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山川梦里人
四十多年以前，当我与申云浦同志结为夫妻，开始漫长的共同生活时，我从未考虑过我这个回民是否能够跟他这个汉民过到一起去的问题。这是因为，我对云浦同志太了解了，我们是在抗日烽烟中结识的战友。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他虽然身任中共鲁西区宣传部部长，鲁西北地委代书记等职，但他一直保持着平易近人、热情随和、开朗潇洒的个性。在接近群众，尊重少数民族生活习惯等方面，他也是楷模，我曾经把他当作一个可亲可敬的兄长，和其他的同志一样，亲热地把他叫做“二哥”。在相处日久，相知益深的基础上，我们终于组建了家庭，在那时我就相信，跟这样一个从不摆官架子，而且博学多识的人在一起生活，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过去了，云浦同志已在三年前与我们永别，这几十年来的事实证明，他的确是贵州各族人民可以信赖的朋友。也是一个在家庭里就从自身做起，带头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典范。
建国后，云浦同志曾先后在贵州省里几个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在他担任省政协主席及省民委的第一任主任期间，他力主在贵州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民族政策，改变过去历史上把少数民族称为“南蛮”、“蛮族”等看法，呼吁民族平等。他建议改变过去封建统治时期所制定的一些带有民族歧视色彩的地名，如将“大定”县还原为“大方”县等。在保护民族传统，尊重民族习惯等方面，也在他的倡议下采取了一些措施。即便在后来他遭迫害、下放农场劳动期间，他也关心农场周围各族劳动群众的生活，教育农场职工要同少数民族搞好团结，并曾亲自带领农场职工帮助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进行三秋生产，这些事使当地群众十分感动，为欢迎他们而杀牲宰羊，下河摸鱼，尽可能拿出农村中好吃的东西请他们吃饭。在对待在黔回民方面，他也处处为他们着想，因为回民在贵州是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没有集中的聚居点，但又保持着独特的生活习惯，因而更需要政策上加以扶持，生活上给予照顾。贵阳清真寺缺少阿訇，云浦同志提出建议到外地去请，还主动关心对请来的阿訇的生活及子女就业等问题，另外，对贵阳清真寺的维修和重建等也作了一定程度的关心和安排。
云浦同志不仅在工作上十分注意团结和尊重少数民族，在家庭生活中也注意尊重我们回民的生活习惯，使我们的家庭成了一个民族团结和和睦的家庭。20世纪50年代初，我把原来在北方的老母亲接来贵州一起生活，云浦同志对待这位年迈的“穆斯林”一直十分尊重，不仅在日常生活中严格按照回民的习惯忌食大肉及其制品，而且还主动地向老太太请教，了解回民的节日、礼拜及斋戒等民族习俗情况。很有趣的是，由于云浦同志生性幽默，经常也使家庭生活充满情趣，他向老太太学习了一些简单的回民语言，还常用来同老人和周围个别较熟的回民同志打招呼，但因发音不准，如有一句回民问候的话被他读成“大门不宽二门宽”，使人忍俊不禁，也得到我母亲的纠正。在与一些多年不见的回民老战友互致问候时，他也常使用回民的语言，如请人给北京的某战友捎个“艾斯色俩目”等等。
有一件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位在基层工作的老同志在极困难的情况下，靠自己的力量养了一头猪，在除夕将至时杀了这头猪准备改善生活。此时，他想起了相交甚深的云浦同志，因为他知道此时申不在领导岗位，生活也十分清苦，但对我们家里的回民生活习惯却并不了解，故扛了半扇猪肉送到我们家里来。当时云浦同志恰好不在家中，待他回来得知此事后，一方面为老同志的一片真情所感动，另一方面又担心这事怕触犯了回民的生活习惯。为了两全其美，他当即决定，吩咐儿女们避开老太太的视线，从窗户外将猪肉接走，婉言谢绝了送肉来的老同志。这件事一时间被亲友们传为佳话。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家物质生活十分匮乏，牛羊肉即使凭票也难以买到。当时云浦同志的一些老战友常邀请他在节假日到家里去吃便饭，云浦每次都告诉他们不搞或少搞猪肉，他说这是因为天长日久已经习惯了回民的生活方式，有时，他还开玩笑地说：“回家去要让老太太用碱水洗肠子的”。在有些场合，他常用自己了解到的知识驳斥回民不吃猪肉是因为什么“老祖宗”等无稽之谈，告诉不了解内情的人，回民忌食猪肉是因为该民族视其为“不洁之物”。这样，在一些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中，他就身体力行地贯彻执行了党的少数民族政策，使我们的小家庭成了民族团结大家庭的一个缩影。
云浦同志仙逝已近三年了。回忆起以往我们共同生活的一些旧事来仍感到历历在目，似乎是才发生了没几天的事，他的风采永远活在我的心中。在他去世之后，为表达惜别之情，很少接触诗文的我也赋了小诗一首，这里引来作为本文的结尾：
连理同心五十春，几经风雨敬如宾。老妻犹记烽烟事，千里山川梦里人。
1993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