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父亲申云浦逝世十五周年暨九十诞辰而作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五周年，但父亲一生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甘为孺子牛的革命精神永存在我的脑海中。父亲1991年5月13日逝世以后，因日夜思念、悲伤至极，我常在梦中与父亲相见，父亲生前的音容笑貌总是一一再现。
一、听涛声，气贯长虹
1992年5月13日凌晨，我梦见父亲手拄着拐杖，身穿白色衬衣，浅灰色裤子，满面笑容地从黄果树碑林山上向我们走来，他右手指着山上的各种石碑，兴奋地对我们说：“碑林真是美丽壮观，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题字。”我正沉浸在与父亲相见的喜悦中，醒了方知是梦。我再也无法入睡，回忆起1987年的夏天，父亲对我们说：“黄果树瀑布的山上要建一座碑林，就像西安的碑林一样，西安的碑林是建在文庙里，而贵州的碑林要建在山上，建在黄果树瀑布风景区，让美丽的大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老百姓不仅可以欣赏黄果树瀑布的壮观，还能受到文化的熏陶。要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袖的诗、古今文人墨客对贵州山水的赞美都镌刻于石碑，置于山上。这是千秋万代的大工程啊！可现在建设资金困难，爸爸正奔走于各地，筹集资金，你们姐弟几个也应为建碑林捐钱、出力，能给多少就给多少。”那时，我们姐弟的工资都不到百元，但都各自拿出二十、三十元交给父亲，父亲乐呵呵地笑了。父亲就是这样热爱着贵州的山山水水！但正当黄果树碑林建成的时候，父亲却因病离开了他所热爱的这片土地。没能亲自在碑林看一看，走一走，但在梦里，父亲见到了。在黄果树碑林的万座石碑中，还有父亲于1988年11月写的“听涛”，那时父亲已病重住院，用他颤抖的手，写下“听涛”二字，父亲为碑林尽了自己最后的一份力！父亲您为黄果树碑林东奔西走，您的梦想已实现，巍峨壮观的碑林已屹立在黄果树瀑布旁。您写的“听涛”已刻成石碑，屹立于碑林之中。我以您的“听涛”写诗一首：
听 涛
听涛声，威震寰宇；望飞瀑，气贯长虹。呼神女，轻纱曼舞；游仙境，梦想成真！
二、傲霜雪，青松挺拔
200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大庆之日，凌晨我在梦里又见到了父亲。父亲穿着我给他买的那件两袖胳膊肘补了大补丁的深灰色毛衣，脸色晦暗，但表情坚毅而凝重。忽然又梦到父亲被造反派揪斗情景，我大声哭喊着惊醒，泪流满面，不能人眠。父亲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的一幕幕又出现在我的眼前。
1966年底至1967年全国“文革”已进入高潮，成千上万的革命干部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父亲首当其冲也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那时造反派使用极其残忍的手段迫害老干部，一时间乌云密布山城，大街小巷揪斗游街，父亲也遭受此难。
1966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我正走到大西门，忽然听到大喇叭里喊着“打倒申云浦”，我抬头看见父亲被造反派押在大卡车上游街，父亲的脖子上挂着大铁牌，上面写着“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申云浦”，铁牌上的铁丝深深地勒在脖子上！双手被两根钢钎反扣押着，满脸涂黑。我看不见父亲脸上的表情，只有那一双眼睛的目光让我终身难忘！那目光里没有悲伤，没有哀怨，没有无奈，有的只是愤怒！只是坚韧！只是刚强！我泪流满面跟着卡车，卡车每前进一步都好似万箭穿心，肝肠寸断。我在心里呼喊着：“爸爸不是反革命，我爸爸是抗倭寇、打鬼子、打土匪的革命干部。”走到一个街头，父亲从卡车上被推下来，这时父亲已是汗如雨下，不一会儿，汗水顺脚流下成了一摊水。那不是父亲的汗水，而是父亲的血在流淌。我再也站不住了，哭着跑回家。那时和父亲一起游街的难友，经受不住这奇耻大辱，极度的摧残，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被迫自杀。而父亲却刚强地挺过了那许许多多的磨难。难道父亲当时就没有想到过死吗？有的，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呢？文革结束后，从父亲对我们的一次谈话中，我得到了答案：1986年夏天，我们姐弟四人以及我们的子女和父亲坐在一起，父亲深情地望着我们说：“你们这一堆大大小小的孩子都是我一生中最珍爱的宝贝呀！爸爸一辈子两袖清风，什么都没有，就是只有你们，爸爸在‘文革’中被涂成大花脸游街，一天游下来，疲惫不堪，几十年对党忠心耿耿还受这样的侮辱实在想不通。但想到这绝不是正常现象，是非曲直最终会清楚的。党是可信赖的。同时想到你们这些孩子、你们的妈妈以及更多的人会受到牵连，爸爸咬着牙也要坚持下去。”父亲您在生命最危急的关头，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替别人着想，这正是人生价值在生命中的最高体现。父亲终于等到了乌云散尽的这一天。但“文革”却留给了爸爸致命的顽疾“肺心病”。“文革”结束以后的日子里，父亲干什么事情都不能低下头来，有次看见父亲洗脸，刚一向脸盆低头，大滴大滴汗珠从头到脖颈往下淌，父亲却说“这下可好啦，从此以后再不低头！”
当年父亲不仅随时被造反派拉出去游街揪斗，还要在工厂进行“劳动改造”。每天要用汽油洗出几千个机器零件，双手在汽油里一泡就是十几个小时。记得1968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和妈妈步行十几里去看望父亲。给父亲带去一小包没有糖纸包的水果糖。我和母亲站在厂门口，看见父亲浑身油污、围着塑料围腰、戴着塑料袖套被造反派呵斥着走过来。父亲当时的样子活像个杀猪匠。我悄悄把糖递给父亲，猛然见到父亲的双手背上皮肤溃烂、化脓处油污还沾在上面，我和母亲的眼泪马上涌了出来，父亲还未把糖接到手里，造反派吼着：“走资派还吃糖！”我正想与造反派理论，父亲却笑着对我和母亲说：“没啥，你们回去吧！”父亲被造反派带走了，我真想扑上去，抱住父亲大哭。“文革”结束后，听父亲说，当时因汽油过敏全身起疱疹溃烂，旧伤未好又被油污感染化脓，到了晚上奇痒无比，难受极了。父亲你是怎样熬过来的呀！在工厂“改造”期间，造反派规定每顿饭只能吃5分钱的菜，幸好食堂的工人师傅总是趁造反派不注意时，给父亲碗里放几块肉。正是这些工人师傅给了父亲极大的安慰和支持。父亲才能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以坚韧的毅力熬过了一关又一关。父亲还常说起他们白天被游斗，晚上能吃什么就多吃，能睡就好好睡。攒足了精神再和造反派抗争。有一次父亲被游斗回来，正好我姥姥送去了五、六个黄米面窝头，父亲一口气就吃了三个。父亲不仅以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刚强与造反派抗争，还以他的智勇与造反派作周旋，为那些受迫害的老干部争取生存的权利。1968年底父亲和一批老干部被送到阳关农场劳动，住的地方是“猪圈”，门很低，进门须低头弯腰，父亲带领老干部们自己动手拆门，捡来砖头瓦块重新修了一扇门。父亲还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门上。上联：“我们也有两只手”，下联：“从此进门不低头”，横批：“来去自由”。这副对联语意双关，造反派见了非常生气，当晚父亲被造反派批斗，责问：“你为什么不低头？”父亲巧妙地回答说：“我说的是进门不低头。”气得造反派干瞪眼。后来造反派又派父亲修厕所，父亲五十出头的人了，每天要背几十块上百斤重的石头，还吃不饱饭。父亲饿极了，情急之下，挖了农民的红薯吃。造反派又开斗争会质问：“申云浦你为什么偷红薯？”当时同在一起劳动的六位老干部一起回答说：“不是申云浦，是我们挖的红薯。”造反派责问：“为什么？”大家齐声回答：“饿急了！”造反派无奈只好把他们放了。
厕所建好后却成为父亲他们获得新闻消息的重要场地，在阳关农场造反派不准老干部看报纸，听广播，对于父亲来说等于成了“瞎子”和“聋子”。一次，父亲在厕所听到两个造反派正在谈论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中央的某某被揪出来等新闻，为能听到更多消息，父亲装着大便长，时间蹲在厕所里，一直等到造反派离开。父亲立即将这些消息告知难友们。在那艰难的岁月里，父亲关注的不是自己，身在猪圈，心却系着国家、关心社会形势，真可谓是“位卑未敢忘忧国”！
又是一个除夕夜到了，这是一家老小团圆的日子，父亲却被关在阳关农场的猪圈里，造反派发给他半斤面，一小块肉，让他包饺子，这可难为了从未做过饭的父亲。父亲有一个既是洗脸，又是洗脚的盆子，这是他唯一的家当。父亲剁了肉，勉强把馅塞进像饼一样的面皮里。往脚盆里一煮就成了一锅糨糊粥。更为糟糕的是他误把煤油当酱油倒进盆里，煮好后喝了一口，便吐了出来。结果一盆糨糊粥也喝不成了，大年三十，父亲一直饿到天亮。每当父亲谈笑风生地讲起这些故事时，我们却眼泪刷刷地流。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也遇到过大大小小无数难迈的坎，每当此时，我都会想起父亲那双闪烁着坚毅目光的眼睛，都会暗暗地在心里对自己说，这点困难算什么？比起父亲来差远了。说也奇了，每当遇到难处时，父亲就会出现在我的脑海，困难就会克服，事情总能成功！
2006年的8月初，我到台湾参加学术会议，在阿里山上，我站在一棵古老的松树前久久不忍离去，因为透过这棵经历了多年风霜雪雨、仍然笔直挺拔的树干，我又看到了父亲那伟岸的身影。
三、为百姓，鞠躬尽瘁
1997年11月20日凌晨，在梦中我又跟着父亲到山京农场、矿山机械厂看望老工人。我高兴地笑醒，父亲当年在山京农场，矿山机械厂，贵州工学院的情景都浮现在眼前：
父亲是党的一位高级干部，身居要职，却没有一点官架子，他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是有口皆碑的。父亲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心里仍然想着国家大事、想着老百姓。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发表以后，父亲在病房中认真学习，那时已分秒离不开氧气瓶的他，写下了最后的遗作：《庄严的决定，伟大的号召》。文章的字里行间倾注了他心里牵挂的百姓，事事为群众着想，处处为群众办事的心声。他说：“在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中，人民群众是主人公，而我们党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我们只能依靠群众办群众的事业，而不能高高在上当官僚主义老爷，向群众发号施令；也不能把自己摆在群众之外当第三者，隔岸观火，说三道四，评头论足，作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者；也不能把自己摆在群众之后，盲目崇拜群众的自发行动，对群众的事业放任自流，这是一种尾巴主义。那么，怎样才是正确的位置呢？我们的干部应该是深人群众之中，并站在群众队伍的最前列，把群众看不到的事情帮助他们去发现；当群众不能下决心的时候帮助他们下决心，带领他们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父亲深刻阐述了干部紧密联系人民群众的理论观点，他是这样说的，也是用毕生的精力去这样做的。
1949年初，冀鲁豫区党委按照党中央从冀鲁豫边区抽调一个省的干部随军南下的指示，从全区八个地委、专署、军分区抽调3960名地、县、区干部和1330名勤杂、通讯人员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南下支队到新解放区去工作。父亲时任支队政治部主任。当时中央和华东委员会发出了三件命令：一是城市接管工作；二是做好和当地党会师工作；三是征集粮草。父亲是分管财粮工作。从菏泽至合肥，又从合肥继续南下，目标直奔景德镇，长途行军，中间还有夜行军，途中不时有国民党军残部打枪。父亲到达景德镇后，又以高价租用了几辆商车，顺利达到江西上饶。到达上饶后，一边剿匪一边征集粮草。几个月后部队继续西进，目的地是贵州，此时干部们不愿西进到贵州，要求派人到南京向邓小平同志请示换地方。父亲被派到南京，父亲向邓小平同志汇报了干部的思想。小平同志指示：贵州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解放，并宣布谁不愿意去贵州就开除谁的党籍。邓小平同志还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回答：“坚决服从组织决定，保证完成任务。”邓小平同志还问去贵州有何困难？父亲说：“我们到新区，花钱有困难，国民党的票子不行了，解放区的票子又不能用，最好多给点钢洋。”父亲要了三万钢洋。邓小平同志问：“还要什么？”父亲讲到南下支队的干部都是北方人，不吃米，要吃面，并说贵州多雨，要伞和胶鞋，邓小平均一一批准了。在南京经过一周的调集工作，三万钢洋办好后，由一个排押车运往上饶。为保证这些钢洋的安全，父亲夜夜睡在三万钢洋上面，一路押解到江西。到了江西，父亲不顾旅途的劳累，立即传达小平同志的指示，一个地委一个地委地去传达，一讲就是一天，连续宣传动员了一个星期，经过作思想动员工作，贯彻了小平同志的指示，大家思想通了。全体官兵每人带上钢洋，打起背包，一直西进到贵州。父亲任西进干部支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每当父亲谈起这段经历，总是充满着成功的自豪与喜悦。父亲还给我们说过当时很多南下干部担心所带钢洋丢失，都把钢洋打在自己的绑腿里，随身带着，一路还要打土匪，都未曾丢掉一块钢洋。因为那是解放贵州、建设贵州的第一笔资金啊！这是我听到父亲无数次谈到的故事，这也是父亲认为他一生中所做的最令他骄傲的事情。我是听着这个故事长大成人的，这个故事也成为我给学生上党课的经典教案。
1955年8月，在当时党内极“左”路线下，父亲被错打成“反党集团”头号人物，下放到安顺的山京军马场。名为副场长，实际上是当工人。到农场后，尽管遭受如此大的挫折，但父亲要在基层发展事业。他立即开始了学习，学习农业园艺、家畜饲养，还学开拖拉机，司机不敢收他这个徒弟，说：“你学开拖拉机，如果把你摔死了我怎么交代。”父亲笑着说：“你别担心，我在战争年代都是骑马，挨摔不少，都没摔死，我学会骑马是陈赓大将教会的。陈赓大将当年教我骑马有三个要点：两脚蹬紧、两腿夹紧、屁股坐稳、两手提紧缰绳、两眼视前方，打马屁股跑，不要怕摔倒。我就在陈赓大将讲的要领下，掌握骑马的技术。”随后让司机教他开拖拉机要领，司机乐呵呵地收下了这个场长徒弟。父亲在农场工作了三年，学会了多方面的农业技术和管理。农作物育秧、栽培、烟叶管理、合理施肥、病虫害试验，烤烟育秧，育栽、采摘、烘烤、分级扎把，果树修剪、嫁接等。他和工人们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打起赤脚和工人一块干。还请周围老乡来当临时工，父亲亲自准备好烟茶招待他们，晚上送他们走。父亲常常晚上到工人宿舍去查铺，看看工人睡觉被子盖好没有。在山京农场一带老百姓都知道有位可亲可敬的申场长。1974年，父亲去安顺双铺搞三秋生产，那里的老百姓知道了，从四五十里地跑来看老场长，七星桥、本庄的老百姓为欢迎父亲杀猪宰羊，下河摸鱼请父亲吃顿饭，做了三十多个菜，还有红辣椒炒鸡蛋，父亲把红辣椒当成虾来吃，辣得受不了，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父亲心里装着老百姓，老百姓心里惦记着他，如今父亲长眠在山京农场的土地上，每当清明，周围的老百姓都自发地到墓前扫墓祭奠。工人们让父亲安息在苍松翠柏环抱而又优美的环境中。
“文革”结束后，父亲和一大批老干部获得解放，1977年任贵州工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此时的父亲已是花甲之年，虽患有严重的哮喘病，但他却像年轻人一样投入到教育事业中。为了工学院的发展，常常屋里的灯光一直到天亮才会熄灭。父亲在贵州工学院的日子里，他关爱着所有的教师，关爱着全体学生。那时我已经在西安交通大学留校任教。放假回家听到的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是父亲经常到学生食堂去吃饭，还常常当起售菜的师傅。学生只要看见父亲所在的窗口，就都挤在那里买菜，这个窗口前就会排起长长的大队，重要的是这位院长师傅，打菜的分量很足，没多久一盆菜就没有了，把在旁边的师傅急得直跺脚，赶紧说：“申书记以后您别来了，再来食堂该关门啦！”父亲笑呵呵地说：“学生们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吃好吃饱，才有充沛的精力完成学习任务。”
二是父亲听到教师反映，学校的一些工农兵大学生（1976年前入学的大学生）对学校有不满情绪，他们说：“我们76届入学的大学生受歧视，被那些正规军（指1977年经高考入学的学生）瞧不起，难道我们都是后娘生的？”他们在教学安排等都比我们优越。父亲听完，一面到教务处、后勤处、学生处作调查。仔细地询问两类学生的教学安排、学习生活等情况，并对各处强调，他们都是国家培养的人才，在各方面不能有亲疏远近，要根据工农兵大学生的特殊情况，尽力安排好课程设置，尽最大力气补足应掌握的知识，另一方面又将两方面的学生都请到办公室，微笑着问了几个学生家中的情况，父母亲是做什么工作的，家里兄弟姐妹有几个等，学生们你一言我一句地与院长拉起家常，感到轻松了许多。父亲这时话锋一转即对学生讲：“你们家有哥哥、姐姐，都是比你们早出生的，难道父母会对你们另眼相看吗？你们前一窝后一窝都是学校的学生，都是共产党的儿女，没有解不开的疙瘩嘛！”话音刚落，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原本紧张的气氛，被父亲诙谐幽默的话语缓解。同学们露出了笑脸，父亲在谈笑间解决了学生们的思想问题。
1979年底父亲调省革委任副主任，分管文教，后来选为贵州省副省长，分管财贸。父亲为贵州省的经济日夜操劳，原本是严重的哮喘也转成为肺心病。记得那年贵州遭灾，山区里的百姓严重缺粮，父亲多次上北京，在北京顾不得走亲访友，一趟趟到中央有关部门托老战友的关系，不为别的事，就是为贵州老百姓要粮食。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给批了几车皮的粮食，使贵州缓解了粮荒。这件事一直被老百姓传颂着。
父亲一生为百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的心里装着老百姓，老百姓也永远怀念他。父亲真正实现了他的诺言：“我们当干部的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父亲一直是我效仿的楷模。
四、教子女 任重道远
2000年1月1日凌晨新千年的第一天父亲就来到梦中，我兴奋极了！他身穿蓝色中山装。我正在念英语，父亲说我读错了，还教我念，清楚地记得是“Re-der(学习)”。
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十五年，但父亲生前留给我三样“宝贝”：一块旧军用黄油布，一本普通的笔记本，一件补着两个大补丁的旧毛衣，这三件“宝”我珍藏至今。
1973年9月我在矿山机械厂当工人，被推荐到西安交通大学焊接专业学习。临行前父亲拿出一块旧军用黄油布，黄油布上有的地方防水层已脱落，露出了原布的白色，黄一块白一块的，一看就知道它的年代已很久远。父亲说：“三妮，这块黄油布跟随我南征北战，南下到贵州，是爸爸的行李包，又防雨又防尘。”父亲亲自将黄油布铺在地上，把被子叠成三折，背包带放置中间，不一会一个方方整整的行李包打好，但父亲已是汗流浃背，父亲是不能弯腰低头的。我心想不愧是个老军人。我背着这个行李包乘上西去的列车。在大学生活的四年中，这块黄油布也一直跟着我下乡学农，到部队学军，到工厂实习。背着它就好像父亲和我在一起，看着我成长，看着我不断进步。
1979年春节，我和爱人路平旅行结婚回到贵阳家中，父亲送给我的结婚礼物就是一本黑色封皮的笔记本。翻开笔记本，父亲写着：1979年春节礼品，落款：爸爸。
一位省长级的父亲送给女儿的结婚礼品就是一本笔记本，朋友们都在笑我父亲抠门。我却视为无价之宝，特别是父亲去世以后，倍感珍贵。父亲在世时，笔记本成为我的读书笔记，1989年6月6日，我记下了马克思关于宪政、人权、民主自由的科学论述和我对如何加强大学生法制教育的思路。1989年10月10日，记下了我学习《调查研究方法》一文的体会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活动。直到父亲逝世后，我就把梦中与父亲相见的情境，详细地记人笔记本。我记下了父亲在那个世界里对我们的祝福和鼓励，父亲依然在给我们讲述着那些百听不厌的刘邓大军南下的故事。
1988年10月我正在陕西合阳县给军训学生讲课，忽闻父亲病危，我一路哭着奔回贵阳，见到重病中的父亲，父亲身上仍然穿着那件深灰色的羊毛衫，袖子上还磨出了大洞。这件羊毛衫是1982年3月18日父亲生日我寄给他的生日礼物。已整整穿了6年，照顾父亲期间我将两只袖上的破洞补好，父亲穿着它直到1991年5月离开我们。父亲过世后，我向母亲要了这件羊毛衫，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啊！
父亲留给我的还有他的那些故事：我在去西安交通大学上学之前，常听父亲讲他脚后跟有个伤疤的故事。父亲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爷爷、奶奶、父亲及两个哥哥全家一共五口人，只有二亩地，每年还要遭水灾。一家人吃不饱穿不暖。爸爸出生时，只有破烂尿片，出生后连包裹的布片都没有，奶奶将父亲装进上面是破背心，下面是圆筒的布袋里，天气暖和后，把父亲从土布袋里抱出来放在只铺着破席的土炕上，大人们都下地劳动没人抱，父亲只好两只小脚常在破席上磋蹬哭闹，时间长了两只小脚磨得露出了骨头。脚后跟上就留下了一个大疤，奶奶常说：“天下大乱以后，我找我儿，他脚上有个疤，这就是我儿。”父亲常说是因为找到了共产党，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有了今天，才有了你们这些幸福的娃娃。父亲很疼爱我们，但从不对我们娇生惯养。从不会为我们的工作等问题，去找关系走后门。我们姐弟四人都当了大学的教授或国家干部。但全都是靠自己努力奋斗，自食其力创出的。周围的同事们常说我们根本不像高干子弟。我们只有继承父亲的优良传统，而不能躺在父亲的功劳簿上吃闲饭。
父亲谦虚、乐观、豁达开朗的人格魅力是我永远崇拜的。记得有一次，我问父亲：“爸爸，人家都说你是‘才子”’，父亲笑呵呵地说：“爸爸是什么才子，爸爸是‘菜子’，什么样的菜都会吃。”听后父女俩都哈哈大笑。其实父亲博学多才，涉猎面宽、造诣很深、古籍经典、民俗俚语在他的讲话中经常被引用，他作报告从不拿讲稿，出口成章、引经据典、诙谐生动。在群众中提起听父亲作报告，都说不仅思想上获得启发提高，还能得到很大的精神享受。父亲的记忆力超常，读书看文件过且不忘，对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经典论断，他能倒背如流。他见过的人，再见第二面时就能准确地叫出名字来。这些都受到群众赞誉，并称他为“才子”。但父亲却谦虚诙谐地说他是“菜子”我常常回忆这些事，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巨大精神财富，是我们一辈子也使用不完的。我们应当代代传承！
五、铸辉煌风范永存
2006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梦中，我见到父亲穿着深灰色的中山装，是他参加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穿过的那一套，满脸笑容地从山京农场的小山坡上走下来。满山遍野盛开着金银花、沙棘花、莱莉花，香飘万里。
父亲您看吧！如今的山京农场已经变样了。您走过的石子小路已变成宽阔的水泥马路，您亲手培育的茶叶苗，已连成一山又一山的茶园；您常走的十二茅坡，已变成花果山；您住过的办公楼前建起了养鸡场，日产74吨鸡蛋运往四面八方；还有现代化的大棚种植基地。山京农场已发展成为集经济作物、家禽、水果为一体的现代化农场。农场一代又一代的领导干部们以您为楷模，走着您走过的路，带领着全场职工直奔小康。
父亲您工作过的贵州工学院在5年前已扩建成以工科为主的综合性贵州工业大学，有38个本科专业，23个硕士授予点，与国内7所大学机构联合培养博士生。有专职的和兼职的教师800多人，在校学生11800多人。如今贵州工学院已与贵州大学合并，已进入国家在21世纪建成100所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学的行列，成为贵州省规模最大的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数以万计的莘莘学子，正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成为国家的栋梁。
父亲您创办的老年大学，已经走过20年的历程。想当年您已年老体弱，经常拄着拐杖到处奔波，找校舍、请教师、筹集资金，忙得不顾自己病重的身体。组织大家一起很快办起了贵州老年大学。开了普通班、书法绘画班、园艺班等。大批老同志老有所学，过上了愉快而有意义的生活。20年来，在历届领导的努力下，现有了新的更大的发展。地、州、市（县）和许多乡镇都有了老年大学，除设有普通班外，还有提高班、研究班、专业设置也向着高新现代科学技术领域扩展。吸引了更多的老年人，满足了老年同志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保持晚节、发挥余热的愿望，大大丰富了老年人的生活。
父亲在晚年所做的另一件事，就是组织编写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从1983年开始，父亲带着严重哮喘与肺心病的身体，每年都要拄着拐杖来往于贵阳、北京、济南搜集资料，参加编写、讨论、审稿。父亲曾领导的贵州冀鲁豫党史组的党史征集工作硕果累累，共组织编印了《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20多集，除此外编辑出版了《南进支队》、《从冀鲁豫到贵州——南下西进支队专辑》、《铁骑战歌》、《冀鲁豫交通邮政史》、《中共湖西地区党史文稿》、《冀鲁豫日报史》、《华北财校史》、《运西专辑》、《妇运专辑》，他牵头交冀鲁豫边区党史文艺组处编辑出版文艺丛书13本。这些史书，有些是由父亲分类出题，设置纲目，重大稿件由他亲自审定，有的丛书还要写序言。他对冀鲁豫边区史料全面熟习，记忆力特好。父亲在生命垂危的时候，总是念念不忘老年大学和党史编写工作。特别是在临终前母亲在医院守着他，父亲没有对母亲说一句家里的事，他所挂念的仍然是老年大学和党史工作。他殷切希望后面的同志把这两件事做得更好。父亲曾说“一息尚存、此志不懈”。那数百万字的珍贵史书无处不倾注着父亲的心血。
父亲您虽然离开我们15年，但您未完成的事业正由一代又一代的接班人继续完成，您那高尚的品格正由我们来传承，父亲您没有离开我们，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爸爸，您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作者：系申云浦同志三女儿，现任西安交通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西安交通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