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站在新的斗争起点
对于罗炳辉乃至所有新四军指战员而言，1941年是在一个极其不平凡的经历中开始的。这年1月上旬，罗炳辉正在淮南津浦路西带领部队开展军事训练，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那时，原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多人，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并经中共中央同意，于1月4日从云岭驻地移师北上。1月6日，当部队行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预先埋伏于此的国民党军队7个师约8万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指战员浴血奋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在下山与国民党军谈判时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中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害。1月17日，国民党政府以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通令和谈话，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声称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至此，国民党顽固派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向顶峰。
针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中共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坚决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确方针。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抗议其武装袭击新四军的暴行，要求国民党当局以大局为重，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也纷纷集会，强烈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八路军、新四军做好了随时反击国民党顽军武装进攻的准备。
皖南事变的枪声，很快传到了淮南。面对这样惨痛的变故，广大指战员无不义愤填膺。罗炳辉既对叶挺、项英及所有被围战友的命运无比牵挂，又对国民党顽军“亲痛仇快”的反共活动愤恨难当。他在1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皖南事变“这种惨痛是国家民族之不幸，革命之惨痛损失。得此消息，悲愤填胸，凡具有良心血性的正义感的人们均有誓吞丑类，不除此妖孽不休之决心，何况共产党是革命的同志，应有表示”。在当时紧张、复杂的形势下，他尽其所能地做了以下相关工作：
第一，集中整训部队，做好应对顽军大规模进攻淮南路东根据地的准备。皖南事变发生后，确保淮南根据地特别是路东地区的安全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1月13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致电张云逸、罗炳辉等：如顽军主力来攻，只以小部队与之周旋，无完全胜利把握，切戒硬碰硬打；情况紧张时，第4支队主力可撤退至路东防守，只留谭希林指挥游击纵队及地方武装在路西坚持。1月20日，刘少奇、陈毅致电江北指挥部和第4、第5支队及江北游击纵队，明确强调：国民党顽固派在打击我江南部队后，将大举向华中我军进攻，第4支队及江北游击纵队有以游击战抵抗顽军进攻，不让反共军深入路东之任务；“应在部队中及地方党员中动员，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坚持路西阵地，保障路东，否则皖东一失，华中全局皆非，我军即无路可走”。遵照上述指示精神，考虑到路西活动范围狭小，给养困难，江北指挥部将第7、第9团调路东集中整训，以确保路东；留第8团与江北游击纵队及路西地方武装坚持路西阵地，以牵制国民党顽军东进。罗炳辉随之返回路东。此后，他顾不上休息，抓紧时间整训部队，准备应付顽军可能发动的大规模进攻。
第二，电请蒋介石解除新四军皖南部队的重围，强烈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当得知皖南部队被围的消息后，1月14日，罗炳辉与张云逸、陈毅、张鼎承、戴季英、彭雪枫、谭希林、李先念以新四军各支队、纵队司令员名义联署致电蒋介石，在转述叶挺、项英告知皖南部队遭遇国民党顽军重兵包围的电文之后，指出：“职等奉电之下，举军惶恐，愤慨莫名。万一叶、项军长发生不幸，我全军领袖丧失，则将无所从命！伏恳委座立电顾司令长官，解除叶、项军长重围，让其安全北渡，并恳严惩祸首，保障职军全部安全，则抗战幸甚！国家幸甚！”1月17日，罗炳辉又与张云逸、邓子恢、陈毅等，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等，概陈新四军的抗战功绩，历数国民党顽军的反共罪行，要求蒋介石“制止顾司令长官之破坏抗战、分裂破坏团结之行为，解放江南之包围，撤退华中之反共军，平毁西北之封锁线，放下摧残我抗日将士之屠刀，挽救濒临垂危之国命”，并严正指出：“悻我叶、项军长及被围之江南部队陷于不拔境地，则我华中华南新四军不能不再考虑北移命令，即对一切命令亦不再执行之。考虑我将士义愤所激，被迫行动，则将来华中合作抗战之破坏与对国家民族所发生任何影响，其责任均由顾司令长官之破坏国法行动负之。”
第三，教育部队增强抗战信心，号召广大指战员与国民党顽军进行斗争。皖南事变发生后，部队的士气受到影响，一些人对抗战前途产生悲观失望情绪。罗炳辉发现后及时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1月18日，罗炳辉参加第4支队直属排以上党员干部会，在会上批评部队中存在的悲观失望情绪，指出：八路军、新四军仍有足够的力量打破反动派的进攻，国民党不可能阻止我党我军的发展，最后胜利仍属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同月，罗炳辉与其他将领联名致电华中华南新四军全体指战员，一方面“请各部队立即在驻地向各友党友军友好士绅及一切闻人居民，说明军部遵命北移被围的险状，吁请各方主张公道；并向中央当局请求迅予制止顾祝同破坏抗战合作的分裂行为。我新四军将士应一致团结，坚决表示：如叶项军长及其被围部属，竟陷于不救境地，则我华中华南新四军全体将士，不仅不考虑北移命令，即对一切命令皆不再有执行之考虑”；另一方面呼吁“我新四军将士应知叶项军长为我们直属官长，患难生死多年与共，竟因遵命北移而被歼，则我等自无生存余地，除准备一切牺牲斗争到底外无他途”。
第四，收容新四军突围和失散人员。皖南事变发生后，刘少奇于1月18日致电罗炳辉等：“皖南散失武装人员，望派人尽量收容，即在芜湖附近，铜陵、繁昌一带打游击，建立根据地与民主政权。”为此，罗炳辉和张云逸命令在皖中地区活动的无为游击纵队多方派出人员，在沿江一带加强侦察，注意搜索，一旦发现突围过江的新四军指战员，立即接应并保证其安全北渡。
为了直接对抗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1月17日关于撤销新四军番号的反动通令，坚持抗战，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并确定了军部领导人。当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在延安发布，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命令要求“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1月23日，陈毅、张云逸、刘少奇、赖传珠、邓子恢发表就职通电，庄严宣布：“当此寇氛弥漫、秦桧横行之际，毅等誓遵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与万恶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亲日派奋斗到底。”1月25日，新四军军部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⑤机关为基础，在苏北盐城重新建立。
此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军部将活动于陇海铁路以南、长江南北地区的新四军、八路军统一整编为新四军7个师又1个独立旅，重新划定活动区域。2月和6月，中共中央军委先后发布了新四军各师、旅领导干部的任命。随着部队的发展，每师以各自活动范围为基础形成了7个战略区。包括：第1师活动于苏中地区，第2师活动于淮南地区，第3师和独立旅活动于苏北地区，第4师活动于豫皖苏边区（后转移至淮北地区），第5师活动于豫鄂边区，第6师活动于苏南地区，第7师活动于皖中、皖南地区。另外，军部还直辖特务团、抗大第5分校和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等单位。全军共9万余人。
新四军军部重建和新四军部队的整编，表明国民党顽固派企图驱歼新四军的反动计划彻底破产，共产党、新四军在政治上取得了重大胜利，新四军从此完全摆脱了国民党当局的无理限制而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新四军统一整编后，它的辖区北至陇海铁路，南达皖南和苏南，活动区域已远远超过原来中原局的领导范围。为加强对新四军及华中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4月27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改称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时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华中分会（简称华中军分会，又称新四军军分会），刘少奇为华中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华中局委员为饶漱石、陈毅、曾山，新四军军分会委员为陈毅、饶漱石、赖传珠、邓子恢。新四军创建已经3年多，此时乃从组织上、指挥上完全统一起来。
在这次新四军整编中，活动在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其所属第4、第5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编成第2师，张云逸兼任师长，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罗炳辉任副师长，周骏鸣任参谋长，郭述申（在延安，未到职）、张劲夫分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同时，第2师成立军政委员会，以实施集中领导。4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第2师军政委员会名单，由张云逸、罗炳辉、郭述申、周骏鸣、郑位三组成，张云逸为书记。邓子恢虽然已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但由于第2师和皖东抗日根据地工作的需要，他没有马上赴军部就职，而是暂时留在皖东，直到这年5月才离开。
这一时期，抓紧整编部队是头等重要的任务。为此，罗炳辉积极协助张云逸和郑位三进行部队整编工作。他们首先以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为基础组建了第2师师部，下辖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司令部由周骏鸣负责，政治部由张劲夫暂时负责，供给部、卫生部分别由这两个部的部长胡弼亮和宫乃泉负责。1941年秋，根据军部的指示，第2师又组建了军工部和社会部，分由吴师孟（后王新民）、侯政任部长。
师部领导机构组成后，张云逸、郑位三、罗炳辉按照军部确定的“三三”编制方案及所授番号编组部队，将原第4、第5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依次改编为第4、第5、第6旅。其中，将第4支队第7、第9、第14团分别改编为第4旅第10、第11、第12团；将第5支队第8、第10、第15团分别改编为第5旅第13、第14、第15团；将江北游击纵队第1、第3团分别改编为第6旅第16、第18团，江北游击纵队第2团和纵队特务营改编为第6旅第17团。此外，根据军部的指示，在皖中巢无地区活动的无为游击纵队及第3支队挺进团均编入第7师。
同时，罗炳辉还协助张云逸、郑位三在反复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各旅、团的领导：第4旅，旅长梁从学，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集成，参谋长詹化雨（后黄序周），政治部副主任张树才（后王敬群）。第10团，团长秦贤安，政治委员钟铭镖；第11团，团长吴华夺，政治委员高志荣（后蔡炳臣）；第12团，团长杜国萍（后谭知耕），政治委员徐海珊（后余明）。第5旅，旅长成钧，政治委员赵启民，参谋长张元寿，政治部主任侯政（后祝世凤）。第13团，团长林英坚，政治委员祝世凤（后童浩生）；第14团，团长宋康（后宋文），政治委员胡炜；第15团，团长饶守坤，政治委员朱云谦。第6旅，旅长兼政治委员谭希林，参谋长朱绍清，政治部主任徐祥亨。第16团，团长张翼翔，政治委员邓少东；第17团，团长艾明山，政治委员殷绍礼；第18团，团长陈庆先，政治委员谭光廷（后廖成美）。
在整编主力部队的同时，根据新四军军部关于“津浦路东、路西应迅速扩大部队，建立地方武装”的指示，罗炳辉还协助张云逸等进行了地方武装的整编工作。当时，淮南津浦路东、路西两个地区脱产的地方武装发展较不平衡，编制也有所差异。路东的地方武装以独立第3、第4团为骨干力量，各县均有独立营等，由原江北指挥部直接指挥。路西的地方武装则主要是各县游击队，南路西各县联防司令部指挥。相比之下，路东地方武装力量较强一些，编制相对正规。据1941年2月21日张云逸、邓子恢给中共中央书记的报告中称，路东独立第3、第4团有1600余人枪，9个独立营有1500余人枪，区、乡集中之模范队1000余人枪；各保还有不脱离生产的青年队三四十人，共8万人、5000余支枪。
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和武装斗争的需要，同年3月，罗炳辉和张云逸等决定重建路东联防司令部（有时亦称独立旅），以杨梅生任司令员，中共路东省委书记刘顺元兼政治委员，罗占云任副司令员，赵俊、樊执分任参谋长、副参谋长，王敬群（后张树才）、李代耕分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同时，充实和加强路西联防司令部领导干部的配合，以郑抱真任司令员，调第18团政治委员谭光廷任政治委员（其所遣职务由廖成美接任），以李国厚（后杜国平）、杨元三分任参谋长、副参谋长。
针对路东和路西地方武装情况的不同，为加强地方武装力量建设，罗炳辉和张云逸等还对两个地区的地方武装进行了适当调整。在路东，主要是加强各县独立营的力量，并重新编组了部分县独立团。如由独立第3团调2个连分别编人嘉山、盱眙独立营，由独立第4团调1个连编人来安独立营，南联防司令部特务营调1个连编入淮宝独立团，并将高邮、天长、六合等县独立营编成独立团。在路西，主要是对各个游击队进行整顿和扩编。定远、滁县、凤阳等县游击队先后编成独立营，每营下辖3 -4个连；全椒县编成1个独立连；合肥组织了1个游击队；联防司令部还组建了辖有2个连的警卫营。这样，路西联防司令部所属地方武装共有14个连，1300余人。
至同年5月，第2师的整编工作基本结束。这时的第2师，下辖主力部队3个旅、9个团，共1.55万人；另辖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有地方武装数千人；此外还辖抗日军政大学第8分校。师部先驻路东天长县赵庄，后迁至盱眙县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对第2师的整编工作非常满意，曾在当年7月向中共中央报告关于各师情况时指出：第2师部队组织整理比较好，各旅团战斗力相差不大，其中第4、第5旅最强，第6旅、独立旅（即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次之，但第6旅在去年与国民党顽军斗争中表现出了进步和游击的坚强性。每团平均1200 - 1500人左右，每连平均轻机枪3挺，装备一般还好。全师排级以上干部大多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老战士，仅少数干部为抗战以后入伍的；全师部队人员大部分由地方党动员及部队自己扩大来的，贫农、雇农和工人占多数。
第2师通过整编，官兵更加团结，部队更加坚强，从此走上新的发展阶段。但摆在罗炳辉和战友们面前的路还很长，任务更加艰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