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5月13日，我们尊敬的老领导申云浦辞世四周年了。在这几年间，我们时刻怀念起在他身边工作的情景。他那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辛勤操劳的品德，密切联系群众，和干部群众水乳交融的作风以及他乐观豪放，谈吐自如的性格，不断激励着我们努力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他的音容笑貌不时在我们的眼前浮现，一桩桩往事涌上心头。
1983年春，山东、河北、河南、贵州四省协商，共同整理冀鲁豫边区党史。申云浦同志当时任中共贵州省顾委副主任，由于他是当年冀鲁豫边区领导成员之一，以后又和徐运北等同志带领3000多名冀鲁豫干部组成南下支队，随军打过长江，进军赣东北，继而又进军大西南，开辟和建设贵州，是创建冀鲁豫边区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在广大干部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因此被推选为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副组长，任务是除了要参加整个边区党史的征集、整理、编写工作外，还要直接领导贵州的征集工作。他回到贵州后，向省委作了汇报，省委非常重视，决定在省委党史办公室下，成立冀鲁豫组，编制5人，还组织了一些熟悉冀鲁豫边区党史情况的人参加实际工作。我们几个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先后到申老身边工作的。当时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又不在一个系统，有的同志还是军队干部。申老对我们说：“来帮帮我的忙吧。”我们就这样七拼八凑走到一起来了。开头没有办公地点，大家就“打游击”，开会安排工作都是在申老的办公室（省政府）。以后才租了招待所的一间房子作为办公地点。但没有多久，省财政通知不能报销租金，适值由申老创办的省老年大学修建竣工，申老是老年大学的校长，专门为他留有一间校长室。这时申老已病卧医院，就叫我们搬到他的“校长室”办公，直到今日。
为了发动在贵州的冀鲁豫老干部参加党史征集工作，申老呕心沥血，四处奔走宣讲鼓动。他不顾年老多病，多次往返于贵阳与济南之间，向人们讲述边区斗争史实，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深入具体的分析，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在省内，他找一些老干部商谈，在省级各厅局按原边区的地、专系统成立了五个片区组和贵州驻军系统小组，又通过省委党史办在全省各地、州建立了冀鲁豫党史组，使党史征集工作很快在全省打开了局面。以后，他每年还要主持召开一次全省性的工作会议，使征集工作步步深入。在开展征集工作中，申云浦同志那种认真负责，深入细致的作风真使人敬佩。有～次召开贵阳地区老干部会，传达济南党史工作会议精神，有五十名老干部参加，大多又都是原厅局以上的干部，不巧申老生病了。大家提出听他的报告录音就行了，申老却说：“这么多的老干部都来了，我怎能不见。”他便带病给大家传达，上、下午连续讲了6个小时，老干部们都认真做了记录，不时还报以热烈的掌声。1988年夏，河北省人大主任杨泽江带领工作组，来贵州征集座谈冀鲁豫边区宣教群运史工作资料时，申老一直亲自主持与陪同。经过这样紧张的劳累，申老病倒了，很长时间才恢复过来。有一次在省军区招待所召开全省征集工作会议，我们几个工作人员负责筹办，但第二天会议就要召开了，还缺少管理财务账目的人，我们都有些着急。当天下午申老来检查会议落实情况，我们汇报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缺一名会计。他听后说：“这事交给我，你们把各自的分工办好就行。”说罢，他立即乘车到省委办公厅要来了一名会计。这虽说不是什么大事，但却给我们具体办事的人解决了难题，也使我们感到在申老领导下工作，心情很舒畅，办事也顺利得多。在编写《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大事记》一书时，领导小组分工他撰写抗日战争前党的活动部分。他就口授由我们录音整理成稿。在到济南去审稿时，他坐了三天的火车，就在车上改了三天，到北京后就找贵州办事处连夜打印，按时到济南参加审稿。他白天开会，晚上又按照审稿会的意见连夜修改。他一边改，我们一边抄，整整一个通宵，第二天一早就把稿本交到了审稿会上。负责会务的同志都感到惊奇，称赞申老雷厉风行的作风。那时，申老已年近古稀，我们比他年轻得多，身体也比他好，但他那饱满的革命热情和废寝忘食的工作态度都是我们自愧不如的。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冀鲁豫党史征集工作已硕果累累，除《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大事记》、《冀鲁豫边区革命史》等，由领导小组领导编写，在济南、河北、河南先后出版外，在贵州还编印了《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已出19集和《南进支队》、《从冀鲁豫到贵州一南下西进支队专辑》、《铁骑战歌》、《冀鲁豫交通邮政史》（两辑）、《中共湖西地区党史文稿》、《冀鲁豫日报史》、《华北财校史》、《运西专辑》、《妇运专辑》，还有冀鲁豫文艺丛书十三本。这些史书，大都是由申老分类出题，设置纲目，重大稿件由他审定，有的丛书他还要通审后写出序言。他对冀鲁豫边区史料全面熟悉，记忆力特好。为了修改《大事记》，他曾冒着酷暑，在济南住了两个多月，逐字逐句修改。为了搞好征集工作，他曾说：“一息尚存，此志不懈。”这数百万字的珍贵史书无处不倾注了申老的心血。
申云浦同志是党的一位高级干部，身居要职，却没有一点官架子，他那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是有口皆碑的。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发表以后，申云浦同志躺在病床上认真学习，并写出了题为“庄严的决定，伟大的号召”上万字的体会文章，这是他最后的遗作，倾吐了他心里装着群众，事事为群众着想，处处为群众办事的心声。他说：“人民群众是主人公，而我们党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我们只能依靠群众办群众的事业，而不能高高在上当官僚主义老爷，向群众发号施令；也不能把自己摆在群众之外当第三者，隔岸观火，说三道四，评头论足，作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者；也不能把自己摆在群众之后，盲目崇拜群众的自发行动，对群众的事业放任自流，这是一种尾巴主义。那么，怎样才是正确的位置呢？我们的干部应该深入群众之中，并站在群众队伍的最前列，把群众看不到的事情帮助他们去发现；当群众不能下决心的时候帮助他们下决心，带领他们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这是申云浦同志几十年革命实践的深刻体会。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多次随他到冀鲁豫老根据地去访问，他走到那里，首先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到烈士陵园看望烈士墓碑，走访烈士家属。我们来到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的范县，这里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是个穷困的地区。但在抗日战争中，这里却是冀鲁豫根据地的中心区，冀鲁豫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经常驻在这里。我们随申老来到樱桃园、颜村铺等村庄，申老一进村就去找当年的老房东。当他看到房东还住在低矮狭窄的土屋里，四壁黑洞洞的，屋内还是一口灶和一些破烂家具时，他握着老房东的手哭了。回到县里，他在大会上当着县里的领导同志们大声疾呼：“老区人民当年不顾生死，倾尽全力支援革命，送子送夫参军，才有今天的新中国，但他们的生活还是这样艰苦，温饱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心中有愧啊！但他们一点怨言也没有，还说比战争年代好多了。老区人民是这样的纯朴，我们只有努力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才对得起他们。”我们来到李桥，这里是1947年7月30日刘邓大军执行战略反攻任务，强渡黄河的一个重要渡口。申老坐在黄河岸边，和船工们拉扯家常，了解船工们当年摆渡几十万大军过河的情景，并和大家在渡河纪念碑前合影留念。他望着滔滔河水向东流去，无限感慨地说：“这是我军战略反攻的第一步，从此以后，我军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但迈出这第一步，老区人民付出了多少血和汗啊！”
申老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广交朋友。
他交友不论职务高低、尊卑贵贱有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同生死的战友，有处于逆境时相互关心，相濡以沫，共过患难的同事，有解放初期情趣相投的一些文化名人和戏曲界的老艺人，直至澡堂里的修脚擦背工人师傅他也无所不交，接触面之广可谓三教九流七十二行。在他的办公室和家里的会客厅，往往宾客如云，高朋满座。他病重住院时，来探望他的人络绎不绝，不到半年的时间，在探视签名簿上签到的竞达1500多人。从外地来贵阳开会或出差的老同志总要到病榻前探视问候，有不少老战友亲切的呼唤他：“二哥”。申老是个很重感情的人，省机械厅一位领导同志（原在矿山机械厂工作）多次来到他家或医院看望他，这是申云浦同志身处逆境时结下的友谊，真是情同手足。我们还多次看到一位衣着简朴的人常常掉眼泪坐在他的病床边，一打听才知是贵阳市第一浴室的修脚工小吴师傅。更使我们感动的是，他在重病期间，还时刻思念着老年大学办校事业，开学、毕业典礼他都想出席，医院多次劝阻。1990年春贵州老年大学开学时，申云浦同志坚决要去看看学员们，但他已瘫痪卧床一年多，经过医院同意，医生陪同，坐着轮椅挂着氧气瓶，我们党史组和学校的领导人推着他在老年大学的走廊上慢慢走了一圈，学员们一个个含着热泪鼓掌和招手欢迎他，他争着和学员握手。当他要返回医院在校门口见到老战友孟子明的女儿时，拉着她的手泣不成声地说了一句：“老战友已先我而去了。”大家一边安慰他一边扶他上了车。
申云浦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享有如此崇高的威望，是由于他善解人意，乐于助人，心胸宽广，慈如父兄。北京有一位老同志到贵阳来研究党史文艺时心脏病突发，住进44医院，申老及时赶到医院见病情很重，亲自请来几大医院的专家共同会诊，安排抢救，并随时了解病情和协助解决治疗中的问题，使这位老同志转危为安，这位同志在离开贵阳向申老辞行时说：“没有‘二哥’的帮助，我这命就留在贵阳了。”又有一次，我们随他到老区访问，来到鲁西南首府菏泽。晚间，地委设宴招待他。随行的一个工作人员原本不胜酒力，在地委的同志热情相劝下喝了两杯就醉了。他晕晕乎乎摸到一个房间便和衣躺下，谁知这是招待所唯一的一个套间，是安排给申老休息的，等申老来休息时，见他睡得正香，就另到一处简易房间休息，秘书前去叫醒这位同志，被申老劝阻了。第二天这个同志醒来，才知误入申老卧室，连忙翻身起床，向申老致歉。申老却毫不在乎地说：“这有什么关系，哪里睡都一样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申老的宽容大度由此可见一斑。乐观豪放，幽默风趣是申云浦同志突出的性格特点。申老的后半生多是在逆境中度过的，他曾被错误处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降低若干级工资，下放到山京农场，矿山机械厂、机械厅、贵州工学院等单位劳动工作，“文革”中被关进牛棚，到“五七干校”劳动，但他襟怀坦白，始终乐观自信。在山京农场，他和农场工人同吃同住，打成一片，认真学习农业技术和管理知识。在电缆厂筹备处，他风尘仆仆，到处抓设备，搞材料，潜心钻研熔铜、压板、拉丝、摇线等操作技能，对人对事，满腔热忱，从未流露过含冤受屈的情绪。“文革”时他受到冲击，也曾感到困惑和迷惘，但仍风流倜傥，依然故我。有一次，他的女儿从北京民族学院毕业分回贵阳，当时他还关在“牛棚”里，造反派破例准他两小时的假回家见面。家人们见他身穿一件破旧中山装，身后挂一个竹编斗笠，像一个打了烂仗的人，心里都有些凄凉难过。可他谈笑风生，向家人们讲他在“牛棚”里过年三十时，把煤油当成酱油倒进饺子盆里，害得大伙吃不成，饿着肚子过了除夕夜。他还讲每次批斗回来，有的人气得不想吃饭，他照样拿起馒头大口大口地啃。他讲着讲着，不知不觉两个小时的假就到了，一家人送他出门，他从挎包里拿出“走资派”的黑牌子往脖子上一挂，朝家人挥了挥手，便昂首挺胸走在大街上。申老还给我们讲过他智斗造反派的一个小插曲。他们几个人住的“牛棚”门很低，进出常碰着头，他们自己动手把门加高，申老又特意写了一副对联贴上：“我们也有两只手，从此进门不低头。”横批“来去自由”。这副对联语意双关，造反派见了很是恼火，又批斗他一次，责问他为何不低头？申云浦巧妙回答说：“我是说的进门不低头。”造反派无可奈何，也只好把他放了。
申云浦同志博学多才，涉猎面宽，造诣很深，古籍经典、民俗俚语在他的讲话中经常被引用，诙谐生动，引得人们哄堂大笑。听他讲话作报告，不仅思想上得到启发提高，还能得到很大的精神享受。有时在火车上或在宾馆里，见到外国友人，他还能用三十年代在聊城师范读书时学的几句蹩脚英语打个招呼，引得外国友人和我们都笑了起来，在我们办公室里，凡是申老到来，除了给我们交代工作外，他还海阔天空地和我们侃一阵子，谈史论道，他那乐观豪爽的精神大大感染了我们，办公室里顿时生机盎然，使我们这个小小的集体显得格外和睦温馨。四年过去了，想起申老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精神财富，我们仿佛又回到了他的身边。
（原载《贵州日报》1995年5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