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峄南地区的抗日形势转入低潮。各区党组织和群众团体均遭严重破坏，到处碉堡林立，封锁沟、封锁墙也遍布各地。日伪加紧了对我抗日根据地黄邱山套的扫荡。顽军韩治隆、耿继勋、冯子固等部以及台儿庄和枣庄的敌人也都对我虎视耽耽，企图伪化黄邱山套。
面对此种险恶形势，根据中央“积蓄力量、恢复元气、等待时机，迎接抗战胜利”的指示精神，鲁南区党委决定成立公开和秘密的两套县委班子。以备万一丢掉黄邱山套公开县委无法存在时，党的工作仍可由秘密县委领导进行。
秘密县委于1942年年底成立，我任书记、王磊任组织部长、李益民任宣传部长。我们三个人以职业为俺护分别在铜北、运北立下脚跟，李益民在徐州郊区当教员、王磊通过地下党到运北的阴平镇前瓦房村开了个杂货铺卖油盐酱醋。我先到了西堡分区区委书记施铭珠家帮他干农活，并托他给我办了“良民证”。化名韩宜之。有了良民证不仅能在伪区活动，而且可以进出徐州。为了活动方便，我又去王台找张芳兰（当时他是王台区委书记）。张的父亲卖过书笔，我就帮张老伯挑起了书笔挑，在徐州郊区赶庙会。但光赶会不好做工作，最后还是张芳兰借到一间闲房子，开了个书笔铺。房子就在大庙街道上。原来是张芳兰的姑父的酱园店的一间。我们逢集就摆摊，背集就挑着书笔挑串学校。这个书笔铺由我与胡公宇（党员）共同经营，公宇同志本来就是个卖书笔的，很在行，我俩配合得很好。如果没有他，我就很难干好这个工作了。当时铜北有一批小学教员是我们的地下党员，挑书笔挑串学校与他们接触方便。白天串学校卖书笔，晚上我就检查支部工作。
就这样，在大庙党支部刘振东、胡公宇等同志的帮助下，我的工作开展起来了。由政治交通员杨汉平负责与党组织和峄南县委的联系。我打火吸烟的火筒子就是他放信的工具，打火时一磕火筒子，信就出来了。
我在大庙期间，鲁南区党委点线科科长丁平同志曾到大庙来检查工作。记得那天逢集，他递给我一角折叠着的钞票，说要买一支笔。我给他笔后，他转身就走了。我把钞票展开一看，里面有个纸条，写的是叫我晚上去胡山子接头，董曰耀在庄头等我。晚上我从书笔铺越窗而出，悄悄走出大庙街。大庙当时驻有伪军一个中队，我绕道避开了岗哨。到了胡山子，看到庄头上有个小火亮，我就直奔那火亮而去。近前一看，正是董日耀在等我。他领我到了他家，丁平同志早就等在那里了。我向他汇报了党员发展活动情况和敌伪情况，他告诉我，党员的发展工作要注意质量。
丁平走后，我根据点线科的指示，先后去董村、贺村、杨台、胡庄子、大小吴家、王台子等地活动，发展了一批党员，加强了支部的领导。
同年九月间，我到庙山子串学校，一进学校门就遇到一个熟人，此人在该校任教员，家就在沙沟附近。我是1942年在沙沟与铁道游击队一起活动时认识他的。他看到我就问：“你怎么干起这个生意了？”我搪塞道：“抗日是长期的嘛，还得养家啊！”事后，我把这个情况向组织上作了汇报，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县委决定让我撤出。就这样，我又回到了峄南县委。
王磊、李益民同志没有暴露就坚持了下来。后来组织上把李芳（王磊的爱人）也调到前瓦房安了家，协助王磊工作。王磊在运北工委有文峰游击队作依托，并且直接与运北工委联系。李益民同志则直接和峄南县委联系。直到1944年解决顽军韩治隆以前，我们的地下党组织一直在稳定地发展。铜北地下党对消灭顽军韩治隆所起的内应作用，是应充分肯定的。
解决了韩治隆，收复了涧头集后，我们的地盘扩大了。建立了若干个区政权。并且，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各项工作都需要干部。这时我们发展的地下党员就发挥了重大作用，及时输送了大批干部，为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郭明泉整理）刊登于《台儿庄烽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