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参加整风和大生产运动
罗炳辉在带领新四军第2师兼淮南军区部队开展对日伪顽军作战、取得军事斗争主动权的前提下，坚决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积极参加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为实现全面战略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坚实的思想、组织和物质基础。
整风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中共中央为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而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其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中心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次整风是1942年春从延安开始的，尔后逐步推广到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全军整风运动是全党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是当时政治建军的中心环节。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华中局宣传部于1942年4月下旬发出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讨论中央决定的通知》。7月26日，中共中央华中局、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作出《关于各战略单位整风的决定》，指出：“整风工作不仅在于研究文件，提倡学习，其实质是党内思想上革命，是改造党员和新老干部的思想，是转变全党工作作风”，“是提高领导质量，加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要求各单位必须依据战争环境和各自的特点，认真组织党员干部阅读中央规定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22个文件。
按照中共中央华中局、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的指示和部署，从1942年秋起，新四军第2师和淮南抗日根据地开始了整风学习。当时，由于对日伪顽军事斗争的连续胜利，路东的环境又相对比较稳定，一部分干部尤其是县团级以上一些领导干部滋长了骄傲情绪，主要表现在：高高在上，贪图安逸，纪律松弛，不讲原则；摆老资格，不干工作，还不服从领导；随着胜利形势的发展，部分知识分子干部中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懒散作风都在抬头。这尽管只是少数干部的问题，却对全体干部起着腐蚀作用；同时又会直接影响基层，最终将导致脱离群众的危险后果。因而，开展整风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
罗炳辉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认为整风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关键，是今后完成革命任务的基本问题，是保证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重要条件。因而，他把整风当作一次学习和提高自己的宝贵机会。当时，罗炳辉正在津浦路西指挥部队进行反顽作战。他总是利用作战间隙，认真阅读中共中央规定的22个整风文件，深刻领会文件的精神，以切实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同时，对于部队个别干部中存在的不正确的批评态度及时进行批评纠正。1942年12月31日，罗炳辉在第2师第4旅、第6旅、路西联防司令部及第2师野战指挥部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严肃指出：“对党对同志应诚恳坦白，善意地对待同志，爱护和帮助同志。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这也就是无产阶级的大公无私精神的表现，这样才能团结同志，帮助同志进步。反对那种讥讽嘲笑、嫉妒别人，专门找别人岔子，看见人家的缺点当面不批评，不帮助改正，而在背后乱讲，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这是最恶劣的作风，也就是三风不正的具体表现，最容易破坏党内团结，削弱党的战斗力。所以整风文件上说：‘批评的态度，应该是严正的、彻底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坦白的，实事求是的、与人为善的态度，而一切冷嘲暗箭，污蔑谩骂，捕风捉影，夸夸其谈，都是不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战斗频繁，此时第2师的整风学习，还只是处在一般的号召和少数高级干部学习研究的阶段。
1943年3月30日，正在养病的第2师原政治委员郑位三写信给中共淮南区党委负责人谭震林、刘顺元，回顾了淮南地区开展的第一期整风情况，列举了淮南党内存在的各种不良倾向。淮南区党委对郑位三的来信非常重视，先是在4月下旬召开的财经与供给会议上进行了传达学习，后又作为整风学习文件在《淮南党刊》上予以刊载。4月29日至5月4日，淮南区党委在盱眙县新铺召开了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进一步安排部署了整风工作。会上，区党委书记谭震林作了《开展淮南党的整风运动》《淮南党内以财经问题为中心的主要歪风的初步清算》的报告；区党委副书记刘顺元就整风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作了发言。罗炳辉作为中共淮南区党委委员和新四军第2师主要领导人之一参加了这次会议，认真听取了谭震林的报告和刘顺元的发言，表示坚决支持区党委关于整风工作的决定与部署。为期6天的新铺高干会议充满了“痛快坦白”“舒爽”活泼的气氛，不仅为淮南区党委在领导上、工作上、思想上整顿“三风”开了一个好头，而且为新四军第2师和地方各级领导机关开展整风作了全面的发动。此后，淮南地区全面开展了整风学习。淮南区党委除分批抽调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到华中局党校学习外，还在大刘郢成立了区党委党校；第2师和路东、路西两个地委分别成立了整风队；第2师各旅团和各县委举办党训班，组织营以下干部分期分批学习。学习时间一般3个月至半年。
在整风中，罗炳辉严格要求自己，带头反复阅读并对照整风文件，自觉联系自己历史和思想实际，实事求是地进行自我解剖、个人反省，深刻坦诚地检查自己的思想意识和党性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写出自传。1943年5月27日，他写道：“阅读中共中央关于整顿‘三风’参阅的二十二个文件，已经年余了，反复阅读更感意义深远。经过自我检讨、自我反省、整理思想意识，克服非无产阶级的观点意识，树立最进步的无产阶级意识，成为马、列、斯主义纯洁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才能保证我党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的性质，把革命推向胜利的道路上去，最后取得彻底的胜利。因此我应坦白、诚恳的将我思想的演变各阶段说明如下。”接着，他将自己的思想演变分作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童年到少年时期，自发地产生了革命性因素；第二阶段从少年到成年时期，由自发的革命性因素逐渐摸索进入对革命炽热的感性认识；第三阶段从成年到壮年时期，逐渐走向了对革命的理性认识，参加了共产党。从第二天起，罗炳辉开始回忆并记述自己思想演变的历程，时断时续地撰写自传。
罗炳辉还注重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结合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事革命实践的经历，开展自我批评，增强无产阶级意识，并把参加整风学习的体会和感想记录下来。7月20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们革命同志，首先要站稳阶级立场，必须彻底了解进步的无产阶级意识，反对落后的思想意识，尤其要了解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思想意识根源。凡是革命家，应无条件的具备高度的对革命负责任的精神，要有坚强的不屈不挠的革命事业心，实事求是的埋头苦干精神。
凡是革命同志，不应担忧无责任可担负，而要虚心地去担忧有责任时担负不了。
革命同志，不要去忧患无人知道自己，应忧患的是自己不能深刻了解党和同志对自己的爱护和耐心教育培养问题。
自我批评、自我反省、责己以严、责人以宽，诚恳接受党和同志的批评，因为勇敢、诚恳地批评同志，是为了爱护帮助他。
每个革命同志，要能接受批评，来改正自己的缺点，尤其要经受得起奖励，虚心去发挥长处，纠正缺点，不致热昏了头脑。
革命同志，绝对骄傲不得。骄傲是一切失败的毒根。在任何胜利、顺利的条件下，更应多加虚心，客观、冷静、诚恳、谦虚，能吃得亏，功归他人，过归自己。
我们每个党员，应深刻了解和坚信党是无微不至的爱护党员和党的干部的，耐心教育培养我们来为党、为革命奋斗，并争取胜利后能负责担任管理国家大事。
革命的人材，是在党的组织领导和马列主义教育，以及在长期实践、残酷奋斗中锻炼出来的。党是希望把每一个党员都培养成真正对党有益的人，具有无产阶级坚强的立场和意识，如铁块久炼成钢、铁棒久磨成钉。
每一个党员，应坚定听信党的忠言。俗话说：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是苦口的良药，利于治好自己的病的。
凡是有血性、有骨气、有高尚人格气节的革命者，他的意志如钢铁一样坚强。
每个人要对革命事业做出成就，必须具备天分、在实践中学习、有对革命事业的责任心，在长期不断的奋斗中废寝忘食、忘了享乐。
曾同罗炳辉长期并肩战斗、生死相依、结下深厚革命友谊的周骏鸣，在后来做过这样的回忆：
炳辉同志为人诚恳坦白，刚强正直，坦荡无私，从来不做藏藏掖掖的事。他有时候脾气不好，火气大，批评人不留情面，方法简单。尽管心是好的，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搞好工作，但有的同志为此不满。作为首长，他当然有欠妥之处，但是我要说，在那种生死攸关的战争年代，没有斩钉截铁的作风是不行的，如果像和平年代这样慢慢腾腾地做工作，部队就危险了！特别是在战场上，根本不能容许拖泥带水，犹豫迟疑。
炳辉同志曾告诉过我一件事。有一次，他和陈毅同志同桌吃饭，边吃边谈，陈毅同志为了某一件事情批评了他，但陈毅同志只听了一面之词，把事实弄错了。炳辉同志当时就火了，一怒之下，把桌子也掀翻了，汤汤水水溅了陈毅同志一身。陈毅同志当时很冷静，也很诧异，他想：炳辉同志素来都是非常尊重我的，这回发了这样大的怒，其中必有缘故。事后，陈毅同志作了深入调查，弄清了此事不应该责怪炳辉同志，他马上去找炳辉同志认错、道歉。炳辉同志深受感动，当时就哭了，检讨了自己态度不好。
他与部属相处也是这样，要求非常严格，是即是，非即非，毫不含糊，批评错了或者批评过火了，他事后会做自我批评、主动检讨或作解释。炳辉同志特别可贵的一点是，专记别人的好处，别人有错只要改了他从来不记旧账，事事与人为善。当面能批评得你下不得台，背后却老是说你以前的种种功劳和现在的条条长处，到了关键时刻，他会挺身而出帮助你。因此，从五支队老同志到二师老同志，都对他怀有极深厚的感情，至今深切怀念着他。
1944年2月1日，中共中央华中局作出了在整风中普遍审查干部的决定，成立了以曾山为主任的审干总会。4月3 -20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在驻地盱眙县黄花塘召开华中整风会议。这次会议有华中局、军部、第2师、淮南区党委等单位的60多人参加，罗炳辉是会议主席团成员之一。会议交流了各地整风情况，专题研究了审干问题，并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继续就个人思想和工作加以批评和检讨，使高级干部为主的整风运动，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全体排以上干部的历史和思想工作表现进行审查和考察。会后，华中地区转入以审查干部为主的整风运动。
淮南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分批对各级干部的历史和思想表现进行全面考察，广大干部主动向组织上讲清自己的政治历史情况。为了慎重对待每个干部，一般在全面“反省和坦白运动”结束时，每人写出思想小结和历史自传。党组织对每个干部作出恰如其分的鉴定。通过审查和考察，进一步了解了干部队伍的思想现状和历史表现，发现了大批对党忠诚、作战勇敢、作风正派、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同时也查出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里的敌特分子和破坏分子，纯洁了部队和干部队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差，搞所谓“抢救”运动，淮南地区清理出所谓“特务与嫌疑分子”890人，其中路西地区659人，路东地区231人。第2师路西部队出现了乱抓“托派”“特务”的偏向。罗炳辉本人也被诬陷为“国民党的可疑分子”“国民党员”。
此时大病未愈的罗炳辉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人言可畏”，切实感觉到心之痛远比身之痛更甚的滋味。他对这种肆意陷害别人、人为制造党内斗争的做法极度憎恶和愤慨，并在lo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斗争中才能明白谁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千百万的大众已明白，中央早已明白，为什么在整风学习后还有人说：炳辉是国民党的可疑分子呢？含血喷人，不要根据，不用本钱，这样轻易，不合人情，不合情理，不合事实，不合良心，任何的无风起浪，是何等的雷打火烧的心肠，他们怎样说得出灭绝天理的话来。”他结合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批驳了对他的诬陷之词：“炳辉曾是国民党员，但一贯反对国民党贪污腐化的作风、压迫剥削广大人民的行为。”当大革命失败、革命处于低潮、国民党白色恐怖屠杀猖狂时，“炳辉毅然决定加入了共产党，毅然以破釜沉舟的精神和勇气，领导对国民党豪绅地主的武装暴动，执行共产党的领导”，“这17年的过程中，均是不断地日夜在与国民党拼命肉搏的斗争着，在身经数千战、百死余生的今日，阶级的敌人、反革命分子，都公认炳辉是他们的死敌，费尽了许多心血和精力，欲将炳辉剥其皮、食其肉、碎其骨，因此广大的人民是清楚地认识的，到底谁是革命者，谁是反革命者”。
尽管遭受诬陷，罗炳辉始终对党充满了无限信赖，对革命事业充满了无限忠诚。他在日记中写道：“冤话是太令人痛心的事情。可炳辉受政治的冤话次数多了，这又有什么气的。是非自会有公论，我们的上级是最公道的”。“我党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的党中央，是在血与火的斗争实践中得到了证明。是可以信任的。华中局是党中央信任的，同样是有可信任的保证”，“只要坚决地服从和执行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有了毛泽东同志作为我党的英明领袖，我决心战斗到最后一息，流尽最后一滴血，为党、为革命、为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的利益和解放事业，奋斗牺牲、勇往直前，这是光荣的，毫无畏惧的”。
同时，罗炳辉也由此感到提高无产阶级意识的极端重要性，必须在正确对待革命同志的同时，还要防止奸人诬陷好人。他在10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纯洁清白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如铁石般坚强的革命志向，最忠实、热忱、勇敢、坚定的奋斗于革命事业，历尽人间的穷凶极恶的艰难困苦和危险，始终处在死地复生、危地复存的磨炼中，革命精神愈磨愈锐，任绝境多艰难、危险，更为从容、镇静、快慰地努力工作，随时均置生命于不顾，身先士卒，牺牲一切个人的利益和幸福，为的什么呢？事实已明白于天下，共产主义是以无产阶级劳动大众的利益为根本利益，为无产阶级劳动大众的解放事业而奋斗，还有什么个人利益可讲的”。“真金不怕火来烧，可是真金用高热度的火和较长时间来烧时，即融化成水，水是金水，遇冷又变坚硬的金子，虽然形态变了，本质却未变，这是我安慰先烈之灵的一片丹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真正是精神上的伟大的法宝，终将照耀着真理、公道、正义的实现，那些危害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人，迟早会暴露出狐狸尾巴来，现出他的奸贼原形，在污浊的路上自找可耻可悲的下场”。
就这样，在误会面前，罗炳辉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坦荡襟怀，维护党内团结，顾全大局，不为自己争辩，默默忍受一切，始终充满了对党的忠诚。
1945年3月，新四军政治部发出《关于整风善后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各部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整风总结，并对审干中出现的问题一一复核甄别，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据此，中共淮南区党委对整风过程中造成的冤假错案进行了纠正，恢复了被错批、错斗、错捕同志的名誉和工作，少数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也放下了包袱轻装前进。这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全党整风运动的结束。八路军、新四军的整风运动也随之结束。
罗炳辉通过参加这次整风运动，极大地提高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更加坚定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增强了对敌斗争的信心，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与广大指战员特别是与第2师其他领导同志之间的团结和统一。其间，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领导人饶漱石、张云逸、曾山曾于1944年5月中旬参加了淮南区党委召开的整风会议，并帮助第2师领导打通思想，他们于当月20日向刘少奇报告了淮南区党委和第2师的整风情况，认为淮南区党委和第2师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团结已达到融洽无间的程度。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大生产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敌后军民，为克服经济困难、减轻人民负担、坚持长期抗战而推行的一项重要措施，早在1938年，驻守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留守部队在战斗和训练之余，出于改善生活的目的，即开始从事一定的农副业生产。毛泽东对这一做法予以肯定，并于1939年春提出了“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此后，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号召，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各部队陆续掀起了大生产运动。其中，八路军第359旅指战员靠自己的双手，把一个荆棘丛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j华中的新四军由于所处地区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同时对日伪顽斗争比较激烈，直到1942年，才有第2师等少数部队开始了以减轻人民负担、改善部队生活为目的的大生产运动。
新四军第2师之所以较早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在当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第2师所在的淮南抗日根据地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及汪精卫伪政府首都南京仅一江之隔，日伪军为实现摧毁淮南抗日根据地、驱赶新四军的企图，对淮南根据地在军事上进行连续的“扫荡”，在经济上实行严密的封锁。盘踞淮南津浦路西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也不断对路西抗日根据地进行破坏和骚扰。1941 - 1942年，淮南抗日根据地内又接连发生了灾荒，庄稼收成很差。由于日伪顽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加之严重的自然灾害，使淮南抗日根据地的粮价物价飞涨，财政经济状况面临着极端困难。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战胜严重困难，坚持持久抗战，1942年春，罗炳辉与第2师其他领导研究决定，在不妨碍战斗的前提下，要动员每一支部队和每一名干部战士去参加生产劳动：南此，第2师的大生产运动逐渐开展起来。
由于第2师担负着既要打仗又要生产的双重任务，罗炳辉等要求各部队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了以生产粮食、蔬菜和副食品为目标的生产计划。第2师师部要求每个连队都要到荒山野地去开荒，种粮、种菜、栽树，养猪、养羊、养鸡，争取蔬菜、食油部分自给，每人每月有1斤以上的荤食品供应。1942年春夏，驻津浦路西的第4旅旅部提出“为完成一、三、五、百”而奋斗的号召，要求指战员平均每人种植l担稻、3棵树、5倭瓜、百棵菜，带领部队在皇甫山区等地开荒种地。当年，第4旅即收粮2000余石，自给蔬菜3个月。
1943年春，淮南津浦路东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春荒，有的群众家里断炊。造成这次春荒的主要原因，是日伪军在鲁中制造无人区，数万山东饥民涌入路东；还有苏北海州一带受灾，大批饥民来到路东中心区滞留；再加上主力部队在前方连续作战，粮食消耗量大。这些都加重了根据地粮食供应的负担。罗炳辉与谭震林等召开专门会议，决定从机关和部队节约一些口粮救济群众，并采取灾民自救、向地主和余粮户协商借粮以及调拨公粮平价出售等措施，开展赈灾工作。第2师兼淮南军区部队节衣缩食，救济灾民，仅淮南路东部队捐款捐粮即达160万元。由于措施得力，使根据地的群众顺利地度过了春荒。
这时，华中苏北、淮北地区的春荒也非常严重。2月3日，刘少奇从延安致电陈毅、张云逸、饶漱石等，要求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目前应肇中注意生产问题，凡是军队、机关所需用的一切东西，都设法自己动手及动员人民生产3月，巾共中央华中局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指出：“厉行生产节约运动是当前敌后军民为克服日益严重的物质困难，积蓄力量，渡过黎明前黑暗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我华中全体军民当前严重的政治任务。”“我们今后解决财政经济困难的基本方法，必须从积极方面打算，必须放到依靠自己动手、自己劳动的生产上面。”强调各部队在不影Ⅱ向战斗的前提下，都要积极参加生产，以减轻人民负担，改善部队生活。
为了推动第2师兼淮南军区部队大生产运动的广泛深入开展，4月20日，罗炳辉在《淮南党刊》第12期发表了《开展部队机关的生产运动》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从4个方面强调了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意义：
第一，只有加紧突击生产，才能胜利地完成坚持敌后新阶段的总任务。党中央早已明确指示和号召党政军民努力生产。我们生产是为着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更使军政民感到血肉相关，加强团结。这样才能使群众深刻认识军队机关真正是为人民利益的，同心一致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这种军民密切合作的精神也就是粉碎敌人任何残酷“扫荡”的重要条件。同时，军队机关发展生产，对推动与提高整个根据地人民的生产热忱，也有莫大意义。军队要成为生产运动的发动机，成为生产战线上的模范，为推动根据地经济逐渐繁荣，巩固根据地提供有力的保证。更重要的是，争取生产战线上的胜利，不仅是为了坚持团结抗战，迎接胜利的到来，也是建设富强繁荣的新中国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
第二，生产是解决部队物质困难的唯一良方。穿衣吃饭、油盐柴菜、纸张笔墨、黄烟毛巾等方面存在的困难，既不能都要求上级解决，也不能靠加重人民负担的办法来解决，只有无条件的下决心立刻开荒生产，种粮种菜，养猪养羊，喂鸡喂鸭，生产各种需用品，才是解决的根本办法。我们不但要学习八路军的抗战，而且要学习他们的生产。
第三，生产对于每个同志是最好的锻炼。劳动神圣，劳动者是世界创造者。我们今天的生产是为了战胜敌人，同时又能很好地锻炼自己。在劳动中锻炼我们的思想意识，体验到劳动大众的流血流汗、艰苦不易，才能更坚定地站在劳动者的立场，更进一步与劳动大众打成一片，为革命事业牺牲奋斗到底。生产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有很大锻炼。积极地参加劳动，在劳动中锻炼，这是革命队伍里最光荣高尚的品质，也是对抗战事业的伟大贡献。
第四，创造劳动英雄，发扬革命竞赛精神。今天生产既然是重大的光荣的任务，
那么在生产战线上就应该有所创造。人人都应该向延安生产运动中的劳动英雄杨朝臣看齐，和杨朝臣比赛，人人都要做劳动英雄。
在文章最后，罗炳辉号召：“全师指战员们，更积极的动员起来，拿起锄头，到荒山野地去开荒，种粮、种菜、栽树、种烟，养大批猪羊鸡鹅……将来一切物质装备，都能大部解决。”“创造大批劳动英雄！争取生产战线上的胜利！为完成生产任务而斗争！只要努力加努力，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5月20 - 28日，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召开第一次财政经济工作扩大会议，到会代表200多人。会议检讨了过去财经工作，确定了今后发展的方针。刚从前线归来的罗炳辉应邀到会讲话。他首先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抗日战争，对敌作战中什么武器最厉害？”大家纷纷抢着回答。有的说：“机关枪一梭子子弹几十发，一打一大片，是最厉害的了！”有的说：“迫击炮一发炮弹就能炸坍一座碉堡炮楼，也够厉害的。”也有的说坦克厉害，飞机丢炸弹、机枪扫射也很厉害，可惜我们新四军还没有这些武器。听完大家的回答，罗炳辉笑着说：“你们说的这些武器，都有一定的杀伤力，但还不算最厉害的。我看最厉害的武器，就是没有饭吃了饿着肚皮，浑身无力，什么武器也开动不了，变成一堆废铜烂铁，还有什么用呢？”接着，他自然地强调了生产的重要性，号召淮南党政军民各界增加生产，把路东、路西的大部分荒地变成第二个“南泥湾”，为繁荣根据地经济、改善军民生活、渡过难关，共同做出贡献。在罗炳辉的号召下，淮南抗日根据地军民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第2师兼淮南军区广大指战员利用战斗和学习的空余时间，大量开荒种粮、养猪、养鸡、捕鱼、种菜、榨油、磨粉、做豆腐；并在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因陋就简地办起了织布厂、被服厂、毛巾厂、榨油厂、烟厂、纸厂、印刷厂、铁锅厂等。有一次罗炳辉向铁锅厂负责人提出：天气热了，战士需要水壶，能否做一些水壶？于是，铁锅厂人员通过层层关系，买来一些洋铁皮，焊了一些水壶，发给部队。看到战士在训练休息时捧着水壶饮水，罗炳辉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特别是第2师开办的烟厂很有名。据曾任第2师供给部部长的胡弼亮回忆，烟厂生产出来的飞马牌香烟，因为质量好，价钱便宜，销路很好，除满足根据地军民需要外，还热销到敌占区一些大中城市，成为知名品牌。聪明的商人在敌占区推销时甚至悄悄告诉顾客：“仔细看看，是‘四爷’（指新四军）的产品啊！”据统计，1943年，第2师兼淮南军区部队生产总额达2000万元，共收获粮食3.1万余石、棉花99万公斤、蔬菜65万公斤、生猪1346头、羊411只、鸡鸭鹅1.6万余只。生产较好的连队，每人每月可吃肉1.25 -1.5公斤。部队的军需供应也得到了保证。
当时，第2师文工团也响应号召开展生产。罗炳辉看到文工团排练演出任务重、流动性大，生产有困难，伙食也搞不好，就指示他们不要搞生产，并亲自向师直属单位呼吁支援文工团。于是，一筐一筐的冬瓜、南瓜、茄子、青菜和猪肉等都送到了文工团。罗炳辉还把自己亲手种的蔬菜也送来，使文工团全体人员十分感动。
随着全国抗战局部反攻阶段的到来，鉴于新四军各师还未能普遍开展生产运动，有的部队生产收获不大，1944年3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华中局并转各区党委、新四军各师，要求趁此春耕时节，在动员广大人民进行生产运动的同时，动员和组织部队、机关、学校人员参加生产运动，并强调：“在不妨害战斗与工作条件下，要使每一个战士与工作人员适合各人情况的都去参加一些生产劳动，为切实改善本部队本单位的生活而斗争。”据此，中共中央华中局于4月1日发出《关于开展部队与机关生产运动的指示》，提出1944年新四军的生产运动要上一个新的台阶，要求第2师等在去年开展生产的基础上，生产任务再提高一些；去年未进行生产的各师则全面展开生产运动。同时还规定：生产运动主要是发展农业、手工业。区及营以下单位一律禁止经营商业。担任作战任务的部队，除发给伙食费及一切费用外，还应特别照顾与改善其生活，使作战部队的生活不低于后方生产部队。
遵照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精神，罗炳辉与谭震林等认真分析了淮南地区开展生产运动的实际情况，认为第2师兼淮南军区部队自开展生产运动3年时间以来，既取得了一些成绩，也产生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源自于几个方面的矛盾没有解决好，即：打仗、练兵和生产的矛盾；生产的固定性和部队流动性的矛盾；部队生产与群众生产的局部矛盾；部队生产手段和技术与生产要求的矛盾。要解决这几方面的矛盾，目前的办法只有建立菜园和农场比较合适。为此，罗炳辉与谭震林等研究确定，今后第2师兼淮南军区部队、机关的生产方针是：主力兵团及学员以作战、练兵为主，生产及群众工作列于次要地位（不是不要地位）。菜金及一切供给品按制度配发，部队生产只能以改善生活（主要是伙食）为原则。分区以上的机关与直属部队及地方县机动武装，除改善伙食外，应保证自给蔬菜6个月，公家发半年菜金。区乡武装及地方党政机关部门，除改善伙食外，应保证完成蔬菜自给8个月，公家发4个月菜金。边区武装如因敌情及行动而不能照常生产者，可经县以上机关批准，除改善本单位伙食外，其余菜金照发。全区部队除上级特准开设磨坊，替本单位磨麦外，以前开办的一切合作社、手工业、商店（油坊、粉坊、酱坊、烟厂等）一律移交地方财政机关经营。地方机关必须按市价销售部队生产品，廉价供给部队必需品，及吸收部队游资参加合作事业按股分红。今后部队生产以建立菜园及农场为主要方法。与上述方针相适应，罗炳辉、谭震林等还对部队生产方法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此后，第2师兼淮南军区部队按照要求和规定，正确地处理了打仗、生产、做群众工作三者的关系，做到了军民兼顾，战斗与生产两不误，从而使部队的大生产运动得到更加健康的发展。
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中共淮南区党委还发出生产节约的号召，并将开展节约运动作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一个重要措施，要求主力部队每人每天节约粮食l两，地方武装和机关每人每天节约2两，连以上干部棉衣穿2年，缴旧领新，从而把开源与节流结合起来。另外，还开展了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少数严重贪污腐化分子受到严厉制裁，使全体干部受到清正廉洁观念的教育，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热情更加高涨。
在罗炳辉、谭震林等的领导下，第2师兼淮南军区部队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明显成效。到1944年8月，各部队生活都得到了改善，后方机关、部队蔬菜大部或全部实现自给。一些生产较好的连队，每人每月可吃肉1.25 -1.5公斤，每天吃油6钱、盐5钱；较差的连队每人每月也能吃到0.5 -1公斤肉。前方连队大部分保持每月吃两头猪，过年过节能连续数日吃到猪、鸡、鸭、鹅、羊肉。通过生产，还部分地解决了部队的财政困难，一些部队平分了生产费，许多战士买了钢笔、笔记本及日用品。在大生产运动中，罗炳辉身先士卒，亲历亲为，带头开荒种菜，养鸡养鸭，成为生产劳动的能手。那时的《淮南报》还刊登过他挥锹劳动的照片。每到一地，他就和警卫员一起把房前屋后、边边角角开成菜地，利用休息时间浇水、栽苗、撒种、施肥、捉虫。他菜同里的蔬菜往往二三十种，叶绿棵壮，长势很好。特别是他种的西红柿，不仅比别人种的早结果，而且个大、味美、产量高，1944年在华中生产展览会上得了头奖。许多淮南籍和外省籍的新四军老战士说，他们生平第一次听说并见到、尝到西红柿，就是在罗师长的菜地里。罗炳辉常用自己种出的蔬菜招待来请示汇报工作的干部，有时还招待外宾：一次，他宴请一位从国民党统治区来淮南抗日根据地参观的民主人士，做了两桌菜，客人吃了很满意。他告诉那位民主人士：“我今天请客只花了10块钱，只有黄瓜上面的白糖是花钱买来的，其余都是我和警卫员自己种的，连鸡、鸭都是自己养的，一个大子也没花。”客人惊讶地说：“要是在重庆，10万块钱（法币）也吃不到这样两桌菜！”接着，罗炳辉向客人介绍了新四军第2师部队自力更生，从事大生产运动的情况。那位民主人士听后连连点头说：“你们不仅打仗胜利，搞生产也胜利。这样的部队，是无敌于天下的。”
当时正在新四军工作的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对罗炳辉在大生产运动中的出色表现印象深刻j他在手记中这样写道：为了落实毛泽东关于部队生产的命令，“新四军的每个部门都与相邻各队展开了竞赛。这次竞赛的优胜者是二师师长罗炳辉将军的小组”：，罗炳辉“与他的警卫员们一起，种菜的数量不仅是最多的，而且质量也是最好的：谈论起这些来，比谈一场打赢的战役还要自豪和幸福。他给我展示巨大无比的南瓜、黄瓜、红薯、长茎的中国大葱和头一次在这个地区种植的西红柿。尽管他有高血压，还有我的警告，可他从不让自己休息j农民们出于惊奇，为了参观这些不同寻常的巨大的农作物，都从四面八方赶过来。他面带友好微笑地站在他们中间，像一位多产和善意之神”。
罗炳辉等在领导第2师兼淮南军区部队开展生产的同时，也不忘带领部队与地方党政干部一起深入农村，积极组织根据地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1943年秋，中共淮南区党委发出开展互助合作的号召。在地方党政组织的领导和第2师兼淮南军区部队的帮助推动下，1944年春，淮南互助合作运动广泛开展起来。7月，淮南区党委召开路东各县七一生产互助会议，对路东地区自1943年秋以来的互助运动作了总结j据1944年统计，淮南津浦路东地区组建的生产互助组有8000个，参加互助的劳力10万个以上。津浦路西地区由于战斗频繁，农民生产不安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相对缓慢。1945年3月，区党委召开淮南苏皖边区第一届群英大会，对在大生产运动巾涌现出来的先进互助组、合作社及其带头人，分别授予模范互助组、模范生产者、劳动英雄及模范干部的光荣称号。来安县大余郢乡骆腾云互助组被称为淮南劳动互助的一面旗帜。
在大生产运动中，第2师兼淮南军区广大指战员还帮助根据地群众因地制宜，兴修水利工程。1942年，路西地区共挖塘2390口。1943年冬，定远县大吴1个乡就挖塘200口，可灌溉农田1.2万亩。1944年春，淮南路东军民重修了高邮湖西岸数百里大圩，共用人工76415个，用土44.439立方米。这一工程的完成，避免国民党统治时期每隔几年就发生一次沉圩的灾害，保护了高邮湖西金沟地区7万群众和30万亩良田。这是淮南水利史上由共产党人领导兴建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
在参加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的同时，罗炳辉等还领导第2师兼淮南军区部队开展了大规模的拥政爱民运动。
拥政爱民运动，即拥护政府、爱护人民运动，是贯彻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军民一致原则的一个新发展。这一运动最早从1942年开始于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军政、军民关系中存在的一些不和谐因素，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加强军政、军民团结，以利于敌后抗战的坚持和部队的发展。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当地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广大群众开展了拥护军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拥军优属运动，j为了密切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关系，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要求各根据地的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于1944年阴历正月普遍地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拥政爱民与拥军运动。据此，新四军政治部、中共中央华中局分别于12月5日和12日发出《关于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和《关于开展拥政爱民与拥军运动的指示》，决定1944年2月1日至3月1日（即阴历年前后）为华中地区的拥政爱民与拥军运动月，并对新四军如何开展拥政爱民运动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
按照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罗炳辉与谭震林领导第2师部队在淮南地区开展起大规模的拥政爱民运动。部队以团为单位组织恳亲团，到驻地15公里以内的战士家中送年礼，向群众团体、政府机关拜年。地方则开展起拥军运动。党政机关则以区为单位，组织抗属代表，到附近15公里以内驻军中拜年。群众团体开展新年劳军运动，募集猪、鸡、菜等慰劳部队。
1944年3月18 H，第2师直属队在驻地举行军政民1000余人参加的拥政爱民宣誓大会。罗炳辉、萧耀东代表第2师兼淮南军区全体指战员向淮南行政公署、参议会献旗。
同日，第2师司令部、政治部邀请淮南行政公署主任，淮南路东参议会参议长、参议员，以及民众代表和劳模50余人参加军政民座谈会，征求地方对部队的意见。罗炳辉、萧望东、韩振纪和刘顺元、方毅、朱雨江等出席会议。会议同意了淮南行署主任方毅关于在半塔集建造一座抗日烈士纪念塔的提议；并决定成立筑塔委员会，以罗炳辉、方毅、萧望东、朱雨江等9人为委员，罗炳辉为主任委员，主持建造事宜。筑塔委员会当天即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研究部署有关事宜。至1946年新四军北撤时，烈士塔建成一半即停工。新中国成立后，来安县政府于1958年开始续建，1960年建成。纪念塔正面镌刻着陈毅书写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大字。塔前矗立着一块大理石纪念碑，碑上镌刻着张云逸于1964年撰写的碑文。
9月18日，中共淮南路西地委、专署和路西军分区举行藕塘抗日烈士陵园落成典礼。各县党政军民负责人和驻军、各界代表5000余人参加典礼。该烈士陵园占地20亩，正中央耸立着20米高的六边棱形纪念塔，塔的正面镌刻着“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二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19个大字。塔前矗立着约两米高的纪念碑，碑文由罗炳辉、谭震林撰写。
此后，拥政爱民成为新四军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各部队不仅在农历年期间开展活动，还利用作战和训练间隙，帮助驻地群众进行耕种农田、兴修水利、消灭虫害等生产救灾工作。根据地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也经常性地开展拥军运动。这就进一步密切了淮南地区军政、军民之间的关系，促进了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从而迸一步增强了淮南敌后的对敌斗争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