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妈妈九十岁生日
我们的妈妈张莹，原名张继珍，小名丁香，生于1920年正月初十日。妈妈1.50米的小个头，现已近90高龄，满头白发，但白净略有老年斑的脸上，一双眼睛仍那样明亮有神，说话的声音还很响亮。除了视力，听力差点，一年到头发烧感冒都很少。年轻时喜歌好舞，如今虽年事已高，但仍经常登高远眺，到郊外踏青看花。在居所走动，凡遇见妈妈的人莫不夸她心态好、精神好、身体好。我们在一旁听到这些赞赏，心里喜滋滋、乐呵呵的，从内心为有这样的好妈妈高兴。想起妈妈几十年风风雨雨，历经坎坷，但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倍感骄傲。爸爸（申云浦，原任省政府副省长等职，1991年5月去世）曾赞叹妈妈：“她矮小而高大，她纤弱而坚韧，她谦虚而宽宏，她倔强而温顺。”是对妈妈恰如其分最好的写照。
妈妈曾多次给我们讲述她一生的经历。自己总结一生所走的革命道路是艰苦的、曲折的、也是充满危险的。妈妈说自己解放前后在很多岗位上工作，虽无大的丰功伟绩，但在每个岗位都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踏踏实实干好每件事，是对得起党和人民的。话虽不多，掷地有声。
现据妈妈自己的讲述，及我们的所见所闻，写出以下文字，献给妈妈九十岁生日，以表儿女敬爱之心迹。
一、少年爱国，向往进步光明
妈妈的祖籍山东阳谷县阿城镇。妈妈的外祖父原是北洋水师的一名军官，西太后（慈禧）修颐和园裁减海军，外祖父带领家人由登州（现属山东威海）回到聊城老家，在黄河边上守大堤，也即当现在所称的水文员。家中两儿两女，十分穷困。老人家常到阿城镇张连保家羊肉摊上喝二两酒，吃点羊肉，因此相识。两家都是穷人，老人就将自己两个女儿嫁给张家两个儿子。我们的姥姥是大女儿，从未见过姥爷的面，尊父命不满十八岁就嫁到张家。姥姥1898年出生在登州姓展，旧社会女子无名，因爱花，自己取个名字叫玉兰。阿城镇因产阿胶出名，镇上有半条街居住的都是回民。姥爷张镇龙，族中兄弟五人，他是长房长孙，年纪轻轻，却有一身好武功。民国初年，各省军阀纷纷扩张军队。老家穷困，姥爷凭一身好武功，先在济南军阀马良队伍中当武术兵，后被提升到山西太原傅作义的队伍里任武术教官，携家离开山东到太原，从此定居在太原。妈妈因此是出生在太原上肖墙，在太原长大。
妈妈的幼年、少年时期，正值军阀混战。而山西早巳有日本人活动，开设矿山、医院等。姥姥个性倔强，除了家穷没上过学不识字外，从小就十分能干。这时在太原有了儿女，就靠邻居、兄弟帮忙，自己租间房子，买台缝纫机，靠接军需被服作生计及姥爷的微薄军饷，养活儿女。因此妈妈从小看到母亲度日的艰辛，帮家里做杂活，带弟妹，读书也是时断时续。妈妈回忆起这些，感叹旧社会妇女的痛苦之大、之深。
姥爷在军中任职，随军流动常在太原之外，远至绥远、丰镇（属内蒙）。妈妈从小跟着姥姥、姥爷在军营中，看的是古道长城、大漠边关，听的是信天游，杨家将的故事。到妈妈十二岁时，在太原东门第一女高读小学。这个学校是阎锡山的太太所办，学生也大多是阎锡山所部将领的子女。妈妈和傅作义之女傅冬菊、孙楚之女等同班。此时，随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先进思想文化已在中华大地上迅速传播。不少爱国人士面对“九•一八”事变，外族入侵、山河破碎，迅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及政治号召，奔走传播马克思、苏俄先进理论，追求进步、呼唤光明。妈妈所在学校，读书风气很浓，自己虽只有小学文化，但也看了不少巴金、鲁迅、冰心、丁玲等人的进步作品。也和当时无数进步的青少年一样，期盼驱除外侮，向往国家统一富强。
1936年6月，妈妈通过会考，小学毕业。此时日军已侵占东三省，进而染指华北。山西太原抗日气氛浓厚，抗日歌曲如“五月的鲜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在学校里、大街上传唱不断。已十六、七岁的妈妈考虑着个人去向。看过进步小说，尤其巴金“家”、“春”、“秋”等，也经历了家中种种变化，妈妈对封建礼教，尤其是对妇女的迫害，痛恨至深。妈妈绝不甘心嫁人当个家庭妇女挨打受气过一辈子，一心想争取独立、自由。这时有位住在同巷的女同学，原在省卫校学习，因有共党嫌疑被开除在家带小妹，因妈妈也带小妹，两个女孩子结识后，互相交流学习，这个女同学就介绍妈妈参加了由薄一波组织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后由牺盟会介绍于1936年下半年报考国民师范军政训练团，在十一连受训。十一连是个女兵连。训练团成员大多是东北流亡学生，也有河南北京的学生。训练中，军事由阎锡山部队派人进行，而政治课则多由牺盟会成员讲解，大多讲全国抗日形势，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刘少奇也曾去讲过课。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军训团积极组织学员上街游行、宣传抗日，后军训团组成决死队，上了太行山。
因形势变化，日本飞机轰炸太原，姥姥就把妈妈从军训团接出来，回到山东聊城老家避难。
聊城属鲁西北，当时专署范筑先将军是位爱国将领，鲁西北十二个县抗日救亡运动由于范将军的抗日立场，山东省委派遣了大批共产党人及大批进步青年纷纷来到此地。妈妈回到聊城白家庄之后不久，见鲁西抗日干校招生，即去报考，培训一周后被派往阳谷县政训处工作。自此，妈妈正式走上革命路，开始了她几十年的革命历程。这是一条充满希望之路，也是充满荆棘之路，纵然危难重重。妈妈是毫不犹豫地走了下去。
二、投身革命，历经生死
阳谷县政训处是国共两党统一的抗日机构。但政训处成员及领导大多是中共党员。妈妈到政训处后分工到县妇救会任委员，军衔上尉连长。主要任务是成立妇女识字班，组织妇女唱歌，做军鞋、军衣，支援抗日。建立宣传队，宣传抗日。队长黄居易（北大学生，政训处领导之一，解放后任武汉市委书记）时常对妈妈这些刚参加工作的同志进行培养教育，给她们讲共产党的主张和纲领。政训处内也有国民党的人，大多是军官的太太或亲戚，很瞧不起妈妈这些她们认为的“土包子”。经过教育和比较，妈妈坚定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和追求，1938年9月因为工作出色，经黄居易、赵凤升介绍，妈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妈妈说入党宣誓是在阳谷县城郊一个大土坑里举行，挂上马克思、列宁像，由领导带领呛誓词。这一刻永记在妈妈的心头，同时也记住了领导的告诫：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能脱离自己的组织，不能中断和组织的联系。
1938年11月，受国民党反动势力教唆，山东地方反动势力红枪会围攻聊城，攻打范筑先部，国民党欺骗范将军，要发援兵而不发，结果范筑先将军战死在聊城狮子楼，同时牺牲的还有我党聊城地委领导姚涤红。一时鲁西形势大变，反动反共势力十分嚣张。妈妈们一伙化妆成农村妇女，在队长黄居易带领下藏进阳谷县一个教堂里，几天后才逃出。不久八路军129师从太行山开赴山东，妈妈又参加了129师政治部宣传队工作，穿上八路军军装。1939年3月，129师开赴抗日前线，宣传队的几个女同志被送回老家潜伏敌后。这一年妈妈在白家庄主要和聊城地下党一位叫余周的同志联系，取得组织和部队的消息。不料1939年底，妈妈所住舅舅家被土匪抢劫，姥姥不放心住在乡下，又强行把妈妈从白家庄接回太原。
妈妈到太原后牢记入党誓言，永远不能与组织中断联系，立即写信到阳谷县，给政训处赵凤升，赵回信叫妈妈待机返回。1940年在太原期间，一天，妈妈在街上碰见原国师军训团一起培训的学员马玉娥（后改名马英），各自交换了情况，这时妈妈在一个纱厂医务室里当护士，而马先跟政训团上了太行山，在太行山因掉队被日本鬼子抓住，受训三个月放出来，在太原市广播电台当播音员。之后她们又联系上了政训团的成员郭艳芬，徐余群两位女同志。四个人经常相互联络，传递各种消息，期望联系上组织。1940年年中，妈妈借口到北京看自己的姥姥，回到山东，但因地下党组织遭破坏未能联系上，只好又回太原，到一个日本人办的同仁医院里学日语，学护理学。三个月后分到医院科室实习。这时妈妈收到黄居易队长来信，通知她回山东工作。妈妈十分高兴，又借上北京为名离开太原。到了北京，有一天妈妈把自己的姥姥和小妹带到电影院看电影，电影刚开演，门一关妈妈就溜了出来，先住到已在北京工作的郭艳芬处，后坐火车到济宁东关一个地下党同志家。几天后又和这个同志的小姨妹一起，化妆成修女坐小推车到东阿县城外三十里一个天主教堂联系上了组织。然后妈妈被分配到梁山附近工作。这时已到1940年年底。1941年一年，妈妈都在县妇救总会工作，同时兼八区（范县1日城）妇救会主任。工作表现积极，群众关系极好，经组织审查，由八区区长王跃庭、区委书记赵燕侠证明，并作介绍人，1942年妈妈重新加入共产党。在妈妈回到山东后不久，听说在太原由于叛徒出卖，马玉娥、徐余群两位同志被日本人抓住，马投降，而徐余群则被日本人的狼狗活活咬死。如果妈妈不离开太原，不知道会遇上什么。妈妈一直保存着徐姑娘的照片，短发，浓眉大眼透着灵气。
1938年至1941年是抗日战争的初期，抗日战争形势虽好，但国民党由于蒋“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主张，一贯与共产党为敌，不断制造矛盾，抗日基层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妈妈说那个时候一天跑几十里、十几里是常有的事，睡就和老百姓一张床，吃，就是到老乡家喝个糊糊暖暖肚子；平时教妇女识字、唱歌，都是在田间、地头，坐砖头、石块；穿粗布衣。衣服、布鞋，都是老乡供给，也没什么工资，有时发点小米。女同志每个月特殊的那几天，卫生纸都是奢侈品。日子是真艰苦，但妈妈说她从来没有泄过气，总有一股子坚持斗争的劲。
1942年-1944年，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斗争十分残酷。日本鬼子经常疯狂扫荡。妈妈参加宣传队，和盛北光（后任贵州省检察院检察长，现年近百岁）伯伯同台演出。盛伯伯演婆婆，妈妈们演儿媳妇，宣传抗日，走村过户。有次在一个村里碰上鬼子来扫荡，大家急忙往外跑。旷野里妈妈说她实在跑不动了，一头栽倒地下不想起来。此时她的队长黄居易一把从地上提起她来，吼着拉着她继续跑，后躲进一条地沟，逃过一劫。还有一次，妈妈一个人走在高粱地里，见远处鬼子马队跑过来，赶紧把文件、钢笔埋到地里，躲进地边一个窝棚里，不一会听见鬼子马队打着枪从窝棚旁跑过，妈妈等到天黑才出来。
妈妈1943年被组织派往山西太行地区工作。因为姥姥家在太原市，而姥爷又和太原市的军警宪兵中回民等弟兄相识有一定社会关系的缘故，1944年妈妈又到了城工部。先后在长治、太谷、辽县（现左权县）一带活动。姐姐鲁晋于1944年农历间4月28日出生在左权县马厩村，而我是1946年农历9月2日出生在相隔不远的石匣村。传说这一带是古时一位将军作战处。那时妈妈常挽一个假髻（后来也成了真的），化装成小媳妇，在姥爷及姥爷的朋友，有的就是宪兵、军警掩护下进出太原城。一次在进太原的火车上，姐姐唱边区歌曲“高山红灯”，一句没完，妈妈一个巴掌打得姐姐闭了声，差一点暴露身份。
我们的姥爷是个爱国人士，曾以“不当汉奸”一句话当面拒绝给他引见日本人的朋友。因为妈妈的缘故，姥姥和姥爷有时就从太原到妈妈工作处看望她，送点吃的用的。运西地委驻马厩，地委负责人先后有陶鲁笳、迟必卿等。涉县边区政府领导李雪峰还见过姥爷，询问太原城内情况，给姥爷讲抗战形势。有次正逢姥爷到妈妈处，晚间突然枪声大作，姥爷到屋外听了枪声，判断方向，带着妈妈等，躲到山崖下一道沟里。不一会，听见敌人骑着马从沟上打着枪过去。这一次若不是有军事常识的姥爷正确判断，势必迎头碰上敌人，难免送命。
战争中的这些经历，妈妈终身难忘，时常给我们说起，每次讲都感慨万分。
漫长而又艰难的岁月终于过去。1949年4月太原解放，妈妈经池必卿书记调到太原市妇联工作。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妈妈和同志们一起又怀着胜利的喜悦，百倍豪情，投身到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中。
三、建设新中国，废寝忘家
1949年8月妈妈由太原到北京党校学习。在知道二野南下后，离开北京到武汉与爸爸会合，在那里巧遇参加四野的二弟。那天正逢中秋佳节，两姐弟十分高兴。妈妈说因为姥爷带着我们的两个舅舅去过太行山，受根据地抗日军民精神影响，这两个舅舅回到太原都参加抗日活动，在受到迫害后他们先后逃出太原到北京，解放前夕参加了解放军。二舅属四野，三舅属三野。四野经武汉长沙打到广州，直指海南；三野打南京，战上海，后出国参加朝鲜战争。妈妈回忆当她还在太原时，政府往家中送光荣军属匾，一下挂三块，姥爷知道他三个孩子都在解放大军之中，十分高兴，逢人便夸，就炫耀。
2008年金秋十月之际，二舅80岁、三舅78岁，都来到贵阳家中看望妈妈。往日少年手足，飒爽英姿，今朝耄耋老人，白发苍苍，谈起这些往事，忆峥嵘岁月，父母意、手足情，三位老人感慨不已，同时又很自豪骄傲。他们说如今日子好，要争取活到百岁。
1949年11月贵阳解放。妈妈随着部队翻雪峰山、经施秉、黄平，一直到贵阳。依照组织安排，爸爸和妈妈留在贵州，并派人到山西把姥姥、姐姐和我接来。从此，贵州成了父母的第二故乡，建设贵州成为父母终老的事业。1950年12月18日，妹妹小莹在贵阳出生，弟弟建军则生于1955年8月1日。
妈妈解放初期是作为军方代表到贵阳市工会工作，后来参加了贵阳市卷烟行业的工商改造。当时贵阳有几个小卷烟厂，市工业部门领导决定把这几个小烟厂合并成一个厂。妈妈被任命为合并后的贵阳卷烟厂第一任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新厂址选在现在的浣沙路上，当时还是一片坟坡地。在我的记忆中，妈妈没和我们住在一起，在市工会时住在省府路一个大院里，烟厂修好后又是住在烟厂的办公楼里，而我们到贵阳先住在南明堂，1955年才搬到烟厂附近香狮路。为了新厂，妈妈在当时的市委、市工委领导下，先把厂合并，再定厂址修厂房，选派工人到省外学技术，昼夜不停地工作着。新建厂一切不熟悉，废品增多，厂领导立即发动全厂职工奋起攻关。首先提拔了大批有技术、思想进步的工人阶级干部充实在各车间科室。提起的厂长有袁曾楠、田贵泉，干部有于芝兰、窦琴英、王昌明、赵华富等等。举办废品展览，人人提出合理化建议，掀起劳动竞赛，充分发挥主人翁精神，同时搞好职工福利，总之鼓干劲争上游，创品牌，质量搞好，逐步有一、两个牌子的烟（芦笙烟）远销东德。妈妈和袁副厂长、技术干部秦心诚又奔赴上海、青岛、沈阳烟厂学习参观，学了人家的先进科学制烟技术，先进烟叶发酵、配方，加香，学到抽梗机制造规程；又购进一部大型砌纸机，还增加抽梗机的设备，回厂自造抽梗机，功效提高数倍，使贵州香烟产品质量、数量向前推进了大大的一步。妈妈在烟厂工作共计六年九个月，当了七年的张代表。这七年中和厂领导集体、厂职工一道完成了贵州烟厂的初创任务，给此后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贵阳市工农业大扩建时，烟厂培养的干部大批外调，均担任着各个厂矿的书记、厂长，肩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烟厂生产的扩大，同时增大了国家的税收，增加了贵阳建设资金。
如今的卷烟厂已发展为贵州最大的烟草集团，这里面有着老一辈的汗水和辛劳。在烟厂工作期间，妈妈被选为贵阳市第一届、第二届市人大代表。烟厂职工，包括家属统统称她为张代表。在烟厂附近，提起张代表，几乎人人皆晓，除了妈妈是领导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妈妈从不赞成打小孩。无论在厂区还是在家属区，或是走在厂附近的香狮路、市西路上，只要听见有人打孩子，妈妈一定会去制止。几十年后我们的同学提起小时被张代表从拳棒下救出之事，还感恩不尽。
1955年爸爸受到不公正待遇，离开省领导岗位，妈妈也受到牵连，1959年被打为“右倾分子”，妈妈离开烟厂，先是在惠水高坡筹建帘子布厂，后又到针织厂车间里劳动。再后来60年代初妈妈又到贵州省机械学院印刷厂（机械学院后与贵州工学院合并）、贵州省物质局所属金属公司工作，任印刷厂厂长、金属公司经理等职。1984年离休在家，至今。
在建设贵州的几十年间，若干个不同的岗位上，我们见到妈妈总是那样：留着夹个发卡的短发，迈着坚定的步子，在厂区、街道、田野，厂矿走来走去，努力着、奋斗着。
如今妈妈常提起并十分得意的在烟厂的一件事，是她给撕烟叶的几十位女工转正。当时厂里嫌这批女工年龄大，又没文化，不想把她们都转正。而妈妈作为一个女性领导，体会女工的苦，要养家，说服厂里其他领导，把她们转成正式工，拿工资，享受医疗报销等职工待遇。仍健在的这批女工中的一些人提起往事来仍十分感激。
妈妈在高坡筹办帘子布厂，住在一个布依族老姑奶家，贵阳——惠水经常往返，奔波不知疲倦，吃青菜喝米汤不觉苦；在贵工印刷厂，从未涉足过印刷的妈妈从头开始学习了解印刷全过程：铸字、排字、印刷、装订、出版，弄得有板有眼，经济效益还不错。时任机械学院领导的岳光叔叔常说，那时学院缺钱用就找张厂长。
后来妈妈到省金属公司工作。不懂化学符号的她，进函授夜大学，学语文，学化学，背化学元素符号，吃饭前后，拿着课本，叫我们考她，什么是“修辞”，什么是“平仄”；又背“钾、钠、钙、镁、铝、铜、铁、锡、铅、锌……”。出了错我们给她纠正，“罚”再背再写，等等。时时母女们大笑一阵，好开心。在省金属公司工作期间，妈妈时常到地、州、县，到外省出差。一个女同志，又是回民，吃住都有些困难和麻烦，但妈妈从不嫌，乐于到处跑。听她说，一次去水城，从市里到矿区，步行往返一百多里路，接待她们的同志都感叹不已；有时在重庆、武汉去钢厂仓库，走路都几十里；吃的就是泡瓶茶水、包几个馒头、几块咸菜，有时煮个鸡蛋带上，几顿饭均如此，从没听妈妈抱怨。至今外出，妈妈仍是这样：馒头、开水，咸菜……妈妈在单位上是领导，小事也不少干，比如单位厕所卫生，从住烟厂时期，她就时常去打扫，等等。总之，妈妈在工作岗位的几十年里，一如战争年代，披星戴月，呕心沥血地工作着、奉献着。她那瘦小的身躯里因为有着对事业的忠诚，而燃着永不熄灭的火焰！
四、经受磨难、矢志不渝
妈妈常感叹，人的一生不知都要经历什么。她这一生应该说是酸甜苦辣什么都尝过。小时候家里兄弟姐妹多，小学读完就回家看弟妹，因此文化低，学习起来吃力，常写错别字。一次写信给在北京读书的姐姐，叫她买蓝布，蓝字写成“烂”，把姐姐弄得一头雾水。妈妈少年时在太原帮家里买菜看孩子，做杂活，后当过护士。在山东、在太行山根据地时，更是危险重重。历经千难万险，到全国解放，开始建设新中国了，却没想到会受到党内一次次不正常的政治运动带来的极大打击和伤害。
1955年随着父亲成为建国后贵州党内第一个“反党集团”的成员被从省领导位置上撤职到安顺山京农场当场长，一时间流言四起，妈妈背着“申XX”的臭老婆等污言秽语，在“反右倾”中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党籍，行政降四级，从烟厂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到一些小厂车间劳动。那时又正值自然灾害时期，家中老小五六口，饿得面黄肌瘦。妈妈此时是家中的顶梁柱，白天工作劳动，黑夜担心远处的爸爸，加上眼前的老小，身体、心理都承受巨大压力。我清楚地记得，妈妈外出总带着方头巾或一个布兜，碰上菜场卖菜就和大家一样抢上一堆先放在一个同事家，下班兴高采烈地抱回来，像是立了功。到现在，不管吃不吃得着，妈妈总是见菜就爱买，就是那时落下的“病”。有时妈妈买几大麻袋糠壳回家，家里买个石磨，我们大的几个就轮流来推，细的筛出来拌和点包谷粉，放上点糖精在火上烤小饼子吃。爸爸身材硕大，定量根本不够吃，而他的饮食习惯是“纯肉食”，“有豆腐不吃白菜，有肉就不吃豆腐”的那种，那时也守在炉边烤一块吃一块。有时妈妈想法买点豆腐渣回来，放上葱盐炒着吃，有时又买点豆粕，泡洗干净，和上点米饭吃。开春时就去摘柳叶、槐花拌上点面粉蒸着吃。总之，在我们姥姥的帮扶下，一家老小的嘴妈妈想法少饿着。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好转，这样的日子才结束。但紧跟着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妈妈又是无尽地提心吊胆，焦虑着被关“牛棚”的爸爸，又着急孩子们的学习、前途，自己的命运也不知会如何。那时“造反派”规定，妈妈一个月的工资只给补贴3元，共90元（爸爸没工资），按姥姥、妈妈和四个孩子人均15元发给。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的妈妈也还是那样沉稳、坚毅，还是那样拎个包，迈着步，上班、买菜，工作着、生活着，心里想着这一切灾难总会过去，光明就在前头……
1976年金秋时节，“四人帮”倒台，干部解放。爸爸从“牛棚”出来后安排了工作，先是到贵州工学院，全国高校招生恢复后又负责省的招生工作，后到省政府分管财贸口工作。而我们姐弟四人经过上山下乡当过知青后，各自走上学习和工作岗位，家中只有姥姥一人，负担少些，妈妈才多少轻松些，但此时妈妈已黑发变花白，脸上多了几许皱纹。就是这样，妈妈对党对事业忠心不变。20世纪80年初经过组织甄别，恢复了妈妈的党籍，被扣的工资补下来全用于交近二十年的党费，有人替妈妈抱屈，但妈妈从心里虽始终认为自己没离开党，是党的一员，但在恢复党籍后仍百感交集，十分欣喜，补交党费十分积极，毫无怨言，遗憾的是精力最旺盛时未能给党做更多的工作，直到1984年妈妈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前，妈妈是以更大的热情为党奉献着。回想着过去的多少个难以诉说的日日夜夜，妈妈常常感叹现在的日子多好，不愁吃穿，想买什么都有，又不打仗，还有什么不知足！听到说贪官贪了多少多少钱时，十分气愤而又不解，这些人不知要这么多钱干啥，找死啊，对得起谁！妈妈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坚定信念的共产主义战士。
五、老当益壮，夕阳分外红
说了妈妈艰难又闪耀着光彩的革命一生，还想说一下妈妈的好学习及肯助人。妈妈少年时追求进步怕老人发现，打着手电筒在被子里看进步书籍，不良用眼及其他原因，造成高度近视，视力很差，家里人站在她面前不吭声她都不会知道是谁，更不用说是其他人，常常是别人和她打招呼，说过了话，她也不知是谁。近年来因老年白内障，视力更差。但古人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如今妈妈几近九十高龄，仍是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无一不想知道，弄个明白。家里放着好几个小收音机，好方便随时听。人老了睡眠少，从天不亮就听新闻，听天气预报，中午、傍晚听说书，听军事。报纸是每天必看，看不见时就叫我们一条条讲给她听，但从不关心广告、股票、明星之类的消息。妈妈不光听，还动脑筋想，常提些我们都不太好回答的问题，比如什么是“网络”，“加速器”，火箭和卫星是什么区别；又比如谁是“赖斯”、“姚明”？等等。妈妈不仅听和想，还动手写，早年有记日记的习惯，近十几年眼力差，但遇党的重大事件，仍动笔抄写。2005年初，党内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妈妈在家认真翻阅学习资料等，还写出心得，公司支部发表在墙报上。2007年10月党召开十七大一中全会公报的新闻，十七大报告，她说不完全地听了三遍，而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名单她还抄在本子上，“胡锦涛，中共中央总书记；温家宝……”等完完整整写一遍，字又大，还有点走样。我们叫她不要写了，少费眼，她却说是为了增加记忆。2008年贵州遭受凝冻，5月汶川大地震，妈妈作为共产党员不仅缴纳特殊党费还积极捐赠。
妈妈还不服老。快80岁时，有人问她80了吧，她回答人家，“没有，才79岁”，心里还很生气。我们过生日时向妈妈问好，她反问我们：“你们多大了？”，我们说六十几了，她很是吃惊，说：“我觉着我还年轻着呢，你们怎么就六十多了？”从很早开始，妈妈逢年过节总不忘记给老朋友、老战士（有的是爸爸的同事或警卫员）写信、寄贺年片，表示问候。司机、阿姨，炊事员家中老小有什么困难，尽能力去帮助；和我们差不多的或还小点的同事要求我们叫“叔叔、阿姨”，文革时，机关分点红薯等除了家里留点，就给家里孩子多、生活更困难的老同志家送去。还有好多我们不知道的，妈妈总是想着为人家能帮个什么忙。有时我们戏说妈妈像个唐僧，总是在发善心，她总笑笑不说什么或是简单一句：“别人有困难嘛。”盛北光伯伯曾笑说妈妈，你那么好管事，成天动脑子，不会成老年痴呆。妈妈就是一个有着博大的胸怀，金子般心的革命老人，慈善的长辈。
六、革命夫妻、伉俪情深
说妈妈，不能不说爸爸和妈妈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夫妻之情。妈妈小名丁香，爸爸生前总是爱亲昵地叫着妈妈的小名：“丁香，丁香”！爸爸那浓浓的山东口音和充满挚爱的笑容让我们永远不能忘怀。妈妈是在到阳谷政训处报到时见到爸爸的，那时爸爸是政训处的领导之一。妈妈年轻时很漂亮，穿着一身白大褂，见了领导就恭恭敬敬地行礼，这成了爸爸时常打趣妈妈的话题，常以此说笑。给我们说：“你们妈妈见了我什么都不说，就知道鞠个躬。”妈妈原名叫张继珍，到了边区政府改名叫张莹。当时属“边区三莹”之一，这“三莹”都是革命女青年，都很漂亮，都有不平凡的革命经历。在艰苦抗战的岁月里，父母相识相恋又分离，直到1949年才在贵州安下家。但我们的印象里，父母也不常在一起。贵州刚解放时，他们都忙各自的工作，后来又是政治动荡。到妈妈1984年退休回家时，爸爸在顾问委员会，仍经常在外忙冀鲁豫党史写作，筹建贵州省老年大学等工作。父亲1988年8月生病住进医院，1991年5月13日在医院去世。在父母共同战斗、共同生活的几十年里风风雨雨虽离多聚少，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没见过父母红过脸，更不用说吵架。爸爸是个乐观派，时常说些故事笑话逗妈妈，比如戏称妈妈是“女儿国国王”，“咱们的孩子是一万三千金”；“卫生部长”，而妈妈则不多言语，且从不干涉过问爸爸的工作。
爸爸妈妈俩人有着共同的文艺爱好，且都能歌爱舞。他们时常在一起看演出，听京剧，经常是爸爸边讲，妈妈边问。爸爸解放初时任宣传部长，常带着我们看歌舞戏曲。那时中央的演出团体不断地到云南边疆，贵州民族地区来慰问解放军干部、战士和群众。王昆、郭兰英等独唱“南泥湾”“纺棉花”“荷花舞”“小放牛”等。另外看京剧也是我们家的乐趣。贵阳地方虽小，却有多种剧团，在大十字一带聚集有京剧团、川剧团、评剧团、越剧团，还有豫剧团、歌舞团、曲艺团，后来又有了花灯剧团、黔剧团。而且贵阳剧团，尤其我们家爱好的京剧团各种角色水平一点不差，张忠耀的包公，周瑞华的孙悟空、白玉堂，邢再春的时迁，马骏骅的寇准、宋世杰（其子马兴骅，电视剧“走向共和”孙中山扮演者），周素兰的崔莺莺，朱美英的穆桂英……唱腔扮相，至今不忘。父母高兴时，在联欢会上还会跳一跳舞，唱一段戏。到现在快90岁的妈妈过年过节时还唱一唱，跳一跳。
爸爸妈妈在生活上是很廉洁律己的。1977年时父母还住在香狮路，接送爸爸到省政府上下班的车经过妈妈上班的地点，但妈妈从不乘坐；姥姥看病等从来都是自己花钱，不用公费开药。妈妈也不和爸爸去什么地方出席会议，到什么领导家中，她说这是纪律，要自觉。受株连政治上遭到不公正待遇，妈妈从未对爸爸抱怨，默默承担起家庭一切重担。爸爸老家还有子女，妈妈也如对自己的儿女一样关心。1978年我在一次会议上，曾有人对我说，他很钦佩我们的妈妈，虽然并不认识，但爸爸政治生涯曲折起伏，却并没听说过他们闹离婚，而在那个时代因政治因素离婚的夫妻大有人在。我回家说给爸爸听，爸爸登时哈哈大笑起来，这种说法在爸爸听来简直对妈妈是个笑话，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爸爸1955年在山京农场时，因交通不便，妈妈是乘车到平坝天龙，又从天龙步行近50里路到山京看望爸爸。文革时期，冒着被造反派们发觉的危险，妈妈总曾带着我们，到爸爸被关押的地点探视。1977年底，爸爸恢复工作后，每天工作到很晚才回家，甚至半夜，妈妈总是等不到爸爸回家不睡觉。后来爸爸住在医院，妈妈不忍看爸爸病床上的样子，不常去医院，但时刻都在关注爸爸的饮食起居。我们从医院回来，点点滴滴都要问到。爸爸在医院住两年八个月，妈妈是时刻念念不忘地过了两年八个月。爸爸去世后，我们见到平时不爱哭的妈妈扑在爸爸的棺盖上大哭，说：“云浦，我对不起你，没照顾好你……。”那时我扶着妈妈，看着她散乱的白发，抖动的身体也哭了起来，姐姐更是号啕痛哭，弟妹们，亲朋好友莫不动容。爸爸走后，在料理一切后事上，妈妈没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只表达了爸爸生前希望安埋在山京农场的心愿。1991年5月爸爸去世时，那时行政八级工资是350元，丧葬事宜由省委、政府出面处理，按规定补给家属3500元。妈妈自己一分没留，部分给了父亲老家的子女，剩下的两千多全部给了山京农场。在爸爸去世后三周年、五周年，十周年由老年大学出面组织的纪念会上，2006年，由山京农场出面组织父亲去世十五周年及九十寿辰纪念会上，妈妈都作了深情的讲话，感谢组织，感谢老战友们对爸爸的友情，表达了对父亲的敬意和思念。而每年清明和5月13日前后，妈妈总不顾高龄，执意亲自去到山京，在爸爸墓前焚香，寄托哀思，表达悼念。
在爸爸墓座上，一块墨色大理石，上书一首妈妈在爸爸去世后追忆爸爸的诗：“连理同心五十春，共经风雨敬如宾。老妻犹记烽烟事，千里山川梦里人。”而今爸爸去世近20年。妈妈年近90，仍念叨着要争取多活几年，还要给爸爸过百年诞辰。这深深的情意，引起一些老同志的称赞，羡慕云浦生前身后有这样的老妻在关心着他，思念着他。
爸爸、妈妈，我们希望，我们盼望，我们祝愿，你们活一百岁，二百岁，永远，永远……
你的孩子们：鲁晋小唯小莹建军写于2008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