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今天•明天
汽车奔驰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宽敞笔直的柏油路一眼望不到头，车速已经驶到一百码了。车窗外一排排高大的白杨树在眼前飞逝而过，真使人眼花缭乱。他，坐在前排座位上，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车窗外的一切。是在辨认当年走过的小道，还是在寻找老房东熟悉的身影，抑或是眺望牺牲战友安息的地方？这黑色的土地，青翠的田垄，还有那一个个繁茂的村镇和一幢幢低矮的土屋，多么熟悉啊！从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家乡山东聊城参加地下党，组织起鲁西第一个党总支部起，便为传播革命理论，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掀起抗日热潮奔走在这片土地上，为参加开辟鲁西抗日根据地积极工作。半个世纪过去了，他由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变成了饱经风雨的古稀老人。今天又回到这片挥洒过血汗的土地，往事不住涌上心头。他是那样地兴奋激动，胸中掀起了阵阵波澜，好像又回到了那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
激昂慷慨话梁山
车过东平湖，便像飞一样向梁山逼近。
梁山，这个水浒英雄聚义的地方，它的魅力，早已使我们神往。我们坐在车上，你一言，我一语，想象着那水波浩渺的八百里蓼儿洼，谈论农民英雄们在纵横交错的港汊之中和茫茫芦花荡里斗争的故事。
我们谈兴正浓，申老转过身来，对我们说：“水泊梁山已经面目全非了，现在是梁山犹在，水泊全无。但这里确是个英雄辈出的地方。历史上很多著名的战斗就发生在这里。1939年8月，杨勇同志带领的一一五师独立旅打了一个大胜仗，这次战斗就是在梁山脚下的独山庄进行的。”接着他给我们讲了在这次战斗后他去找杨勇同志的一段经历：
1938年冬，侵华日军大举向鲁西北推进。鲁西重镇聊城沦陷了，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壮烈殉国。中共鲁西特委机关只好从聊城转移至冠县一带，斗争形势相当严重。这时，罗荣桓同志领导的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挺进鲁西，开辟抗日根据地。杨勇同志带领的一一五师六八六团一个营首战郓城樊坝，消灭了伪军一个团，俘虏五百多人，鼓舞了鲁西人民的抗日热忱。鲁西地方党和主力部队接上关系后，互相配合，发展统一战线，开展游击战争。杨勇同志带领的部队迅速扩大为一个旅，地方政权也大大发展，不少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出现了抗日的新局面。1939年8月2日，主力部队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在梁山独山庄一举歼灭了从汶上来犯的日军三十二师团的部队，打死日军田敏江少佐官兵四百余人，俘虏24人，缴获了一门九二步兵炮和两门野炮，威震鲁西，坚定了鲁西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这次战斗成了创建鲁西抗日根据地的奠基礼。但日军遭此痛击后，便纠集日伪军五千余人，汽车、坦克百余辆，对运西地区进行报复性扫荡，叫嚷：“挖地三尺，也不能使火炮落入共产党手中。”这时，运东地区和运西地区两地委要召开联席会议。申云浦同志当时是运东地委书记。他到寿张一带去找杨勇同志接头，以便参加会议。但由于日寇的报复扫荡，主力部队不断转移，申云浦同志连续找了两天都找不到人，也弄不到饭吃。一天中午，他从小杨楼一家私塾墙外路过，只听得里面书声琅琅。他就侧身进去，见学生们正在习字。师范出身的申云浦同志酷爱书法，自幼写得一手好字。他开始给学生们写扇面。学生们拿给老师一看，只见字字珠玑，功力不凡，便来向他索字。他就信手给这位老师写了《滕王阁序》的诗文和一段《二郎庙碑文》。这位老师为了感谢他，端来了四个盘子一壶酒，还有凉面条。申云浦同志也就混得了一顿美餐。事后，申云浦同志找到了杨勇同志，参加了在梁山水泊中召开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罗荣桓同志、杨勇同志，还有鲁西区党委书记张霖之同志。参加会议的也不限于运东、运西两地委的人，实际上开成了鲁西区党委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是讨论在鲁西平原上能否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罗荣桓同志作了肯定的回答。他在报告中阐明了在这里虽然没有山林作隐蔽，但可以发动群众筑起人山，即是人的铜墙铁壁，这是任何力量也打不破的。这次会议为建立鲁西抗日根据地打下了思想基础。
申老讲到这里，我们又提到他给私塾先生写的两篇诗文。《滕王阁序诗》是千古名篇，其中有“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的诗句，是否暗嵌申老的名讳，我们不便多问。但那段《二郎庙碑文》却不知出自何典？申老见我们心生疑窦，便说：“嗯，那是篇民间流行的游戏文章，通篇废话，是用来告诫人们习文说话不要重复哕唆的，我当时也是信手写来。”接着，他把这篇文章给我们朗诵了一遍：“夫二郎者，大郎之弟，三郎之兄，老郎之子也。大郎生于其前，三郎生于其后，独二郎生于其间。庙前有树，人皆谓树在庙前，我独以为庙在树后。东楼有鼓，西楼有钟，鸣鼓咚咚，撞钟嗡嗡，咚咚嗡嗡，嗡嗡咚咚。”申老念完，同车的人都大笑了起来，不觉间，飞车进入了梁山县城。我们在招待所稍憩片刻，便驱车到聚歼日寇的独山庄作了访问，然后直奔水泊梁山。
水泊梁山距县城只有几公里，山下建有陈列馆。当我们沿着石级登上最高处的虎头峰时，只见陡峭的山峰一个连着一个，山下的湖泊早已干涸，其中村寨星罗棋布，真是沧海桑田。当年山寨的建筑都已毁尽，只留有断垣残壁。忠义堂遗址前，还有一个碗口大的石窝，相传是树立杏黄旗的旗杆窝。扼住山寨咽喉的黑风口，地势特别险要。山脊宽不过丈余，两边尽是深谷。一阵狂风吹来，我们都有些站立不稳。人们形容这里是“无风三尺浪，有风括掉头”。传说中的黑旋风李逵手持两柄板斧站在这里，便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在梁山西麓，一个三面环山，松柏苍郁的山坳里，安息着在梁山战斗中牺牲的一团团长周海斌和其他烈士们。是啊，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为了人民的生存与解放，在这里艰苦奋斗，浴血奋战。站在虎头峰上，我们的心里，禁不住涌出向曾经在这里战斗过的老一代革命者们崇敬的心潮。
郓城故知喜相逢
汽车从梁山县城南下，不到两个小时，便到了郓城县。
一路上，申老兴致特别高。这一带位于大运河西部，习惯称为运西地区。从1939年冬起，申云浦同志就在这里任地委书记，以后便到冀鲁豫边区党委任宣传部副部长。也许是这一带他特别熟悉吧，他从郓城历史上出了个农民领袖宋江，讲到1941年1月，我军教三旅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在潘溪渡设伏，击毙日寇软原少佐以下官兵160多人，毙俘伪军130余人。这是继梁山战斗后，我军在鲁西平原上全歼日军一部的又一个模范战例。申老还从当地的风俗民情讲到这里虽是山东，却受河南文化影响很深，人民群众都喜看河南豫剧。当年，党政机关和部队干部战士开娱乐晚会也都要来上一段。有的是自编自演的，大家你凑一句，我凑二句，文理不通也不要紧，只要能配上豫剧调子就行。申老还特意给我们讲了一个人人会唱，但文理不通的笑话：有一段豫剧台词说：“拉马来到潼关，不知是何地点？待我下马一看，上面写有三个大字，唉嘿——潼关”。申老笑着说：“一句台词就有三处不通，已经来到潼关，还说不知是何地点。马是拉着来的，就不存在下马的动作。说的上面写有三个大字，结果只有‘潼关’二字。”说到这里，申老补充说：“这些小噱头，虽说不能登大雅之堂，但在那艰苦的战争环境里，行军夜营来上几句，大家笑一笑，取取乐，丰富了文娱生活，也体现了同志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车到郓城后，申老带我们去拜访抗日战争时期，在郓城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樊蕊卿同志。
樊老年事已高，行动已不方便。他坐在椅子上，神态木然，似乎意识也有些模糊了。我们心里不禁也有些凄凄然。申老一见面就问：“你还认得我吧？”樊老抬起呆滞的眼睛看了看，也不说话，只是摇了摇头。申老只好自我介绍：“我叫申云浦，记起来了吧？”樊老张了张嘴：“年纪大了，时间长了，记不得了。”
岁月流逝啊11939年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来到鲁西以后，在郓城，就是这位老人和梁仞阡同志首先和东进支队杨勇带领的六八六团取得联系，然后建立起抗日民主政府，发展抗日武装，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当时，作为地委书记的申云浦同志经常和他在一起走村串寨，商讨扩大统一战线，推动抗日热潮。往事历历在目，如何打开老人记忆的闸门？申老想了想又对他说：“打鬼子那时，你唱的那段豫剧调还记得不？”说罢，连哼带念地唱了起来：“樊蕊卿坐郓城江山不稳啦，小日本兵进南门我出——北——门啦！”申老按照豫剧曲牌把后面的一句拖得长长的，显得很有韵味。当申老刚把这句唱完，只见樊老神情为之一振，呆滞的眼里闪出了敏锐的亮光，连说：“记得，记得，下面还有一句你还没有唱完哩。”接着，他也咿咿呀呀地哼了起来：“此一番出城去再打游击——！”这一唱一和，是如此的和谐默契，把两位老人的战斗情谊紧紧地又连在一起了。这几句唱词，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老人的心扉，连声说：“你不就是云浦同志吗！…‘我正是申云浦啊。”申老说罢，两人都同时笑了起来。
记忆的闸门打开了，往事像潮水般地涌了出来。他们谈起1941年1月郓城地方部队配合八路军在郓城潘溪渡设伏，将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大队全歼，创造了在鲁西平原上全歼日军的又一个模范战例。他们又讲起郓城抗日游击大队在丁里长村将日军驻济宁司令官阪田击毙，把鬼子的吉普车也打翻了。那时，在鲁西地区有个流行的说法，叫做“宋大牙的腿，申云浦的嘴”。宋大牙指的是武工队长宋励华，他善于在夜间活动，两条腿不停地跑，到处进行串联发动群众。他能在被敌人包围的村庄里，半夜钻进去把他的老母亲背出来。敌人刚了解到他还在这个村子里，一眨眼，他又到别的地方把敌人的据点给端了。说到申云浦的嘴，是说他讲话作报告鼓动性非常强，听了热乎乎的，全身都来了劲。有的同志甚至赞扬说：“申云浦把死人也说活了。”申云浦同志则说：“这是夸大其词，我没那么大的本事，事实证明死人是说不活的。不过，作为一个党的干部，走到那里，就要把党的政策宣传到那里，把干部的劲头鼓起来，把群众的斗争勇气鼓起来。这就要腿勤嘴勤，多跑路，多宣传，如果光是打哑巴仗，群众怎么能发动起来哩？”因此，在村头的大树下，在烧坑的火炉边，人们经常看到他的身影，听到他的声音。他走到那里，那里就会出现一派热烈活跃的气氛。群众喜欢接近他，更喜欢听他讲话，每听一次，都能得到鼓舞和教育。
故知喜相逢，申云浦和樊蕊卿这一对老战友，你一言我一语越谈越起劲，都有些情不自禁，好像又都变得年轻了，完全沉浸在当年与敌人战斗的友情之中。当我们走出樊老的家时，刚才他俩那一唱一和的豫剧调，仍然萦绕在我们的耳际。这戏剧性的情节，真像当年搞地下工作时一样，对上暗号，投入契机，思想感情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如今，时过境迁，在樊老的脑海里，似乎一切功名利禄都成了过眼的云烟，唯独战争年代刻下的艰苦印记永远留在脑海里。是啊，老一辈的革命者们用血与火谱写的历史，是他们的光荣与骄傲，值得珍惜和继承。他们不会忘记，我们年轻的一代更是不应忘记的。
晁八寨的思念
车到菏泽，正值牡丹盛开的时候。在这里，人们自诩：“洛阳牡丹甲天下，菏泽牡丹甲洛阳”，我们自然想去观赏一番。但申老却叫司机先把车开到城南晃八寨。偏又不凑巧，那里正在改修济菏铁路，汽车被阻在一条沟前。我们只好遥望一行行参天的白杨树下。掩映着的一个大镇子。风趣健谈的申老一下陷入了沉思，好一会才说：“那里就是晃八寨村了，当年我们就是从这里出发，一步一步跟随大军渡江南下，进入赣东北地区，而后又随军西进解放贵州的。”接着，申老给我们讲了他在西进前到南京请示邓小平同志，接受西进任务的情况。
1949年初，冀鲁豫区党委遵照党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将全区的各级党政领导班子一分为二。留一部分在原地坚持工作，另一部分共3960多名干部，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南下支队，跟随部队渡过长江，开辟和接管新解放区的工作。申云浦同志任支队副政委兼宣传部长，他和其他领导同志带领这批干部到达江西后，接管了赣东北的广大新解放区，建立起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恢复工农业生产，很快治理了战争创伤，使赣东北成了我军进军华南和西南的出发地，为夺取我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但南下支队的干部们在赣东北仅仅工作了4个月，就又接到进军贵州的命令。当时，在人们的心目中，贵州只有偏僻与荒凉，这些生长在黄河平原上的同志们听说要到贵州大山沟去时，思想背上了包袱。申云浦同志代表赣东北区党委从上饶到南京第二野战军前委去接受任务。二野政治委员邓小平亲自听了他的汇报。当他汇报到有些干部觉得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不想去贵州时，邓小平同志非常严肃地对他说：“这是过去的资产阶级学者对贵州人民的污蔑，你们为什么也就相信了。难道贵州不是中国的国土？贵州人民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需要我们去解放？”小平同志还说：“区以下的干部有这种情绪可以原谅，但要进行教育，区以上的干部不愿去贵州的，一律开除党籍。要问为什么，因为你吃的公粮多，受党的教育深，不该有这种思想。共产党员要坚决服从党的分配，党指向哪里，就要到哪里去。”小平同志态度非常坚决，语重千斤。申云浦同志在一旁细心地听着，认真地记下了这些教诲，他还感到身为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部队战略决策的指挥员的邓小平同志对手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的坚决态度，受到巨大的鼓舞和教育。当即表示说：“我们赣东北区党委坚决执行党的决定，保证带领赣东北的干部完成西进任务。”小平同志听了以后，又很关心地问：“你们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申云浦同志考虑到新解放区后，人民币一时不能通用，要求多带点“钢洋”。贵州既然雨水多，要给每个干部发件雨衣，战士要有雨伞。北方人吃不惯大米，要求多带点面粉。这些要求，小平同志都一一答复了，并批了条子，到上海去调运。
申云浦同志回到上饶以后，将三千多名干部分批集中到上饶传达，连续进行了一个星期。大家头顶烈日，冒着酷暑，在上饶的广场上屏声静气听了他传达小平同志的指示。干部们听了以后，备受鼓舞，解除了思想上的包袱，又带着党对贵州人民的关怀，带着冀鲁豫老解放区人民的情谊，肩负解放贵州的重任，整装向贵州前进了。
申老讲到这里，深情地对我们说：“我同小平同志的这次会见，是我永生难忘的。小平同志的教诲，是我们完成西进任务的保证。我们这三千多名干部到贵州后，撒遍了全省每个角落，把从省到县一直到区的党政机构建立起来，和贵州各族人民一道投入了新的斗争。如今，我们在贵州工作、生活已36年了，和贵州人民血肉相连，鱼水情深。贵州已成了我们的第二故乡。我热爱这里的人民淳朴勤劳，热爱这里的山山水水，热爱这里的一草一木。在这三十多年里，贵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们的三千多名干部很多已不在人世，有的同志是在剿匪斗争中英勇牺牲的，还未看到胜利就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申老说到这里，显得非常激动。他双手扶着随身携带的拐杖，两眼凝视着远方的晁八寨。我们看着他两鬓染霜，饱经风雨的额头上，泪花在眼里不住的滚动。敬和爱蓦然从我们心里涌出。是啊，晃八寨一赣东北一贵州，这是一条令人无限向往和无尽怀念的道路，它永远铭刻在南下干部的心中，贵州的人民也是会永远记住的。
当晚，菏泽地委的同志把我们安排在宾馆住下。席间，大家的情绪都很高，地委的同志又非常热情，我便跟着喝了几杯。素来不胜酒力的我，再加上几天来的旅途疲乏，便有些晕晕乎乎，手足失措了。我迷迷瞪瞪地摸进一间屋子便和衣躺下。谁知这是宾馆专门给申老安排的套间。待申老就寝时，见我睡得正香甜，不要秘书叫醒我，另到一间简易房间住下。第二天我醒来一看，才知躺在申老的房间里，心里有点诚惶诚恐。申老走来笑着对我说：“昨晚睡的还好吧。”我羞愧难以自容，连忙翻身起床，向申老致歉。申老却毫不在乎地说：“这有什么关系，哪里睡都一样嘛。”于细微处见精神，申老的宽容大度，正是他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之所在。
接着，我们驱车去参观牡丹。沿途人如潮涌，宽阔的公路上挤得水泄不通。据介绍，每年当牡丹盛开的这五、六天里，菏泽人民像过节一样，倾城而出，都要来争相观赏。还有从各地慕名而来的人，更是车水马龙。我们花了好长时间，从人流中挤过去，来到园圃的大门。一座高大的红漆牌坊上，是著名书法家舒同题写的“曹州牡丹园”的大匾额。走进牌坊，放眼一望，三千多亩的牡丹，一望无垠，真是花的世界，花的海洋。各色牡丹，红、黄、蓝、白、黑一应俱全。我们俯身细看，一朵朵刚绽开的牡丹，圆如球，大如盘，妩媚多姿，争奇斗艳。有的一株上竞开了一二十朵，就像用花堆砌起来的一座小山，真叫人叹为观止。各地美术院校来的学生，男男女女围坐在花堆旁，精心把这大好的景色描绘下来。这时，我们才领会“菏泽牡丹甲洛阳”的真实含义。园林工作人员却谦逊地向我们解释：“要说菏泽比洛阳好，这也太绝对了。洛阳是以品种名贵而著称，菏泽则是以规模宏大而引人，各有千秋，这才符合实际。”他说罢，赠给我们每人两株，我们喜之不禁。当年，从菏泽出发的三千多名南下干部到了贵州，犹如种子，撒遍全省，开出了革命的花朵。今天，这几株牡丹，我们也一定好好带回贵州，让它在贵州高原上放射出更加艳丽的光彩。
附记：1983年，我几次随申老到山东，参加《冀鲁豫边区党史大事记》的写作。在沿途访问中，申老给我们讲了很多他的故事。他走到哪里，就讲到哪里，生动感人，妙语连珠。我摘取了几个片段，写成了这篇随访录。他在审阅时，删掉了溢美之词，增加了很多对革命领导人及牺牲战友的怀念。申老把文章退给我时说：“这就算是我的‘外传’吧”。在他住医院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和陈青莲、聂俊同志多次去看望他，他还常讲起文章中记叙的一些故事。我们正期待着他病愈后再给我们一些指点，不料噩耗传来，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这篇些许能记载他音容笑貌的文章竟然成了永久的纪念。
申老，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