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 父
1991年5月13日凌晨20分，我亲爱的爸爸与世长辞了。半夜当我赶到医院时，爸爸的心脏已停止跳动，安详地躺在病床上。为不惊扰周围的重病老人——他们都是爸爸的战友和朋友，我抑制住哭声，只是泪如泉涌，不住地亲着爸爸的额头。爸爸呀爸爸，万万没有想到，白天我到病房看您，您气色尚好，笑容满面，目光炯炯，还高兴地说：“我好了，第一件事就是痛痛快快洗个澡。”当我向爸爸索取墨宝时，爸狡黠地望着我的丈夫说：“好，就写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吧。”一屋子里的人都笑了，爸爸也呵呵地乐了。这欢快的场面竟成了我和爸爸的永诀。
爸爸在家里是一个严父也是一位“慈母”，他是严父，他对儿女有高度的原则性；他是慈母，因他对儿女有无限“慈母”般拳拳爱心。他是我的父亲，也是我的“知心朋友”。从小我就喜欢和爸爸谈心，工作中的成绩或困难，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就连少女时期选择男朋友这类大姑娘的“私房话”也要给爸爸悄悄嘀咕嘀咕。爸爸总是给我指出如何正确地认识问题，怎样去辨别是非，分清善恶……他谈笑风生，妙语连珠，把深奥的哲理寓于一句笑语之中，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只要爸爸在家的日子，全家老少总是乐融融的，他那随口即出的玩笑话，使我们家充满了欢乐的气氛。一天，爸爸故意板起脸，严肃认真中不乏诙谐地对我讲：“大妮子，看你妈妈张莹同志对世界总是‘否定一切。”’我吃了一惊，反问一句：“这是啥话？”随即把目光投向端坐在火炉子边的母亲——古稀之年，白发苍苍，母亲头部不住地左右晃动，我止不住笑了，妈妈也笑了。我大学毕业后，想为爸爸妈妈尽点孝心，于是生平第一回学习编织毛衣，给妈妈织了一件上衣，给爸爸织了一条毛裤。当妈妈试穿我织的毛衣时，爸爸赶紧凑趣地穿上我给他织的毛裤，毛裤织得太长，爸爸往上一提，裤腰几乎直到胸口，可裤管还踩在脚下；而妈妈的毛衣却短撬撬的盖不住腰间的皮带，领子的拉练又偏辍着。这下，爸爸可乐了，一串笑话随口而出：“俺大妮真孝顺，给爸爸织的毛线裤是三合一的。你们看，毛背心、毛线裤、毛线袜‘三合一’，给妈妈织的可是件‘儿童衫’。”我看看爸爸又回头看看妈妈的样子，一家人捧腹大笑起来。我们的家庭充满了民主和谐的气氛。特别是当弟妹们从外地归来一家团聚时，更是有说有笑。爸爸总是精神矍铄，才思敏捷，笑话连篇。一家人有时为某一问题发生争论，互不相让，甚至忘了用餐。爸爸不仅是论战的参与者，而且常常是论战的发起者。
爸爸一生的最大特点就是热情乐观，豁达大度，不论处于顺境或逆境，即使是身陷囹圄也都能保持一种饱满的乐观情绪。他常说战争年代他们一伙热血青年常饿着肚子，紧紧皮带，晚间手拉手地唱抗日救亡歌曲。就是晚年，说到当年的情景还会扯着嗓子唱几句，然后得意地说：“你爸爸当年还是个很不简单的男高音哩！”
爸爸与妈妈在战争年代曾失散7年。1949年南下途中在武汉相遇，悲欢离合的爸爸妈妈行军到贵州镇远时，在青龙洞爸爸还亲自给妈妈拍摄了一张身着戎装的照片，一直珍藏至今。爸爸去世后，妈妈饱含深情地写了一首诗：“连理同心五十春，几经风雨敬如宾。老妻犹记烽烟事，千里山川梦里人。”
正当爸爸风华正茂，踌躇满志，献身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候，却因莫须有的罪名受到了错误的处理，下放到安顺城郊山京农场劳动锻炼，兼副场长。
爸爸在贵州安顺山京农场的几年中，以高度的党性原则，正确的工作方法，教育群众，团结群众，和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次，两个农民到场里偷红薯，工人们把他抓住绑起，爸爸得知后赶紧跑去，并说：“放了他们。”爸爸又叫这位农民自己挖两挑红薯回去。以后又年年给附近村寨送去水稻良种、鱼苗、种猪等，还派技术员到田边地头指导生产。爸爸调离山京农场时，全场职工和方圆几里寨子上的农民群众都赶来送行，送出几里路之远还不肯离去。
爸爸留给他的战友、同志和我们做儿女的思念是很多很多的。我最难忘的是“文革”中我们父女的一次“两小时的会见”。那是1968年的夏天，我由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毕业被分配到贵州龙里602部队。一到家，见不到爸爸，我心里不知有多么难受。妹妹含着眼泪说：“爸爸被造反派抓走两年多了，长期音讯杳无、最近才打听说关在某农场的‘牛棚’里”。第二天，我便写了一个报告交上去，说他的大女儿大学毕业刚从首都归来想见爸爸一面。三个星期后，终于得到了星期日准爸爸回家两小时的答复。那天，天不亮，全家人不约而同地都起床了，等爸爸回家来。上午，过去了，中午，又过去了，没来。全家人的双眼都直勾勾地望着大门，尖起耳朵，听门外的动静。下午两点姥姥叫我和三妹上街排队打酱油，快走到大十字“味纯园”酱油铺时，一声不吭的小三妹突然忍不住“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那哭声直到今天都颤动着我的心，妹妹把酱油瓶子“叭”的一声砸碎在水泥马路上说：“打什么酱油，姐，大概这时爸爸回到家了吧，爸爸只能在家呆两小时，我想爸爸呀，咱回家吧。”我也大哭起来，两姐妹手拉手地边哭边往家跑，果然，爸爸回来了！穿着一身破旧灰布中山装，脚边靠着一个竹壳斗笠，正坐着喝水说话，家里人正围坐着听他讲述离家两年多的遭遇，我和三妹也安静地坐下来听。爸爸仍不失他那乐观幽默的风格，谈着他在“牛棚”里怎么三个人修好一个“厕所”，他们住的猪圈棚距“厕所”只一墙之隔，平时如何偷听“造反派”们蹲茅房时的对话，以得知外面世界的消息，以及中央文件的精神等等。爸爸说，有回过春节，“造反派”的看守破例开恩分给“牛棚”里每人半斤面粉半斤肉，叫他们自己包饺子。爸爸好不容易拿洗脸盆煮好饺子，但不小心把煤油当酱油倒了进去，饺子不能吃了，只好饿着肚子过了个三十夜。他还说，每次揪斗会下来，我这个“走资派”，看不见自己脸上的黑，只看见别人脸上的那两只眼睛，我不管怎样，照样拿过馍馍大口大口地啃。在“牛棚”里，“造反派”只准爸爸这些“被打倒的人”，吃一角以下的白菜，所以大家饿馋馋的。有一天，厨房意外卖起牛奶来，牛奶卖剩下了，大师傅左顾右盼，见没人，想倒给爸爸，爸爸立即把米饭碗递过去，那师傅就把牛奶倒进饭碗，爸爸说：“吃起来好香呀！”他还讲我从北京寄给他的那本袖珍毛主席语录本里夹的条子叫“造反派”搜去了，为这事害得他被批斗了一个星期，“造反派”说这是“新动向”。爸爸向我询问了他在北京的几位老战友的境况……不知不觉两小时到了，姥姥说：“光顾说话，一家人一天还没吃饭呢。”爸爸说：“不吃了，第一次放风，得按时归去，否则以后大学生来请假也不灵了。”一家人送爸到门边，我护送爸爸到北京路地质局回“牛棚”上车的地点。我看见爸爸从包里取出“走资派”的黑牌子，挂到脖颈上，朝我一挥手“孩子，回去吧！”便大步爽快地离去。我久久地停立在马路上，望着爸爸那高大洒脱的身影走远了，走远了，走得再也看不到为止。
现在，爸爸是永远地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我不在他的身边，他没有听见我喊他一声爸爸，这是我们父女之间的终身遗憾。听护理人员说，爸爸在临终前曾喃喃地用微弱的声音说过一段时间的话，语调平缓，神态安详，只是难听出他讲的是什么，最后爸爸急了，在护理人员手上划字，别人仍不懂，问他是不是找医生或家里的人，他都摇摇头。一个机灵的小同志听出说的是“党史”二字，随后又听到“老年大学”。接着便昏迷过去就再没醒来了。亲爱的爸爸，您在生命垂危时刻仍然惦记着党的工作，革命的事业，这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您，是伟大的党。你的战友们理解你、你的儿女们理解你。你是党的忠诚战士，你是人民的好儿子，你是我们的好爸爸。亲爱的爸爸，我们永远怀念您。
爸爸的竹拐棍
望着爸爸床边的一根竹拐棍，孤零零的。爸爸生前常拄着它。如今，亲爱的爸爸永远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我，也离开了这根长期与他形影不离的竹拐棍。爸爸走时那么匆忙，竟忘了带上它……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每日清晨都要仔细擦擦它，用手反复摸摸它。看见这孤孤单单的竹手杖，使我油然忆起了一些往事。
这是一根极普通的竹拐棍，但它饱含着父亲与一位老工人的深厚情谊。
还是在那“腥风血雨”的十年中，爸爸被冠以“走资派”罪名揪到一个工厂里批斗。这位老工人，就是被派来看守爸爸的。造反派们命令爸爸戴上皮围腰，像个杀猪匠似的，把手伸进油缸擦洗机器零件。由于皮肤过敏，爸爸的手、脚长疮，红肿得发亮，无法行走。老人见状，十分心痛。便砍来一根竹子，制成这根简易手杖，让爸爸拄着，并含泪捏住他的手说：“老哥子，您可不能倒下呀。”瞧见有人过来，便佯装愤怒地训斥爸爸：“老实点，申云浦，给你个棍杵着走，别装病了。”晚上，两位老人却钻进一床被子里畅谈。爸爸还笑声不断地说，想啃只山东老家的烧鸡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爸爸恢复了工作，重又回到省的领导岗位上。一天，他手执这根竹拐棍又回到了那个工厂。寻访这位老工人。可他已不在人世了。爸爸到原来两位老人同住过的“牛棚”前，默默地站立了许久。
由于战争年代的劳累与“文革”中身体遭受的摧残，爸爸重新工作后不久，便患上了严重的肺气肿。哮喘也越来越厉害，走路也越来越感到疲累，只得拄起了拐棍。开始仅外出开会、下乡用一下，后发展到生活起居等一刻也离不了。从那以后，这根竹拐棍，便与爸爸形影相随，成了他生活的旅伴与支柱。每次我在家等候外出或下班即将回家的爸爸时，总习惯扯长耳朵，听听门外是否有“笃、笃、笃”的竹拐棍声。“笃、笃、笃”……那清脆的竹棍声，总能给我带来父亲慈祥的笑容与谐趣的话音。我爱这根竹拐棍，更爱它发出的“笃、笃”声。
父亲在全国各地的老战友和晚辈们，知道父亲腿脚行走不便，也曾陆续送给爸爸许多手杖。其中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土的，洋的；有来自名山大川的纪念品，也有出自名师之手的精美手工艺品；有的手杖还配有多种功能，如有自动调节高度，带手电筒、警报器、刮胡刀、按摩器、警棍等等。拢到一块，有好大一捆。同志、朋友们谁看中了，爸爸便赠根给他。而爸爸自己仍每天拄着这根竹拐棍，爸爸明白这根竹拐棍的分量，拄着它走路更有劲。
1988年的中秋节，本该是全家团圆的好日子。可爸爸却因突发脑溢血跌倒了。我举头望着那圆圆的月亮，低头看着失去知觉而昏睡不醒的爸爸，禁不住泪流满面。
经及时抢救，一周后，爸爸竟奇迹般醒来，当他睁开眼能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妮子，把爸爸的竹拐棍从家里给我拿来。”我明白，爸爸离不得它啊！从那以后，这根竹拐棍便伴着爸爸度过了两年零八个月的病床生涯。
有一天，我刚走进爸爸的病房，见两位护士同志扶着爸爸硬是下了床，爸爸发颤的双手用力紧握着这根竹拐棍，艰难地迈出了虚弱的一步。实际那仅仅是微微抬抬脚而已。但重病的爸爸却高兴万分地喊出：“我不能倒下，这竹拐棍助我站起来啦！…我站起来啦！”我终于无法控制住自己，飞速冲出病房，背靠着门，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当爸爸生命的游丝即将渐渐地离开他的躯体时，那根与他朝夕相伴的竹拐棍，始终如卫士般守护着它……
爸爸终于无法抵挡自然法则，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也离开了他那根心爱的竹拐棍。我久久地凝视着这根离开了爸爸温暖的手心，孤孤单单的竹拐棍，多么希望能听到它再次发出那清脆的“笃、笃”声。
油 菜 花
清明乘车到乡间给父亲申云浦扫墓，田坝和山坡上正盛开着油菜花，远山近土黄灿灿的。这铺天盖地的黄花，浩浩荡荡，洋洋洒洒，似黄色海浪，使我感受到一种厚重的力量。看，那一朵朵油菜花，安闲地长在山乡，不慕富贵荣华，更不趋炎附势。它们枝连枝，根连根，连成一片片，拥有博大的胸襟，蕴藏着无穷的力量。在阳光雨露下化作壮鼓鼓、沉甸甸的籽荚。躯干枯萎了，又化成灰，去肥沃生它养它的这方泥土。
面对这油菜花的天地，回想五年前，随父亲，也是在这油菜花盛开的时节，路经此地的情景，我流泪了，似乎听见了父亲的声音，看见了父亲的身影。“爸爸，爸爸，爸爸”，一声又一声，我的心在默默地呼喊着，我似乎听到了日思夜想的爸爸在对我说：“闺女，爸爸就在这油菜花中，这是我当年挥锄洒汗的地方，我就在这儿扎根。”我面朝北，听见爸爸在南面说话。我转向南，听见爸爸的笑声在北。我不停地左转右动，不放过聆听爸爸发出的每一个声音。泪珠从脸上滚下，甜甜咸咸的流进了口中。雾蒙蒙的双眼看见东西南北的油菜花中，都有爸爸的微笑，他竞慈祥地朝我走来。笑吟吟地捋着胡须，拄着棍，口里还在重复着说：“大妮儿，我在这儿。”
爸爸的墓地到了，我方从梦幻中醒来。我的爸爸是一个有半个多世纪革命生涯的老同志。他随刘邓大军南下，参加过解放贵州的战斗，参加过贵州的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里，他走遍了贵州的山山水水。他热爱贵州，为贵州的革命与建设，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辞世后，也要把骨灰安葬在贵州高原的山山岭岭之中。他的那颗心，要永远伴着贵州的山山水水。
我爱家中朝夕相处的爸爸，更忘不了飘逸在油菜花中永生的爸爸。此时，我却轻松了许多，飞快地采来一束油菜花，缓缓地走到父亲墓前献上。
周末我去看妈妈
每到周末，我便匆匆回家看妈妈。妈妈确实老了！她年逾古稀，瘦削佝偻。半年前九十出头的姥姥仙去，新近，爸爸也合上双眼，撇下了我那白发苍苍的老母。这打击，对母亲真是太大了。
听姥姥说过，妈妈年轻时既漂亮又有主意。十六岁那年，她带着四岁的小姨到电影院看电影。开映后，她脱去小姨的鞋袜，哄说上厕所，一溜烟跑出电影院，奔赴革命根据地，干上了革命。
全国解放，她南下来到贵州。1959年被戴上右倾帽子开除党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绿了神州大地，也吹散了妈妈心中的愁云，她恢复了政治青春。20世纪80年代妈妈响应党的号召，在单位首批离休回家，安度晚年。
每次周末，我回到家，妈妈问我的第一句话总是：“家里人都好吧？”我总是以点头和微笑拂去她心中的牵挂。我，仿佛又回到童年，紧贴着妈妈，依偎在炉边，感受那滚烫的母爱。我们一起谈过去，谈现在，谈未来……妈妈兴奋起来时还哼上几句太行山的曲儿。历史长镜头里又映回了过去……妈妈是坚强的，因为她毕竟是一名经过血与火洗礼的“大兵”，是共产主义战斗队伍里的人。但妈妈的心灵深处在流泪。她思念着故去的亲人，思念着过去的一切……可我们此时都不说话，谁也不愿打搅这周末母女会见的融融气氛。夜，深了。妈催我：“闺女，回吧。”归途中，脑子里还盘算着：“下周末回来，该给妈妈准备些啥礼物呢……”不觉已到家门口，伸手按门铃时才发现，手里还举着一串给妈妈买的冰糖葫芦呢。因为姥姥说过，那是妈妈儿时最喜欢吃的东西。
冰清玉洁的亲情
深夜，万籁俱寂，唯独客厅里的冰箱像一位重病的老人正艰难地呼吸着。我心想，准是冰箱又出了毛病。
提起这个冰箱，说来话长，它是十多年前父亲买来送我的。父亲原是一位坚强的红军老战士，为了革命一辈子出生人死吃过不少苦。如今，父亲已逝世多年，但他送给我的这台冰箱，至今仍伴着我过日子。
那是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年近花甲而又带着满身疾病的父亲刚从“牛棚”里解放回来。正值全家人为此喜庆之际，不料我的丈夫却突然被急病无情地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全家人的欢乐，又蒙上了厚厚的乌云。
一天，我与两个孩子正吃饭时，老父亲拄着拐棍来看望我们。他在小饭桌边坐了许久，却仍在“呼噜噜”地喘气。看我们娘仨吃完饭后，父亲亲切地说：“大妮子，爸爸解放平反了，组织上给我补发了工资，我和你妈合计好啦，这钱除家用和交党费外，用一部分买个冰箱给你。”接着，他又安慰我说：“人不走也已走啦，咱还得拉巴着两个孩子好好过。坚强些。”此时，激动的我双泪长流。父母亲还没用上冰箱，我怎忍心接受这份厚礼呢，我赶忙哽咽着按住父亲的手说：“爸，这些年您和全家人吃了不少苦，身体又都不太好，该享受享受啦。何况那边还有一位90多岁的太姥姥。买来冰箱，爸妈就留着用吧。”爸爸忍着痛苦强笑，摆摆手起身告辞了。
几天后，我下班回家，推开门，看见孩子们和老外公正围观一台果绿色的大冰箱，漂亮极啦，一股热泪这时模糊了我的视线。我上前攥住父亲的手连声说道：“谢谢爸爸，谢谢爸爸。”从此，这台冰箱走进了我的生活。
那时，人们的生活普遍还不宽裕，能有几家人买得起冰箱。就说父母和弟弟妹妹们吧，日子过得就十分清贫，吃的常是咸菜、萝卜干、玉米糊糊等。
我自己这个小家，孩子们刚失去父亲，原本欢乐的4口之家，一下子变得十分凄凉与冷清。老外公在这时突然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当时被看做天文数字的钱才能换回的“庞然大物”，可把孩子们给乐晕了。孩子们马上跟别人学会了用冰箱制作冰块的技术。有一天，当我教书下课回到家，孩子们笑嘻嘻地把制好的首块冰小心地放入我的杯中。饥渴的我端过杯子一饮而尽后，我陶醉在这拳拳的父子儿女深情中。
几年过去了。一个中秋节的夜晚，父亲突发脑溢血被送到医院抢救，情况万分危急。沉沉的夜幕中我赶到医院时，父亲仍昏迷不醒。时值凌晨，一个让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场面，出现在我的眼前。在父亲病房外的过道和门厅里，里三层外三层地站满了许多深情而又焦急的老人，他们默默地守候着，久久地不愿离去，希望他能苏醒过来。一张张布满皱折的脸紧锁着，看上去难过的程度绝不亚于我。他们中，有我熟悉的，也有不熟悉的，还有本身就是患有重病的、坐着轮椅的……他们离不开父亲，父亲也离不开他们，他们都是和父亲生死与共的老战友、老同事、老弟兄……
经过医生和护士们的全力抢救，7天后父亲又奇迹般地睁开了双眼，可是，他却从此瘫痪。自此，父亲在医院的病床上，顽强而乐观地熬过了自己一生中最后的三个生日。
严重的肺心病使父亲极度缺氧，人工输氧一刻也不能停。但他的饮食尚好。为了他的饮食，做女儿的我，设法出高价从外地购回甲鱼炖好后放在这台冰箱里，零星地取出送去热给他吃。每当我从医院送饭回来，看见了这台冰箱，父亲在医院里摘掉输氧胶管，艰难地用吸管吸汤的样子便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眼前，不觉间我的心中既产生了一阵痛楚也产生了一种力量。在生与死的较量中，父亲对生活充满乐观、对克服困难战胜病魔的毅力，给了我巨大的勇气和信心。
即将辞世的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也从未停止过做党的工作。常常是病情稍稍稳定，他又面带微笑地把有关同志请到床前来开会、谈心。他还给身边的同志讲党史、讲业务课……父亲的这种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们。我心中明白，父亲是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要在活着的日子里尽可能地为党多做点事。父亲在病中，一直负责有关党史的编撰、筹建黄果树碑林和省老年大学的工作，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躺在病床上口授了上万字的文章和讲稿在报刊上发表。
事故是在深夜突发的。一口可怕的浓痰，阻塞了父亲的喉管。话已是不能说了。即将辞世的父亲，身边没有一位亲人为他送行。当他那生命之钟就要停止摆动时，使他牵挂的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党的工作，人民的事业。听人说，父亲弥留之际曾用自己哆哆嗦嗦的手指，在守护人员手上划着“党史”两字。
父亲远远地去了，家中的这台冰箱却留给我无限的思念。
这两年，儿子和女儿大学毕业后分别都参加了工作。他们都争着要给我买个新的冰箱。我却说：“不换，不换，用它我习惯了。”
夜静静的，听着客厅里冰箱发出的“呼噜噜”的响声，我又想起了父亲。我多想在这“呼呼噜噜”的响声中入睡，睡着了，或许就会像那位童话里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样，看见我日思夜想的老父亲。
哦，皂角树
一棵普普通通的老皂角树，过去挺立在我家的旧宅院里。如今，旧宅已不存在。在原来的地基上建起的是一栋8层的宿舍楼，楼房里住进的又是一批新房客……
每当我乘车从新筑起的贵阳市市西路高架桥上经过此地时，总会情不自禁地请求司机同志让车儿慢些走，好让我多看两眼这个我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我是在10岁时随父母居住到这里的。随着我家院中这棵老皂角树的枯荣，我由少年步入青壮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父母的政治冤屈得到平反昭雪后迁居，我们才搬离了这儿。往后的日子，这棵老皂角树常常使我魂牵梦绕，因为它是我的家庭在历史变迁中的见证。我一生都忘不了它，还有我们共同生活过的皂角树旁的小屋……
这是一栋由三间小房子串联着的小平房。左边的一间是我父母亲的居室。右边的一间是姥姥与我们四姐弟的卧室。中间的一间房子既是会客与吃饭的地方，也是我们四姐弟做功课学习的地方。
那时的冬天似乎很长、很冷。屋外的皂角树被凌冰紧裹着。树丫枝上压着厚厚的积雪。可小屋里却暖融融的。父母及姥姥围坐在铁炉子边，爸妈不是看书就是看报，姥姥不是为我们缝补衣服，就是为家人做布鞋……炉中的火光映红了她们的面庞。
靠窗户的地方，摆放着一张大方桌，它是这间房子里唯一的一件家具。我们四姐弟围着桌子一人朝一个方向坐着，各自做作业或复习功课。
当时父母亲正经历着她们一生中最大的政治煎熬，身心承受着巨大压力。即使如此，我们的生活却充满了快乐。父母亲十分疼爱我们四姐弟，家庭里民主空气浓厚，小屋里常有欢乐的笑声……
后来，爸爸被迫下放到安顺劳动锻炼，照料我们的责任就落到一手把我们拉扯大的姥姥身上。
当秋风将皂角树上的叶子吹满整个院子时，姥姥总是乐呵呵地从街上叫来几个小伙子，搭梯子上树，把皂角采下几大筐，分送给四周的邻居。然后笑眯眯地说：“皂角丰收啦，大家都来分享一点吧。”
每逢姥姥高兴时，她会主动给我七分钱，我马上就会准确地跑到街角一个老婆婆那里，买上一碗热米粉吃。因为每当我上学路过那里时，总是显得很眼馋。我家原来居住的这条街叫香狮路。道路凸凹不平，街道两边拥挤着一些破破烂烂的木板房。居民们在各自的屋檐下，酸甜苦辣地过着日子。
当你从街上走过时，会闻到有人炒菜的香味，能听到婆媳的争吵声和孩子遭大人打骂后的哭喊声。倘若我母亲正好路过此地，她定会即刻冲进去，先拉过哭喊着的小孩，再耐心地劝慰满脸怒色的大人。
居民们长期相处，彼此熟悉。既有友谊，也有矛盾。偶尔因一些蝇头小利，也会发生争斗……不过，整条街上的居民，如生活在一个社会的大家庭。无论谁家发生了什么困难，都会得到邻居们的帮助与同情。
记得街上有一对兄妹，先是父亲病故，不到一年后，母亲叉撒手人寰。街坊邻居们不但陪着落下了许多伤心的泪，还纷纷从自己并不富裕的口袋里拿出钱捐助。居委会又出面筹资，将这兄妹俩送到学校念书。据说后来哥哥参加了解放军，妹妹当了一名医生……
如今，为了修这座高架桥，街道两边的旧房子都拆了。居民们都纷纷告别了这个地方，搬到新开发的住宅小区里去了。偶尔碰上，彼此总会亲亲热热地聊上一会儿。
近年来，贵阳市的城市建设搞得很快，市容市貌有了巨大改观。就拿香狮路来说吧，一条规模很大的市西路高架桥，从这里开始，越过大西门，直抵中山西路。它横跨在市西河上，把大西门与花香村连在了一起。大桥贯通后，不仅缓解了车辆常常阻塞交通的困难，而且使贵阳朝着现代化都市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而今，我已年过半百，故地重游，自然是感慨万千……
当我举目遥望那天边的晚霞时，仿佛听到了作古的姥姥和父亲的声音：“我们的老家没了，可是贵阳变得更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