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39周年之际，父亲走过了60年战斗历程，终因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病卧在床了。在灯光下，望着父亲瘦削的脸庞，我思绪万端，禁不住眼泪模糊了双眼。此刻，父亲的一生极为清晰地出现在记忆中。深夜久久不能入睡，故披衣记之。
把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父亲青年时代就参加了革命，1932年加入共产党。早期，山东省党组织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遭严重破坏，为恢复党组织，他和赵健民伯伯等一起奔忙。抗战爆发后，则在冀鲁豫地区四处发动群众抗战，致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1949年随部队南下赣东北，继而西进贵州。此后39年来一直在贵州。可以说父亲一生中的绝大部分和贵州密不可分，他为贵州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无私的奉献。
父亲常给我们说起1949年南下时，他当面接受邓小平同志对进军大西南的指示的一些情况。当时二野干部战士绝大部分是长江以北的人，抗战8年，解放战争3年，眼看胜利了，谁不想在家过几天和平日子，最好能在江南鱼米之乡呆一阵子。因此当干部即将人黔之时，有很大的情绪波动，在一些领导人员中亦是如此。为了确保南下解放西南的胜利，父亲代表区党委赶赴上海向刘邓首长请示工作，当他首先谈到干部对去贵州有些情绪时，邓小平同志激动地一下站了起来，严厉批评干部中的错误思想，指出，贵州也是祖国的领土，一定要毫不犹豫地进入贵州，救贵州人民于水火之中。共产党人要以天下为己任，各级领导尤其高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完满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这一命令。父亲说，他当时即被小平同志的坚决态度所震动，从此父亲便全身心投入南下宣传工作，将小平同志的指示传达给广大干部，鼓起士气，以最快速度进军西南。解放贵州后，父亲的战友同志有去云南的、四川的、进藏的，也有入朝参战的，父亲则一直留在贵州，从成立贵州政治协商会，到贵州省人民政府诞生，父亲团结动员贵州当时上层及文教界人士，和其他同志一起，为贵州省人民政权的建立作出最初的贡献。事隔30多年，不少老同志回忆起这些来，心里还能感觉得到那股进军贵州的热气，诙谐地对我说，“是你爸爸的嘴把我们说得热烘烘的。”
1955年，正当父亲全心全意为贵州建设忙碌时，由于党内不正常的政治生活，他被撤离省的领导岗位，到安顺山京农场任副场长。父亲遭此打击并不气馁，尽管他有想法，但只要还给他工作，有为革命贡献的位置，他不计较名分，一头又扎进农场的初建中。那时交通十分不便，父亲难得回一次贵阳，偶尔回来有时还是乘拖拉机，有一次拖拉机出事故，险些出大乱子，但父亲对这一切并没多抱怨，以共产党员的乐观主义态度坦然地工作着。他在农场走村串寨，和周围农民团结互助，建设开拓着农场。他挽起裤腿下大田，上山栽果树，干起从未干过的这些农活。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几年后父亲由农场回贵阳，先是筹建电缆厂，以后到矿山机械厂，20世纪60年代初又到省机械厅。这些年尽管父亲对给自己的不公正待遇不满，然而毕竟还有自己的工作岗位，所以，哪怕农场的艰辛、工厂的劳累，1960年困难时期挨饿等等，父亲在我们的记忆中并不曾沮丧，一直保持着勃勃生气，也不失风趣幽默。而令父亲最难受的是“文革”时期被当作“走资派”失去工作的日子。“文革”初，父亲因早已不在省的领导位置上，遭遇好些。但到后来，由于父亲在贵州党政界毕竟影响较大，当时的一些群众组织便将父亲弄到省里和一些省级头头们一起批斗，对此父亲大为恼火。但就是这样，他却从不离开由当时的单位、团体指定参加的“学习班”、“干校”，在其中干着笨重的劳动。后来父亲说起这是因为一来不知道不清楚“文革”到底要干什么，老想看个究竟；一来自己是共产党员，不能无组织无纪律。在那样混乱情况下还谈什么组织纪律，令我们好笑一阵。到“文革”后期，“五•七”干校等解散了，父亲才回到家里，也没什么单位管，父亲心里好像更不踏实，在家里一点也坐不住，不管别人会怎么对待他，整天迈着大步，去拜会熟识的朋友，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多少能听到点来自无论“小道”或“大道”的消息；二是为同志朋友们解决点什么困难，哪家缺粮，大人孩子生病，找医、找药、孩子找工作等等，父亲总是热心相助，借此慰藉没有工作的痛苦。就在这一段时期，父亲又结识了不少人，有的甚至成为莫逆之交，直至现在，即便在省的领导岗位上，只要老朋友们来了，他一概热情接待，诚恳相助。老同志和朋友们戏称父亲真是个阳谷“武二郎”，山东“及时雨”。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结束了建国以来党的政治生活上错误混乱局面，给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老干部落实政策。父亲这时才在漫长的十几年之后有了报效革命的工作岗位，先是到贵州工学院任党委书记，尔后是在省里负责财贸工作，1983年后在省顾委会工作。最令家人难忘的，是父亲到工学院工作的一段日子。父亲上任之初，犹如久旱逢甘霖，如饥似渴地投人工作，经常整天不回家，回家也要工作到深夜才休息。父亲出身师范，索来多和知识分子打交道，爱才又惜才，知道国家百业待兴之时急需大量人才，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工作。在工学院父亲正赶上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及调整工资两大“硬仗”。“文革”刚结束，工学院众多师生员工思想动乱，一方面教学上刚刚恢复招生考试制度，有大量工作要做；一方面有大量学者教授还未“解放”，工作量之大，不是常人可以承受。然而父亲以坚强的毅力干下去，抓教学抓思想政治工作。学生们反应饭菜不够，他亲自到厨房给学生打菜饭；不管白天晚上，在家里、学校里只要见到教师就不厌其烦听取意见，进行交谈，其热情不减进军贵州当年。据事后反应，正是父亲果断地执行知识分子政策费尽心血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才使得一大批专家学者知识分子尽早尽快出来工作，比如徐采栋教授、安迪伟先生等等。
父亲的身体一向是不错的，胃口极好，但毕竟已步人花甲之年，负担着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工作量，再加上父亲烟瘾极大，在贵工时更是猛抽，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曾几次大量吐血。在医生亲友劝说下最终放下他心爱的烟卷，开始重视起身体来，只是为时已太晚了。父亲患严重的肺气肿，但他仗着饮食好，仍拖着重病之躯进行工作，病可不治少治，会不能不开，文件不能不看，怎么说也不能使他丢开这些事不管。总之，父亲不能没工作，工作就是他的生命，只要能讲，能动，他就要讲，他就要动。父亲是将一个共产党员的誓言牢牢地熔于自己的言行之中，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终生的。
恪守党的组织纪律
父亲早年投身革命，一直身居领导岗位，恪守党的组织纪律，是他一直奉守的信条。无论“文革”混乱时期，还是平常一些小事他都处处自觉遵守纪律。我母亲及姊妹四人都是共产党员，但放在他办公桌上的文件，从不准我们翻动，哪怕是我们在机关都已知道的也不行。弟妹没在贵阳工作，有时回来探亲，赶上中央有重要文件，父亲还把他们召集在一起，郑重地说：这里有三个以上党员，已是一个党小组了，你们不在单位上，中央文件的精神给你们传达一下。我们尽管觉得好笑，但也还得听。记得1983年初，国家实行棉布、涤纶布价格调整，这是经济政策的大事，事先保密。省里由父亲主持进行这项工作。准备工作在花溪进行，父亲去了几天，我们全家都不知道具体做什么。到公布此消息的当天中午，父亲一反平时爱说爱笑的态度，不讲什么话，午饭后就到办公室去了。我们以为又是工作上有什么不顺心之处，也不敢问。后来父亲才说出原因，是怕“言多必失”影响价格政策的执行。这次棉涤布调整，贵州的工作在全国评比中受到表扬，父亲也像个评了“三好”的中学生一样高兴了一阵。
和群众水乳交融
父亲在贵州有一定的资历，然而也是一个最随和最普通的人。他从不把自己和群众分隔开来，无论是在基层或在省的领导岗位上都一样。贵阳矿山机械厂一位工人师傅曾告诉我，他们厂有个老工人家庭困难，冬天没棉衣穿。一次父亲乘车外出正碰上这位师傅，停车问明情况，马上写条子请厂总务科补助棉衣一件，这位师傅对此至今未忘。贵州工学院有一位普通教师，担心自己调不到工资，在父亲上班时拦车反应情况，父亲并不生气，问清情况后作了妥善处理。至于大量人民来信，反应各式各样的问题，父亲都一一拆阅并亲笔回信，尽管也有失误，但确实为不少单位和个人解决了一些困难，尤其一些历史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当事人为表感激之情，有的人还送来家传文物之类的东西，父亲却一一婉言谢绝了。他曾说过，他挨过整，他也整过人，无论从哪个角度他都不能不对人民尽责任。父亲关心群众，不论是工人是农民，也不论其职位高低。对他周围的同志，经常问长问短，亲自出面为他们解决各种困难，这是有口皆碑的。但相比之下，他对自己的亲属，尤其是子女，他关心得还少些。我们从小都是跟姥姥或阿姨长大的，在我的记忆中，似乎难得有和父母嬉戏的印象，而父母对我们的了解可能至今也不如对他的同志了解得多。我们的工作、学习、调资等等，从来都由各自所在单位处理，父亲从不去过问。
父亲有才子之称。他对我们说，称才子，是溢美之词，但自觉记忆力确实不错。这可能是职业习惯，更重要的是读书专注，勤于思考所致。父亲从很小时就是过目不忘，一般书籍，以后阅读文件等等，只要专心看上两三遍即可大部背出，重要文件更可一字不漏，这对准确传达和执行中央指示，是很有帮助的。
父亲革命的自觉性也令人敬佩。在省顾委工作时，他年已古稀，仍广泛联系着文化、艺术、教育界朋友，负责冀鲁豫党史整理等工作，同时还致力于贵州老年工作，办老年大学、活动中心等，让老同志们晚年也有学而有为的地方，这些都获得社会的好评。
父亲的才智，父亲的豁达，父亲的幽默，父亲的一切，还有许许多多，此刻我却欲言而不能尽了。总之，在我们心里父亲是那样可亲可敬。作为一个人，他也有着自己的不少不足，然而父亲对革命无比忠贞，以天下为己任，特别是他对贵州的热爱以及无私的奉献，这种老共产党人的胸襟气魄，却是我们永远忘不了的。受父亲的感染，我们也和贵州分不开了，尽管贵州落后、贫困，我们并不想离开这里。
父亲工作得太累了。爸爸，有省领导关心，有医护专家人员的治疗护理，有同志们的帮助，你好好休息吧，祝愿你早日健康，我们离不开你！
女儿于1988年9月27日凌晨
附：后记
经过两年八个月的病床生涯，爸爸离我们而去了。对爸爸，党组织和人民做了很多评说，从中我感受到对爸爸的理解还太少太少。然而有一点，我们是清楚的，那就是爸爸无愧于一个老共产党人的称号。我永远不会忘记，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爸爸在省机械厅工作时，毛主席亲自号召全党认真学习马列，并引用曹操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告诫党的领导干部人虽年老而志不可磨。那时爸爸晚间有空就把这首诗详细讲给我听，言谈之中，爸爸决心要做这样的老骥。现在爸爸用毕生，尤其是病榻上的岁月，实证了这个誓言，就在爸爸弥留之际，能听清的一句话，是要办好老年大学……望着躺卧在党旗下的爸爸，我感到爸爸的心脏还在跳动……爸爸，你长长的寿眉，仍然高高扬起，想起小时淘气的我们要用剪刀剪，你说这是爸爸的长寿眉，不能动。而今我们多么希望这长眉下的眼睛能再睁开，再看看我们，安息吧，我们的好爸爸！
女儿记于1991年5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