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视人民群众如父母
罗炳辉出身贫苦，对人民群众有着特殊的感情，特别是民期的战争实践更使他深深懂得，新四军之所以能够在敌后十分艰险的环境中站稳脚并且发展壮大，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依靠人民，扎根于群众之中。他认为，“我们的指挥员不但有深入部队与战斗员同甘苦共患难的责任，而且也有深入并接近民众的责任，因为群众的要求和利益，就是我们革命军队行动的基准和目标”；“群众基础是军事胜利的基本条件”。因而，他视人民群众如父母，并常勉励部属说：“人民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是人民的儿子，我们应该为人民尽孝为革命尽忠。”
热爱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就要关心他们的疾苦，倾听他们的呼声，尽力解决他们的困难。罗炳辉提出， “关心人民大众的呼声”，就要深人群众，切实做到“四到”，即“想到、走到、看到、问到”。他每到一地，总是要到群众家里走一走、坐一坐，与老农一起聊天、拉家常，或是召开座谈会、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鼓舞群众抗战的热情，同时询问群众年成好不好、公粮重不重，对部队有什么意见、对地方政府有什么要求。凡是群众提出的问题和要求，他总是认真地听取，然后转达给地方党委和地方政府，帮助群众解决困难。一旦发现有不合理的事情，他立即予以解决，绝不姑息拖延。
1941年7月，罗炳辉奉命率第4旅第10、第11团到达洪泽湖北岸的淮（阴）泗（阳）地区，执行反击日伪顽军进攻、坚持并扩大淮泗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当时淮泗地区的形势复杂严峻。这里是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的家乡，也是国民党江苏省第7行政区督察专员兼江苏省保安第3纵队司令王光夏的家乡，反动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同时，这一带地少人多、地瘠民贫，加上国民党政府曾长期征收苛捐杂税，当地百姓生活极其痛苦。1940年9月，八路军南下部队1个团进至这一地区，在击溃王光夏部的进攻后，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但此后新政权并不巩固，曾发生国民党顽固派策动数百人参加的反革命暴动。罗炳辉率部来到淮泗地区后，发现当地群众对新四军十分冷淡，甚至连部队进行地形、敌情调查时也不愿配合。这令罗炳辉感到心情沉重。罗炳辉明白，要顺利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就要创造军事胜利的群众基础，把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作为重要一环。因此，他在指挥部队打击日伪军的同时，把相当多精力投入到做群众工作上。
为了获得真实情况，罗炳辉率部到达淮泗地区后，首先主动找当地一些下层老百姓谈话，通过喝茶吃饭、访疾问苦等方式接近他们，向他们深入细致地了解各方面问题。很快，罗炳辉发现，造成当地群众不愿接近新四军的原因，除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恶意造谣、威胁外，主要是由于当地基层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失误导致的，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征收公粮太重。比如，有一家收3担粮交出1担6的，也有一家收120担粮交出80担的，甚至还有一家收16担粮交出15担公粮的。如果哪家不按数交纳，政府就抓人。此外，以前新四军借粮太多，又在登记民间枪支时方式不好；政府的宣传解释工作做得不够，有官僚作风；统一战线政策运用不正确，随便抓人，引起中间分子及大户的逃亡等，这些问题直接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一次，罗炳辉让师部学兵连化装穿便衣，冒充国民党县政府常备队，去找老百姓。有个老百姓不但管“常备队”饭吃，还对他们说：“你们来了多少人？太少了不成，这里新四军、八路军好多呢！”并将新四军部队的具体驻地告诉他们。通过各种方式的调查，罗炳辉逐渐摸清了情况，心里有了数。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罗炳辉先后召开了一次商人会议、两次士绅会议。在这几次会议上，罗炳辉主要从4个方面进行解释、宣传和教育工作。一是公开承认了当地抗日民主政府过去工作上的缺点，比如公粮太重、纪律未能使人满意等。接着，他从抗日民主政权刚成立1年多，许多工作人员都是热血爱国青年、缺乏工作经验的角度，说明产生缺点的原因，以求得大家的谅解。并劝慰大家说：“过去你们出公粮固然重，可是你们很光荣，你们支持了抗战，为民族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不过公粮将来还是要减轻和调剂的。”二是详细阐述了日本敢于侵略中国的原因以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同时也明确指出全民族团结是中国抗战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他说：“武器厉害可不能决定最后的胜败，武器是活人使用的，没有人，看你大炮、飞机有什么用处？三天不吃饭，看你能驾飞机、开大炮么？狗要吃料，牛要吃草，人没饭吃，机关枪就打不叫。只要我们能全民团结，不使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为日本鬼子所利用，他就没有办法战胜我们。”三是大力宣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所实行的政策，包括三三制、三七分租、分半给息、统一战线等。罗炳辉指出：“抗日民主政府，一方面是实现民权，老百姓要讲话；一方面要实现民生改善，大众不饿死，地方才平静，不出土匪，才能集中力量去抗战。这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在这样的政府里，只要你是中国人，就可以做中国事。不问是否亲戚旧友，只看你有没有能力？有没有爱国精神、革命精神。”四是扼要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接连打胜仗的例子，同时说明了日本必败的理由。他讲到，日本鬼子人少、国小，4年来已有200万人伤亡；且兵力分散，纪律废弛；又是到异地的中国来侵略，言语风俗都不同，处处都可能变成瞎子、聋子，到中国来如入鸡笼，早已被中国人罩住了。通过思想工作，使中上层人士明白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从而理顺了心气，提高了认识，增强了支持新四军抗战的积极性。
不仅如此，罗炳辉还通过对一桩命案的及时纠正，挽回了当地抗日民主政府在广大群众中造成的不良影响。当时，有一个叫王仲吉的农民，他为人正派、性情直率，是乡里的参议员，只因对公粮过重有意见，在开会时与乡长顶了两句嘴，说了“公粮出不起的就不出”之类的话，即被乡办事处抓去吊了起来，并以“反对政府，造谣破坏”的罪名，准备执行枪决。一天，当地40多个老百姓一起来到罗炳辉的住处，齐刷刷地跪在门口，替王仲吉“申冤”，请求罗炳辉主持“公道”。罗炳辉了解情况后，觉得案情复杂，便告诉办事处人员要慎重办理此案。但办事处人员一口咬定，王仲吉是个反动分子，当过顽固分子的保长，属于重要囚犯。鉴于双方所说差别较大，罗炳辉下决心亲自调查这个案子。为此，他先后花了3天3夜的时间，跑了4趟乡办事处的大门，走访了200多名群众，终于搞清楚这的确是一桩冤案。而乡办事处人员仍坚持要召开公审大会。公审那天，罗炳辉特地来到会场观看，附近各村来参加大会的群众看见他纷纷打招呼。公审开始后，乡长宣布了王仲吉的4大“罪状”。但王仲吉坚决否认自己有罪，参加大会的群众也一致举手愿为王仲吉担保，并同声要求罗炳辉上台讲话。一时间，办事处人员不知所措。当地农民抗敌协会主任只好请罗炳辉讲话解围。为了给办事处人员一个台阶，同时也给广大群众一个交代，罗炳辉要那位农抗主任答应宣布5项条件，即：王仲吉是犯法应严办；政府宽大为怀；减轻罚粮；取消游街；向农抗道歉等。农抗主任照办后，罗炳辉才上台讲话。在讲话中，他首先对由于办事处工作失误而导致的一些问题表示歉意；接着又对宣布的上述5项条件作了解释：最后他强调，共产党是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是知错就改的，请广大群众继续相信并支持抗日民主政府。罗炳辉的处理方法在群众中产生了良好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不良影响，也给当地抗日民主政府以深刻的触动。后来终于查明，原来是当地政府中混进了几个反革命分子，他们打着新政府的招牌，却做着破坏新政权的工作。
在此期间，罗炳辉指挥部队肃清了当地顽匪，收复了泗阳县城，袭击了日伪据点，极大地鼓舞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和信心，许多老百姓自发地前来慰问新四军指战员。
就这样，通过积极开展军事斗争和深入进行群众工作，仅半个月左右的时间，罗炳辉率领部队即重新树立了共产党在淮泗地区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当地老百姓对新四军的态度由冷淡很快转为信赖。不久，新四军第4旅部队因另有任务离开此地，很多老百姓闻讯后拉手相送，依依不舍，场面很是动人。
罗炳辉率部回到淮南后，根据第2师政治委员郑位三的指示，将自己过去半个月进行群众工作的经历以及个人所获得的一些经验，整理成约1.3万字的文章，取名为《淮泗半月记》。其中关于经验部分，罗炳辉是这样总结的：一切工作应接近下层，深人群众，否则一切都是空的。我观察现在一些年轻男女同志，他们大都是热情纯洁，但在机关中一工作起来就不注意时时深入群众，结果很好的理论，变成死的教条。有些人凡是中间分子就不来往，可是工农大众他又不能深入，不能接近，两头落空。这都是不深入群众的害处。做群众工作要耐心。我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专门去弄清楚淮泗那件案子，如果我怕麻烦不管，这问题就不能有个水落石出。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做行政工作，如果自己不处处倾听群众的呼声，精细分析思考，单是听下级的报告，那是官僚主义，认不清客观真实的。对群众谈话，要注意对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角度去开始，多解决他们中的切身问题，态度要诚恳、客气，特别对士绅。当群众情绪不好，悲痛、沉闷时，我们的部队或剧团，不要在会场上嘻嘻哈哈，以免引起群众反感。对士绅宣传时，内容上应特别着重民族仇恨心、民族意识的提高，要多多激励他们；同时要给他们吃“定心丸”，让他们相信我们是天天在壮大，新四军绝不离开敌后；特别是要向他们说明将来民主共和国的情形，逐渐走上社会主义，最终实现世界大同。部队应广泛宣传，开民众大会，首长应欢迎群众，这样我党对群众影响更大。部队打胜仗，守纪律，是鼓励群众最好最有力的条件。同时应乘打胜仗的机会，扩大宣传，在这时宣传一天，等于平时宣传一个月。
郑位三对《淮泗半月记》一文极为重视，并亲自作“序”。其中写道：“罗副师长在这里告诉了我们：他在党所给予的任务下面，如何明确地提出自己迫切的中心工作，抓住重要的一环，不仅根据‘报告’，而且主要的是依靠自己的经验观察，深人工作，负责检查，结果才能认清事物，完成有益于党的工作成绩。这材料对每个干部都有莫大的教育意义。不仅有许多方式技术可供民运工作者学习，而更重要的是：一切军事政治工作干部应学习这种接近群众，负责工作的作风，我们应纠正许多部队和机关干部隔离群众的倾向。”
同年9月，《淮泗半月记》在新四军第2师政治部创办的《建军》杂志全文发表，这对于进一步促进第2师部队建设特别是淮南抗日根据地建设，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罗炳辉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总是想尽办法为老百姓解决困难，群众也把他当作自己人，有什么困难都愿意向他说。有一次，罗炳辉带领部队行军，经过一座用渔船搭成的浮桥。他看到渔民，便停下来同他们交谈，问道：“军队使用你们的船，你们不能打鱼了，给了什么代价？”这一问，船民们便道出苦衷。有的说，答应给米，可数量太少了。有的说根本就没有发米，渔船不能打鱼，冬天只好挨饿。罗炳辉急忙走到桥头兵站查询。兵站工作人员告诉说：原来规定借渔民的船，是要给米的。可是地方政府因未接到上级规定，不肯发粮了。兵站已经打报告，上级尚未答复。罗炳辉听后很生气地说：“人家在饿肚子，你们却在等公文。为什么不一面发米一面派人到上面去报告？让群众饿肚子，埋怨共产党、新四军，你们就过意得去？我们做事是对人民负责呢，还是对公文负责？！”罗炳辉命令兵站立即发米，安排好群众生活。
根据地内个别干部作风不好，假公济私、欺压百姓的事时有发生，只要罗炳辉知道了，必定亲自出面请地方政府严肃处理，并常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如果不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谋幸福，不为老百姓主持公道，就和旧政权没有了差别，人民就不拥护我们，我们就没有立足之地！欺压群众就是败坏共产党名声，就是帮助了敌人！绝对不能允许！”
1942年的一天，罗炳辉正在处理军务时，一名妇女来到第2师师部，向他反映一个情况并请求帮助。原来，这名妇女是天长县铜城镇人，她的母亲没有儿子，只有她这么一个女儿。前两天母亲不幸去世。为了让老人家人土为安，这名妇女想把母亲遗留下的10多亩田地卖掉，以换取安葬花销。可是，铜城镇有的干部从中作梗，说是没有人为她做主。这名妇女只好来找罗炳辉。罗炳辉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当即骑马亲赴铜城，直接向该镇负责人询问原因，他动情地说：我们在旧社会都是贫苦人，
过去我们有苦没处诉，有冤没处申。今天在我们执政的地区，一定要替人民说话呀！铜城镇负责人非常重视，当即研究解决办法，第二天即妥善处理了事情。之后，那位铜城镇负责人因疏忽未能及时向罗炳辉汇报，罗炳辉放心不下，又来信查问，直到获悉处理结果后才感到踏实。
1943年春，淮南根据地发生灾荒。罗炳辉与第2师政治委员谭震林决定从部队和机关节约一些口粮救济群众。罗炳辉首先从自己做起，带头减少自己的口粮和菜金标准。时任淮南行政公署主任的方毅劝他：“不要减了，部队这么多人嘛，何况你的身体又不好。”他恳切地说：“不行！我是师长，应该带头。”炊事员过意不去，有时悄悄在他碗里多盛了一点，他便将炊事员找来说：“同志，谢谢你对我的关心。”接着又开导说：“我们没有权利搞特殊，要与人民同患难，你这样做，不行啊！”有一次，罗炳辉召集路东军分区干部开大会。散会的第二天，他就让人叫来炊事房事务长，把会议伙食账一笔一笔念给他听。当发现那位事务长在会}义伙食开支中多报了几斤酱油之类的账，以便为工作繁忙的罗炳辉改善一下伙食时，罗炳辉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他翻着账本问事务长：“你晓得我们淮南根据地有多少人口吗？”不等事务长回答，他便自答道：我们淮南路东路西十几个县，有几百万人口。我们的军队呢，除了第2师主力，还有地方部队和县区武装，以及各级地方干部。你算一算，每一个淮南老百姓的负担有多少？可是你还嫌他们负担得太少了，还要多吃多喝多报账！不能只算你那个小账啊！接着，罗炳辉又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不能穿上几年军装，就忘了人民的甘苦啊！
正是因为罗炳辉关心体贴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所以他在淮南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很高。他无论走到哪里，群众一眼就能认出他来；原来没见过的，也想一睹他的风采。到了群众基础好的村子里，即便地方政府没有组织欢迎，附近群众也会奔走相告，自发地赶来，夹道热烈地欢迎他。老乡们围着他，问长问短；孩子们见了他，也乐得手舞足蹈，要他讲故事、表演打鸟，有的还顽皮地爬到他的身上和肩上。此情此景，生动地体现了根据地军民之间的鱼水之情。
淮南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对他的敬仰和热爱是发自内心的，并从朴素的情感出发，按照自己的理解，赋予他各种传奇称呼，甚至编成故事到处传颂，比如“罗青天”“罗汉下凡”“福星”“福将”等。关于“罗青天”的称呼，没有统一说法，据周骏鸣解释：罗炳辉“为根据地人民做了很多好事，为许多不平的事伸张了正义，对于干部（包括地方干部）中的不良风气毫不手软地予以纠正，‘罗青天’就是这样喊起来的”。至于“罗汉下凡”“福星”的故事，方毅是这样回忆的：“当年在老区的人民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天神，看见日本鬼子残害老百姓，便下凡来，指挥他的神兵，驱除了鬼子，解放了百姓。炳辉同志就是这位天神，他是天上的‘罗汉下凡’。群众用‘我们的福星’来称誉罗司令。”另外，当年在淮南根据地还流行着一些民谣或“顺口溜”，比如，“广西猴子不过河，只要轻敲两遍锣”，“锣”为“罗”的谐音，是形容罗炳辉对国民党顽固派桂系军队的震慑作用之大；“罗司令一到，开门睡觉”，则是说罗炳辉带给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之大。
日军、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恨透了罗炳辉，到处悬赏缉拿他。可是，罗炳辉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群众又会自觉地保护他，保护他的军队。有一次，闯入淮南抗日根据地“扫荡”的日军比划着问老百姓：“你们那个又高又胖的罗司令到什么地方去了？快快地告诉！”结果，不管日军如何威逼利诱，经过抗日烽火考验的人民群众谁也不说。
当年曾参加新四军、后来成为作家的艾煊，在数十年后一篇题为《重回大刘郢》的散文中，以充满感情的笔触这样写道：
那个时期，新四军二师师部和淮南区党委，驻在大刘郢。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就驻在离大刘郢不远的黄花塘。这两个首脑机关，在这两处地方，都是长驻两年半，直到鬼子投降都不曾挪过地方。在战争年代敌我斗争瞬息万变的情况下，两年多，确是个漫长的时日。这个时间，差不多是八年抗日战争的三分之一的时间。黄花塘和大刘郢，距离四周敌人的据点盱眙、天长、来安、六合这几个县城，都不过百里左右；离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的司令部所在地南京，只不过两百里的路程。敌人从盱、天、来、六，任何一个据点出发，到新四军军部或者二师师部的驻地，汽车不到一个小时，骑兵不过两个小时，步走也只不过一夜行程。途中既无江河险阻，又无高山屏障，但我们华中地区的最高军政机关，在一个村子上长驻两年多，既没有暴露，更没有遭到敌人突然袭击。这，当然不是因为有重兵守护，而是根据地群众的心，向着我们的军队。各种严密的群众组织，使得敌人无隙可乘。在敌人的据点里，群众也有很多是心向我们的，敌人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情报很快就传到了我们的指挥机关。就像老百姓讲的那样：“鬼子的眉毛动一动，眼睛眨一眨，罗司令马上就打个喷嚏说：我晓得了。”
这个时期，我们的军队是名副其实的人民子弟兵，人民的骄傲和希望。我们的地方干部，是人民海洋中自由地游来游去的鱼。不是那样息息相关的鱼水深情，我们的最高指挥机关在四面敌围中能那么安如磐石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