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省优秀的领导干部申云浦同志，于1991年5月13日零时15分在贵阳逝世，至今已经一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不时激起我们对他的深切怀念。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申云浦同志近60年的革命生涯，有顺境，有坎坷。顺境中显示出他卓越的领导才干，特别是他作为宣传工作领导者的才华；逆境中表现了他坚强不屈乐观豪放的革命品格和对党的事业始终如一的革命信念。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都始终与群众打成一片，与人民息息相通。申云浦同志聪慧过人，又善于学习，在几十年的革命实践中表现出多方面的才能，为党的事业作出过多方面的贡献。申云浦同志的一生，是散放着异彩的一生。
申云浦于1916年3月18日出生在山东省阳谷县安乐镇一个贫农兼小商贩的家庭。7岁入小学，13岁毕业。因家庭贫困无力升学，于14岁考入每月有一元官费的阳谷县立师范讲习所，第二年8月，讲习所未毕业，他又考进聊城省立第三师范。
省立第三师范是鲁西北地区党组织的策源地之一。早在1925年大革命前，聊城省立第三师范和省立第二中学就有一批学生党员，先后赴广州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这批学生党员陆续返回鲁西北家乡，发展党的组织，组织农民协会，举行武装暴动。10月，组成中共东昌（聊城）县委。1928年1月，东昌县委争取阳谷县绿林武装，同一部分农协会员联合起来，一举占领了勾结地方豪绅、压迫剥削群众的坡里教堂。县委发布文告，揭露军阀的黑暗统治，提出开放民权。民主选举县政府的主张，并将教堂储存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这次暴动虽在军阀调集的军警和民团残酷镇压下失败了，党组织也遭受破坏，但扩大了我党在鲁西北地区的影响。
鲁西北地区早期党组织领导的革命斗争，给年轻的申云浦以很大的影响，而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以及党组织发动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三省的宣传运动，更给申云浦思想上极大的震动，所以，申云浦在考入省立三师后，即参加了学校党支部领导的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的运动，并参加讲演会，辩论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谬论。1932年10月，经谢鑫鹤、孙芳茜介绍，申云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他更加积极地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开始了新的里程。
1933年秋，因叛徒出卖，山东省党组织连续遭受大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学校党组织与上级失掉了联系。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申云浦同学校的其他党员并未停止活动，他们仍然以各种形式进行革命斗争。1933年寒假，申云浦因共产党嫌疑被学校开除。此后他先后在阳谷县私立崇实小学、博平县还驾店小学、清平县乡农学校、寿张县竹口小学任教或任校长，以此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恢复发展党组织。1935年春节期间，赵健民、徐运北等在堂邑县徐运北家成立中共鲁西北特委，申云浦被推选为特委宣传部长。在这期间，他经历多次危险，忍受不少艰难困苦，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威武不屈的革命精神。
1937年“七七事变”后，鲁西北地区国民党军队和政府机关仓皇撤退，只有山东省第六区（聊城）专员范筑先坚持守土抗战。当时，一些兵痞到处招兵拉队伍，自称司令，名为抗日，实则扰民自肥，一时“司令如牛毛，土匪遍地是”，社会秩序极度混乱，人民群众惶惶不可终日。在此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申云浦同鲁西北地区其他共产党员一起，挺身而出，站在抗日救国的第一线，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武装，联合范筑先共同抗战，开创鲁西北抗日根据地。他在家乡阳谷建立了游击营及特务大队，接着建立县委，申云浦任县委书记。1938年9月，他调任鲁西北特委任宣传部长。
1938年11月15日，聊城沦陷，范筑先守城殉职，中共鲁西北特委独立支撑鲁西北地区的抗战局面，与破坏合作抗战的国民党地方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年冬，特委机关搬至范县，申云浦改任民运部长，公开的职务是鲁西北抗日联合救国会主任兼农会主席。
1939年3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率师部直属队和第三四三旅第六八六团（杨勇任团长兼政治委员）等近5000人，由晋西进入鲁西地区，连续取得了消灭郓城伪军刘玉胜部、茌平县琉璃寺胜利突围和歼敌1300余人的肥城县陆房战斗等几次较大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鲁西北地区抗日军民的士气。地方党组织乘势发动群众，协助部队扩大队伍，建立地方武装，并建立群众抗日救国组织，开展破路、改造地形，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这时（1939年5月），申云浦被派往聊阳一带建立运东地委，任地委书记，在运东组建了第四游击大队和建立阳谷县抗日民主政权。1939年8月2日，第一一五师特务营、骑兵连、独立旅第一团第三营等部，在陈光、罗荣桓指挥下，于梁山西南独山庄一带，将汶上县城出犯的日军的第三十二师团步兵、炮兵各一部和伪军共400余人全歼，毙敌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以下300余人，俘日军24人，创造了在敌我兵力相等，我装备低劣的情况下，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模范战例，受到八路军总部的表扬。这年11月，申云浦调运西（梁山一带）任地委书记，配合八路军部队创建运西抗日根据地，直至1941年夏。在这个阶段，申云浦在中共鲁西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多方面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1941年夏，申云浦调任中共鲁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1945年8月以后任宣传部长，兼任《冀鲁豫日报》社社长。这期间，他还代理过鲁西北地委书记、泰运地委和聊城地委书记，任过中共中央平原分局（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合并时期）党校期间，他是第一队党支部成员。他亲自领导和参加根据地的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和解放战争期间的土地改革运动，领导和参加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地区党的领导者的才能。他在区党委的宣传部长任内，除参加对全区工作的集体领导之外，主要领导边区的宣传文化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以至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宣传文化工作是很活跃的，有报纸、刊物、有书店、有剧团、宣传队，有经常的大会演讲和驻村的宣传工作。执行这些宣传任务的，有一支颇有战斗力的生龙活虎般的宣传工作队伍。这支宣传队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揭露敌人的罪行和反动本质，宣传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实行民主民生改革，发展生产，建设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培养这支队伍完成上述两个历史时期的宣传文化工作任务方面，申云浦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显示出他领导宣传工作的卓越才干他天资聪慧，思维敏捷，逻辑严密，概括力强，能写善讲。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可以过目成诵、过耳不忘。他的博学多才，众口称道，从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从历史掌故到各行各业的行规术语；从国际国内形势到笔墨纸砚、戏曲演唱技巧等，讲起来头头是道，出口成章；加上他有很高的逻辑、概括能力和幽默诙谐的说话技巧，所以作起报告来广征博引、纵横开阖，滔滔如江河流水，朗朗如串珠脱落，洋洋万言，一呵而就，条理清晰、结构严谨、谐趣横生，不时惹人发笑，或动人泪下。如果将原话照录下来，不用修改，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因此，他被誉为冀鲁豫边区的一位才子。申云浦的这种素质和专长，使他能够很好地带领边区的宣传文化队伍，出色地完成党所赋予的宣传文化战线的任务。
1949年1月10日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连同此前结束的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根据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冀鲁豫区从区党委、军区到地、县、区，将干部一分为二，一半留冀鲁豫区，一半外调，支援将要解放的江南新区。外调干部配齐6个地区、30个县委、210个区的干部班子，合计3960人。外调干部组成南下干部支队，由冀鲁豫军区参谋长傅家选任司令员，区党委副书记徐运北任政治委员，区党委秘书长万里任参谋长，区党委宣传部长申云浦任政治部主任。1949年3月底，干部支队整装南下。出发前，申云浦在誓师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动员报告。全支队的干部，满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革命激情，踏上征途。在行军途中，申云浦同大家一样，风餐露宿，跋山涉水，有时是在瓢泼大雨下沿着泥泞的小路行走，不仅不觉苦累，而且经常笑声朗朗，不时用逗人发笑的故事，使同行的同志忘记疲劳。5月初，南下干部支队随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到达赣东北地区，组成赣东北区党委，申云浦作为区党委宣传部长，重点领导了文教接管工作，创办了区党委机关报《赣东北日报》和赣东北新华书店，在宣传党的政策法令，揭穿敌人谣言、安定人心、动员群众完成各项任务方面，作出了很好的成绩。他特别重视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工作。区党委在上饶成立了赣东北革命干部学校，由申云浦兼任校长。学校招收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经过学习，补充到干部队伍中来，其中一部分后来又随西进干部支队进军大西南，成为接管和建设贵州的有生力量。在他们中间，申云浦结交了不少新朋友，到贵州后，这些新朋友一直保持着同他的交往。
1949年9月，冀鲁豫南下干部又组成西进干部支队，随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进军贵州。申云浦任西进干部支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行前，区党委派他前去南京向第二野战军司令部领受西进贵州的光荣任务。回来后，又由他代表区党委向全体西进干部作传达动员报告。当时正值暑天，他不顾天气炎热，一个地委一个地委地传达、动员，一讲就是一天，连续传达了一个星期。同志们深受感动，为了解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贵州人民，大家精神振奋地挺进贵州。
四
在西进途中，组成了贵州省委及各地、县委的班子。兵团负责人分别担任省委正职，地方干部担任副职。申云浦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政治部主任王辉球任部长。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立即成立了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申云浦任文教接管部部长，顺利地完成了省市文教机关单位的接管工作。接着王辉球外调，申云浦任省委宣传部部长，兼任贵州省人民政府文教厅长，他出色地领导了恢复和发展宣传、文化、教育事业的工作。除报纸、广播、书店、印刷厂相继创办或重建扩充外，文艺团体也陆续建立起来，演出团体进行了调整和初步改革，学校教育迅速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并开始了部分教学改革。整个宣传、文化、教育战线呈现一派生机。宣传文化工作对全省的经济恢复工作和清匪、土改、抗美援朝等各项政治任务的完成，起了重大的动员推动作用。值得特别一提的是面对新区人民迫切需要了解党的方针，政策的情况，他发挥自己善于演讲的特长，经常在各种集会上作理论、时事、政策报告，很受听众欢迎。由于申云浦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以及他具有平易近人、善于联系群众的良好作风，再加上他博学多才，同什么职业的人都能谈得投机，所以他很快赢得了新老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敬佩。他联系团结了很多教授、作家、书画家演员，关心他们的生活，支持他们的工作，为他们排忧解难，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申部长”变成了同志们的昵称，一直到后来他担任了省委副书记，很多人还是这样称呼他。
有两个单位是申云浦经常去的，一个是《贵州日报》社，一个是剧团。50年代初期，《贵州日报》延续了战争年代区党委审阅签发报纸大样的制度，每期报纸大样都送省委负责人审阅签字才能付印。省委委托申云浦看报纸大样。报纸大样一般是晚上排印清样，什么时候送审，他就什么时候看，有时深夜一两点，他睡得正酣，报纸大样来了，他便马上坐起审阅。天天如此，相当辛苦。申云浦也时常到报社，或商谈报道问题，或审阅某些重要稿件，有时是特来看望同志们，与大家聊聊天。申云浦对报社工作的领导是深入、具体的，同报社工作人员的联系是很密切的。因此，许多编辑、记者的名字，他都叫得出来。申云浦也经常去剧团观看演出，同编导、演员、琴师交谈。他对戏剧很懂行，能拉会唱，对各种行当的演唱技巧也都说得条条是道，连专业戏剧工作者也不能不赞叹他是内行。正由于有这样的特殊条件，他比较得力地指导了解放初期贵阳各剧团的戏剧改革，上演了不少有较高水平的新编历史剧和现代剧。至今回忆起来，人们还称道不已。从1952年底起，他担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和贵州省人民政协第一任主席。这时，他仍然关心宣传文教工作，经常听取这方面的工作汇报，而且继续保持与知识界的密切联系，经常找他们中的一些人交谈。除此之外，他以主要精力协助省委书记，领导全省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他见事快，处理问题果断，工作雷厉风行，而且重视抓典型，运用重点突破带动一般。他实事求是，注意了解下情，敢于说真话，也能倾听不同意见，因而能及时发觉工作上的偏差予以纠正。他的这些优良品格和作风，在这一段领导工作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他为贵州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是，不幸得很，1955年8月他受到错误的处理，离开了省的领导岗位。
五
申云浦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起初下放到国营山京农场任副场长。他虽然是蒙冤受屈，在政治上受到打击，却从未表现出垂头丧气的情绪，而是一如往常，积极、乐观豪放、谈笑风生。他下到基层，就决心在基层好好搞点事业。他对农业园艺、家畜家禽饲养等业务，都注意学习。他在农场工作3年，学会了多方面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知识，诸如农作物的育秧、栽培，包括烤烟的育秧、栽培、采摘、烘烤、分级扎把，以及整地施肥、防治病虫害等。他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一起生活。有时，晚上还起床查铺，看工人们是否盖好被子。农忙时，农场雇用临时工，准备烟茶招待，晚上还为他们送行。有一次，有个农民偷了农场的红薯，他不但没有打骂，反叫工人挖了一挑红薯送给那个农民。工人们思想不通，说没有见到他这样的场长如此处理问题。申云浦说：“送红薯给他，他就再也不好意思来偷了。”还有个偷猪崽的，申云浦也叫他抱走了一个猪崽。凡是农场与农民争利的事，他都说服场里职工优先照顾农民。农场曾发生与附近农民争水的矛盾，他强调优先照顾农民用水，使矛盾得到了妥善解决。他嘱咐农场医务室，凡是农民来看病，要热情接待，农民有急病要求出诊，要随叫随到，风雨无阻，不能推辞延误。这类生动事例，不仅使他博得附近农民的好感，而且农民们把这看成是党给予他们的温暖，在那一带都知道农场有个申场长。1974年，他带领一个工作组去安顺双铺搞三秋生产，农民从四五十里外跑来看申场长，那两个偷红薯、偷猪崽的农民也来了。七星桥、本庄的群众为欢迎他杀猪宰羊，下河摸鱼，请他吃饭，做了30多道菜。其中有道红辣椒炒鸡蛋，他把辣椒当作虾来吃，辣得口舌发麻，闹了笑话。
1958年8月，他被调任电缆厂筹建处主任。为了熟悉业务，他先后去上海、天津、沈阳学习了3个月，对熔铜、压板、拉丝、摇线、合线、保护等业务，样样都懂，顺利完成了筹建工作，他认为，不懂业务不可能当好领导人，要搞好事业，必须学习业务。1969年6月，他调任贵阳矿山机械厂厂长，1963年4月，调任省机械工业厅厅长。“文革”中受到冲击，1972年被“解放”，先在省委调研组任工作员，1976年调任贵州工学院院长、党委书记。他调到哪里，就同哪里的干部群众打成一片，积极负责地把那里的工作搞好，并不因职位低下而情绪消极，而且毫不勉强地在原来的下级领导下工作，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能屈能伸，能上能下，不计较个人名位得失、对党对人民的事业始终如一的高尚品质。
八
1979年1月，申云浦长达20多年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是年夏，被任命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分管文教工作。1980年被选为贵州省副省长。重新担任省的领导的职务后，他那充沛的精力，敏锐的思维，敢说敢为的作风，火热的工作情绪，不减当年，在副省长任内，他除做好分管的财贸工作外，还积极参与省的集体领导，忠实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为加速我省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做出了显著成绩。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他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进行落实各项政策特别是落实干部政策，为平反冤假错案做了许多工作。为此，他亲自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几乎是每信必复，复必亲自动手，帮助干部群众解决了不少难以解决的落实政策问题和其他实际问题。
1982年，为实现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他率先退居第二线，任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这时，他念念不忘他为自己规定的三项任务：一是做好省委的参谋；二是搞好冀鲁豫边区党史；三是办好老年大学。
申云浦同志退居二线后，仍然十分关心贵州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向省委和省政府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经省委、省政府采纳后，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同时，他还完成了省委交办的许多工作。实际上，他仍在积极地参与省的领导工作。
申云浦同志非常重视党史工作，重视总结历史经验，用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除担任贵州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外，作为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副组长，他还特别积极参与领导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从1983年起，他每年来往于贵阳、济南之间，不顾患病之躯，不辞旅途劳累，为冀鲁豫党史工作奔波，并多次提出精辟的指导性意见。他两次组织贵州的冀鲁豫老同志讨论《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大事记》稿，最后定稿时，正值酷暑，他挥汗如雨，亲自动手修改。每次参加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会议回来，他都要向省委汇报，并向贵州的冀鲁豫老同志进行认真详细的传达。为了在贵州广泛发动冀鲁豫老同志写回忆录，为撰写冀鲁豫边区党史大事记和冀鲁豫边区革命史提供丰富的资料，以他为首建立了贵州冀鲁豫党史组，共编印《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14集，并指导出版《南进支队战斗在冀鲁豫》、《交通邮政专辑》、《妇女运动史专辑》、《华北财政经济学校史专辑》。申云浦同志作为冀鲁豫党史工作组副组长，还分管宣教报刊等党史专题，并担任冀鲁豫边区党史文艺组组长，领导编印冀鲁豫解放区文艺丛书18种，指导拍摄电视连续剧《特殊的战场》和《智渡微山湖》。1988年，为了筹措拍片经费，他在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冀鲁豫党史工作会议之后，乘车到聊城、菏泽、安阳等地游说。天气炎热，旅途疲劳，回到贵阳，消瘦了许多，并且患了重病。病还未愈，他又主持省市机关冀鲁豫老同志的会议，传达冀鲁豫党史工作会议精神，对编写《冀鲁豫边区革命史》的指导思想、要点和体例，作了详尽的阐述，时间长达3个多小时。接着，又召开各地州市冀鲁豫老同志代表座谈会，传达冀鲁豫党史工作会议精神。贵州冀鲁豫党史组的同志见他身体不好，又过分劳累，建议在会上放他前次报告的录音，只需他到会同大家见见面，不再讲话。他不同意，他说：“老地委书记、老专员都来了，怎么能放录音？我要亲自讲。”老同志相聚，他异常兴奋，从上午讲到下午，报告长达6个多小时，与会同志非常感动，可他却累坏了，此后即病重卧床，再也没有离开病榻。申云浦同志长期住院，但头脑清醒，仍时时关注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我每次从山东济南回来，都向他详细汇报冀鲁豫党史工作会议的情况和《冀鲁豫边区革命史》编写进度及遇到的问题，他听后都提出中肯的意见。他把冀鲁豫党史工作，看成他晚年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他为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要贡献。
贵州老年大学是在申云浦同志倡议和亲自主持下创办的。创办之初，全国只有两三家，是一项首创性事业。在他的主持和指导下，经过几年经营，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学校机构、课程设置和各项设施都相当正规、齐全，成为全国较好的老年教育单位之一，先后有6届共计2500多名老年人上过贵州老年大学。起初，上老年大学是离休老干部，后来扩大到一般退休干部，现在企业退休职工和城市老年居民也陆续进老年大学了。他们在学校学到各种知识和技术，为贵州的两个文明建设发挥着余热，同时也使自己的精神更加充实，晚年生活过得更有意义。现在，除贵州省老年大学外，各地、州、市以至部分县，也在申云浦同志指导下相继办起了分校。申云浦同志为贵州的老年教育事业开创了新局面。
申云浦同志的视野是很广阔的，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他关心有助于兴黔富民的各种事情。他除办了以上三件大事之外，还关心贵州各个学会的工作。他亲自主持成立了贵州老年书法家协会、贵州诗词学会、红学会，并担任会长，做了很好的开创性的工作。他很关心文史工作，大力支持贵州文史研究馆的事业，贵州文史馆创办的《贵州文史丛刊》、贵州书画函授大学、贵州黔风诗书画社和《贵州通志》校点工作，都得到他的支持。贵州书画函授大学和黔风诗书画社聘他为名誉校长、名誉社长。由他牵头发起成立的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推举他担任理事长，每次会议由他亲自主持，处理有关会务。此外，文史馆的各项活动，他只要接到邀请，一定到会。在1988年文史馆举行的春节联欢会上，他兴致特高，不顾自己严重的肺心病，引吭清唱京剧《打渔杀家》，博得全场喝彩。没有想到，此后不久，申云浦同志就病重卧床，再也没能到文史馆参加活动了。
七
1938年初，毛泽东主席在接见由延安派往山东敌后战场的一批领导干部时，对大家讲：“你们要做松柏树，要经得起风雪严寒；你们要做柳树，插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申云浦同志的一生，很好地体现了毛泽东主席这两句话的精神。申云浦同志对党赤胆忠心，像松柏那样挺拔坚强，不为风雪严寒所动摇。不论是在地下党时期，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也不论是领导岗位上，还是在下放基层期间，他都始终如一地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保持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他襟怀坦白，爱憎分明，刚正不阿，一身正气。在原则问题上从不含糊，他光明磊落，敢于直言，勇于坚持真理，也勇于修正错误。特别是当他受到不公正待遇和错误处理时，能够忍辱负重，以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认真地工作，做出好的成绩。他的这些特点，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
申云浦同志经常与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同志们打成一片。他像柳树那样，插到哪里，就在那里生根、发芽。他宽厚待人，关心同志，爱护下级。他作风民主，没有官架子，能够同下级和群众广为交往。他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中交结很多朋友。他关心群众疾苦，能为群众执言，认真负责地为他们排忧解难。他是密切联系群众，为群众所信赖、所拥戴的好党员、好领导。向申云浦同志遗体告别那天，在解放初期给他做过服务工作的贵阳第一浴室的范师傅和吴师傅，在灵前恸哭流涕，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申云浦同志与普通群众间深厚的友谊。
申云浦同志善于学习，勤于思考。他干过宣传文教，也干过工业、农业、财贸、负责过政协工作、民族工作；他是党的领导，也长时间做过基层单位的领导。他干一行，通一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全才。
申云浦同志非常勤奋。凡是与党和人民有利害关系的事情，他看到了就要管，就要做；不论干什么工作，都习惯亲自动手，认真负责，一抓到底。他是一个不知疲倦、不知休息的人。他任副省长后，肺气肿病已经很重了，走路气喘吁吁，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但他从未停止东奔西走，出席各种会议，发表长篇演讲，并且阅读、批办各种文件，亲自回复群众来信，找同志交谈问题。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申云浦同志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将永远激励我们和年青一代，去继续完成他所珍视和为之终生奋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