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云浦同志逝世已经15年了，但是人们仍然忘不了他，特别是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更是满怀激情的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他的怀念。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有非同一般的魅力。
申云浦同志是冀鲁豫边区公认的“才子”之一，为同志们所赞赏。1949年3月冀鲁豫南下干部支队誓师大会，他作为冀鲁豫区党委宣传部长、支队政治部主任作动员报告；1949年8月这支干部队伍由赣东北进军贵州，又是他作动员报告，他那激奋人心而又铿锵爽朗的语言，已经过去50多年了，好像言犹在耳。但我较多地接触他，还是在1949年到贵州以后。他先后任贵州省委宣传部长和省委副书记，一直领导宣传口，指导《贵州日报》（前身为《新黔日报》）的宣传报道工作。
申云浦同志喜欢戏曲，常去中华北路的贵阳市评剧团看戏（此时《贵州日报》社址在大十字附近），每逢去评剧团看戏，他都会先到报社坐一坐。到了报社，就同编辑记者们有说有笑，交谈甚欢，直到现在有的老编辑还忘不了那时的情景。申云浦同志一个突出特点，是关心人，爱护同志。他没有官架子，眼中没有尊贵高下之分。对在他身边工作的人，他信任、体贴、宽容，从未见他苛责部下，哪怕有人做错了事，他也是点到为止。所以在他身边，可以做到畅所欲言，放心工作。他是领导，是兄长，也是朋友。但他又不是无原则的迁就、护短，不是那种“老好先生”，在原则问题上他是非分明，严肃对待，从不含含糊糊。申云浦同志关心人、爱护人不是局限于他身边的小圈子。他善于联系群众，除在机关联系机引永远的怀念
关于部群众，进工厂联系职工群众，下农村联系农民群众，去学校联系教师、学生外，他还广泛结交各方面的人士，其中包括同他打过交道的教授、专家、作家、演员，给他看过病的医生和护士，开车的司机，为他理过发的师傅，直到为他擦过背、修过脚的澡堂工人。他平等待人、随和幽默的性格，给他们留下很好的印象。尤其要提到的是，1955年他被错误处理下放农场任副场长，他同场里职工和周围农村的群众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们都很感激这位从省里下放的申场长，至今念念不忘。
申云浦同志从一线退下来后，创办了多项老年事业，包括创建老年大学、成立书法、诗词学会等。参与主持冀鲁豫边区党史编写工作是他的重点之一。在这项工作中，他对我们贵州省冀鲁豫党史组的工作人员，信任，放手，支持，耐心指导，自不必说；为了解除我的后顾之忧，他还对我在文史馆的工作给予很大支持。我当时还未离休，尚在主持文史馆的日常工作，申云浦同志除在经费方面给予支持外，还亲自参加文史馆内外的一些重要活动，甚至还出席文史馆春节茶话会，同馆员们一道演唱京戏。
我作为贵州省冀鲁豫党史组的成员和设在山东济南的冀鲁豫边区党史编委会委员、《冀鲁豫边区革命史》主编，随时向他汇报工作情况，听取指示，并多次随他外出参加相关会议。频繁的接触，使我对他的人品和作风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感受。
申云浦同志像一团火。他让同志们感到温暖、奋发。他在工作上热情澎湃，精力充沛。进入老年，他的肺心病已经很严重，哮喘时轻时重，行走困难，却从未间断繁忙的工作。在济南、郑州、北京等地召开过多次冀鲁豫党史工作会议，他从未缺席，每次都第一个作系统发言。而且赴会所经各地，他都不放过宣传搞好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的机会，有时在临时召开的老同志会议上作长篇报告。在参与主持冀鲁豫党史工作的同时，还由他牵头成立了冀鲁豫边区党史文艺组，将战争年代冀鲁豫边区涌现的文艺作品结集出版，并组织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创作反映战争年代英雄业绩的新作品。为了拍摄反映刘少奇通过地下交通线由华中新四军总部穿越冀鲁豫边区回到延安的历史事件的电视剧，他不顾冀鲁豫大地炎夏的酷热，于北京第五次冀鲁豫党史工作会议结束之后，前往聊城、濮阳、新乡等地筹措经费，因劳累过度，返回贵阳后即卧病住院。身体还未恢复，他又确定召开贵州各地州市冀鲁豫老同志代表座谈会，传达北京会议精神。他见到各地来的老同志非常高兴，传达报告从上午到下午整整讲了6个小时，到会同志很受鼓舞，可是申老却累坏了，会后又住进医院。即使住进医院，他也没有一刻忘记冀鲁豫党史工作，经常让我们向他汇报情况，他仔细倾听并提出意见。直到临终前夕，他还同李庭桂同志商讨贵州省冀鲁豫党史组组成人员的调整充实方案，以适应《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出版后冀鲁豫党史工作任务的变化。
申云浦同志像一棵松。他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白色恐怖时期，经受过生与死的考验；他在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中，经历过枪林弹雨的洗礼，意志坚定，无所畏惧。他为人光明磊落，刚正不阿。工作大胆泼辣，敢为人先。有话直说，不看眼色行事。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廉洁奉公，两袖清风。建国后受到错误处理，先后下放农场、工厂、学校，听到不少冷言恶语，但他从未怨天尤人，垂头丧气，萎靡不振。他仍然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意志，放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发热，热情工作，敢于负责，多有建树。而且他那乐观诙谐的性格，一如往常。他是狂风吹不倒，冬雪压不垮。
申云浦同志又像一部书。他见多识广，记忆力特强。从马列名著，到社会各科知识，他多有涉猎，而且过目能记；从乡风民俗到街谈巷议，他耳闻不忘；加之他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将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所见所闻巧妙地联结起来，在作报告、做演说时，广征博引，口若悬河，出口成章，妙语连珠，饶有兴味，听者既获得启示，又是一种精神享受，很受欢迎。
大概就是因为他有这样一些难得的品质，加上他在同志间的春风效应，大家感到他可亲可敬，所以久久忘不了他，久久怀念他。
（原载：《贵州日报》2006年8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