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前，我们在他长达4000余字的生平简介中，感受到了一位在贵州省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辉煌耀眼的光环，感受到了一位积淀着深厚的春蚕意识的呕心沥血、不知疲倦的英魂：公元1991年5月13日零时15分，“我省优秀的领导干部、原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第一届政协主席、副省长、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申云浦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贵阳不幸逝世，终年75岁。”我们还看到了他早年投身革命和他为党、为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的事迹。申云浦同志于1916年3月出生在山东省阳谷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1932年在山东聊城师范求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冀鲁豫边区，即后来的平原省创造了不少神话般的抗日斗争故事，以及解放战争、建国后的更多有趣的故事。正如他的战友所说：申云浦同志近60年革命生涯，有顺境，有坎坷，但都闪放着异彩。顺境中，他平易近人，宽厚待人，勤于思考，善于学习，忘我工作，呕心沥血；逆境中，也就是在他蒙冤受屈的24个年头里，他仍然是那样谈笑风生，积极乐观，一如既往。他的战友们和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深切地怀念着他，说他无论什么时候都“像一团火”，更“像一棵松”，还“像一部书”；他的战友们钦佩地赞扬他见多识广，过目不忘，有冀鲁豫边区“四大才子”之称。他作报告，做演说时，广征博引，出口成章，妙语连珠，饶有兴味。听者不仅获得启示，而且更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他的为人，犹如一股让人惬意的春风，不仅温馨，而且可亲可敬。
也许是他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卓越风范和突出贡献，让人们轻看了他在文化艺术界的重大影响和创新精神。这里姑且不说他在担任冀鲁豫边区党委宣传部长时，组织解放区文联创办文艺刊物《平原半月刊》的事迹，也不说他在抗日战争中组织文艺宣传队，组织创作剧本、诗歌、小说的事迹。仅就他1949年作为西进领导班子成员进入贵州后，在文化艺术界的卓越领导和影响力，就让我们钦敬不已，长久怀念。
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12月初，申云浦作为西进大队副政委，到达贵阳，任文教接管部部长。他一到任，便马不停蹄地筹办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开播和《新黔日报》的创刊。1950年1月30日，在他直接领导下，成立了贵州省文联筹备会。这一天，是全省文艺界人士举行解放后的首次盛会。文学、教育、音乐、美术、戏剧等各界代表及来宾200多人到会，申云浦作为省委宣传部长以及省文联主席，在会上宣讲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强调了新文艺工作的性质，即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为群众服务；同时还指出了新文艺创作发展的方向。会上，蹇先艾和邢立斌被推选为副主席。文联成立以后，他又组织作家们立即着手开办两个刊物，一个是《贵州文艺》，一个是《贵州画报》。通过这两个刊物，团结新老文艺工作者，发展新文艺、新美术的创作。接着他又组织成立了美协、音协、剧协等筹备工作，开办美展、歌咏等文化活动。当时，文艺工作者十分活跃，大张旗鼓地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特别是从冀鲁豫来的邢立斌、劳郭等同志，会同我省文艺界的蹇先艾、宋吟可、王渔父、桂百铸、方小石、王树艺、宋宗和、肖家驹、郭可诹等，大抓组织建设和文艺创作，先后成立了话剧队、歌舞队，组织演员们下厂、下乡，改编新戏、演新戏。从1950年7月起，先后在各地演出了《九件衣》、《血泪仇》、《白毛女》和新编历史剧《闯王进京》、《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等，同时还结合时事需要，演出了相当多的活报剧和现代剧。当时，看戏的人很多，几乎场场满座。1950年《新黔日报》登载过一篇散文《我们为什么要唱歌》，作者章枚写道：“中国人民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受着地主官僚买办阶级的残杀与迫害，气闷在肚里，急需要吐出来，喊出来。我们要求自由，要求民主，要求民族解放。为了实现这些，我们要喊出打倒蒋介石，建设新中国！”申云浦看到这篇文章后，指出这篇散文说出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共同认识，这是开展大量宣传工作以后的必然结果。在那段时间里，申云浦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宣传鼓动才能，经常在各种集会上作理论、时事、政策报告，鼓励知识分子，拿起笔来，大胆创作。申云浦经过战争的洗礼，深深认识到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他总是以平易近人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他主动接近各种职业的人，并以他博学多才、善于言谈的特长，很快赢得了新老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敬佩。在他周围，迅速集结起一批作家、书法家、演员和教授、学者。他主动关心他们的生活，支持他们的创作、研究和教学，千方百计为他们排忧解难，与他们交朋友。在那段时间里，申云浦经常到剧团观看演出，同编导、演员、琴师们亲切交谈。他能拉会唱，对各种演唱技巧都能说得头头是道。他还亲自指导各剧团提高创作水平和演出水平。当时的《新黔日报》是省委的机关报，作为宣传部长，尽管事务繁多，但他仍然坚持每期报纸大样都亲自审阅修改，签字付印。报纸大样一般是晚上排好打出，什么时候送，申云浦就什么时候看，有时候深夜一两点钟送来，尽管睡得正香，他总是马上起床审阅。天天如此，相当辛苦。可申云浦从未叫过一声苦和累。不仅如此，相反，他还抽时间深入报社，同报人们商谈报道问题，审阅某些重要稿件，许多报社编辑、记者的名字他都能够叫得出来。由于申云浦的正确领导和善于引导，文艺团体相继建立起来，并积极开展各种创作、演出、展示活动。与此同时，全省的新闻、文化、教育事业，也在他的具体深入指导下，很快恢复并发展起来，使解放初期的贵州省整个宣传、文化、教育事业呈现一派蓬勃发展的生机。谈起那段时间的事，许多老同志、老文艺工作者，至今还深有感触地竖起大拇指，赞扬我们共同钦佩的“申部长”。
如果说，解放初期，申云浦作为省委宣传部长、作为贵州省第一任文联主席，为贵州省的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曾经做出过功不可没的卓越贡献的话，那么，申云浦在蒙冤24年后，于1979年3月再度出任省领导，特别是1982年退居二线以后，他更是以对党的赤胆忠心，把党和人民的事业作为自己的责任，以年迈多病之躯，费心操劳，继续发挥余热，为贵州文化事业的繁荣作出了创造性的努力，为大批离退休老干部、老职工、老知识分子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作出了永留青史的贡献。
1982年，申云浦从副省长的位置上退居二线，担任贵州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他戎马一生，现在应该是安度晚年的时候了。他已经66岁，而且重病缠身。但是，他不这样想，他的心里只有党和人民的事业。正像人们说的那样，他是春蚕，他是蜡炬，他是党的人，他的生命永远属于党和人民。
按理说，作为二线的老领导，他只需当当现任领导的参谋，也就算尽职尽责了，谁也无可厚非。然而，解放初，他曾经担任过贵州省第一任文联主席，曾经结识过许多作家、教授、学者和文艺工作者。这些人一直跟他相处得十分融洽，凡有事，谁都愿意找他谈心。特别是十年浩劫，贵州的文化事业受到极大的破坏。文艺工作者们，都热望着申老再度出面，领导大家把贵州的文化事业恢复发展起来。每次当人们为繁荣贵州文化事业而找到他，他总是认真思考，凡是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哪怕再困难，他也从不拒绝。当时，他的肺心病已十分严重，找他支持的人越来越多，他仍然是认真倾听，反复思考，想办法解决。在那段时间里，文艺界的人士找他，史学界的人士找他，老战友、老下级找他，一批批的人找他，他简直成了大忙人，比副省长任上还忙。加在他头上的社会职务也越来越多。为了弘扬国粹，繁荣贵州省的诗词事业，老同志们一致推举他为《爱晚诗社》社长，贵州省诗词学会第一任会长；书画界的同志们推举他为贵州省书画理事会第一任理事长；《红楼梦》研究的学者们推举他为贵州省红学会名誉会长；各界老年朋友们推举他为贵州省老年大学的第一任校长、董事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曾在冀鲁豫区党委担任宣传部长兼《冀鲁豫日报社》社长，这里的党史研究工作需要他去领导，大家推举他为党史工作组文艺创作领导小组组长；贵州省的文史资料急需抢救整理，史学界的学者们推举他为贵州省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长……如此众多的头衔，他一个也没有推辞，因为这些都是党急需要做的工作，也都是对党和人民有利的工作，他再苦再累，也是不能推掉的。因为十年浩劫，“四人帮”一伙已经把贵州省的文化艺术界弄得凄风苦雨，萧条冷落。这些部门受害最深。当时的贵州文化艺术界，可说是百废待兴，而申老自然不会坐视不管。这些部门都是要钱的部门。没有钱，恢复不起来；没有钱，更发展不起来。他必须在这样的时候，再帮这些文化艺术界的朋友，把贵州的文化艺术部门很快恢复发展起来。为繁荣贵州的文化艺术事业，他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也要凭着自己这把老骨头，为其奔走呼号，为其游说，争取到必要的开办经费。于是，他拄着拐杖，到各有关部门去；有时病得实在无法走动了，他就一次一次地打电话，直到解决问题为止。我们知道，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了发动群众，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演说的机会，在长期的实践中，他练就了很强的说服力，他讲话作报告，鼓动性非常强，听了热乎乎的，全身都会来劲。有同志赞扬他“把死人也说活了。”战争年代，他就是这样把干部的劲头鼓起来，把群众的斗争勇气鼓起来。而今是和平年代，是百废待兴的年代，他觉得自己有责任解决这些知识分子的问题，让他们的才华得到施展，为社会主义文化繁荣作出贡献。在当前情况下，他还有必要发挥余热，以自己的特长，为党的事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哪怕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罪，他也心甘情愿。
第一批来找他的是贵州省级机关和贵阳市的一伙热爱古诗词的战友和朋友。为了让中华诗词得以发扬光大，他们决心在离休以后，用诗词创作为武器，发挥余热。这样的事情，申老能不支持吗！何况他也是古诗词的爱好者，战争年代，他做报告，常常引用古诗词来阐述问题，发动群众；现在，战友们要拿起笔来创作中华诗词。战友们请他再度领军挂帅，担任《爱晚诗社》的第一任社长。毫无疑问，他满口答应，并到有关部门游说。开办费很快批下来了，办公地点也很快落实了。接着便在金桥饭店召开了成立大会。在成立大会上和以后指导创作的谈话中，他多次指出：“我们伟大的祖国素有诗国之称。中华民族优秀的诗词，历史悠久，流传极广，影响深远，载誉全球。继承和发展这一人民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学艺术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他又说：“我国的旧体诗词，是一种独特的诗歌艺术……无论古人今人，都有不少名作，使人读之其味无穷，感染力之大，可以令人慷慨悲歌，忘其所以。但并不排斥新体诗歌，其中也同样有很好的作品。两者并行不悖，百花齐放，共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申老这些看法，一直成为指导贵州诗词创作的信条。1987年，中华诗词学会成立不久，贵州省诗词学会亦即成立，到会代表一致推举申云浦同志为第一任会长。在他的指导下，《贵州诗词》很快诞生，而且在推广新声新韵方面，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头。四年后，申老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开创的贵州诗词事业，却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会员由最初的5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1500多人；数十本诗词集，书写着贵州诗词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紧接着上门来找他的是文史界的专家和《红楼梦》巨著的研究学者。申云浦同样没有拒绝，相反，老朋友相见，分外亲热。他耐心地听取他们的申述。贵州的历史文化，内含丰富，是到了抢救整理的时候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开创是不能割离历史的。历史的东西，整理出来，完全可以为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服务。但最棘手的问题，仍然是个经费问题。没有钱，仍然办不成事。申老想，经济贸易的事，领导们一挥笔就是上百万，上千万的经费，但是，这文化建设，就几万，几十万，却总是难得批下来。他长期从事文化宣传工作，文化事业花钱少，收效大，影响深远。“康乾盛世”曾组织大批学者整理出版古籍文献，如《康熙字典》、《四库全书》，千古流传，虽花费不多，但影响深远。康熙、乾隆保存我国传统文化，的确替后代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历史借鉴不能忘啊。想到这里，申老奋笔疾书，一口气写满三张纸。写完，他忧心忡忡，觉得这样长久下去，贵州的文化事业怎能发展起来啊！口头上人们都承认文化是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一但当起真来，又是一手软，一手硬，把精神食粮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上，如此看问题，贵州经济也会放慢速度而落后于全国的。想到这些，申老再也坐不住了。他再次拄起拐杖，去找有关领导游说，申述理由。让人们不得不按他的想法去做。于是，经费又很快落实下来。1984年，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成立，会上，申云浦被推举为贵州省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长。在他的指导下，贵州的学者们先后对殷周时期的鬼方，春秋时期的觯舸，战国秦汉时期的夜郎，以及以后的贵州历史文化进行整理，并由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贵州历史文献丛书》，包括《贵州历代诗选》、《贵州历代诗选》续集，《黔诗纪略》等数十部著作。与此同时，《红楼梦》研究也走上正轨，申云浦则被“红学”界学者们推举为贵州省红学会名誉会长。
申云浦同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主要在冀鲁豫边区工作，曾担任过地委书记，宣传部长，报社社长等职务。冀鲁豫地区包括三个省的结合部，即山东的鲁西，河南的豫北，河北的直南等部分，人口1300万，80多个县。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战争年代，这里一直是个完整的战略区，即平原省，1952年平原省撤销后，三个地区分别划归三省。写党史时，这里成了空档。1983年根据中央指示编写冀鲁豫边区党史的精神，由散在各地的原冀鲁豫边区的一些领导同志组成了中共冀鲁豫区党史工作组，1984年承德会上又成立了文艺组，申云浦被推举为组长。他和战友们一道，作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亲历目睹的见证人，决心用文学的形式，真实地写出这段历史。申云浦在会上确定了一个大原则：文艺手法尽可多种多样，但必须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即大的历史事件要真实，要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为了做好这项工作，申云浦在会上从四个方面概述了冀鲁豫的战斗历程，即该地区所处的战略地位，该地区对敌斗争的形势，该地区的历史沿革，该地区的大事纪要。他的发言脉络清晰，头头是道，使到会人员深受启发。文艺组成立后，立刻制定了规划，落实了创作任务，并随时解决创作中遇到的问题。头三年，便出版了文艺丛书四本，并有三部电视连续剧开始筹拍。创作中遇到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提高作品质量，一是如何筹措必要的经费。为了提高作品质量，申云浦鼓励创作人员勤奋刻苦，边学习，边修改，逐步完善。而经费问题，他虽重病在身，但仍拄着拐杖来往于贵阳、北京、济南之间，找上级、找企业，为拍电视剧筹措资金。工夫不负有心人，申云浦亲自主持的贵州冀鲁豫党史组党史征集工作硕果累累，共组织编写了《冀鲁豫党史资料选集》20多集，同时还编写了《南进支队》、《从冀鲁豫到贵州——南下西进支队专辑》、《铁骑战歌》、《冀鲁豫交通邮政史》、《冀鲁豫日报史》、《华北财校史》、《妇运专辑》等。他牵头成立的冀鲁豫边区党史文艺组，也编辑出版了文艺丛书13本。1984年冬天，申老跟贵州省军区原副政委薛光一块到山东座谈编写冀鲁豫边区党史时，听说山东创办了全国第一所老年大学，他不顾辛苦疲劳，亲自到山东老年大学参观学习，深受启发。他回到贵州后，立刻约薛光、省社科联副主席冯迪民，贵州省文化局原副局长严朴商讨、起草《关于建立贵州老年大学的请示报告》，很快引起了省委的重视，迅速通知申老到省委开会。时任省委书记的池必卿同志说：“同意建立贵州老年大学，这是一件好事，要人给人，要钱给钱。申老，您办好老年大学，功德无量！”时任省长的王朝文当场表态：“贵州老年大学暂按普通高校一个系的规模作计划，人员编制暂定15人，创办经费暂拨100万元，如不够，以后陆续增加。”1985年1月，中共贵州省委、省政府正式下文批准建立贵州老年大学，申云浦出任校长兼党委书记，后又成立贵州省老年董事会，申老出任董事长。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建立一所老年大学谈何容易！申老在年迈力衰体弱的情况下，日夜反复思考，考虑成熟以后，就召开会议，研究布置建校工作，确定教学方针、招生计划、教学内容以及专业设置。他反复强调，要根据老年人的特点，教学必须坚持“少而精，寓教于乐”的原则，要知识性、实用性、趣味性相结合。1985年正式开学，一下便收了学员200人，全部为离休干部。保健为公共课，专业课有书法、绘画、摄影、园艺花卉、文学诗词、体育音乐等。申老为办老年大学，真可谓呕心沥血，积劳成疾，以致重病缠身，后来，他在医院躺着，还召开会议，研究布置工作。他不辞劳苦地工作，常常令身边人员深受感动。
如今，建校22周年的贵州老年大学，高楼林立，教学工作有序进行，学员达3000多人，已结业学员10000多人，5个教学部，24个专业，93个教学班。有不少学员的文学、诗词、书法、绘画、摄影作品和体育、音乐、舞蹈等，多次在全国全省获奖。在贵州老年大学协调和指导下，全省各市（地、州）和县（区）以及农村乡镇、城市街道社区、厂矿企业等，大都建起了老年大学。据统计，全省已有老年大学465所，学员4.4万人。今天，当我们看到全省老年教育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时，我们好像又看到了申老那拖着重病的躯体，一次次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如果没有申老的呕心沥血，何来今天的无数老年人的欢乐和幸福啊!
2008年1月20日青云山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