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上饶虽45年了，但对当时西进动员中的桩桩事情仍记忆犹新，回想起当时干部的革命热情和动人场景令我心潮澎湃。
1949年4月，渡江作战后，解放战争的形势迅速发展，我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了中南、华东诸省，国民党军队纷纷向华南和西南溃退。党中央根据战局的发展，加速了解放全国的进程。命二野进军西南，五兵团经营贵州，原冀鲁豫南下支队改为西进支队随军西进。8月中旬，赣东北区党委向各县（市）委下达了办好移交手续到区党委所在地上饶报到的通知。
听到去接管贵州的消息，无疑给我们在赣东北才工作4个多月的干部思想一个冲击。“开始听说的到四川，怎么又改到贵州呢？”四川乃“天府之国”，再远干部大都还愿去。谈到贵州，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大家都没有多少认识，于是便看地图，查资料，找到过贵州的人了解情况；一时贵州成了谈论的热门话题。可一谈大都会紧皱眉头，听到的都是一些不好的传闻，什么“少数民族多，说话不懂”，“昔日有山国之称，古名鬼地也”，什么“素以‘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之称的穷地方”，“山高路小，老蛇多，走路要拿棒棒打”，什么“贵州的蚊子比马蜂还要大”，“贵州有麻风病，不能吃鸡蛋”等，这些传闻增加了干部的顾虑。赣东北的工作条件虽艰苦，但毕竟把“家”安下来了，工作摊子摆开了。尤其是干部背井离乡，水土不适，身体较虚弱，打起背包还要到离家乡更远条件更艰苦的地方去。许多干部产生了畏难情绪，思想波动大，少数干部甚至开了小差。东乡县就有一名区长、一名组织干事跑回了家乡，还有一名区长在跑回乡的途中，到武汉时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两天后才回到队里。区党委意识到必须扭转干部思想弯子，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形势教育、阶级教育、纪律教育，解决干部思想问题。
9月初，区党委所辖各地、县、区、乡（从冀鲁豫南下的）全体工作人员，到达集中地上饶，一面学习，一面准备西进。我们东乡县干部驻在离上饶10多里的灵溪镇老虎棚村。根据区党委指示，贵溪地区的干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西进支队第四大队，县改为中队。四大队共8个中队，我们东乡县干部编在5中队，负责人是姚传德、于振东、杜竹林、刘法文同志。县的各区改成班，区委书记任班长，区长任副班长。
9月4日，区党委召开了全区区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徐运北同志对赣东北4个月的工作进行了总结，肯定了成绩，对工作进行了检讨，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和错误，要求我们要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纠正错误和缺点，进一步树立信心，坚定革命信念，坚决不把任何不好的东西带到贵州。
9月10日，区党委在上饶广场召开全体西进干战的“西进动员大会”。区党委宣传部长申云浦同志在会上作动员报告，申部长开始就讲：“同志们，告诉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我们要到贵州。贵州是什么样的呢？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穷地方，不但你们不想去，我也不想去。你们思想不通我是理解的，我到南京向首长汇报我们干部思想情况，到贵州大家思想不通。刘、邓首长讲：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共产党要为世界大同而奋斗，贵州是不是中国的地方，贵州的贫下中农该不该解放，你们该不该到贵州去？他们讲到这里我就没敢再说了。我向首长提出了一个请求，要求三年后，帮助贵州贫下中农翻身、土改后带我们冀鲁豫全体干部回到老家。刘、邓首长答应了，仍按原来讲的时间三年半回家乡不变，我决心把你们带到贵州去，三年后又将你们带回冀鲁豫。”申云浦同志在动员报告中主要传达了中央精神和小平同志的意见，分析了当时形势和面临的任务，解放大西南的问题，其中具体讲了贵州的概况，当时干部的思想情况和西进途中可能遇到的困难，还讲了团结大多数问题。
会后，以中队为单位，召开了积极分子会议，进行了分级分班的小组讨论和个别交谈，使绝大多数干部纠正了各种错误认识，扭转了思想弯子。像我们五中队某班班长王洪范同志，西进动员大会前思想有些不通，并且还说：“我晓得，申政委会讲，花言巧语，说得再好也不听他的，他有些骗人。”在听了申云浦同志的动员报告和进行分班讨论后，思想问题得到了解决。他积极组织了班里干部的学习讨论，并率先发言表明到贵州的决心。讨论中，认真细致地做了全班干部的思想工作，使他们班每个干部都表态：坚决服从中央的命令，到贵州去。范来义同志平时是喜言谈的人，听到要去贵州，他变得沉默寡言了。组织上分析他的情况，家中父母年老，妻子刚生产，经常想家，认为他思想可能在开小差，就派当时思想坚定，与范来义同志关系甚好的房居广同志做他的思想工作。在谈话时，房居广说：“来义哥，这次到贵州你的想法怎么样？”范来义同志意识到可能是组织上派他来做自己的思想工作，便说：“房居广，你有没有良心，你的母亲70多岁了，你弟兄七八个，数你有点文化，你母亲靠你，你不想你母亲吗？”房居广当场流泪了，范来义却安慰说：“我已经认真听了申政委的报告，并参加了学习讨论，来赣东北时说三年半回到老家，现在到贵州，虽远一点，还是三年半回到家乡嘛。”在党的组织生活会上，房居广同志说：“我作了范来义同志的思想工作”，范来义同志却说：“我作了房居广同志的思想工作”，到底谁作了谁的工作，看来是两人相互作了思想工作。我们五中队的多数同志，文化素质虽说不高，但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既会打仗又会做群众工作，在长期的战争生活中养成了许多良好的作风，性格直爽，有啥说啥，有了思想问题，就和盘托出，一旦思想问题解决了，就是上刀山，下火海都无所畏惧。
在学习和讨论中，我们认真分析了接管贵州的有利条件和存在的困难，应注意的事项。贵州是红军长征路过的地方，群众对共产党印象好，贫下中农是拥护共产党的；虽然少数民族多，但少数民族很讲义气，同时他们也是受压迫的对象，对要求解放更为迫切；党的地下组织虽说薄弱，但也能做一些工作。这些都有利于我们的接管。我们面临的困难是：贵州穷，解决吃饭是大问题，反动力量比较强大，封建势力比较集中，无土地、少土地的农民占70%左右，与山东不同，山东中农多；国民党反动势力集中在西南地区，土匪猖獗；并且贵州山高路小，自然条件恶劣，雨天多，难下乡。通过讨论分析使干部思想有了充分准备。大家认为到新区要吸取在江西的教训，扬长避短，在征粮中不能搞强迫命令，要做细致的群众工作；改变麻痹思想，注重枪支收缴和统战工作。
短短半月的整训和学习，全体干部对当时形势有了较深认识，提高了觉悟，纷纷表示为了革命的需要，坚决服从命令，党叫到那里就到那里。大家整理行装，浩浩荡荡又向西挺进了。
（尹家江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