚辈的够不上格。只是我与他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忘年之交。故献上这篇心语的倾诉……
1991年5月13日，我在厦门接到申伯伯逝世的电报，如晴天霹雳，止不住泪如泉涌。幸好，我赶上了在安顺山京农场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啊，久违了，山京海子，久违了，十二毛坡的黄土地……
我学龄前的一段时光，是在安顺山京农场度过的。爸妈和申伯伯，还有众多的农业战线的老兵，在这里建起了我省第一个机械化农场。
那时，我常伴伯伯一同在海子边散步，手里拿着说不清名堂的野花野果，大自然朴素的美常把我们引进弯弯的羊肠小路，硕大的刺梨和盛开的荷花让我们忘却一切。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伯伯把我抱进了成熟的西瓜地。“大头（我小时脑袋很大），看中了啦？”我得意地走到一只绿得发黑的大瓜前，勇敢地朝它踢了一脚。“好，就是它！”伯伯蹲下身来，照瓜就是一拳，瓜裂成了几块，“嗬，还是沙瓤的哩，给，啃吧！”伯伯递给我一块。我俩吃得用瓜洗脸，互相指着大笑不止。我心里佩服的是，伯伯的拳头真厉害！
我哪里知道，此时此刻的申伯伯，心灵深处正负重着常人所无法接受的巨大打击!
1932年入党的老革命，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一夜之间被贬为一个农场的副场长。
我手边有一份刊于《人民日报》上的讣告，对伯伯的“盖棺定论”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襟怀坦白，爱憎分明，坚持原则，刚正不阿，一身正气。他光明磊落，顾全大局，公道正派，敢于直言……”。对于伯伯这位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来说，当时总免不了“落花相与恨，到地一无声”或是“常恐秋风早，飘零君不知”的感慨与哀怨。但在农场的几年，外人却一点也看不出他是一位失意的高级干部，在全场职工和周围寨民的眼里，申副场长是一位关心人民疾苦，深人群众搞调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热情极高的山东老革命！
那时，家父是场长、书记。当时给他的任务是“帮助云浦同志改正错误”。对这样一位老领导，家父很尊重他的意见，大会小会上常常说：“申场长，您看这样行吗？”申老完全把自己置于副手位置，说：“你场长说了算！书记说了算，我双手拥护！”互相的尊重与理解，使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文革”中，申伯伯又被“革命派”们戴上了新的政治“帽子”，叠加了信手拈来的罪名。
我家姥姥，是一位在山东老区常常把八路军地下党藏在家中的老人，她弄不清“老申”到底多大的官，最多只听说是场长。可是，老区人民和老区地下党的感情，使他们之间的信赖与真诚，掺不进时尚的“政治佐料”，“老申，你这些年去哪了，媳妇和孩子们都好吧？”“大娘，都好，怪想您呢，有酒么，炒碟子花生米，俺不走了！”说完就动手翻箱开柜：“占英把好酒都藏哪去了？”姥姥就会给他出主意，一准能如愿。不管家中有人无人，他这顿便饭吃完，起身就走：“大娘，我走了，忙着哩！”姥姥哪里知道，他正忙着这里那里接受批斗。此时我的父母也都是“走资派”，住牛棚干校，五兄妹中只有小五伴着姥姥。
1975年，我在军营里突然接到申伯伯的一封来信，他告诉我，爸爸已经“解放”，马上安排工作，“这是全家的幸福”。我纳闷，伯伯为何没提到他自己呢？第二年我解甲归来，伯伯听说，前来祝贺，在师大平房的那间不满十二平方米的客厅兼卧室，他那双仍然闪动智慧之光的明亮眼睛，长长地注视着我。伯伯感叹道：“大头，长大了，下过乡，当过兵，下一步打算干啥？”可我却觉得，这位二十年前的省委书记的遭遇，时时刺痛着我的心。
他长长地吸了一口烟，把烟蒂摁灭于烟缸，又长长地呼出那口已经稀释了的烟雾，又说：“孩子，你大了，懂点事了！有些人不是为革命来的，是来捞官的，还搞封建官场那一套，嘴上说什么‘老战友’，‘革命同志’，屁！只为自己，只为了头上的乌纱，可以不要人格，昧着良心说假话干坏事！”
在这一瞬间，一种赤裸的纯真，从他锃亮的前额和诚实的微笑中溢出，坚冰也会被融化。
他把我当成大人，谈论着大人的人生感悟，我立刻感到自己真正长大了，离开那块香气四溢的西瓜地似乎已有几个世纪之遥。
这一夜的长谈，让我看到了一位活生生的老共产党员的襟怀，被整被冤而不怨：“被母亲打两下谁会记仇呢？”他笑着问我。
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那四只害虫被“噼扑”一声杀灭了。中国晴了天。伯伯复职当了副省长。
1982年夏，我和几位朋友创作的电视连续剧《铜鼓》，在修改时对剧中涉及的政治分寸把握上有不同看法，我们便一同去请教申伯伯，这位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区党委的宣传部长。
在他家的客厅里，老人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早年刘少奇同志关于宣传工作的一次讲话，他鼓励我们坚持下去，贴近生活，提高艺术修养，定会出好作品。最后他还“声明”：“我这是和年轻人交个朋友，严格说来这是宣传部的事，我是‘不务正业’啦！”然后是爽朗的笑声。
剧本拍成并为中央电视台播出后不久，接到伯伯的电话，要对我的剧提出批评。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态按响了伯伯家的门铃，笑声，仍然是豪迈的笑声。“哪里是批评哟，夸还夸不过来哩……告诉你，伯伯要写一篇评论，拿到省报去发……”
一老一少，就这样谈到深夜，一壶水喝光了，我们就用个小电热杯烧水，继续我们剧本之外的长谈，谈政治，谈人生，也谈各种美与丑…．．
上“台”后，申伯伯抓紧时间要把逝去的二十多年抢回来。他实实在在为贵州办了几件事，他仍和过去一样直率。
“我学不会躲躲藏藏。有啥说啥，只要为了工作，各抒己见，说错了也没关系，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他如数家珍地把他收集的民间谚语和笑话讲给我听。爷儿俩笑得前仰后合，把茶水洒在地上。
他努力地工作着。毕竟年纪不饶人。终于，他的哮喘病逐渐演变成了肺气肿。这期间，我最关心的是他必须戒烟。
“孩子，听说你爸爸戒掉烟了？”病床上的伯伯问，“我不相信你连这点毅力也没有。”我说。
终于有一天，伯伯让妹妹捎话给我，“伯伯已经战胜了香烟，戒烟已进入第十七天……”
申伯伯的最后两年是在医院度过的。
一次我去医院看他，他想起了自己曾答应送我一幅中堂的许诺，“你知道我打算给你写哪几个字？‘后生可畏’！”他为自己想起的这几个字实实在在得意了一阵。
一次，他刚从医院回到家小住，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吃共产党的奶长大的孩子，就不该忘本！没有这个党，新中国就完了。”又轻声说：“提意见也不能乱来。”
伯伯匆匆而去，豪爽的笑声戛然而止，然余音袅袅，给后人留下了多少美好的回忆：那万人大会上的谈笑风生。那凭着一只火柴盒上的几个字就是一次精彩的演讲，那“人无完人”的格言，那把天大的不幸一笑而成一种调侃的气度，那老一代知识分子老一代革命者的形象……伯伯，您常感慨李贺绝句中的“不见年年辽水上，文章何处哭秋风”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您应该自豪才是，因为没有谁能像您那样坚强而潇洒。
《贵州日报》1992年10月11日星期日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