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驰援定远、半塔反顽作战
新四军江北部队虽然在皖东津浦铁路两侧实现了初步战略展开，打开了这一地区的抗日斗争局面，但罗炳辉和他的战友们依然面临着许多严重的现实问题，可谓困难重重。对此，罗炳辉思想压力很大。他说，搞得不好，我们还有可能被赶走。
那时，由于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在国民党压力下一再退让，“多方限制部队的发展，限制群众运动，致使部队发展远远落后于战争需要和客观可能”；建立根据地的观念也不明确。就皖东地区来说，活动在这里的新四军部队在不断的反“扫荡”、反磨擦战斗中减员较多，有枪无人背，每连仅五六十至七八十人，却受“精兵主义”的束缚而不敢发展力量。这个地区的群众也没有充分发动，抗日民主政权还没有建立，因而缺乏可靠的经济来源，部队的供给比较缺乏。特别是第5支队，由于国民党方面对这支部队始终不予承认、不发军饷，部队的给养只能靠借款、筹粮、打“资敌”来解决，有时候甚至连饭都吃不上。冬天到了，部队的棉衣还不能发下来。这时候，罗炳辉就采取做体育运动的办法战胜寒冷，比如早操时他常常带领大家“烤栗炭火”。所谓“烤栗炭火”，就是要大家做下蹲动作，成骑马姿势，把步枪举着一上一下或左右开弓，反复做过十多分钟，就浑身冒汗了，既增强了体质，又暖和了身体。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同时，日伪军为了巩固占领区，对路东地区经常发动围攻、“扫荡”；盘踞苏北的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在1939年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也先后派第33师第99旅、独立第6旅和收编的秦庆霖常备旅等部，进至淮河两岸及路东天长、高邮、盱眙等地，企图与津浦路西的桂军相配合，将新四军挤出皖东或消灭在皖东境内。新四军江北部队所处的环境越来越严重。
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化名胡服）受中央派遣来到皖东。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不久，刘少奇即从延安启程赴华中，于1939年1月下旬到达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留守处，正式建立中原局领导机关。3月18日，刘少奇接中央通知，返回延安开会，中原局工作由朱理治代理。至同年秋，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加强对长江以北地区乃至整个华中地区党和抗战工作的指导，中央决定再派刘少奇南下华中。9月15日，刘少奇从延安出发，10月上旬到达竹沟，11月4日到达新四军第6支队司令部所在地安徽省涡阳县的新兴集。事实上，刘少奇在进入华中地区后，一路上进行调查研究，头脑中已经逐步形成关于江北新四军在这一地区的行动方针，这就是坚决东进，广泛发动抗日武装，建立敌后根据地。中共中央完全赞成刘少奇的计划，并于11月19日电告刘少奇和彭德怀、项英，正式提出了江北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中央在这份电报中要求江北新四军所属各部务须“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区域，均应坚决的尽量的但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去发展，在此广大区域应发展抗日武装（正规的与地方的）五万至十万人枪”。
刘少奇是12月上旬抵达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定远县藕塘镇山黄村的。同行的还有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4支队司令员徐海东。为了欢迎刘少奇一行的到来，江北指挥部在滁县、定远交界处的瓦屋薛村召开了有军地领导人及共产党员积极分子参加的大会。在欢迎大会上，罗炳辉再次见到了自己一向敬重的这位党内政治家，此时距两人在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已经一年多了。
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到达皖东后，经与项英协商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增加张云逸、徐海东、刘子久3人为中原局委员；将中共新四军江北前敌委员会改称皖东军政委员会，归中原局领导，罗炳辉仍为委员之一。
为了具体落实“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刘少奇到达皖东后，首先把主要精力放在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提高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克服王明右倾错误影响，把思想统一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为此，从1939年12月中旬至1940年2月下旬，刘少奇先后主持召开了3次中原局会议。在会上，他深刻分析了华中地区敌、我、友三方的情况，明确提出要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向东发展，苏北是新四军的战略突击方向；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了要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方针，强调了建立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抗日武装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要求在积极打击日伪军、消灭汉奸土匪武装的同时，加速做好对付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准备，树立敢于反磨擦的思想。这3次中原局会议，跨出了三大步，分别解决了新四军的发展方向、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反磨擦斗争的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皖东以至整个华中地区共产党和新四军干部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为推动皖东工作转变、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罗炳辉虽然没有参加这3次中原局会议，当场聆听刘少奇那充满智慧、富有魅力的讲话，但通过听取会议精神的传达，他对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对中原局做出的重大决策表示完全拥护，同时也为刘少奇深邃的眼光和敏锐的思想所折服。
根据中原局决定和刘少奇指示的精神，罗炳辉与支队其他领导研究决定，迅速抽调大批干部和战地服务团人员，组成数十个民运工作队（组），分赴路东地区8个县，协助中共地方组织，深入农村、城镇，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开展各项工作。1940年2月7 -16日，第5支队在来安半塔集召开政工会议（又称二七政工会），着重研究了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建立根据地及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开展阶级教育等问题。会议内容传达后，对于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觉悟，消除一些基层干部中的模糊认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当时，广大群众长期遭受恶霸地主的欺压，逆来顺受，敢怒不敢言，因而发动群众的关键是与恶霸地主进行斗争。罗炳辉认为以此为突破口，才能打消群众的顾虑。在第5支队司令部驻地附近的半塔集，有一个恶霸地主叫项国平，时任常备大队长兼半塔镇镇长，有近200人的武装，一贯鱼肉人民，无恶不作。罗炳辉等第5支队领导根据群众要求，决心惩办项国平，以解群众之恨。恰在这时得到消息，项国平奉秦庆霖密令，准备捕杀第5支队驻半塔集的民运干部及中共路东省委机关人员，搅乱新四军的部署。罗炳辉和郭述申商量后，立即调来第8团一部，大约在1月20日，以突然奔袭手段一举全歼了项大队，逮捕了项国平。在半塔集召开的公审项国平的万人大会上，罗炳辉亲临大会并讲话。他望着台下群情激愤的妇孺老幼众多乡亲，不免思潮翻滚、热血沸腾，能为人民除害，心情格外激动。他说：乡亲们，你们有什么血泪仇请上台来诉吧，有共产党做主，新四军撑腰，什么都不要怕！群众在罗炳辉的号召下，纷纷控诉项国平的罪恶，赞扬共产党、新四军为民除害的功德。在公审大会结束时，罗炳辉宣布对汉奸、恶霸项国平处以死刑，立即执行。顿时，台上台下一片欢呼，“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这时，从人群中挤出一位老大娘，一把握住罗炳辉的手说道：“罗青天呀，你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呀！”从此，“罗青天”的称呼，就在当地群众中传开了。
罗炳辉本来就是有名的“坐不住”，一有空闲就带上几个人各地跑。他个子高，身体胖，一口云南口音，不论走到哪里，群众一眼就能认出他来。到了群众基础好的村子，只要有人喊一声“罗司令”，全村人都会涌上来，老汉们笑着递上装得满满的旱烟袋，老太太挪着小脚端来热腾腾的山楂茶，拖鼻涕的娃娃从大人腿裆里挤过来，爬到罗炳辉的膝盖上。军民和和暖暖地聊家常，不知不觉中，罗炳辉就把抗战的道理传给了乡亲们。有时到了群众对新四军还不太了解的村子，罗炳辉便对随从人员说：大家不是常说老百姓是新四军的母亲吗，今天请同志们都到母亲那里去，一边劳动，一边访问，看看群众有什么困难要我们帮助。针对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分子关于罗炳辉每天要吃两个小孩的谣言，有一次罗炳辉在群众大会上风趣地说：有人说我罗炳辉一天要吃两个小孩，本人到此已有几个月了，该吃掉一两百个了。请问哪位乡亲家里丢了孩子？他的话引起了台下群众的一片笑声。
罗炳辉总是想着人民群众，时刻把他们的疾苦挂在心上。1940年春，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田野里到处是挖野菜、捋树叶的饥民，第5支队生活也十分困难。一天，一名老炊事班长爬到驻地的榆树梢头摘了一篮榆树叶，准备与玉米面和在一起，做成榆叶面饼，以度粮荒。罗炳辉发现后，大发雷霆，狠狠批评了那位老班长。他说：你摘了群众的榆树叶，那群众吃什么？现在是春天，青黄不接，群众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靠它救命度荒哩！我们怎么能吃群众的救命粮！我们要时刻想到群众，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我们是人民军队，不能穿上几年军装就忘了群众的甘苦啊！在罗炳辉的批评教育下，老班长把摘下的榆树叶还给了老乡家，并赔礼道歉。那天开饭前，罗炳辉专门来到队列旁边，静静地望着文化教员指挥部队唱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罗炳辉非常重视开展士绅、商人的工作，几乎跑遍了路东8个县较大的集镇。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欺骗宣传，一般士绅、商人都对新四军怀有戒心，担心“打土豪”。罗炳辉每到一地，便召集有名望的士绅、商人开座谈会，耐心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人，一起把日寇赶出中国。罗炳辉开诚布公的讲话，消除了人们的疑虑，许多人开始与新四军合作。在罗炳辉与六合县竹镇士绅、商人座谈后，他们向第5支队捐出了20多担粮食、2000多块钱。，有位姓马的回族士绅还积极动员本族人员，参加了在附近组建的游击队。
进入1940年不久，便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第5支队第8团与苏皖支队胜利会师。苏皖支队属新四军江南部队。为执行“向北发展”的方针，1939年11月中旬，陈毅派张道庸（陶勇）、卢胜率新四军第4团团部与第2营由苏南渡江北上，然后以苏皖支队名义进入运河以西的扬州、仪征、六合、天长地区活动。该支队于12月中旬在仪征县月塘集地区粉碎300余名日伪军的“扫荡”。翌年1月15日，在六合县竹镇地区与新四军第5支队第8团会师。这次会师，沟通了皖东与苏中的联系，加强了新四军在皖东津浦路东地区的力量。随后，罗炳辉指挥第8团与苏皖支队协同作战，先在秦栏镇连续击退由六合、天长出犯的伪军，歼其2个中队；接着在天长、六合交界的横山反击日伪军的合击，毙伤日军100余名、伪军200余名，俘虏日军2名。
新四军连续取得对日伪军作战的胜利，进一步扩大了共产党和新四军在皖东敌后的影响，罗炳辉也成了皖东家喻户晓的人物。据当时在地方工作的徐速之回忆：老百姓中“关于他的种种传说流传极广，比如说他能躲机枪，能躲炮弹，久经沙场征战却很少负伤，传得更奇的说他是子弹不敢碰的军神；说他枪法极准，曾一枪打三个半鬼子兵；说他胖大魁梧，像个罗汉。日、伪、顽则大肆进行诽谤宣传，说他之所以这样胖是因为一天要吃两个小孩，敌伪还将此无耻的造谣和欺骗画成漫画，到处张贴”①。
经过第5支队与中共地方组织3个多月的共同努力，至1940年3月，路东地区各项工作均有很大发展。当地群众纷纷组织起来，相继建立了工抗、农抗、妇抗、青抗、儿童团等各类群众组织，他们自己筹款，建立农民自卫军，没收汉奸财产，收缴地主武装，配合扩军工作。各县游击武装相继建立，共组织了7个游击大队、13个游击中队。这些游击队经过短期训练和锻炼，大都编入了主力部队。与此同时，第5支队所属3个团也都得到充实和扩大，还组建了特务营（3月由来安第一游击大队改编而成）和教导大队，全支队由减员后的2000余人发展到6000余人。
正当罗炳辉率领第5支队在路东地区积极寻机打击日伪军，大力开展各项工作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在华中地区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共磨擦。
这次大规模反共磨擦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集团，表现出很大的妥协倒退倾向。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美等国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也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的畏惧，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倾向明显增长。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以后，国民党顽固派便经常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周围制造磨擦事件，袭击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力量。从1939年冬开始，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磨擦，发展到在几个地区向抗日根据地军民发动较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并将重点进攻矛头指向陕甘宁边区、山西和河北地区。当他们的倒行逆施在华北遭到八路军有力反击受到严惩失败后，便于1940年春将磨擦重心移到华中，在华中则以皖东为重点。1939年10月下旬，曾在一定程度上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军第21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病逝，其职位由同属桂系的李品仙继任。李品仙到皖后积极反共，解散一切进步团体，召集县长会议讨论镇压共产党，企图消灭新四军第4、第5支队，或逼迫他们退往江南。1940年3月，经蒋介石、何应钦修改的国民政府军令部《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计划调动桂系第21集团军李品仙部、第92军李仙洲部（附1个骑兵师）以及韩德勤部共20余团兵力，东西夹击，将活动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的新四军“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务须截断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南北联系”。此后，蒋介石密令李品仙，与韩德勤部队协力实施上述方案。在路东地区，韩德勤指使所部不断进行挑衅。占据盱眙的国民党地方顽固势力、盱眙县县长兼常备旅旅长秦庆霖不仅无理限制、阻挠新四军第5支队活动，甚至在旧县（女山湖）杀害第10团政工队长；在津里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缴了第10团1个班的枪。六全、天长等县的国民党地方武装也不断袭击第15团。国民党嘉山县县长周少藩在县政府驻地朱山港将前来做统战工作的新四军第5支队战地服务团团长汪道涵扣押起来，率县政府及常备队投奔秦庆霖，公开与新四军对抗。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密切关注着华中局势的发展。2月1日，中共中央在《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指出：“由于国内抗日进步势力克服投降倒退的力量还不足，就使得投降与倒退的危险依然严重地存在着，依然是目前时局中的主要危险”；“我们的基本任务，就在于强固抗日进步势力，抵抗投降倒退势力，力争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为此，“必须强调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不可缺一”，“对任何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的进攻，均须在自卫原则下，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坚决反抗之”。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着重指出：“八路军、新四军的当前战略任务是在粉碎敌人‘扫荡’，坚持游击战争的总的任务下，扫除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并对华中工作做出如下部署：陈毅部猛烈发展苏北，将部队扩大到2万至3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根据地；李先念部力争鄂中、鄂东，扩大军队至3万以上，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根据地；彭雪枫部确实掌握淮河以北、陇海路以南、西起开封、东到海边的广大地区，扩大军队至4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根据地；刘少奇直接指挥皖东斗争，“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化为巩固根据地，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四、五两支队应由一万扩大到四万以上，决不让任何反动派隔断我徐州浦口区域”。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淮南应有严正的态度对付一切磨擦，在有理有利的条件下亦应给武装进攻者以反击，绝不轻言退让”的方针，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将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可能掀起的大规模反共磨擦作为当务之急，广泛动员皖东军民积极进行各方面准备工作。同时为改善皖东新四军被国民党军东西包围的不利态势，决定对西面的桂军和东面的韩德勤部等地方顽固武装区别对待，“采取坚决手段，首先打击与肃清地方顽固势力，对新来之桂军采取和缓统战的态度”；并向桂军当局呼吁协商谈判，团结抗日，提出“以淮南铁路为界，分区抗日”，“我不向西，彼不向东”的倡议。但是，桂军自恃兵力强大，对新四军倡议置之不理，坚持反共，悍然向新四军发起进攻。
自3月4日开始，国民党安徽省第5行政区督察专员兼第10游击纵队司令李本一率部由南向北占领滁县界牌集（今属定远县），向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定远县大桥进逼；国民党皖北行署主任兼第12游击纵队司令颜仁毅率部自定远高塘铺出动，由北而南，亦向大桥附近推进；桂军第176师副师长谭何易率1个团进至合肥以东的八斗岭、王子城一线；顽军保安团进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驻地青龙厂。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决定集中主力于津浦路西，先反击威胁最大的桂顽，以巩固路西阵地，然后再挥戈向东，击破韩顽的进攻。为此，刘少奇、张云逸一面下令第4支队全力自卫，一面调第5支队和苏皖支队迅速西援。
救兵如救火。3月7日，罗炳辉接到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关于电调第5支队2个团支援路西的命令，遂与支队其他领导紧急研究决定，仅留少数部队坚守路东，以密切监视韩德勤部的动向，自己亲率第8团、第10团1个营、第15团2个营，连电台也来不及携带，即从来安县屯仓出发，星夜驰援津浦路西。9日，部队在李山头强越日伪在津浦铁路的封锁线，进入路西地区。11日夜至12日拂晓，第5支队主力与苏皖支队向驻扎在滁县施家集的国民党滁县常备大队和天长别动大队发起进攻，全歼该部顽军700余人，缴获步枪600余支、轻机枪19挺以及大量弹药等；在全椒县管家坝击溃国民党第10游击纵队1个营，将李本一部赶回古河。13日下午，罗炳辉来到安子集东北的史家围子，与刘少奇、张云逸、赖传珠等见面，汇报第5支队情况，商讨反顽作战方案。刘少奇、张云逸一起“将主要任务交付”罗炳辉，刘少奇还要罗炳辉完全作决定，“要张云逸少过问，以免意见不统一”①。组织的信任，给他莫大鼓舞，也使他增添无穷力量。13日夜，桂顽800余人进至罗集，并继续向东开进。为打击顽军增援部队，14日，罗炳辉率第5支队主力赶赴王子城机动。15日，第5支队主力与第4支队第7团会合，共同反击增援的桂顽第176师一部及地方武装1个大队共1000余人。由于新四军长期处于分散作战状态，部队的协同作战意识不强，虽然在王子城、八斗岭连续包围了顽军，却未能将其有效歼灭，仅将其击退。罗炳辉心里很是遗憾。
经过连续战斗，新四军江北部队在南线击退李本一部，收复界牌集等地；北线攻占定远县城，在高塘铺歼灭颜仁毅大部，又在八斗岭击溃桂顽第176师一部；江北游击队袭击了含山、和县县城，并在青龙厂歼顽保安第8团一部。至3月l7日，全面打退顽军进攻。是役共歼顽军2500余人，其中俘顽军支队副司令以下1000余人，缴枪约600支（挺）。路西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打击了顽军的反共气焰，阻遏了桂军向津浦路西的深入，迫使其同意了新四军提出的以淮南铁路为界分区抗日的倡议。
定远自卫反击作战后，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原拟把第5支队主力和苏皖支队留路西活动一个时期，以协助第4支队彻底肃清地方顽固势力，稳定局面。然而就在这时，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却乘第5支队主力西调路西、津浦路东空虚之机，集结10个团l万余兵力，于3月下旬向第5支队指挥机关驻地半塔集地区发动突然袭击，企图与桂顽配合收东西夹击之效，一举歼灭第5支队后方机关和留守部队，控制路东地区，阻止新四军向苏北、淮北地区发展，破坏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打出的抗日局面。此时的罗炳辉心情十分焦急，他为路东守备部队时刻担忧着，恨不能率领支队主力插翅飞过去。
在这危急时刻，中共中央于3月21日电示刘少奇等，发动新四军全体官兵和皖东15个县数百万民众的积极性，肃清反共势力，建立民主政权，争取中间势力，击破反共势力的进攻，巩固皖东这个战略上极端重要的抗日根据地。“在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期，反共派的进攻是没有人民援助的，你们的自卫战争是能够胜利的。”①中共中央的指示，进一步增强了皖东军民战胜顽固派的决心和信心。
半塔集位于天长、六合、来安、嘉山、盱眙5县交界处，是皖东津浦路东地区的中心地带。它是一个东西短、南北长的山区小镇，四周有一条无水的浅沟和一道年久失修、残缺不全的矮墙。驻守半塔的第5支队教导大队，就在这条浅沟和残墙的基础上构筑了简单工事，镇四角还修建了4座炮楼。西北0.5公里的光山是半塔的制高点，南面地势较低，东面及东北是一片乱坟岗和小树林。
当时韩德勤部在路东地区的兵力部署是：独立第6旅3个团驻半塔集东及东南方向约20公里之汊涧、东旺庙、马集一线，约3400人；盱眙县县长兼常备旅旅长秦庆霖部2个团，驻半塔集北及东北方向约45公里的河梢桥、盱眙城、古桑、马坝一线，约2000人；第117师2个团驻半塔集东北20余公里之张公铺一带，约3000人。另有仪征、六合等县常备队（团）以及嘉山县县长周少藩1个中队。②其中，以中将翁达为旅长的独立第6旅是韩德勤部的主力，不仅兵员充足，而且装备精良，清一色的捷克式轻机枪、马克辛重机枪和中正式步枪，具有较强的战斗力，顽军内部称之为“梅兰芳部队”，意思是唱主角的头牌。
而留守在路东的第5支队后方机关、部队及地方游击队仅约2400人，其中约1000人为新编部队而未参加过战斗的人员。其部署是：教导大队6个队（刚组建，包括3个军事队、2个学生队及1个女生、儿童队）约500人驻半塔集；支队司令部、政治部机关和部分直属队驻半塔西南5公里的苏郢、冯郢；第10团团部及2个营约1200人活动于仇集、涧溪一带；第15团2个连约160人及1个刚改编的游击队200余人活动于竹镇、雷官集一带；特务营（刚由游击队改编而成）第1、第4连及机枪连一部活动于四十里桥、西高庙一带，第3连驻高山集。
半塔保卫战分为两个阶段：3月21日至27日为防御阶段；3月29日至4月9日为全线反击阶段。
3月21日，韩德勤部兵分3路实施进攻：第1路，以第117师2个团西犯半塔；第2路，以独立第6旅3个团及六合常备团向西南乌石山、竹镇第15团驻地进犯；第3路，以盱眙常备旅2个团分向仇集、四十里桥第10团、特务营驻地进犯。当日凌晨，韩顽第117师向半塔发动偷袭。驻守半塔的第5支队教导大队已做好准备，待顽军靠近时突然开火，顽军死伤一片。中午，顽军又集中2个连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先抢占了西北制高点光山，包围了半塔，并用火力封锁了半塔和支队后方机关驻地苏郢间的通路。第5支队副司令员周骏鸣当机立断，趁顽军立足未稳，亲率特务营第2连从光山侧后隐蔽接敌，与正面的教导大队配合实施夹击，终于击退顽军，夺回光山。当日，顽军独立第6旅攻占了第15团2个留守连的阵地乌石山、竹镇。盱眙常备旅攻占了四十里桥。第5支队特务营为牵制顽军，英勇奋战，守住了西高庙阵地。
鉴于顽我力量十分悬殊，此时正在路东的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与第5支队负责后方留守的支队政委郭述申、副司令员周骏鸣及路东省委书记方毅等，一面调整半塔外边的部队向半塔靠拢，一面将情况电告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次日，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电示第5支队留守部队：击退韩德勤部的进攻，保卫半塔集，是建立与发展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关键一仗。必须“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坚持半塔，待路西主力军挥戈东援，歼灭韩顽”。此后，中原局发出告同志书，“号召同志忍受一切困难，为粉碎顽固派的进攻而流最后一滴血”。江南指挥部在得知韩顽进犯半塔地区后，即令驻江都一带的挺进纵队主力一部火速西援。
3月22日，第5支队留守部队动员组织一切力量坚守半塔，等待主力回援，并命外围部队向半塔靠拢，固守阵地。顽军进犯半塔两日寸步未进，遂倾其全力轮番攻击。守军以寡敌众，拼死坚守。已激战3日的顽军屡遭失败，锐气大减，24日乃改变战术，先以部分兵力“扫荡”外围，切断半塔与回援至古城的第10团2个营的联系，再攻半塔。但“扫荡”未成，进攻古城、兴隆集等地的盱眙警备旅、六合常备团等部均被第10团和第8团1个连击退。至27日，第5支队留守部队与顽军激战7昼夜，击退了顽军的10多次进攻，守住了半塔集，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为主力回援赢得了时间。
韩德勤为转变不利局面，又从三河北岸调来常备第10旅2个团，妄图再次发动进攻。此时，心急如焚的罗炳辉和张云逸率领津浦路西回援部队兼程东返。据当时担任罗炳辉警卫员的柴挺凯后来回忆，虽然部队经过10多天的连续作战已相当疲劳，但斗志十分高昂，指战员们在路西全椒西南的管家坝吃完晚饭，然后开始强行军，进入来安县境内时天刚蒙蒙亮。山地行军一夜走了100多公里，中间还隔着一条日军控制的津浦铁路，这样的高速度行军实在不多见。3月27日，部队已赶到半塔西南20公里的张山集。同日，挺进纵队也到达六合县境内马集一线，直接威胁着进攻半塔顽军的侧后。围攻半塔集的各路顽军见新四军援军对其形成夹击之势，遂全线动摇，于28日仓皇后撤。
3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在给刘少奇、项英等的电报中指出：“华中武装磨擦中，我应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应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先肃清地方顽固派，对韩德勤部在有利、有理条件下，即当其进到我军驻地时坚决消灭之。”遵照这一指示，中原局、江北指挥部即以罗炳辉为前敌指挥，叶飞任副指挥，统一指挥进入路东地区的新四军各部队兵分4路，于当日展开全线反击。
中路由第5支队主力和苏皖支队担负反击任务。这时韩德勤增调的常备第10旅第19、第20团约2000人，在半塔东北王店集、莲塘一线准备向新四军发动进攻，以图策应进攻半塔的顽军撤退。3月28日晚，罗炳辉率警卫营连夜抢先赶至莲塘，立即做好战斗准备。29日上午，顽军开到莲塘东边，对防守在那里的苏皖支队阵地发起攻击。苏皖支队指战员奋勇抗击，打退韩部多次猛烈进攻，但终因双方力量悬殊，被迫后撤。罗炳辉从望远镜中看到兄弟部队阵地吃紧，便令警卫营教导员程启文带着1个重机枪排和2个步兵班，向韩部右侧袭击，以减少苏皖支队的压力。恰在这时，韩部1个连正向前运动，程启文立即下令开火，韩部猝不及防，掉头溃逃。罗炳辉观察到韩部侧翼骚动，当即令一个参谋带上支队司令部6名骑兵通信员，包抄韩部侧后，并在每匹马尾巴上捆上松枝，拖起滚滚尘土，造成强大“骑兵”冲杀的声势。韩部见状，顿时陷入混乱。此时第5支队第8团和第15团一部赶来，与苏皖支队紧密配合，歼灭顽军一部，缴获一批军用物资。顽军腹背受敌，星夜溃退。罗炳辉率部跟踪追击，直迫三河南岸。当时曾跟随罗炳辉一起指挥作战的第5支队政治部主任张劲夫发现，罗炳辉指挥作战“除靠侦察部队去查明敌情外，他总是亲自寻找适当指挥位置，用八倍的大号望远镜，两个眼睛鼓起来，聚精会神地不断向敌方观察，在他亲自认真地不断观察中，能根据细微症候，判断敌人是坚守，是转移，还是要退逃”。因而，张劲夫对罗炳辉从心里充满敬佩之情。
与此同时，西北路第5支队第10团两个营在涧溪全歼秦庆霖盱眙常备旅1个营，攻取涧溪，并乘胜攻占秦庆霖巢穴盱眙城；从路西东返的第10团第2营在四十里桥击溃周少藩、秦庆霖两部，秦部向东溃逃。东北路第4支队第7团越过津浦路，在盱眙县马坝截住溃退顽军尾部，俘其50余人，接着攻占永丰镇，并向铜城方向追击顽军至金沟镇。东南路挺进纵队从六合县马集发起追击，第15团2个连和游击队在竹镇消灭六合县常备团一部，占领竹镇，接着同东返的第1、第3营会合后攻打浮山，并向铜城方向追击顽军至三河岸边。至4月9日，战斗胜利结束。
以保卫半塔集为中心的路东自卫反顽作战历时20天，共歼灭顽军30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经此一战，路东地区土顽全部被歼，国民党地方政权均告瓦解，韩德勤部主力溃逃三河以北。拥有上万兵力绝对优势的韩德勤部之所以如此之快地溃退，“主要是政治原因，他师出无名，不能提出讨伐我新四军与共产党口号，干部战士均不愿打，屡次叫部队冲锋均无人来冲，围攻半塔各点在受到坚强抵抗后愈攻愈使他丧失战斗意志”i②。而坚守半塔的第5支队指战员，面对数倍于己的国民党顽军，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顶住了顽军疯狂的进攻，守住了阵地，为增援部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群众自始自终给予了大力支援，为新四军留守部队提供了坚强的后盾。半塔保卫战开始后，镇上一支以作坊工人为主的模范队踊跃参战，英勇阻击顽军进攻，因战场表现突出，后来集体上升为主力部队；第4乡模范队积极配合新四军作战，许多战场缝隙都由他们堵住、封死；镇上居民自发协助第5支队教导大队维持秩序，传递情报，抢修工事，送水送饭，救护伤员；一些士绅、商人等中间人士对新四军持同情态度，遭敌重兵围攻的7天7夜中，镇上始终未发生混乱。还有一些猎手被组织起来，以冷枪专打顽军指挥官，对顽军产生了重要的震慑作用。半塔西郊小李营村一位50多岁的李姓猎户，自愿独守在前沿掩体里进行狙击，弹无虚发，共消灭顽军30多人，打得顽军心惊胆寒。正如新四军第5支队在《半塔守备战斗详报》中所总结的：“群众的拥护，全体指战员的英勇艰苦奋斗，是战斗胜利的重要条件。”并把正确地执行了统一战线政策作为这次战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韩德勤部的一个团在战斗详报中也不得不哀叹：“半塔集为匪伪政治与军事根据地，以致附近之贫苦农民受惑较深，本团数日之攻击，屡次冲入街口，都遭该匪顽强抵抗。”这充分显示了罗炳辉在路东地区狠抓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等方面的实际效果。当时担任中共津浦路东省委书记并参与指挥半塔保卫战的方毅曾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这样指出：
虽然炳辉同志在第一阶段战役中因增援路西，未亲临指挥战斗，但由于我五支队自挺进路东后，在他亲自领导和深入群众的工作中取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支持和拥护，争取了中间人士的同情，所以在战斗中得到了人民群众广泛积极的支持，运送粮食，传递情报，抢修工事，送饭送水，护理伤员，特别是半塔地区的农民自卫队积极参战，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与炳辉同志平时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分不开的。
定远、半塔自卫反顽作战的胜利，是新四军首次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大规模进攻的重大胜利，不仅粉碎了顽军的无理挑衅和夹击阴谋，而且也为坚持路东、路西抗日阵地，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4月10日，刘少奇怀着兴奋的心情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朱德、彭德怀、项英等：“韩德勤部在我全体官兵英勇反攻之下，已全部退过淮河北岸，我已扼守淮河各要点，本地顽固武装已大部退走，淮南运河以西、津浦路东之顽固武装已不多，再加肃清，即冲开了建立民主根据[地]之大道。”③而坚守半塔，则是皖东地区取得反顽作战全盘胜利的关键，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固守待援提供了1个很好的战例。陈毅曾给予半塔保卫战很高评价，认为：“半塔守备[战]是固守待援的范例。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就有了黄桥。”
半塔保卫战后，挺进纵队在半塔集地区休整了1个多月。本来根据江南指挥部陈毅的电令，半塔解围后，要叶飞立即率部东返的。因为江北指挥部很喜欢挺进纵队，提出要其留在皖东。1940年5月4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刘少奇：“望令叶飞部开返苏北，在苏北地区放手发展，在今年内至少扩大至两万人枪。”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叶飞部返回江都大桥地区，仍属江南指挥部建制。罗炳辉对此非常惋惜，他要叶飞留下伤病员和一批基层干部，第5支队则给挺进纵队补充了一支地方部队。后来，这支地方部队分别补充进挺进纵队各部，这些指战员在各个岗位也表现突出，给叶飞留下很深的印象。叶飞常以此为例说：罗炳辉给了我们一支好部队，一些好干部。
在武装反击国民党顽军大举进攻的同时，罗炳辉也对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活动适时进行了政治反击。为了揭露韩德勤顽固势力的反共磨擦行为，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呼吁团结抗战，4月10日，罗炳辉携郭述申、周骏鸣向全国发出了《为江苏翁达部残杀抗日民众通电》。通电在抗议韩德勤所部独立第6旅旅长兼江苏第5游击区第1游击分区指挥官翁达指挥优势兵力，大举进攻半塔集地区新四军部队，炮击第5支队司令部5昼夜未息的罪恶行径之后，痛切指出：“职部自前年奉命东进转战于航桐公路及巢湖沿岸，配合友军打击进攻武汉之敌。武汉失守以后，又奉命深入敌后，越过淮南，游击于津浦南段，直迫皖南。去年秋间，又复横驰津浦向东挺进，直捣天淮公路，逐渐粉碎敌之所谓‘模范区’。两年以来，大小数百战，伤亡指挥员千余人，毙敌伪军二千名，俘获敌伪三百余名，缴获长短枪两千余支。当三次粉碎敌人对路东‘扫荡’时，近复盱眙、两克来安，使路东广大地区，北至淮河，南至长江数百里，绵续河山百顺百皿，百姓得睹祖国旗帜，脱离敌伪蹂躏，虽不敢言功，亦可告无罪国人矣。”“职部所到之处民众奋起，敌占绝迹，政权恢复，推行政令，盗匪扑灭。职部纪律禁严，军行所至，秋毫无犯，爱护士绅，协和抗日友军，更秉承互助互让精神，平时友谊往来，战时互相救助，如竹镇之役。”通电严正指出：“××合六积桥已于昨日被敌占领，有向竹镇进攻之势，滁县明光敌伪集中数千人，企图进攻占领来安、自来桥等处，与翁部遥相呼应，使职部处于内外夹攻之境，路东抗战将遭受影响，地方磨擦后果堪虞。思翁部同属国军，在此大敌当前，竟敢操戈同室，直接破坏抗战，间接帮助敌人，丧心病狂，以致于此。”通电最后要求蒋介石下令“翁部停止进攻，停止屠杀抗日民众摧残民运，并将祸首翁达给以国法，以消后祸，而维抗战运动”，并呼吁“军政长官、各抗日亲泽、海内贤俊、爱国同胞一致之伸公道，仗义执言，共遏此反共狂潮并挽救分裂危机，团结幸甚，抗战幸甚”①。通电发出后，迅即引起各阶层广泛关注。4月30日，该电文由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全文发表，再次产生了强烈反响。
这一时期，罗炳辉还参与解决了盛子瑾事件。盛子瑾是国民党安徽省第6行政区督察专员兼第6专区抗敌指挥部司令，活动在泗县一带，同中共安徽省地方组织和新四军第6支队有过统战关系，并合作打开了皖东北抗日局面。但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执行蒋介石的反共方针，于1940年1月派桂系第14游击纵队司令马馨亭率千余人队伍强行进入皖东北，企图以武力威逼盛子瑾交权。中共豫皖边区委和驻皖东北新四军、八路军领导人张爱萍、江华等为维护皖东北团结抗战局面，决定采取“拥盛驱马”方针。在张爱萍的统一指挥下，这一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于2月上旬赶跑了马馨亭。李品仙恼羞成怒，以“勾结奸匪，抗命称兵”等罪名，将盛子瑾撤职，并下令通缉。盛子瑾慑于国民党安徽省当局的通缉，却又不愿留下继续与共产党合作抗日，遂决定出走。中共豫皖边区委进行多次劝说和挽留也无效。为了争取和团结盛子瑾，罗炳辉于2月亲笔签署了一封信函，派支队秘书（相当于秘书长）张恺帆专赴苏北双沟镇附近，送交盛子瑾并做其工作。但盛子瑾不听劝阻，于2月底悄悄带所部2000余人渡淮河南下，准备借道皖东，投靠在泰州的国民党鲁苏皖边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李明扬。张恺帆和张爱萍紧急磋商后，联名给罗炳辉发电报，建议在盛子瑾进入皖东中心区时，部署部队解除其武装。接到电报后，罗炳辉、郭述申、张劲夫与正在路东的邓子恢共同研究后，决定说服盛子瑾接受改编，率部参加新四军；同时做好军事准备，如盛不同意改编，则就地解除其武装。他们将这一方案电报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得到批准。罗炳辉亲自部署第5支队一部和数百名民兵，在盱（眙）嘉（山）边境涧溪、仇集、半塔一线设下埋伏。3月上旬，盛子瑾率部从管镇渡过淮河后沿涧溪、仇集一线南下。3月5日，郭述申会见盛子瑾，劝其率部接受改编，遭到拒绝。罗炳辉遂指挥第5支队果断出击，在半塔一带包围盛部，迫其缴械。经动员，盛部官兵大部参加了新四军。不久，第5支队派人将盛子瑾礼送出境。这一事件的成功解决，削弱了国民党顽军的力量，提高了新四军的士气。特别是盛部被缴械后留下的人枪，使第5支队在兵员和武器装备上得到了相当补充，为稍后取得半塔保卫战的胜利提供了重要条件。
据此时刚任第5支队政治部主任不久并参与处理盛子瑾事件的张劲夫后来回忆：“这次行动，政治上主要由子恢、述申同志拿主意，并上报中原局得到批准。但在军事上能干净利落地完成任务，这充分显示了炳辉同志具有高超的指挥艺术，也是我到五支队后第一次体验到炳辉同志是一位富有丰富战争经验的优秀指挥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