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接到贵州“申云浦同志治丧办公室”寄来的讣告，方知云浦同志于5月10日零时15分与世长辞了！顿时如雷轰顶，心如刀绞。翘首云天，凄然泪下。我为党失去了一个久经考验忠贞不渝的共产主义战士，为自己失去了尊敬的老领导而悲痛。
云浦同志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积劳成疾。晚年患有严重的肺心病、高血压。1988年秋，又突然出现脑溢血，十分危重。消息传开，牵动着千百人的心。尽管医院为病人贴出“谢绝探视”的通知。但是每天去医院探听云浦安危的人仍络绎不绝。有的在留言簿上表达了对云浦同志的美好祝愿。诗人田兵留言说：“申公不能走，马克思不收，人民挽留。千万事业待他作。中风病虽重，自有回春手，奇迹会出现。自古仁者寿，天地佑。”寥寥数语代表了众多探视者的心声。
我和云浦同志相识于1938年。聊城失守后，中共鲁西北特委机关转移到冠县。云浦同志是特委宣传部长，后改任民运部长，负责鲁西北抗日救国会的工作。我在冠县抗日儿童救国团工作，经常写些关于募捐、慰劳、时势等方面的宣传资料。这些宣传品付印前，都送云浦同志审查修改。工作上的接触，使我们逐渐熟悉起来。从那时起，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几个历史阶段，工作多次调动，地区几经变异，但是在冀鲁豫、在赣东北、在贵州我们始终在一个战略地区，有时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相处愈久，相知愈深。他那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心，襟怀坦荡，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风格，对我都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在人生的道路上，我总是以他为师，以他为鉴。云浦同志长时期作党的宣传工作，他的确是个出色的宣传鼓动家。同志们都喜欢听他讲党课，作报告。夸他“口才好”，说他讲话道理明透，层次清楚，语言简练，生动有趣，富有知识性和鼓动性。不论是知识分子或工农干部都把听云浦同志讲党课、作报告，视为“很好的政治享受”。云浦同志天资聪颖，他在校读书时，便以博学善记出名，他有过目成诵的本领。但是最主要的因素是他理论水平高。平时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病重卧床的时候也手不释卷，每天看文件，从不间断。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认真备课。在上课或作报告前，对听课人的思想、情趣、水平、要求，仔细进行调查研究。所以他讲课能联系群众的工作、学习、生活、思想实际、深入浅出，针对性强，听起来生动活泼妙趣横生。1955年云浦同志担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的时候，无端受到批判。并错误地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和降级降薪处分。全家扫地出门被迫搬到市郊居住。当时省委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刘钊同志，把强加在云浦同志头上的所谓“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说明。为此，刘钊同志被视为“反党”，受到开除党籍，撤销职务，降低工资处分。他的家属受到株连。弟弟被关监狱，秘书被送劳教。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张世珠同志，对强加在云浦同志身上无中生有的“问题”，也据实说明了情况。因此，张世珠同志也受到批判，并调离了办公厅。一时气氛十分恐怖，党的政治生活遭到了严重破坏。
云浦同志的家属同样受到株连。哥哥申景璋，长年帮人种地，积极支持弟弟革命。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被关牢狱。父亲申汝贤是个深明大义的老人。在战争年代，云浦同志行军路过家门，得知母亲过世。也万分悲痛。老人劝慰说：“自古尽忠难尽孝，忠孝难两全。你在外多打胜仗，穷人早翻身，也是尽孝了。”云浦同志到贵州工作后，老人在家清贫自守，照常在安乐镇街头摆烟摊，卖花生。一天摆烟摊的手推车，被强迫没收。说：“车子”是资本主义尾巴。老人一气之下死于非命。嗣后，他爱人张莹同志，也被戴上“反党”帽子，开除党籍，撤销厂党委书记职务，下放当了工人。这便是贵州第一个闻名全国的冤假错案——“申刘事件”。从1955年8月起，到1979年4月17日中央批准“平反”止，云浦同志蒙冤24年。严峻的现实，要求他用实际行动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云浦同志被下放到安顺山京农场劳动，开始了农业工人的生活。他积极参加各种农事劳动，尽管累得腰酸背痛，但从不叫苦，从不消极。他以能者为师，学习耕翻土地，播种育苗，栽秧插秧，施肥割草，收割脱粒……凡是农场的活路，他样样都学，样样都干，立志当个熟练工人和生产上的“多面手”。每学会一种劳动本领，都高兴若干天，有次我俩在贵阳大街上相遇，他兴奋地告诉我：“我学会开拖拉机了！”看得出他心里有着按捺不住的高兴。云浦同志是党的高级干部，从在白色恐怖下搞地下斗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全国解放，他对党、政、军的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解放区的巩固和发展，以及解放赣东北、解放贵州，建设贵州，都有他的重大贡献。他从来不谈个人功勋，今天竟为种地小事如此开心？我问他的想法，他郑重地说：“以前用脑力劳动为人民服务。今天，也能用体力劳动，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了。”云浦同志充满奉献者的愉快。
云浦同志在领导岗位上的时候，从来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生活在群众之中，没有半点“官气”和同志们相处，推心置腹，肝胆照人，热情宽厚，平易近人。很多老同志按照山东阳谷的风俗，尊称他“申二哥”。现在他是个劳动者，和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更是亲密无间。对工人兄弟的生活处处关心。每夜醒来，都要给蹬落被子的工人扯盖好，遇有生病的，更是送饭送水，嘘寒问暖，十分关怀。他像爱护手足一样，爱护着同志，他也赢得了大家的“爱”。生活在“爱”的海洋里，任何人没有理由不愉快。一次，农场里养的小猪崽被附近农民偷去了。农场工人很生气。有人主张惩罚偷猪人。云浦同志说：“工人农民是一家，我们农场有责任帮助农民致富。”说服了工人兄弟后，又请农场工人给那位偷猪崽的农民送去了两只猪崽。这位农民愧悔交加，感动得热泪横流。送猪的工人还把工农一家，互相帮助的道理进行了解释。有一次，农场的红薯被盗，在云浦同志的劝说下，农场不仅没处罚两位偷薯人，反而叫这两人挖了两挑红薯挑回去。这两件事情在农场和周围农村传为佳话，大大增强了工人和农民的感情，摆正了周围农民对农场的关系，提高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
云浦同志调离农场的时候，牵动了场内外广大群众的心。工人、农民、干部对云浦同志恋恋不舍之情难以形容，群众按着当地习俗，送来了两大挑子袜底。袜底上绣着五颜六色的图案和一些祝福文字。什么松、竹、梅，“福寿双全”、“长命百岁”、“逢凶化吉。”“社会主义好”“共产党万岁”等字样。反映了千家万户群众的心愿和感情。人民的公仆人民爱，人民的干部爱人民。云浦同志用自己的行动，在群众中树立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形象。
云浦同志蒙冤期间，多次改换工作，从农场到工厂，从工人到干部，从不计较职务大小地位高低，不论担任何种工作，都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积极工作团结同志，出色地完成任务。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流露过个人情绪，没吐露过个人冤屈。光明磊落，坦荡无私。能忍人所不能忍，能容人所不能容。这正是云浦同志党性坚强的表现。我妻严兰赋诗赞日：“襟怀坦荡天地宽，无私无畏爱直言；只求真理春常在，身坠冤海仍泰然。”1979年，他和刘钊同志的冤案，经省委决定和中央批准得到了彻底平反，恢复了政治名誉。1979年3月，他重新担任了省的领导工作。
1982年，为实现贵州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他率先退居二线。但他仍然十分关心贵州的发展和建设。继续完成了省委交办的大量重要工作。他参与创办了贵州老年大学、红学会、老年书画协会。他还担任了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副组长，具体分管编辑工作，并兼任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文艺组长，为党史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他不避寒暑，不顾年老多病，经常往返于冀鲁豫之间，在党史工作组领导下出版了《中共冀鲁豫大事记》、《冀鲁豫革命史》、《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以及金融、财经宣传、群运、战勤、文化、教育等资料不下数百万字。出版的文艺丛书有《范筑先将军传》、《鲤鱼湾的故事》、《地狱归来》、《渔火》、《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战斗在冀鲁平原上》、《乱世姻缘》等不下四百万字。这是中共党史工作组集体领导下的成绩，其中云浦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当他在病榻上十分危重的时刻，还勉励党史文艺组同志，一定要搞好文艺出版工作“只要一息尚存，此志不懈。”他已病到不能间断输氧的情况下，他还请医护人员，携带氧气瓶、急救药物，把他抬到老年书画展览会上，亲自看看展厅的书画，见见与会的老年书画家。春蚕到死丝方尽。云浦同志与世长辞了，他那为党为人民忠贞不渝，无私奉献，襟怀坦荡，光明磊落，清正廉洁，艰苦朴素，顾全大局，任劳任怨，宽厚待人，联系群众，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刚正不阿，敢说真话，敢担责任等高尚品德，以及他那博学多识，才思敏捷，达观人生，诙谐多趣等等优点，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他的去世，使党失去了一个优秀党员，使我失去了良师益友。悲哉！
云浦同志千古！
1991年8月13日于四川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