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挺进皖东津浦路东
还在罗炳辉初到江北，开始忙于新四军第5支队筹建工作的时候，江北指挥部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
这个指示是1939年4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中共中央东南局、中原局并转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发出的一封电报。电文要点是：①目前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和目的，应当努力去做；②要迅速扩大我军，大力发展地方党组织，建立县委、区委，发展地方武装与民众运动；③军事上的目的是在坚决消灭汉奸土匪部队、打击日寇的战斗中，迅速扩大和巩固我军为皖东抗日武装的主力，并积极向东向北发展，建立后方；④必须长期努力做好统战工作，坚决打击汉奸和顽固分子，尽力扩大党和群众运动，推动地方进步。东南局直到半个多月后才收到这一电报。当项英将此电转发江北，江北指挥部进行传达，已是5月中旬的事了。
该指示清楚表明，中共中央把新四军江北部队继续东进、开辟和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视为全国抗战的一项重要战略目标。为了贯彻实施中共中央的东进决策，当时正在江北的叶挺与张云逸、罗炳辉等对部队向皖东敌后的战略展开问题进行认真研究，确定了第4支队主要在津浦铁路以西地区活动，第5支队开赴津浦铁路以东地区，江北游击纵队在淮南铁路两侧地区活动的原则。
为了向即将成立的第5支队提供东进部署的依据，5月，江北指挥部和中共苏皖省委（原皖东工委）派朱绍清率第8团第2营和第4支队战地服务团一部分（7月改为第5支队战地服务团），跟随以方毅为书记的中共路东临时前委，到津浦铁路以东地区进行战略侦察。
罗炳辉深知这次侦察任务执行的效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跟进部队的发展情况甚至命运。因此，在行动之前，罗炳辉特地将方毅找去，向他反复强调执行这次任务的重要性，教他到敌后应如何开展工作，并将自己长期积累的经验加以介绍。为了让侦察分队能够及时与后方部队取得联系，罗炳辉还决定让他们携带一部电台。方毅率中共路东临时前委和第8团第2营等部越过津浦铁路，活动于盱眙、天长、来安一带，侦察敌情，了解社情，联络中共地方组织，按预定计划完成了先遣任务。以汪道涵为团长的战地服务团也在嘉山自来桥和来安一带进行活动，开展地方工作。罗炳辉在听取了方毅等的汇报后，与支队其他领导一起详细研究了东进的具体部署。
7月，中共第5支队委员会派陈庆先率第8团团机关及第3营作为先头部队，同中共路东工委书记李世农和一批民运工作人员进入路东地区。是月底，再派第8团第1营由张八岭进驻屯仓、石固山一带。
与此同时，为了充分做好东进的准备，罗炳辉决定趁支队主力开进之前的短暂时间，抓紧对部队进行整训。
这时的第5支队，部队整体军事素质较差。除班、排长以上骨干是原来老红军以外，大多数战士是刚拿起武器的农民，从来没有经受过系统的正规的军事训练，有的战士把枪卸擦后不会复原，有的连子弹都不会装，更谈不上掌握并运用战术了。部队的政治素质也亟待提高。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不断挑衅，既使新四军面临着与日、伪、顽三方作战的极其复杂的局面，又给广大指战员提出了与国民党军这个友军又团结又斗争，保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的艰巨课题。罗炳辉为此倾注了大量的精力，狠抓部队的整训和军政素质的提高。
根据部队的具体情况，罗炳辉制定了一套以开展射击、劈刀、跨越障碍三大军事训练为核心的训练方案，对部队进行非常严格的、有时几乎是越过极限的强化训练。他从简单的立正、稍息、转身、持枪、队列操练抓起，一直到传授各种单项军事技术、战场须知、战术知识，每一个环节都绝对不容许有丝毫的马虎。别看他平时非常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可是一上训练场，就变得非常严厉。他经常身体力行，手把手地教大家，与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对于勇敢的战士，他大张旗鼓地予以表扬奖励；对于训练不力的，他毫不姑息，当场严加批评。他常说：“平时宽容，战时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一天早晨，新任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的朱云谦带领政治部机关人员出操。在村头打麦场上，队伍刚跑步不久，罗炳辉就来到朱云谦面前，和蔼地说：“你站到排头去，我来替你一会儿。”随即他便带着队伍跑起来，还边跑边喊：“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队伍随声呼应，雄壮激昂的口令声阵阵回荡。队伍跑了两圈后，罗炳辉突然将队伍带出打麦场，径直向野外一道约2米宽、I米多深的水沟跑去，眼看就到水沟跟前，却不下达“立定”或“转弯”的口令。朱云谦立刻明白了罗炳辉的用意，便毫不犹豫地跳过去，队伍也跟着跳了过去。接着，罗炳辉又将队伍带到由一根碗口粗的木头在水沟上临时横架的独木桥边。朱云谦又带头走了过去，但一些学生出身、刚参军不久的干部却有些畏惧不前。罗炳辉大声鼓励着，还亲自示范，大步在独木桥上走了一个来回．j回到打麦场后，罗炳辉当即进行了讲评。他说：“今天的早操，我的评价是‘及格’！下一次如果还是这么个水平，那就不及格喽！”他接着强调：“我们支队不久就要继续东进，那里的环境要比这艰苦得多，政治干部光会宣传鼓动摇笔杆子就不够了，军事上也得有点真功夫！艺高人胆大，功夫全靠练。野外训练也一样，练多了，熟能生巧，巧能壮胆，‘胆’就是真功夫。有了这个‘胆’，环境再艰苦，也是‘张飞吃豆芽——小菜’！同志们，我说得对不对呀？”“对！”大家高声应答着，好像要把一时间周身猛添的劲儿都凝聚在这一个字上喷发出来，更加坚定了跟随罗炳辉挺进路东的决心和信心。
经过1个月的紧张整训，第5支队全体指战员的军政素质大大提高，部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明显增强，这就为挺进路东地区做好了扎实的准备。
8月，罗炳辉与郭述申一起率领第8团第2营、第15团和支队机关东越津浦铁路，进至来安县境。到10月上旬，第10团也进到嘉山县北部。至此，第5支队全部人马胜利地进入路东地区。
路东地区，即津浦铁路以东、高邮湖以西、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地跨苏皖两省，人口400余万。经济上，西北山区资源丰富，东南平原多为水网之地，相对比较富庶；军事上，既有山峦丘陵可作周旋，又有河湖港汊可资隐蔽，能进能退。当时，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县城已被日伪军占据，只有来安、盱眙两个县城仍由国民党旧政权控制。该地区也没有国民党正规军，只有一些各自为政的地方武装，如县常备团、县保安团；在广大乡村则有许多带有深厚封建迷信色彩的农民自卫组织如刀会等；另外还有名目繁杂的“游击军”“忠义救国军”“三番子”和土匪武装。但上述各种政治、军事力量都对老百姓实行明抢睛夺、欺压剥削，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针对路东地区的现实情况，罗炳辉与郭述申以及中共路东工委研究后确定，将这个地区以半塔集为中心，划为5个区域，兵分5路，以团或营为单位，采取红军时期“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战略战术，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分工，各部队的活动区域分别是：第8团第1、第3营（又称老8团）在来安、滁县一带；第8团第2营（又称新8团）在天长、扬州附近；第10团在盱眙、嘉山地区；第15团在仪征、六合地区；支队部和直属队在半塔集一带。此后，各部队在各自活动的区域内，一面开展游击战，保护群众利益；一面协助中共地方组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发展中共组织，组建群众武装，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进行统战工作，并扩大部队。于是，路东地区这片混乱的抗战死角，自第5支队到来后顿时活跃起来。
罗炳辉考虑到，新四军进入路东地区后，当务之急是先要立住“脚”。为此，他和支队其他领导通过各种渠道、各类关系，开展工作。当时他着重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开展统战。罗炳辉认为，为了打开局面，首先要做好当地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开明地主、士绅的统战工作，争取、团结进步人士，消除中间派的疑虑，在抗日救国的大前提下团结起来，孤立和打击最顽固最反动的分子。其中，重要的是要说服一些国民党县长同新四军合作，哪怕只是暂时的合作。为此，罗炳辉亲自出马。比如，当时国民党嘉山县县长周少藩比较开明，经过罗炳辉积极争取，他表示愿意与新四军合作。在最初一个时期里，彼此合作得较好，使第5支队获得了一个有利条件，较好地开展了群众工作。很快，群众即主动靠近新四军，支持新四军，为第5支队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以后，周少藩转向反动，配合韩德勤部进攻新四军，新四军在反击中将其常备大队全部歼灭。同时，第5支队还经常利用地方知名人士请酒吃茶的机会，向开明士绅、进步人士、国民党军政人员阐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道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鼓励他们积极抗日。在第5支队的工作下，许多进步中间人士和商人富户积极献粮捐款。来安商人冯泰兴数次捐献钱物，最多一次捐献军衣500套。对于捐献钱物者，第5支队司令部均回赠锦旗一面，予以鼓励和表扬。
二是宣传民众。罗炳辉和郭述申研究后决定，从部队抽调一批骨干，组建民运工作组，分赴半塔、古城、屯仓、舜山、八石山等地，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各地民运工作组通过张贴标语、教唱革命歌曲、召开群众大会、个别谈心等形式，向广大农民特别是贫雇农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宣传新四军是抗日的队伍、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并发出“全体同胞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的胜利”的号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
三是秘密建党。早在五六月间，先期挺进路东地区的战地服务团，即按照罗炳辉等的指示，秘密开展建党工作，并在来安屯仓发展中共党员，建立了来安县第一个中共支部。7月，又在舜山建立了中共支部。9月，在第5支队的帮助下，中共来（安）六（合）滁（县）三县边区县委成立，书记由第5支队民运科长江靖宇担任。此后，中共组织和党员的数量逐步增加，共产党的力量日益扩大，为更好地开展地方工作创造了条件。
四是改造地方武装。鉴于路东地区各种地方武装杂立，为减少阻力，一致对敌，并为扩大新四军部队作准备，罗炳辉决定对一些地方武装适当收编，进行改造。9月，原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某支队第1大队副大队长、来安县三番头子叶品三，主动写信给罗炳辉，要求率部参加新四军。罗炳辉指示同意其改编，并以该部为基础组建了来安第1游击队，以叶品三为大队长，派第8团第1营教导员程启文担任教导员。游击队辖2个中队，活动在来安东南一带。后陔部经过整顿扩充，很快发展到300多人枪，第二年春改编为第5支队特务营。9月，中共舜山支部也组建了一支游击队，于冬天改编为第8团特务连。11月，来安县清水庵、复兴等4个小游击队合编为来安第2游击队，下设3个中队，大队、中队干部均由第5支队委派，主要活动在水口西南一带。年底，该部改编为第8团第3营。
通过开展以上工作，第5支队逐渐为路东各界特别是广大民众所了解，共产党、新四军的影响逐渐扩大。
9月初，罗炳辉得到情报：驻滁县和张八岭的日伪军即将分路进犯来安县城。
来安县城位于津浦铁路南段东侧，是苏皖边境上一个军事要点。早在1937年12月21日，日军一部（仓宁部队）即曾侵占来安县城。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人员闻讯纷纷逃往六安、安庆及河南郑州等地。次年3月20日，该部日军因换防而撤离来安城。此后，国民党来安县党政人员陆续返回，重整县政。为防止日军盘踞，国民党县政府下令拆除了来安县城四周的城墙。新四军第5支队到来后，进行抗日宣传，开展抗日活动，很快引起了附近日军的惊恐，日军企图重占来安县城。对日军而言，如果占据了这个县城，既能为其滁县据点设置东面的屏障，又能切断新四军路东与路西的联系，进而逼迫第5支队退回路西。为了粉碎日军的企图，扩大新四军的影响，激发路东地区广大民众的抗战斗志，罗炳辉决定“教训”一下来犯之敌。
9月3日，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第5支队按预定部署展开于来安县城西南、西北的大路两侧。第8团埋伏在八石山，准备对付滁县之敌。罗炳辉亲自带领第10团和支队警卫营，进至舜山集附近的梁庄，准备伏击张八岭之敌。
当天下午，从张八岭出动的日军1个大队、伪军2个大队共约七八百人，终于进入新四军伏击地区。第10团和警卫营突然开火，打得日伪军猝不及防，慌忙逃窜。战至黄昏，罗炳辉下达了“出击”的命令，战士们迅猛冲下山岗。日伪军已丧失了斗志，夺路窜进了来安县城。当天夜里，罗炳辉趁敌人立足未稳，派第10团侦察排身着便衣摸进城去，在日伪军中分别袭扰了一阵，然后及时撤出。魂魄未定的日伪军再受惊吓，慌乱之中竟互相打了起来。此后，这股被吓破胆的日伪军再无心思久留，次日便向滁县方向撤退，不料在八石山地区又遭到预伏的第8团一顿痛击，残部仓皇逃窜。来安城遂于9月5日被收复。
初战来安，即告大捷。此战第5支队歼灭日伪军40余人，收复了来安县城，不仅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散布的新四军“游而不击”的谣言，同时鼓舞了路东地区广大民众的抗战情绪，提振了第5支队指战员的士气。
在这次战斗中，还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在击退日伪军后，大家都舒了一口气，紧张的神经开始松驰。突然，只听罗炳辉大喊了一声“卧倒”，喊声未落，罗炳辉已把站在自己身边的政治部主任方毅推出了一丈多远，自己也顺势倒地滚到一边，几乎同时，一发炮弹正好落在了他们刚才所站的位置，一名警卫员来不及躲避当场牺牲。40年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在与来访的罗炳辉家乡的同志谈及这件事时，仍十分动情地说：“那可真是千钧一发呀，就差那么一点点，我就该去见马克思了。是罗司令救了我一命，否则今天我就不能坐在这里与大家说话了。罗将军在千百次战斗中练就了一双神耳，他能够从炮弹在空中飞行的声音中准确判断出炮弹的落点，距自身的距离有多远，所以他躲过多少次炮弹，从没负过重伤。没有千百次战斗生活的积累，没有高度的警惕和敏锐，会作出这么准确的判断么？”
然而，在战斗开始之前，国民党来安县长张百非及所属1个常备大队即已弃城逃跑。考虑到与国民党统战关系的需要，在战斗快要结束时，罗炳辉派朱云谦带人去把张百非找回来。朱云谦对此有些不理解。罗炳辉笑着说：“搞统一战线嘛，要敢打，还得会拉。来安是新区，我们建立政权的条件现在还不成熟。张百非这个人，民愤不大，拉过他一个，能影响一大片。找回来，先干着。搞团结，欢迎。搞磨擦，不怕。反正是我们网里的鱼。”②当张百非及其残部被找回后，罗炳辉向这位国民党县长晓以大义，讲述了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又为了在士绅和群众中给他一点面子，还让他主持了当晚在来安城内召开的群众大会。
新四军对张百非的宽容和大度，在来安中、上层人士中产生了很大反响。张百非在此后继任县长期间，也为抗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还为驻来安附近的新四军部队筹办了一些粮食和款子。当然，从另外角度看，罗炳辉的这一做法显然受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错误口号的影响，是当时较普遍存在的“在统一战线中对同盟者照顾太多”“创立根据地的思想弱”③的典型反映，也是他自身当时还无法超越的局限性。自新四军江北部队进入皖中敌后之后，曾经多次帮助国民党恢复旧政权，往往是国民党军在日军进攻时丢失县城，新四军从日军手里收复后再请国民党县长回来，并先后让4名国民党县长复任。这个问题直到后来才得以解决。
一打来安后，罗炳辉命令部队积极活动，灵活歼敌，以尽快打开路东地区的抗日局面。9月上旬，第10团2个连在浦口和南京之间的公路上设伏待敌。当日军乘坐2辆汽车经过伏击圈时，指战员突然投掷手榴弹，当场击毁汽车2辆，击毙日军60余名。日军闻讯后，慌忙增调空中力量以及炮、骑、步兵数百名来援。双方激战l小时后，日军被迫撤退。第10团仅伤亡9人，最终得以安全撤回。10月，盘踞明光的日伪军500余人到嘉山县自来桥一带“扫荡”，途经位于三界的小公司时，与第5支队参谋长兼第10团政委赵启民率领的第6连相遇。日伪军从左侧迂回包抄第6连，用机枪猛扫。第6连顽强抵抗，并在第4连的增援下，连续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及时掩护群众安全转移。
11月20日，日伪军一部共400余人，乘第5支队不在来安附近之机，再次侵占来安县城。另一部隐蔽在县城数公里外的八石山，准备伏击第5支队。
罗炳辉得知消息后，即派人侦察敌情，并在认真研究敌我双方情况的基础上，制定了袭击来安城的作战方案。11月21日深夜，罗炳辉指挥第8团一部绕过八石山，包围来安城。随即派精干分队潜入城内，出敌不意，向日伪军投掷手榴弹，歼敌一部后及时撤出。22日上午，隐蔽在八石山的日伪军赶来增援，被第8团围城部队击溃。城内日伪军被包围攻打2昼夜，极度惊恐，见外无援兵，遂于23日晚弃城向滁县窜逃，并沿途烧毁多处民房。第5支队再次收复来安城。这次战斗共毙伤日伪军200余人，并击毙1名日军少佐指挥官。此后，新四军第5支队和罗炳辉威名远扬。
在积极打击日伪军的同时，第5支队还取缔各地为日军维持治安、通风报信、征粮收税的“维持会”，惩处汉奸、恶霸，维护社会秩序，不断缩小“伪化”地区。正当罗炳辉率领部队挺进津浦路东，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期间，忽然接到敌占区关系转来的云南省彝良县邮政局局长温国桢来信，得知父亲罗守清已于当年2月去世。回想20年前的一别，竟成了与父亲的永诀，罗炳辉痛心不已，遂于9月4日复函温国桢，倾诉自己对父亲的缅怀和歉疚之情。他在信中写道：父亲的去世，“这当然使人子之心伤痛难忍，使我不安心的是生时没有侍奉，使先父有子若无子的孤苦一生，过着最艰苦非人的生活，到70岁的老年人，自煮自食，这是我最伤心难过的一件事，说到这不由我血泪难忍”。接着，他在信的最后写道：“这种无益的悲痛伤感，是不能赎人子之罪的，只有一心牺牲个人一切，只有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尤其是整个世界上广大劳动大众的利益而奋斗！”“家父西归，务所放心，决不会影响我抗日的决心，只有更加坚强的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同时，才能酬达先父含笑九泉。”为寄托哀思，罗炳辉打算为父亲立块墓碑，便草拟了《挽父联》和《祭先父文》，并请身边的“秀才”帮助斟酌修改。《挽父联》为：“痛吾父幼小困穷厄尝鲦炎凉劬劳七十又六龄到老来只剩一身孤苦易箦呼儿难瞑目；感不孝早岁事戎机历尽艰危转战二万五千里看今日挥戈大江南北誓歼倭寇奠先灵。”《祭先父文》中称：“不孝自17岁恝然背亲、离家出走，从戎迄今二十有三年，未尝回籍定省，中锥率师，道出滇池，经梓里，顾以戎机急迫，即欲一面惨别十九载之老父亦不可得，迩后转战北上，抗日军兴，不孝要以国难当前，民族危机、存亡绝续在此一举，挽救民族、改进社会，大义凛然，责无旁贷，乃驰驱全国，转战江淮，了平生之宿愿，雪百年之国耻。固知此亦即吾父所最属望于不孝者也。”透过书信、挽联和祭文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在那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特殊年代，罗炳辉已把对父亲的情融人了对国家的大情，把对亲人的爱融人了对民族的大爱。
万事开头难。从1939年8月，罗炳辉率领新四军第5支队挺进皖东津浦路东地区，打日寇，除汉奸，安定社会秩序，开展统战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至1939年12月终于在皖东津浦路东地区初步站稳了脚跟，开辟了以盱眙半塔集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这就为新四军江北部队立足皖东、开辟皖东、发展皖东打下了初步基础。
与此同时，第4支队也在皖东津浦铁路以西的定远、凤阳、滁县、全椒一带展开，开辟了以定远县藕塘镇为中心的皖东津浦路西游击根据地。
新四军的到来，使整个皖东地区的抗战形势呈现出新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