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斗在苏南敌后
1938年9月底，罗炳辉离开武汉，来到阔别9个月的延安，出席中国共产党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这次全会是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30余人。这是自中共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也是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以来相隔将近5个年头而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及《战争和战略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结论。王稼祥、周恩来、王明、朱德、项英、张闻天、陈云、刘少奇等分别作了报告或发言。全会通过《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全会正确分析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形势和进程，提出了新阶段全国抗战的总任务以及党和军队的方针政策，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和独立自主原则，同时批评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
在全会召开期间，广州、武汉于10月21日和27日相继沦陷，此后中国的抗战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全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时，侵华日军虽已侵人中国河北、山东、山西、江苏、湖北和广东等省区，控制了中国大部分海岸线，并开始深入到内地广大地区，部分实现了战略意图，但随着日军在中国占领区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战争消耗的增加，日本财力、物力、兵力不足和士气低落等根本弱点开始暴露，日军“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计划破产。面对战争转入长期化的形势，日本帝国主义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前提下，调整了其侵华的战略策略，对国民党及其军队由过去的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而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进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等人民抗日力量，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敌后战场自然成了日军重点进攻的地区。针对这种变化，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认为，在新阶段中敌后游击战争将暂时变为全国抗战的主要形式；强调人民抗日武装的极端重要性，号召全党学习军事，大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加强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全会确定党的主要工作应放在战区和敌后，并根据敌后游击战争发展的不同情况，提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为适应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全会还调整了各地中央代表机关的设置，撤销了长江局，另在重庆设立南方局，由周恩来任书记；在华中敌后设立中原局，由刘少奇任书记；改东南分局为东南局，仍以项英为书记。
中共六届六中会全是在抗日战争形势发生重大转变之际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全面总结了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正确分析了抗战新阶段面临的复杂形势，及时制定了新阶段的战略方针和任务，从而统一了全党全军的认识和步调。
罗炳辉全程参加了这次会议，并非常珍视这样一个学习和提高自己的机会。他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和全会决议，认真听取与会同志的发言，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他对中共中央认识战争、把握战争的卓越能力倍感自豪，对未来的斗争充满了信心。
就在武汉沦陷前，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派罗炳辉到新四军工作。罗炳辉将这一消息电告此时尚在武汉的妻子张明秀，要张明秀立即去延安与他会合。由于前方军情紧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一结束，罗炳辉即奉命携姬鹏飞、王雨田等中央派往新四军工作的几名干部从延安启程，前往华中抗日前线。途中，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正巧遇到张明秀。原来，张明秀接到电报后，乘坐武汉失守前最后一列火车北上，历经艰险，到达西安。在那里，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安排张明秀与《大公报》两名记者（均为中共党员）换乘卡车前往延安。不料卡车行至洛川时被国民党军阻拦，张明秀等只好又折回西安。罗炳辉夫妇一行由此搭乘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出的卡车，日夜兼程南下，经河南、湖北、湖南、江西4省，在景德镇脱下八路军服装换上新四军军装，终于在11月16日抵达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
当时，军长叶挺已赴南方活动。所以，在新四军军部，罗炳辉见到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这些领导人中，除张云逸不熟悉外，其他几位都是他红军时期的老战友。大家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项英早对罗炳辉有着很好的印象，在他报到当天就亲自接谈，听取其对工作安排的意见。不久，经中央军委批准，罗炳辉被任命为新四军第1支队副司令员，协助陈毅司令员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张明秀则留在军部驻地做地方工作，担任中共水东区委组织部长；以后调到驻在中村的新四军教导总队，任第8队即女同志队的指导员。
即将奔赴期待已久的抗日前线，罗炳辉的心情既激动又有些许紧张：两年没打过仗了，手心早就发痒；但这次面临的却是新的作战对象、新的作战地形、新的作战环境，必须十分认真地做好相关准备。在军部的这段时间，他多次来到参谋处，仔细了解沪宁一带的敌情、社情、民情、地形及新四军挺进敌后的情况；也经常找老战友，咨询对日作战的经验，商讨自己今后工作的思路。
出发的日子终于到了。1939年1月22日，军部专门为罗炳辉举行了简单而热烈的饯行晚宴。第二天一早，罗炳辉即开始动身，前往江苏省南部茅山地区就任新四军第1支队副司令员。
茅山地区位于苏南敌后，这里北眺长江，南濒太湖，宁沪铁路、宁杭公路、京杭大运河纵贯其间，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经济文化发达。在这里建立抗日根据地，可以雄踞苏浙皖三省交界地区，控制苏南主要交通线，威胁日军南京、镇江等战略据点。早在新四军集结期间，毛泽东即于1938年2月15日电示项英、陈毅：“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础。”5月4日，毛泽东又电示项英：“在侦探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据此，4月下旬，新四军组织先遣支队400余人进入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5月中旬，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的率领下离开皖南岩寺地区东进；6月中旬进入茅山地区，以营为单位展开于宁杭公路以东、溧武公路以北的镇（江）句（容）丹（阳）金（坛）等县之间。接着，第2支队也进入苏南敌后。此后，两个支队相互配合，一面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伪军，粉碎日伪军发动的“扫荡”；一面开展民运和统战工作，恢复社会秩序，争取群众支持，扩大抗日队伍。至年底，第1、第2支队粉碎日伪军大小“扫荡”近30次，毙、伤、俘日伪军3900人，在苏南敌后站住了脚跟，打开了局面。新四军以自己的英勇行动，配合了国民党友军的正面作战，振奋了江南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为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初步基础。
罗炳辉的到来，使陈毅十分高兴，自1938年9月底傅秋涛率第1团奉调皖南后，他身边缺少一个得力副手，未想到罗炳辉能来接替。，见到陈毅，罗炳辉更感亲切，他与陈毅早就相识。那是在1929年11月罗炳辉在江西吉安率部起义后不久，所部被改编为红6军第2纵队，罗炳辉任纵队司令，纵队政委则由军政委陈毅兼任。陈毅像兄长一样，经常给他讲述革命道理和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从各方面尽力给他帮助和支持，使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了较大进步，在工作上、精神上感到非常愉快。当时两人搭档的时间不长，但这段经历使罗炳辉念念不忘。此后，两人虽不在一起工作，却都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并肩战斗。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成立，选出中央执行委员63名，他俩都是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2月1日，江西军区和福建军区同时成立，中革军委任命陈毅和罗炳辉分任两个军区的司令员。他们在长期的浴血奋战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现在，两位老战友、老搭档又在抗日的战场上相聚在一起，罗炳辉决心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协助陈毅更好地开展工作。
接连几天，陈毅向罗炳辉详细地介绍了对日作战的经验、部队建设的情况、茅山一带的特点以及下一步工作的打算。罗炳辉则向陈毅介绍了自己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情况和会议的主要精神，并从全国战局分析，预料日军将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力量上。
事实正如罗炳辉所料，进入1939年之后，新四军第1支队面临的形势更加严重。自广州、武汉失守，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更加重视占领区特别是江南腹地的“治安”，在频频发动“扫荡”的同时，也不断构筑大量据点，妄图依托据点，分进合击，达到以守为攻，步步为营，最终挤走新四军的目的。在茅山一带，第1支队初到时，日军的据点还只是修建在交通沿线较大的集镇上，而此时每隔三五里就有一个据点，密集程度犹如古代练武打拳用的梅花桩。
为了打破日军的“梅花桩”战术，粉碎日军的阴险企图，罗炳辉协助陈毅，指挥第1支队积极行动，主动出击，“重新转到敌人深远后方”①，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战斗。2月4日，袭击丹阳城西门，突人城内，歼日伪军50余人。2月6日，第2团攻克东湾据点，全歼守敌日伪军50余名。2月8日，第2团第2、第3营从竹篑桥地区出发，两路夜袭句容县天王寺以南的日军东湾据点。经4小时激战，全歼据点日军，并予援敌以重大杀伤，共计击毙日军大尉中队长以下79人，击伤日军32人。2月17日，第2团第1营在地方武装配合下，长途奔袭丹阳县延陵镇日军据点，激战一夜，到18日拂晓共击毙日军1个小队等28人，伤日军8人，俘日军1人。在新四军的打击下，日军不仅未能把新四军挤走，反而不得不由攻转守，放弃了延陵、茅麓、丁庄、导野桥、上党等小据点，将力量收缩到铁路和公路沿线。第1支队由此拓展了周旋击敌的空间。
在积极对日伪军进行作战的同时，罗炳辉还协助陈毅领导部队，与第2支队密切配合，继续大力开展发动群众、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政权建设等方面的工作。至同年春，新四军第1、第2支队已先后建立起包括丹南、丹北、横山、江句、句北、小丹阳等在内的茅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拥有40万人口，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2月23日至3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工作，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提出新四军在敌后发展的3条原则，即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有日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并为此与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在认真分析新阶段到来时形势特点的基础上，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①的战略方针。根据这一方针，罗炳辉协助陈毅立即筹划并着手实施“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军事行动。
此时，苏南敌后斗争局面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正如项英3月15日所总结的：第1支队第2团“对东湾据点的攻击，延陵据点的袭击之胜利，使着敌人对‘梅花桩’的办法，相当的动摇了”，“这样，使敌人感到少数兵力固守据点的危险”，被迫陆续放弃一些小据点，而“集中大的兵力到各个必要的据点去”。此后，日军改变战术，发现新四军部队，便多路机动，进行包围和堵截。3月7日，日伪军5000余人兵分8路，向刚移驻镇江上会、下会（今属丹徒县）的第1支队第2团分进合击。第2团集中兵力打敌一路，然后向西北方向突围。经8小时激战，终于冲破日军两道包围圈。这次战斗，毙伤日伪军99人，第2团也牺牲58人，其中有团政治处主任萧国生。在东路地区，被第1支队授予江南抗日义勇军第3路番号的地方游击武装梅光迪部，其所辖的一些大刀会在国民党顽固派进逼下发生动摇，到该部担任副司令员的第1支队参谋长胡发坚于3月15日处理紧急情况时不幸牺牲，致使江抗的工作更加困难。罗炳辉对萧国生、胡发坚的牺牲深感悲痛，对部队下一步的发展进行着认真考虑。陈毅正巧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两人经过研究，决定先分兵“向东作战”，并将这一任务交给第6团。
第6团原属新四军第3支队。1938年9月底第1团奉调皖南后，军部于10月初将第6团（欠第3营）调赴苏南敌后活动。12月下旬，该团划归第1支队建制，支队特务营（原第1团第2营）编人第6团为第3营。
为了充分做好进军东路地区的准备，罗炳辉直接领导第6团在茅山地区进行了一次练兵。这次练兵为期1个月，主要内容是针对日军的作战特点，总结半年来与日军作战的经验，着重训练对日作战的战法，提高个人的战术技术能力。据当时担任第6团团长的叶飞后来回忆：“罗炳辉出身行伍，身经百战，作战练兵经验丰富，军事技术和战术都好。本人又是出名的神枪手，每天练习射击，从不间断，对部队训练也很严格。训练打麻雀战时，亲自示范，对部队影响很大。”经过紧张而严格的练兵，第6团全体指战员的军事素质有了很大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得到进一步增强，这就为即将开始的东进行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罗炳辉积极协助陈毅部署“向北发展”的行动，即派第2团一部配合挺进纵队进驻扬中。扬中是长江江苏段中间的一个岛。抗战初期，日军尚未进岛，而由打着国民党江苏省保安部队旗号的土匪武装盘踞。早在1938年7月，陈毅即指令由丹阳地方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对外称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领导人管文蔚率部开辟以丹阳北部访仙桥地区为中心的游击区，为新四军向长江以北发展创造条件。1939年4月初，在陈毅、罗炳辉的部署下，新四军第2团和挺进纵队领导人召开联席会议，确定由第2团一部配合挺进纵队第1、第2支队进攻扬中，第2团另一部及挺进纵队第4支队警戒日军。4月9日，挺进纵队在第2团的配合下，乘夜渡江进到扬中，经过一夜战斗，将盘踞扬中的土匪武装消灭，使扬中成为新四军向江北发展的跳板。继而北渡长江，进至嘶马、大桥、吴家桥一带，控制了沿江地区，为新四军向苏北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敌后的战斗生活紧张而又残酷，转眼间罗炳辉来到苏南敌后已经两个多月了。其间，他每天都见证着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罪恶，每天也都感受着中国人民的英勇和不屈。4月1日，他在金坛县给家乡故交云南省彝良县邮政局局长温国桢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简要介绍了日军对付苏南新四军的特点：上海、南京一带，一年前就沦陷于敌寇之手，敌人利用水、陆交通的方便，又广修据点，占着地理优势对付我军。“只要我打敌一点时，寇兵即四五路一小时内增援即到；如我宿营某地时，寇兵当夜运动，分六七路或八九路拂晓时分进合击。”他也同时写道：“因日寇残暴的烧杀奸淫”，激起“中国人民大众一条心的与鬼子拼命，不管在任何困难中与之坚决作战，不怕一切艰苦”打击敌人。罗炳辉在信中还坚定地告诉温国桢：“我们确实太忙，同时万分的艰苦，这是为了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事业，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应当负责任的，而将来就会清楚了。”这封信的文字不长，却集中反映了一位新四军将领与敌人血战到底、与祖国共荣共辱的高尚民族气节和革命英雄气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