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接任第二师师长
1943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性转折的一年，同盟国军队在欧洲战场、非洲战场和亚洲太平洋战场陆续转入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也是中国抗战处于关键的一年。日军为了扭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不利局面，从中国战场抽调部分师团进行支持，同时以独立混成旅团新编成师团接替调出部队的防务。于是侵华日军在军事上更加强调整顿占领区的治安，特别是强调要“剿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国民党顽固派仍坚持一党专政及反民主、反人民的方针，一方面对日军继续采取避战观战为主的政策，尽量保存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力图削弱和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准备抢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以求在战后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转折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战，从1943年下半年起开始逐步扭转困难局面，在华北一些地区还开始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但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由于日伪军加紧“扫荡”“蚕食”和“清乡”，这时仍处于严重困难的局面。就拿淮南抗日根据地来说，其当面之日军，在这年春有独立混成第13旅团及独立混成第12旅团3个中队、第15师团1个大队，兵力共约5500余人；后来日军各部编制和防区有所调整，但兵力不减。当面之伪军正规部队，尽管调防频繁，却始终保持在5 -6个团的兵力。另有各县伪自卫团、保安队、警察等遍布各地，仅路东地区就大约7000人。日伪军为维护津浦铁路、淮南铁路交通及南京“北大门”的安全，并掠夺淮南的物资，继续向淮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蚕食”。国民党桂系军队坚持反共政策，在上一年向路西地区进攻受损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又不断地向新四军加紧进攻。因而，淮南军民依然面临着严重困难。
其实，淮南抗日根据地是华中诸抗日根据地中相对较为稳定的一块。特别是淮南津浦路东地区，位于华中腹地，多山地、丘陵，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这里自1940年春起，普遍建立了县级和基层抗日民主政权，特别是随着1941年、1942年反“扫荡”、反“磨擦”斗争的胜利，以及一系列对敌斗争政策和策略的贯彻执行，使津浦路东地区出现了比较巩固、稳定的局面。相比之下，苏北虽然是新四军在华中建立的中心区，但由于日伪军不断“扫荡”，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和新四军军部不宜在那里长期驻留。因而，经过中共中央批准，华中局机关和新四军军部迁至淮南津浦路东地区，并于1943年1月10日到达盱眙县黄花塘。从此，淮南抗日根据地就成为华中抗日战争的指挥中心，而淮南地区的党政军各项工作也能直接受到华中局和军部的指导。
为了迎接华中局机关和军部的到来，第2师师部提前由黄花塘移驻来安县大刘郢。大刘郢位于半塔集以北约10公里处，黄花塘以南约10多公里处。村子不大，地势平坦，房屋被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杂树林、淡竹园中。村旁是滚滚滔滔的刘郢河，隔河与葱茏连绵的大小余山遥遥相望，向南不远是长郢、邵集，东与天长县境频临，北与江苏省盱眙县相接，这是一个两省三县交界的边缘地区。
但罗炳辉工作太忙，实在顾不上欣赏这个新驻地周围美丽的自然风光。自从新四军副军长兼第2师师长张云逸在1942年10月中旬赴军部工作后，为了应对频繁、残酷的日伪顽夹击，罗炳辉作为第2师副师长、师军政委员会委员和淮南津浦路西党政军委员会书记，在主持路西全面工作的同时，也兼顾路东作战指挥，实际上承担起领导全师军事工作的重任。
1943年2月15日，正值春寒料峭的时节，也是淮南抗日根据地斗争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批准罗炳辉接任第2师师长。他感到一种莫大的信任，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责任。
与罗炳辉任职同时批准的，还有谭震林接任第2师政治委员。罗炳辉和谭震林是老战友、老搭档。早在1930年，两人曾分别担任红军第12军、闽西军区总指挥部兼第12军的军政主官，共同战斗整整两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现在，他俩再次搭档、并肩战斗，自然倍感亲切。谭震林来第2师之前担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具有丰富的军队政治工作和地方工作经验，与罗炳辉共事，可以说相得益彰。从此，两人相互支持，默契配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和战斗。
罗炳辉上任时的当务之急，是贯彻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的方针政策。为了战胜严重困难，适应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共中央曾先后发出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1942年9月1日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建立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另一个是同年12月1日中央发出的《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在1942年冬至1943年春切实做好加强各地统一领导及精兵简政的工作。为此，中共中央华中局于1943年1月28日发出《关于坚持敌后艰苦斗争的指示》，明确提出“华中全党全军对今后华中敌后空前严重与高度复杂的斗争形势，必须有明确的估计，对敌寇的‘扫荡清乡’以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等联合的进攻，必须有充分的准备”。要求华中各战略区“必须缩小机关，减少单位，精干上层，加强下层，使敌后党、政、军一切机构真能适应敌后新的艰苦斗争环境，真能保证在任何艰苦条件下灵活机动，执行任务”；“如果在今天新的环境与新的艰苦条件下，仍留恋着旧的组织形式和机构，而不愿按照中央去年十二月一日的指示彻底实行精简，简直是自杀政策”。同时指出，“全党铁的团结与统一领导是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最后胜利的保证”，“每一军区、每一分区必须根据中央指示，承认一个比较优秀一点的同志为领导中心，并且把党的领导一元化，从各区党委贯彻到各地委以至各县、各区”。①
罗炳辉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在他还任副师长时，即积极协助已于1942年12月来到淮南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谭震林以及时任第2师政治委员的郑位三，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精神，按照实行一元化领导的原则，广泛征求部队和地方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和集体研究，制定了淮南抗日根据地加强统一领导和精兵简政的初步方案，上报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华中局和军部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将商定方案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当他接任第2师师长后，即与新任师政治委员谭震林一起组织实施。
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决定，1943年2月，淮南抗日根据地撤销党政军委员会和津浦路东、津浦路西区党委等地方党政军机构，统一成立中共淮南苏皖边区委员会（简称淮南区党委）、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简称淮南行政公署）、淮南军区，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
淮南区党委由谭震林、罗炳辉、刘顺元3人组成，谭震林任中共区委书记，刘顺元为副书记，罗炳辉为委员。将津浦路东、津浦路西两个区党委改为地委。路东地委书记赵启民兼，副书记李世农；路西地委书记谭希林兼，副书记黄岩。
淮南行政公署南方毅任主任，汪道涵任副主任。将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津浦路西各县联防办事处分别改为淮南行署下属的津浦路东、津浦路西专员公署。路东专署专员汪道涵兼；郑抱真任路西专署专员。
淮南军区领导机关由新四军第2师师部兼，司令员罗炳辉兼，政治委员谭震林兼，第2师参谋长韩振纪兼军区参谋长，第2师政治部主任萧望东兼军区政治部主任。将淮南苏皖边区军区（原称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分别改为淮南军区下属的津浦路东军分区、津浦路西军分区。第5旅兼津浦路东军分区，第5旅旅长成钧、政治委员赵启民分别兼路东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第6旅兼津浦路西军分区，第6旅旅长谭希林兼路西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第4旅作为全师的机动部队。
淮南区党委、淮南行署、淮南军区的成立，标志着淮南抗日根据地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正式形成。
为适应形势需要，对县级机构和武装也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在津浦路东，将8个县合并为盱嘉、天高、来六、东南4个县级行政办事处和4个县委；独立第3、第4团和各县独立营（模范营）整编为4个支队。支队司令员一般由办事处主任兼任，支队政委一般由县委书记兼任。6月，又成立甘泉县委、县政府和县支队。在津浦路西，则保留全椒、凤定嘉、定凤怀、定远、定合、寿县等县级机关和必要的脱产武装。规定各地方武装均在当地进行游击作战。
在调整淮南地区党政军组织机构的同时，罗炳辉和谭震林还对第2师主力部队进行了精简。此次精简，在保留3个主力旅及所属6个主力团建制的前提下，主要是：缩小各级领导机关，裁减非战斗人员；取消营、连、排的副职，连取消勤务员，排取消文化教员；裁汰一些老弱病残；将多余人员充实基层战斗连队。
实行精简，必然涉及部队编制的变化、工作岗位的变动和人员的去留问题。为此，罗炳辉和谭震林在实施精兵简政的过程中，要求各级领导既要严格掌握政策，又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要向广大指战员讲清道理，弄通思想，以帮助他们端正认识，消除疑虑，克服抵触情绪。有时，罗炳辉还亲自与一些有情绪的干部进行个别谈话，帮助他们解开思想疙瘩。他开导大家说，整编部队，看起来人员少了，但队伍精干了，反而更有利于集中指挥，灵活作战，充分发挥游击战争的威力，打垮敌人。
经过罗炳辉和谭震林的共同努力，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基本完成。仅路东8县，通过精简机构和整编武装，就减少了原有脱产人员2000余人。这对于提高淮南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工作效率，减轻人民负担，密切军民关系，增强党的团结，提高部队战斗力，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第2师兼淮南军区实行精简后，主力部队共10514人，地方武装共7375人。其各部的基本情况是：①淮南区党委机关和师部于2月合并后，驻大刘郢；师部直属队分驻于周围村庄。②第4旅辖第10、第11团，2月驻路西地区。3月，因路西粮食困难，第4旅即率第11团到路东活动，旅部驻盱眙古城，第11团在来安半塔集、苏郢一带整训和生产；第10团仍留路西，活动于定远东南之新集、藕塘一带。③第5旅兼路东军分区辖第13、第14团和盱嘉、天高、来六、东南、甘泉5个支队。2月，旅部率第13、第14团由淮宝地区移防路东。旅部与路东军分区司令部合署办公，驻天长张公铺以南大李庄、小李庄一带；第13团活动于六合西北之竹镇、马集一带；第14团转回淮泗地区之南新集、老吴集一带活动；天高支队活动于天长以北之龙岗一带；东南支队活动于六合东北之吴圩一带。3月中旬，第5旅率第13、第14团赴洪泽湖以北地区，参加第4师反顽作战。④第6旅兼路西军分区辖第16、第17团和淮西独立团及5个县总队。2月，旅部与路西军分区司令部合署办公，驻定远东南之邓家圩一带；第16团在太平集、得胜集、赫郎庙一带整训并加固防御工事；第17团在安子集、沙神庙、普益公司一带整训并加固防御工事；定远、定凤嘉、定凤怀、定合总队（由原路西第18团兼）分别活动在定远以南、以东、西北、西南地区；滁县总队活动在滁县西南之石涧子；淮西独立团活动在寿县以南之尹家集、张家拐一带；全合区游击队活动在定远东南之孤山一带。
2月下旬，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抽调敌后大批干部赴延安保留培养的决定，派第2师原参谋长周骏鸣赴延安学习。在周骏鸣临行前，罗炳辉向他依依话别，细细交代。考虑到此去路途遥远，十分辛苦，罗炳辉还给予他力所能及的照顾。对此，周骏鸣后来曾充满深情地回忆说：
我奉命去延安党校学习时，他总怕我在路上受苦，想方设法要让我多带点钱上路，而当时对干部是实行供给制，没有薪金，他虽然是师长，但也不能违反财经纪律。临走前，炳辉同志将我找去，把他积蓄下来的5块银洋全给了我，谈了一会儿话，他又觉得仍然不够，又把他保存使用了许多年的一只金镏子（戒指）和一双银筷子、一把银勺子（旧传如果食品中被投了毒，用银器能测出来）都送给我，还叮嘱我万一在途中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可以变卖出一点钱来救急。果然，我从延安返回，在穿越国民党统治区的时候，遇到了困难，就是靠变卖那几件东西才解决了燃眉之急。
现在在一般人心目中，提起炳辉同志，恐怕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个果敢决断的赳赳武夫，是个威风凛凛粗线条的军人。我不能说这种看法或说法是错误的，但是，这仅仅是一个方面。炳辉同志同时又是一个极细心的人，他体贴同志、关心下级的作风，有时候能细心到令人意外的地步。有时候粗犷豪放，有时候心细如发，这才是完整的炳辉同志的形象。
当淮南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第2师兼淮南军区的精兵简政工作告一段落后，罗炳辉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对敌斗争上。
为更好地开展对敌斗争，通畅路东和路西地区的联系，罗炳辉积极促成中共津浦铁路南段工作委员会和铁路便衣大队的成立。长期以来，津浦铁路蚌（埠）浦（口）段自西北而东南贯穿江淮大地，将淮南抗日根据地分隔为路东、路西两块。日军在铁路沿线驻兵设防，严重地阻碍着路东、路西根据地的军事、政治、经济联系，影响着新四军对敌斗争的统一指挥。为了打破日伪军对津浦铁路蚌浦段的控制，中共淮南津浦路西区党委曾于1942年6月决定，成立中共津浦铁路南段工作委员会及公开的武装保卫大队，直属路西区党委领导。不久因实行精兵简政政策，工委和武装保卫大队撤销。1943年春，基于对敌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罗炳辉建议恢复中共津浦铁路南段工作委员会和铁路便衣大队。淮南区党委、淮南军区随即正式批准。新成立的津浦铁路南段工作委员会，以原第2师卫生部政治处主任程明担任书记；铁路便衣大队，以原第2师第5旅第14团副团长张宜爱、参谋长胡彬甫分别担任正、副大队长，程明兼政治委员。铁路工委直属淮南区党委领导。其主要任务是“打破敌人对我的封锁，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保证路东和路西的交通，护送首长和作战物资安全过路”。活动范围包括北起明光南至浦口铁路两侧各15公里的地区。①此后，铁路工委在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嘉山、来安、滁县、江浦、六合等县边缘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很快建立了10余个乡的民主政权。铁路便衣大队则寻机积极打击日伪军。当年麦收时节的一天，日军1个小队和伪军1个中队结伙出来抢掠。铁路便衣大队在程家集设伏，给该股日伪军以突然袭击，击毙日军小队长等数人，俘虏日军2人、伪军30余人。罗炳辉、谭震林对这次战斗给予了很高评价。同时，铁路工委和便衣大队采取对日军小打狠打、对伪军打拉结合的策略，积极进行争取、瓦解伪军的工作。到同年秋，铁路沿线的伪乡长和伪军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大部被争取过来，许多日伪据点变为新四军可以利用的联络站、情报站、工作站，开辟了连接淮南抗日根据地津浦路东、津浦路西两地区的地下交通线。从此，新四军的人员、物资通过津浦线，多到整旅整团，少到1至几个，有时挑子达几百副，基本上都畅通无阻。一次，罗炳辉由路东去路西，提出在过铁路线时可不可以见一见驻守的伪军。铁路工委研究后，认为有把握把2个中队的伪军让罗炳辉检阅一下。当晚，铁路工委和便衣大队经过细心安排，把罗炳辉接到靠近火车站的工作站休息，等到日军夜间第一列火车通过后，便将在铁路沿线把守的伪军两个中队集合起来。罗炳辉看到争取了这么多的伪军，高兴地说：“中国人是不愿当亡国奴的。”
3月，新四军第4师所在的淮北抗日根据地形势日趋紧张起来。这个月的上旬，因日伪军“扫荡”退至新四军淮海地区的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部，背信弃义，恩将仇报，乘日伪军转兵对新四军苏北盐阜区“扫荡”之机西进，占领泗阳县西北里仁集、陈道口地区。中旬，驻安徽省阜阳、蒙城地区的国民党军第31集团军副总司令王仲廉部5个团，越过津浦铁路向东进攻新四军淮南根据地。新四军要求韩德勤信守前约“退返原防”的协议。韩德勤不仅不理，又于3月中旬亲率第89军、保安第3纵队、独立第6旅等部4000余人偷渡运河，侵入淮北根据地中心区的金锁镇、界头集、山子头一带，并令第89军接应王仲廉部东进。为粉碎韩德勤、王仲廉两部东西对进占领淮北的阴谋，新四军军部于3月15日致电各师，严肃指出：“若韩、王之企图实现，淮南、淮北局势严重，对我华中斗争任务有极大影响。”①并决定以第4师为主，以第2师第5旅、第3师第7旅各一部配属，由彭雪枫、邓子恢统一指挥，“本先礼后兵的方针，以武力驱逐其重返原防”。
接到军部电令，罗炳辉即令第5旅旅长成钧率第13、第14团，分别由淮南津浦路东地区六合西北之竹镇、马集一带和淮泗地区之南新集、老吴集一带开拔，驰援淮北。为抓住战机，第4师不待参战部队全部集中，即以现有兵力于3月17日晚由集结地出发，18日零时向山子头、盛圩等地顽军发起攻击。首先赶到的第5旅第14团的4个连，与第7师第11旅指挥的第31、第32团的2个营，联合攻歼韩部独立第6旅。战至18日10时，攻占了3个村庄，歼顽军一部。但因攻击兵力少，对盘踞于小王圩之顽军旅部及1个营，以及东盛圩之1个营无力迅速歼灭。恰在此时，第5旅第13团赶到，遂与已刚到的第7师第20团加入战斗。经共同奋战，很快将两处顽抗之敌歼灭。当日晨，新四军其他部队已全歼了盘踞山子头的顽军。这样，整个山子头战役胜利结束。此役，俘韩德勤及其参谋长以下官兵1000余人，击毙保安第3纵队司令王光夏、独立第6旅旅长李仲寰以下数百人。王仲廉得知韩部被歼，连同第89军残部迅即撤回淮北津浦路西。从此，淮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更加巩固。
这时，淮南地区日伪军的动向引起了罗炳辉的严重关注。从3月开始，日伪军一方面在各据点增强工事，加筑碉堡，补充并整训新兵；另一方面为巩固原有据点并维持交通，经常集结一部兵力向根据地袭扰，或抢掠粮食，或奔袭新四军后方机关，或向根据地边沿、薄弱地区进行局部的“扫荡”“蚕食”。高邮、天长、六合等地之敌频频出扰，淮阴日伪军500余人“扫荡”运河东岸，并于3月14日、16日两度进占顺河集。根据种种迹象，罗炳辉认为，日伪军之目的在于“蚕食”根据地，扩大伪化区，打通洪泽湖及运河交通线，以切断新四军淮河南北之联系。新四军军部同意罗炳辉的看法，指示第2师，必须坚决打击出扰的日伪军，粉碎日伪军的企图，并积极开辟天（长）扬（州）间的新地区，以期与第1师打通联系。
遵照军部的指示，4月初，罗炳辉命令第5旅第13、第14团由淮北返回淮宝，打击该地区出扰之敌。4月10日，第5旅第13、第14团和独立第5团、淮泗大队各一部，计划攻击顺河集的日伪军，该部日伪军发现后退至淮阴县陈集。当夜，第5旅等向陈集日伪军据点发起攻击，在数次冲锋后，突人街内与敌巷战，将敌击退。但日伪军竟连续3次释放毒气，造成了第5旅部队的严重伤亡；加之天亮时淮阴日伪军赶来增援，新四军遂主动撤回。是役，毙伤日伪军30余人，新四军则伤亡108人。此战后，第5旅率第13团回到淮南路东地区，第13团驻天长以西河涧一带整训；第14团仍留淮泗地区活动，并指挥独立第5团坚持淮宝、淮泗地区。
5月初，来安、六合日伪军据点各增兵1000余人。罗炳辉判断日伪军有向路东根据地进行局部“扫荡”的企图，遂命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做好迎敌准备。5月20日晨，日军600余人及骑兵一部配合伪军共1000余人，兵分3路，合袭六合县八百桥，企图抢收小麦。第13团和东南支队及八百桥游击大队予敌迎头痛击。日伪军凭借优势火力，于12时许侵入八百桥街上。第13团等部坚决冲锋，白刃肉搏，终将该敌逐退。在残敌逃往六合县城途中，又遭游击大队及民兵的跟踪追击，直至六合城郊。此役共毙伤日伪军100余人，保卫了八百桥，保卫了这一地区的麦收。广大民众欢欣鼓舞，纷纷慰劳新四军。当地两位士绅闻讯后，自动捐出法币2000元，以表慰劳之意。在此前后，这一地区的地方部队如来安六合支队、天高支队也分别在张山集、五里庙等地英勇阻击进犯之日伪军，给其连续打击。由于新四军部队非常活跃，天长东南金家集据点的日伪军深感随时有被歼灭的危险，乃于6月12日自行撤退。而盘踞天长县城的日伪军孤悬淮南抗日根据地内，四面被围，外援困难，犹如瓮中之鳖，惶惶不可终日。于是，经过第2师兼淮南军区部队在天扬地区和运河沿线连续作战，打破了日军的企图，保持了有利态势。
6月，日伪军加强了对仪（征）扬（州）地区的伪化活动。为保持和巩固路东东南地区，罗炳辉命令第5旅第13团和东南支队进入该地区，配合当地地方武装，伺机打击敌人。6月中旬，仪征县城以北谢家集据点的日军自动撤离，留伪军一部驻守该地。第13团和东南支队趁此机会于6月19日晚向谢家集据点突然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全歼该部伪军，毙伤50余人，俘119人，缴长短枪150支。新四军拔除了这一日伪军盘踞多年的据点，使邵伯湖以西地区的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6月底，在这里建立了甘泉县抗日民政权。路西军分区调去1个连加当地2支游击队合编为甘泉支队。6月28日，驻六合之日伪军300余人进占八百桥。当晚，第13团一部向日伪军发起袭击，毙伤敌40余人，迫使日伪军于次日退出八百桥。
8月，已近秋收时节。田野里一片璀璨金黄，沉甸甸的稻穗随风摇曳，玉米棒裸露出宝石般的颗粒。淮南抗日根据地群众家家户户磨刀、整场，准备开镰收割庄稼。罗炳辉根据日伪军往往进行季节性“扫荡”的惯例，指示各部做好准备，切实担负保卫根据地群众秋收的任务。根据罗炳辉的指示，第5旅副旅长罗占云率第13团和地方武装东南支队，由天长汊涧等地南下，赴六合、仪征一带，保卫秋收，并伺机打击进犯日伪军。果然，驻南京日军第6l师团1个大队及驻六合日伪军600余人，于8月14日“扫荡”八百桥镇，在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之后，继拟“扫荡”四合墩地区。正在东旺庙一带活动的新四军第13团奉命进行阻击，以保卫群众的丰收果实。17日拂晓，第13团第2营和侦察队占领八百桥与四合墩之间的桂子山，侦察队继续向八百桥方向侦察前进。17日晨，日伪军400余人向四合墩方向进攻，途中与第13团侦察队遭遇。侦察队且战且退，把敌人引入桂子山。上午9时，一场争夺山头的战斗激烈展开。日伪军凭借优势火力猛烈攻击。新四军指战员以劣势装备奋勇迎敌，反复冲击，打乱日伪军队形，与敌展开肉搏。整个桂子山一片刀光火海。日伪军为新四军的大无畏气概所震慑，为挽回败局，竞连续施放毒气。阵地上，黄烟腾腾，许多新四军战士中毒晕倒了，但更多的指战员们用水浇湿了衣服和毛巾堵在嘴上继续战斗。此时，第13团第1、第3营及旅特务营先后赶来增援，多路发起冲锋，把日伪军压缩到桂子山下的几个小村里。最终由于兵力不足，未能一鼓作气将敌全歼。21时，残敌乘着夜幕的掩护撤回八百桥。是役，共毙伤日伪军180余人。第13团也付出了阵亡84人的代价，副团长陈宗胜、政治处副主任李秉初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经过此次打击，日伪军再不敢轻举妄动，路东局势渐趋稳定。
此后，在罗炳辉的指挥下，新四军第2师兼淮南军区部队对日伪军的作战，在路东主要是依靠路东军分区所属地方武装，继续开展和巩固天扬地区的工作；在路西则是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相配合，主动攻击日伪军据点，缩小伪化区，扩大根据地。这时期的主要作战行动包括：①路东地区。8月，甘泉支队伏击由大仪集出扰的日伪军，激战3小时，歼敌60余人。不久，该支队又奔袭伪军第24师的黄珏桥据点，全歼守敌，俘70余人。秋季，盱嘉支队攻打明光以东津里据点，伪军1个中队和1个警察所投诚，并收复该镇。11月7日，甘泉支队进袭扬州以北之黄家桥伪军，全歼该部，缴步枪40余支、轻机枪2挺。11月11日，天高支队配合巡湖大队夜袭花家淮伪军，全歼该部，其中俘虏30余人，缴步枪30余支。12月26日，盱眙支队一部突入盱眙城内袭击伪军，俘其45人，缴枪84支。同日，东南支队一部进袭六合东沟桃园伪军，缴枪20余支。②路西地区。10月23日、27日，第5旅第14团在定远县总队配合下，先后2次向盘踞定远以南高塘铺、年桥之顽化伪军徐郁堂部进攻，将其全歼，俘伪军200余人，缴枪240支，拔除了东兴集、陈圩子、聚兴集据点，同时将由定远城出援的日伪军600余人击退，由此粉碎了日伪军“蚕食”路西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北缘的计划。接着，巢北支队和淮西独立团在淮南铁路两侧纷纷出击，打击伪军，拔除据点，使原有游击区得到巩固，并开辟了新区。
淮南地区敌我斗争的态势表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性转折、中国抗日战争特别是华北敌后战场开始转入局部战略反攻的大背景下，新四军第2师面临的严重困难局面即将好转，抗战最后胜利的曙光已近来临。正如罗炳辉在7月7日所写的《纪念“七七”与坚持淮南敌后抗战》一文中所说：“今天‘七七’，正当希特勒、日本法西斯在同盟国的坚强团结与打击下，即将遭受悲惨的失败，反法西斯斗争日益接近胜利的时候。”“抗战最后胜利的曙光已经在望，六年来的坚持抗战已经奠定了胜利的基础；今天纪念‘七七’六周年，正是迎接胜利的伟大象征！”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中国内部加强团结，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却继续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这年6月，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在洛川召开反共会议，准备调集大军，分9路“闪击”延安。7月上旬，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继续向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地区挑衅，企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
为配合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企图，国民党桂系顽军乘机向淮南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从7月上旬开始，桂顽第171师第511、第513团和保安第3团及第10游击纵队一部连续向路西根据地西王集、官塘集等地进犯，并于9月中旬进占复兴集、肖家圩、界牌集；接着，策动土顽不断向路西根据地出扰、绑票、抢掠、袭击，掩护其构筑据点，补充人员和弹药。其间，桂顽第171师第512团与第10游击纵队另一部则分别向活动在西山驿、含（山）和（县）地区的新四军第7师部队进攻，企图切断新四军第2师与第7师之间的联系。此时，路西根据地的基本区纵横不到50公里，回旋余地很小。
针对桂顽步步为营、逐步深入的企图，罗炳辉和谭震林研究后决定，以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相配合，坚决打击进犯的顽军；并以一部兵力伸入含和地区活动，以保持与第7师间的交通线。为加强对敌斗争和津浦路西、皖东（第7师）地区的对顽防御，9月中旬，新四军军部决定：以原第2师第6旅旅长谭希林代理第7师师长，将第6旅第16团拨归第7师建制。同时，第7师的巢北支队调归第2师指挥。第6旅第17团改为第5旅第15团，撤销第6旅番号。调成钧、赵启民率第5旅第13、第14团进入路西地区，旅机关和直属部队留路东为第4旅兼路东分区机关。以第5旅兼路西军分区，旅长成钧兼军分区司令员，路西地委书记赵启民兼军分区政治委员。以第4旅改兼路东军分区，旅长梁从学兼军分区司令员，地委书记陈光兼军分区政委。
随着顽军进攻的加紧，为保持路西根据地现有地区及有生力量，9月下旬，罗炳辉和谭震林决定，成立第2师野战司令部，作为路西反顽作战的前方指挥机构；令第4旅旅部率第11团返回路西地区。同时确定，以南自赵家集北至陈集一线为界分为东、西两个战区。东战区以第4旅旅长梁从学统一指挥第10、第11、第15团及该地地方武装，固守原有据点，坚决阻击进犯之顽军，同时派出精干小部队向王山头、肖家圩、界牌集以南地区及周家岗、三河集之间和复兴集以东、大马厂以北三角地区积极活动，扰乱顽后交通，摧毁反动政权，迫其放弃该地区重要据点。西战区以第5旅旅长成钧统一指挥第13、第14团及该地地方武装，开辟蒋集、响导铺以南，王子城、张兴集以西、梁园以北之顽区工作，诱歼保安第3团及桂顽主力；同时开辟淮南路以东之日伪区工作，切断顽之交通，并与六合东之第7师部队打通联系。为此，罗炳辉亲率野战司令部赴路两指挥作战。
10月29日，桂顽向路西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以第171师参谋长王卫苍率该师第511、第513团5个营及第10游击纵队一部，第10游击纵队副司令兼第2支队支队长柏成钧率3个大队，分左右两翼进占西旺集、孤山等地。次日，顽军又向路西根据地中心区南面、东面两处主要阵地五尖山、赫郎庙分别发动猛烈攻击，企图进占后与鸦窝集、周家岗要地构成横贯路西根据地的封锁线。
针对顽军摧毁路西抗日根据地、消灭路西新四军部队的企图，罗炳辉决心以路西军分区直属队、特务营坚守石龙山、瓦山、燕塘山等阵地，主力部队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依托既有阵地，坚决阻击顽军的进攻。具体部署为：以第15团坚守五尖山阵地；以第10团打击由西旺集进攻赫郎庙的顽军；第13团调赫郎庙为机动部队；第14团调中心区相机出击，迂回侧击顽军。
五尖山，位于定远、全椒、合肥3县交界处，由前峰、南峰、主峰、后峰、北峰5个白然山头组成，远远看去似5支粗壮的大竹笋突出在这片丘陵山地中。该山南北长约3公里，宽约1.5公里，主峰高约180余米。此地北距路西根据地中心区、中共津浦路西地委和新四军路西军分区机关所在地藕塘镇三四十公里，南距桂军占据的界牌集、广兴集数公里，东南距桂军占据的周家岗也不远，可谓是路西根据地中心区的南大门。鉴于此地位置的重要，路西部队早在这里筑有防御工事，这年9月中旬又派第15团第3营构筑阵地，进行坚守。9月下旬，罗炳辉陪同张云逸视察路西前线阵地时曾专门来此察看。罗炳辉还向第3营排以上干部讲话：你们晓得路西根据地一失，路东根据地难保呀！你们五尖山这一线阵地一失，广西军就能直扑中心区。你们这扇大门一定要关住。广西军是能打山地战、村落战的，他们的火力又比我们强。我们打守备战不单把工事做坚固，最重要的还要有人在阵地在的坚守精神，敢在敌人冲进阵地后，拼手榴弹、拼刺刀，一连打十次八次反冲锋，这样我们的阵地就是打不垮的。军师首长视察阵地和罗炳辉的讲话，大大激励着第3营全体指战员坚守阵地的决心和勇气。
10月30日上午，桂顽第171师第511团2个营、第513团第3营及土顽一部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分路向五尖山阵地发起进攻。新四军第15团第3营指战员依托阵地防御工事，顽强坚守。双方在狭小陡峭的山头阵地上近战、肉搏，反复冲杀。顽军见攻击不能奏效，至下午4时，以一部迂回到新四军主阵地侧后的最高峰，企图控制主阵地。这时第15团第1、第2营赶来增援，团政委殷绍礼机智果断地率增援部队一部抢先攀上主峰，将顽军击退。第15团展开多路出击，顽军难以抵挡，遂在炮火掩护下撤走。经终日激战，共歼灭顽军150余人，守住了五尖山阵地。
与此同时，新四军第10团与第13团紧密配合，在东线赫郎庙守备战斗中亦给予进犯顽军以沉重打击，歼其150余人，守住了阵地。
桂顽遭受重创后，在西王集、孤山、燕塘山一带构筑碉堡线，巩固阵地，使界牌集、周家岗两地突出部队得到衔接，以稳扎稳打，伺机再犯。为调动和孤立桂顽，罗炳辉决心在以必要兵力固守主要阵地的同时，另以主力一部向力量相对薄弱的土顽发起进攻，拔除侧翼土顽据点，吸引桂顽主力增援，求得在运动中寻机歼灭顽军。II月4日凌晨，第13、第14团向据守陶庄圩的土顽王华锦部发起进攻。由于该部土顽凭借深沟高垒顽抗，加之桂顽以数个营兵力增援，激战两日后，新四军部队即主动撤退。11月中旬，路西部队向据守谢家圩的土顽牛登峰部发起围攻。顽军为解谢家圩之围并配合其第8游击纵队在巢南地区的作战，以第171师第513团和保3团1个大队约2000人，于11月21日进占合肥县白龙厂（今属肥东县）。23日，顽军又向定远占鸡岗新四军阵地发动进攻。新四军第5旅先以村落防御战消耗顽军，然后令第13、第14团坚决出击。激战终日，将顽军逐回梁园。是役，顽军伤亡100余人，新四军伤亡120余人。11月28日，第4旅第11团奔袭全椒西部的平塘据点，全歼盘踞在此的顽军第10游击纵队的1个中队和特务武装“白刀队”共250余人，拔除了这个对路西根据地危害极大的反动据点。
为了进一步反击桂顽对定（远）合（肥）地区和占鸡岗、元守集等地的袭扰，配合新四军第7师反击顽军对皖江地区的进攻，吸引顽军主力后撤，12月中旬，罗炳辉令第4旅采取顽进我进的战法，以一部奔袭顽军后方重要据点全椒县程家市。12月Il日傍晚，第4旅第10团由隐蔽集结地出发，长途行军40公里，于12日凌晨抵达程家市一带，随即展开行动，分别向驻程家市的顽全椒县政府及2个常备中队、驻胡姚家的顽江浦县政府及常备队发动袭击。经2个小时激战，全歼顽军200余人，其中击毙24人，俘获179人，缴获大批枪弹，并解救了被顽军关押的100余名群众。这次战斗，新四军深入顽军后方打其空虚要镇，使顽军产生后顾之忧，动摇了顽军坚守的意志，迫使其力量后撤；同时，鼓舞了根据地内外群众的斗争情绪，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增强了广大指战员的攻坚信心与战斗意志。由此，路西地区暂趋稳定。
及至年末，当罗炳辉坐阵路西指挥反顽作战之时，在新四军第2师师部驻地路东来安县大刘郢，张明秀于12月25日顺利分娩，生下了长子。时年已经46岁的罗炳辉，接到电报后喜不自禁，抽空返回路东。望着襁褓中的儿子，罗炳辉心潮起伏，遂从“新四军”和“安徽”中各择首字，为儿子取名为“新安”。他期望儿子永远牢记新四军与安徽人民并肩鏖战的英雄历史，期望儿子永远牢记在血与火交织的严酷的战争岁月里，新四军与安徽人民结下的深情厚谊。
从那以后，总是处于紧张和繁忙之中的罗炳辉便多了一份牵挂、一份期待，能在作战和工作之余回到家，抱着爱子散散步，于他来说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和满足。对此，当时正在淮南党校学习的地方干部徐速之后来回忆道：
只要他出征打仗回到师部，我常常看见他清晨抱着儿子在村中散步。这是一幅动人的图画：一个铁塔般高大魁伟的军人，怀里小心翼翼地抱着稚嫩的婴儿。这一情景使我油然想起鲁迅先生抒发自己爱子情怀的一首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