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父亲申云浦辞世十五周年之际
山城贵阳，在这座美丽城市的北端，有一座美丽的园林式建筑。其中亭台楼榭，小桥流水，曲径通幽，绿树掩映下有几幢学府式的建筑与该城得名的贵山遥遥相望，绿地丛中有数块门球场地与湖水相映成趣。这里，被叫做大学而不是大学，这是耄耋老人们的伊甸园，是离、退休干部人生的最后加油部，这就是贵州老年大学。
所有到过这所“大学”的人都称赞举办这样一个场所是为老人们做了一件大好事，给这些已走向夕阳红的人找了一个新的安身立命之处，而且这里的建筑之精美，园林之幽静，都堪与省城里的正规大学相媲美。但在人们称赞的时候，却没有多少人知道，为了建设这所老年大学，曾经耗尽了一个老人的最后生命。这位老人就是我的父亲——申云浦。
父亲晚年做的事主要有两件，一是创办贵州老年大学，一是参加编写冀鲁豫党史。1988年，他在北京参加了冀鲁豫党史工作会议后，立即驱车来到山东的聊城、菏泽、河南的安阳等地调查。当时盛夏，天气炎热，旅途劳累，回到贵阳，他已患了重病，但病未痊愈，他又主持召开省市机关的冀鲁豫老同志会议，传达北京冀鲁豫党史工作会议精神。接着又召开地州市冀鲁豫老同志代表座谈会。同志们看他身体不好，不要过分劳累，建议父亲在座谈会上只和大家见面，不作长篇报告，放他上次讲话录音就可以了。父亲却说：“老地委书记、老专员都来了，我又在场，怎么能放录音呢？我要亲自讲。”老同志们兴奋，父亲也高兴，这一讲又是三个小时，父亲真的累了。到了晚上，他原本准备好好休息一会，可是一位管老年工作的老同志来到家中，汇报老年大学的事，说：“几位老领导为兴办贵州老年大学而筹集的资金有可能被挪作他用。”其背景如下：建老年大学工程巨大，光靠当时财政年收入才几十个亿的省级政府支持已难以维持，父亲等人四处奔波，到北京等地找到当时在国家各部门领导和原贵州省工作过的老同事，求得了他们的理解与支持，通过计划外调拨或实物、资产置换等方式实现了非政府的资金来源。承担融资的工作交给了当时的一个企业，但是，这个企业却没有全部兑现诺言，资金到手，他们又在打别的主意。听到这个消息，父亲大怒，拍案而起，继而夜不能寐，折磨他多年的哮喘病大发作。第二天清晨，父亲按往日的习惯拄着拐棍出去早锻炼，竞突发脑病一头撞在家门前的树上，从此倒下就没有再能站起来。
父亲发病人院以后，经大夫奋力抢救和他自己以惊人的毅力暂时战胜病痛，但全身瘫痪，长达两年中一直靠吸氧维持生命。在他这段人生的最后旅程中，只出过一次医院，就是到老年大学看望学员，坐着轮椅，插着氧气，满面微笑且十分艰难地向老学员们挥手致意。这一镜头被老年大学的摄像机记录下来，我们家人和当年在那里工作学习的同志每次回首这段过去的记忆时都难免热泪盈眶。灯油已尽，父亲的最后时光不像有的大人物那样辉煌，却是一心一意在完成他的事业，虽已是风烛之年，也在全力想照亮他所关心的其他老人。在他的最后时刻，家人都未来得及赶到，身边只有护工在。尽职尽责的护工小伙子看见老人费劲地蠕动双唇，感觉到他有什么话要说，把双耳凑上前去，只听到四个字：“老年大学”。
是放心不下？还是有什么事没做完？我们做子女的都无法得知，但我们从亲的这四字临终遗言上看出了他老人家的高风亮节，他心里装的没有自己，也不是只有自己的小家，而是惠及千万人的高尚事业。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我在北京生活工作了三十年，结识了不少显赫的人物和家庭。曾目睹有的家庭在长者在世时都和谐非常，而长者离去时却分崩离析，有的甚至分道扬镳，官司打上法庭。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最终可能离不开一个字——钱。
1991年的初夏，我的父亲悄悄地走了，在悲痛的同时，我也在担心，我们那个也是十分和谐的家庭会怎么样？
这一天终于到来，追思会开完，庭院里堆积如山的花圈撤去。满头白发的老母亲把我和两个同父异母哥哥叫到父亲生前的卧室，搬出一只斑驳老旧的皮箱，打开一层又一层的铁锁，拿出个包了一层又一层的小布包。所看到的东西让我们兄弟三人终身难忘。
箱子里是什么？除了几件穿旧了的毛料中山服，一件磨花了的皮大衣，就只有一个军用马背褡裢。布包里是什么？果然是别的家庭为之争论不休的存折，但上面明明白白只有一行四位数的阿拉伯数字，那还是“文革”时期扣的父亲工资的补偿，交完党费也就剩这些了。
此情此景，让我们兄弟三人泣不成声。没有争执，没有吵闹。两个哥哥含泪叫了声“妈妈”，说我们相信您，因为早就知道爸爸就是这样一个人，说我们什么也不要。而我却向母亲讨要那件军用马背褡裢，我心中感觉那就是精神宝库，是父亲留给我的无价之宝，是我终身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宝藏。
一个正省级干部的离去，留给子女的就这么点东西，说与别人听可能会少有人相信。但这就是我的真实家庭，是我父亲一生生活和为人的真实写照。
那件军用马背褡裢的故事我早就知道，那是我父母结婚时的唯一“家当”。因为当时他们处在战火硝烟的军旅生活中，马背上，褡裢中的两床被子就是一个家了。这件褡裢，跟随他们转战黄河两岸，后又随军渡江，挺进贵州，直到到了贵阳，才算有了一个稳定的家庭。所以，这件褡裢就是我父母战争年代的纪念，也是他们婚姻爱情的纪念。
那个小小的存折背后也有故事。父亲补发工资以后，山东老家的亲戚都传说他又复出当了大官了，传说中的补发工资大概是个天文数字，有的人就动了心思，不远千里跑到贵州来，用他们的话说叫“要两个”。但当我的“表叔”或“表舅”们拎着一捆大葱或一篓大枣走进我们那个与老家房屋差不多的院子，看见我们一家以清水煮白菜作为当家菜时，原先准备好的一套词汇就再也说不出来。一位“表叔”临走时留下一句话，说：“没想到这省长过得还不如老百姓。”
在当天庄严肃穆的父亲遗物“交接仪式”过程中，按照老家的规矩，女孩子是不能参与的。我的三个姐姐都在外屋低声哭泣，她们都是从来就没有想过要点什么的，清贫的日子早就习惯了。我们一母所生姐弟四人都在逆境中长大，从未感觉自己是什么“高干子弟”，虽然后来我们都上了大学，当了教授或干部，但从来都是自己奋斗，．自食其力，靠“走后门”去谋发展的事一家人谁都没想过。老家还有三个兄姐，她们更是从小下地劳动，没有享受过父亲的一天恩泽。
父亲清廉的证明很多，其中一个是在省政府大院，有不少人知道我们是最晚看上电视的家庭之一。当时父亲恢复工作不久，公务十分繁忙，能回家的时候很少，即使回家了，也是吃完饭就走，到别的老同志家喝茶聊天，看别人家的电视。这个小机密被一个老同志的孩子发现了，一到有好看的电视节目的时候，她们家都要给我爸爸留一个最佳座位。终于有一天这个聪明的女孩子问了出来：“申伯伯，你们家为什么不买电视机？”父亲带点玩笑地说：“没有钱。”其实主要是没有闲。
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父亲用车跟别人不一样。一般领导都喜欢用那种大大的、黑黑的座车，显得气派。但父亲却喜欢要那种小小的，银灰色的家用车。一位北京来的部长级客人坐了父亲的车感到不解，父亲告诉他，这车两个优点：一是省油，二是不显眼。我当时还是个大学生，假期中也坐过那辆与现在的“富康”差不多的车陪同老爸下乡，我感觉这车的好处更多，走街串巷，田头村角，哪都可以去。
我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后，有一次，学校听说我在贵州有办法，让我执行公务到茅台酒厂为学校买两箱酒做接待用。没来得及给父亲打招呼，我带着公函就直接去了酒厂。厂长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并说：“我们对你老爸非常尊重，上个月你哥来这里，我们还给他批了酒。”当时我心中暗暗叫苦，因为我远在山东老家的哥哥不可能跑到这里来要酒，我父亲更不会给任何人写条要酒，所以我明确告诉厂长：“上月来的‘我哥’是假的。”不料，这一说引起了老厂长的警惕，告诉副厂长说以后要注意这些打着领导旗号的人了，特别说到对目前这个人就要查一查是不是真的申家儿子。几个月后，在上北京开会的列车上，父亲与厂长见面了，说起这事，他告诉厂长说：“我的孩子没有一个是做生意的，凡是来大宗要酒的，都不能给。”确实，父亲管我们管得十分严格，不允许任何家里人打着他的旗号出去要东西、批紧俏商品等等行为。他自己管自己更是严格，有一次上面来了文件通知商品涨价，父亲自知自己平日话多，怕言多有失，就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里主动关了两天“紧闭”。
这样一个可亲、可敬以至可爱的父亲，哪能叫人不想。
刚直不阿，豁达开朗
1955年，我父亲被错打成“反党集团”的首领，被下放到地处安顺的山京军马场，名为副场长，实为劳动改造。几天前还是前呼后拥的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一场批斗会之后就变成了名符其实的“牧马人”。这种落差，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
40年后，我执行父亲生前的指示，把他的骨灰送到山京军马场安放。穿过几片亚热带森林，到了茶山连绵，乱石突兀的山京，听到了这里的老农工讲述的故事，才明白了父亲怎样才度过了他生命中的低谷，才知道了他对山京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真正使父亲能挺过那段含冤茹苦岁月，抵抗备受煎熬的力量来自于山京人民。
当时的山京农工太苦了，他们一月的工资，除了买点口粮，就只能买点盐巴和辣椒。当时的山京人民也太淳朴了，就吃那样的伙食，他们不但没有怨言，在建设工地上倒是一派热火朝天，打竹板，喊号子，到处是大干快上的景象。这里的人民，这里的干劲，使刚刚四十岁的父亲忘却了批斗会上受的屈辱，焕发了青春。刚到农场，他就徒步考察了场内的几十平方公里，从“海子边”到“十二茅坡”看了个遍：这里，再种几个茶山，那里，再挖一个水库……一个新的蓝图产生在他的胸中。
告别了秘书、司机和警卫等环绕身边的生活，父亲没有什么不习惯，本来就是劳动人民，有那些待遇倒觉得不好受。但是离开了宏伟的大贵州建设事业，这位年轻的原省委副书记确实感觉有些凄凉。怎么办，大事业干不成了就做小事业。南下路上，他曾告诫干部战士：“贵州的人民也是人民，也需要解放过好日子。”如今尽管是虎落平阳，他却还拿这话说：“山京的人民也是人民，也需要过上比城里人更好的日子。”
为了这个好日子，他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白天，和工人们泥里、水里滚在一起；晚上他挑灯夜战，开会议，定蓝图，为农场建设他没少费心。有点时间还要省里、地区上跑，利用老关系为农场谋点“偏饭”。据父亲回忆，他工作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就是在农场投身建设的那段时间。同时，不是回报，也不是同情，当地的老百姓也尽最大努力给父亲以关照。水果熟了，总会有人先摘下几个给“申场长”尝鲜；新苞谷下来了，也总有人磨出新鲜的粑粑送来。面对这么好的人民，还有什么忘不掉的冤屈呢？就连对农场周边的农民，父亲都怀有很大的关爱之心。一天，农场工人抓到个农民，说他偷了农场的小猪，来问场长如何发落。父亲却说农民太苦，出来拿东西也是迫不得已，让工人赶头母猪给村里送去，用现在的话说是“技术扶贫”。
父亲也有掉泪的时候，远离省城，远离妻儿，一个人到这不毛之地究竟是为哪般？到农场的第一个中秋夜，他独身一人在小桌上放了几块月饼，一瓶老酒，对月独酌，心中生出无限凄凉。他说：“扪心自问，我会反党吗？我追随党干革命几十年，就为的是挨整吗？实在是想不通。”
不过，人民是最公正的评论员。父亲过世后，山京的人民给他立了块碑，上写四个大字：风范长存。
说到父亲的豁达，也是很有名的。他心中很能容事，也能容人。仅举一例就能说明他从不计较个人恩怨：“文革”时期，父亲所在单位有个造反派头头，在造反派得势时他很是猖狂，组织队伍到处打砸抄家，到我们家抄家时居然命令我母亲给他搬梯子，说要到天花板上看看有没有给敌方发报的电台。可是到了老干部重新工作的时候，又是此人领先到家来“看望”，闭口不谈抄家那些事，只说是来求我爸爸给他儿子安排个好点的工作。对这样的人，我们都主张不理他，但父亲却满面笑容地接待，然后还真积极帮助他的儿子找工作。他说“文革”时期的人都疯了，干的事都是不得已的。
对下级，对群众，爸爸历来是很宽容的。同样，对同级领导干部，他也胸襟开阔，话明气散，不纠缠历史旧账，不计较个人恩怨。有两件事，是非常令我感佩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些造反派头头别有用心地想利用爸爸在1955年受冤枉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的事，煽动他站出来和他们造反，揭发当时省委的负责同志，父亲义正词严地对这些人说：“我和这个同志之间的问题，是我们党内的事，和你们干的不一样，是两码事，这是原则问题。”于是，父亲也被揪出来批斗，关牛棚。但父亲的这几句话，掷地有声，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和原则立场。“文革”结束后，那位负责同志也深感自己对不起我的父亲，主动到我家来找父亲谈心，一进屋就说：“老申，对不起。1955年的事，从内容到形式都搞错了，是我的责任。你们是没有错的，确实受了冤枉。对此，我来表示深深的歉意。”父亲此时并没有计较当年的事，尽管吃了那么多的苦头，此时此刻表现得非常大度，说：“话明气散，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大家向前看。”于是，几十年的恩怨在笑声中化解。另外一件事是，粉碎“四人帮”后，一位在中央工作的负责同志从北京来到贵阳，主动要到家里与父亲见面，解释“文革”中的一件事。据说，这件事是这样的，邓小平1973年复出工作后，父亲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平反1955年被打成所谓“反党集团”冤案。此报告送到中央后转到当时分管组织的这位负责同志手里被扣压了。父亲对此很有意见，所以不想见这位负责同志。但这位负责同志一再提出要见父亲，父亲在他的诚意感动下与他见了一面，这位负责同志来到家里，见到父亲，就亲切地喊“申二哥”（这是早年在冀鲁豫时大家对我父亲的称呼），并说自己要写一本书。父亲问“写什么书？”这位负责同志说：“把自己在‘文革’中做的一些对不起同志、朋友的事写出来教育自己的子孙后代。”父亲一听，爽朗地笑着说：“我看，你这本书不要写了，还是叙叙我们当年的战斗友情说吧！”两位革命战友，都以诙谐的话语，了却了“文革”的往事，谈笑风生，和好如初。
容得下事的例子就更多。别人挨了批斗都吃不下，睡不着，父亲却比较坦然。“文革”中的一次批斗会前，“走资派”们都被剃了阴阳头，抹了大花脸，会后又被装在汽车上游街示众。受了这样的奇耻大辱，被批斗的难友回到被看押的“牛棚”后有的欲哭无泪，有的痛不欲生，父亲当然也有同感，他愤愤不平但又深感无可奈何。为安慰难友，他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流，脸上却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让别人涂抹的大花脸也不洗，反而将就作为化妆，给难友们表演了几句京剧清唱。这样的苦中作乐实在不易，只有受过大磨难的人才能做到，我的父亲做到了。
“牛棚”里边有时也有真正开心的时候。过春节了，“走资派”们是不能回家过年的。造反派开恩给他们每人发了一斤白面和少许肉馅，让他们包饺子过年，但只能自己包自己的。这可难为了这些平日只会开会作报告的人。我父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包不成，最后勉强包了两个特大号的饺子，下到锅里一煮就成面片汤了。难友们见此情形，爆发出了开心的大笑。
父亲爽朗的笑声至今还在我的耳边萦绕，泰山压顶没把他压趴下，艰难困苦没让他屈服，直到他躺倒在病床上，还听见他轻声哼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热爱人民，扎根群众
小时候，听父亲讲得最多的故事就是刘邓大军南下。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不是烽火连天的战争场面，不是渡江战士露宿街头的艰辛，而是老区百万人民推着小车组成浩浩荡荡支前大军奔赴前线的感人镜头。
后来在系列电影“三大战役”中，我看到了车轮滚滚的支前队伍的形象再现。大批从黄土地里走出的庄稼汉，身上毫无武装，冒着敌人的炮火，置自己的妻儿父母和自身安危于不顾，前赴后继，奔向建立新中国的前线。听父亲说，山东老区有的村子在解放后成了“寡妇村”，就是因为支前牺牲太大造成的。他总说，这是多么好的老百姓啊，靠了人民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才得以打败比自己力量强大得多的国民党。
仅仅是从父亲感人的话语中，就使我在心中建立了对当年那种波澜壮阔场面的想象，每当想起这类场面都会激动不已，感受到今天人民当家做主的日子真是来之不易。所以，亲身经历那个场面的父亲就更是对此终身难忘了。父亲常说一句话，就是“要对得起老百姓”，大概就是从这样的思想感情出发的。
新中国刚建立时，父亲负责贵州省的文教接管工作。他以对少数民族满腔的热情很快就走到了苗族、布依族等民族聚居地区。几次考察之后，他发现贵州的部分地名带有明显的民族歧视色彩，如“大定”、“定藩”、“镇远”等等。在父亲的倡导下，文化、规划等政府部门进行了研究，很快将大定县改名为大方县，把定藩县改名为惠水县，不要小看这一字两字之差，其内涵可是体现了新政权对人民群众的贴心温暖。
1982年，父亲主管省里的财政等工作。当年暑假，我刚毕业，休闲在家，没想到在此期间学了不少东西而且后来派了用场。一个晚上，秘书送来快报，内容是安顺地区遭遇罕见的雹灾，也就是当地说的“白雨”，当地百姓颗粒无收，坐哭地头。见报后父亲双眉紧锁，着急非常。灾害本来问题就大，加上是在安顺，那是什么地方？在老爸最艰难的时候，是那里的人民养育了他，那里的山山水水、父老乡亲，无时无刻不在他的心头。第二天，连秘书都没叫，父亲就要去看灾情。我出于好奇，也是闲的，也跟去了。当天到了安顺市，按常规是听汇报，父亲不让停车，拐向东，到了普定县，还不让停，再向北，路越来越窄，越来越泥泞，不管不顾，直接到了受灾地头。转了几圈，找老乡问了几句，一个救灾方案已在他胸中成熟。回到安顺，当时还是行署的几个专员以及省里、地区的财政干部已在等候。不用开会，边吃“羊肉粉”边说：计划内救灾款已用完，怎么办？先把冬季修水利的钱拔出来，以工代赈。就这样，一顿“羊肉粉”就把农民的生计解决了。
17年后，我调动到北京海淀区委主管农村工作。刚到任，也接到一个灾情通报，还是雹灾。学着老父亲的样子，我第一时间赶到地头，乡长镇长都来了，看了落了一地的大白杏，见了愁容满面的农民。财政没钱，怎么办？我连想都没想就说出来，先把冬季修水利的钱拿出来，以工代赈。乡长镇长看着我感到吃惊：一个刚调来的大学副校长居然懂这个。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我早就当过学徒了，师傅就是我爸爸。
我学到的东西不止这个，更多的是父亲对待群众的态度。他喜欢下乡，喜欢去基层，每次下去，都有不少新鲜事回来讲给我们听。刚恢复工作时，他下乡碰到更多的是接待来访，听受冤枉的人诉苦。有一次，在一个县城里，三个挨整的干部头顶申述状，跪在父亲车前，这不是古代的“拦轿喊冤”吗？父亲说，他不是古代的青天老爷，但他是刚刚才洗清的冤屈的人，一对有冤情的人充满同情心。他急忙下车，拉起几个可怜人，一起到招待所分析情况，给他们安慰和出主意。这样的事口口相传，找他诉冤的人越来越多。那时他不是省里主要领导，也无权办理那么多平反昭雪的事，但他以满腔热情接待上访群众和处理来信，负责地向上级和有关部门转发信件，积极地帮助申诉人出主意。那时，我们经常看到他谈话、写信到深夜，都为他的健康担忧。他却说，想起还有那么多人在蒙受不白之冤，受这点苦算什么。
父亲热爱群众，关心群众，群众也给了他很大回报和关心。即使是在“文革”时期的疯狂年代，也有人冒着风险给他以帮助。据他回忆，当时有一种残酷的斗“走资派”的方式，叫做“喷气式飞机”，就是在批判会上用两杆梭镖从往后反拧的双臂上穿过去，抬起来，让人双脚离地，低头认罪，往往一场批斗下来，大汗淋漓，几乎休克过去。就在这样众目睽睽的批斗台上，居然有个抬“喷气式”的工人悄悄用膝盖从后面顶住父亲的臂部，让他少受点罪。还有，就是几任负责看管父亲的造反派都有“好心人”。最好的一个工人师傅是在贵阳矿山机器厂关押期间的看管人员。经常在批斗会结束之后，让他押父亲回牢，他居然敢偷偷把老头带到饭馆改善一顿；托他去给老头买烟，造反派只许买一角五一包的“朝阳桥”，他拿回的香烟从包装上看确实就是这烟，但打开一看，里边却是当时最好的“牡丹”。“文革”结束了，这位师傅成了我们家的恩人，这时他才道出真情：60年代初贵州大灾，他一家在农村都快饿死了，是时任厂长的父亲给他安排了工作，救了一家人，以德报德，他才敢于在气势汹汹的造反派眼皮下做手脚。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但经常做对人民有用的好事就难了。但只要做好事，就会有好报。从父亲的遭遇，我坚信这一点。
才华出众，壮心未己
20世纪30年代未40年代初，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流行一句话，叫“申云浦的嘴，宋大牙的腿”。其中前一句是夸赞父亲的口才，后一句是赞扬边区军分区的宋司令员端鬼子炮楼的速度之快。当时，这一文一武两员大将配合得很好，时任军分区政委和边区宣传部长的父亲到处宣传鼓动，动员热血青年投入抗日前线，在各类学校，在田间地头，在部队行进的队伍中都是他演讲的场地，一有不少人是听了他宣传的爱国道理而参军、参加抗日工作和在前线建功立业的。
我自幼听别人说父亲的口才好，博学多才，讲话不用稿等等。但由于一次也没听过父亲作的完整的报告，所以只能从别人转达的感受中感觉这些。一次是在学术会议上与贵阳师范学院的一个教授相遇，他讲到听父亲的报告不但不可能打瞌睡，而且在讲一些政治问题时旁征博引，古今中外地纵横阔论，就是在讲一些专业的理论问题时，也十分在行，由于联系实际且案例丰富，感觉他讲课甚至比他们教授的水平要高。还有一次是我在探家的火车上遇一当年南下时的“军大”学员，他问我说你知道我们是怎样心甘情愿地到贵州去的吗？我们是晚辈当然不知道。他告诉我，是让你爸鼓动去的。用现在的话说叫做被“忽悠”到这里。他说从山东出发的队伍到了江西就觉得离家越来越远，实在不想往前走了，将士情绪低落，而你爸到南京见了一次邓小平政委以后就把我们给“忽悠”来了，而且一千就是一辈子。我问是如何“忽悠”的？回答说：“申政委除了讲前面说过的贵州人民也是人民，也需要解放等，还有个小秘密，就是当时很多干部都是单身汉，他在动员报告中说贵州山好水好，人也长得漂亮，姑娘都白得像糯米似的，山东话把糯米叫做江米。申政委见部队情绪不高，就开玩笑说，到了贵州，一人发你们一个‘江米人’。”当时大家开心地笑了，也不知是当真了还是什么原因，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都保持了高昂的士气。
当然父亲不会只靠说笑话去鼓动群众，但他的语言风格确实幽默风趣，讲话有吸引力和较强的“煽情”作用，这一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体会到了。
我在做统战工作的时候曾碰到过一个贵州刚解放时的工商界统战对象。他说，那时有次到省政协参加活动，大厅里有一架钢琴，有个从上海来的资本家会两下，就在琴上弹奏了一首，好像此人有意为难共产党的干部，当众要请你爸来一曲。哪知你爸说来就来，上去就表演了一曲“蓝色的多瑙河”，一下子就不但把那人镇住了，而且博得满堂喝彩。关于此事我当面问过父亲，问他怎么学会弹钢琴的，他回答说：“哪会弹钢琴，只是在当地下党时，以作小学教师为职业掩护，学过脚踏风琴，在那个资本家‘将军’的情况下，就用脚踏风琴的底子上去了，没想到效果还可以。”这时，我才想起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家里也有一架脚踏风琴，一到星期天，父亲弹琴，几个姐姐唱歌，家庭气氛非常活跃。可惜这架琴在“文革”时期被“抄家”弄走了。
父亲不仅心胸开阔，才气十足，而且心气也很高。他以极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对待工作，常怀有一些有创意性的工作思路和战略构想。在贵州刚解放时，他就提出要整理贵州的地方文化，振兴贵州的地方剧种，宣传少数民族的文化成就；在他“文革”后恢复工作时，在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的感召下，他曾建议贵州省要“打开东部，敞开山门；搞活北部，叫响主打；挖掘西部，开发旅游；提升南部，告别贫穷”等等。这些思路不同程度地被历任省的主要领导所采纳。
可惜，父亲走得还是早了。贵州的山门早己打开，永远告别贫穷的时候已经见到曙光了。我们做儿女的多希望他还能回来再看看。
爸爸，再看一眼你所割舍不下的各族乡亲，再看一次你所难分难离的这片土地，再听一听你最爱听的贵州山歌，再走一趟崎岖的苗岭山路吧。
回来吧！父亲。我们儿女不会忘记您，贵州人民也不会忘记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