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担负特殊使命
1938年1月3日，罗炳辉同中共中央军委派往新四军工作的其他30余名干部一起抵达武汉。不过，他没有去新四军工作，而是被分配在刚刚成立的中共中央长江局，担负一项全新的、特殊的使命。
这时候，全国抗战已进行将近半年时间，仍处于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正面临着复杂艰难的局面。一方面，华北大片土地沦陷，上海、杭州、南京相继失守，正面战场屡屡失利，抗战阵营中悲观、失望主义增长，国民党内一些人对国共合作的前途感到没有希望，民众运动尚未充分展开；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自身力量尚未充分发展壮大，华北地区的游击战争刚刚铺开，尚未真正形成广阔的敌后战场，华中、华南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还分散在8省山区尚未集中整编。
武汉位于中国腹地，是由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成，长江、汉江两江交汇，号称“九省通衢”的华中重镇。南京沦陷前夕，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大部分迁往武汉，武汉成为当时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不仅国民党的党政军重要人物都住在这里，而且在野的各党各派领袖、文化界知名人士、社会名流、全国著名的抗日救亡团体、大批沦陷区的流亡学生一时都集聚于此，武汉实际上是当时的临时首都。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开展对以武汉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各项工作。早在1937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即派董必武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武汉，开展统战工作，恢复和发展武汉及其相邻地区的中共组织，并着手筹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10月下旬，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在汉口府西一路安仁里l号成立。12月上旬，叶剑英率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人员到达武汉，将南京办事处与武汉办事处合并，正式成立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为了巩固和发展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国民党及其军队继续抗战，领导和推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并恢复和发展中国南方共产党组织，12月9- 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王明（陈绍禹）、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驻武汉，负责同国民党的联络和谈判；由周恩来、秦邦宪、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统一领导中国南部各省中共组织及新四军的工作；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中共中央东南分局，负责新四军和东南地方党的工作，受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双重领导。12月18日，周恩来、王明、秦邦宪等由延安抵达武汉。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会议认为：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成员大致相同，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决定二者合并，对外称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为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由周恩来、项英、秦邦宪、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组成；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会议并决定以上各项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同时，为了适应军事工作特别是开展游击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长江局请求中央派遣一些军事干部来武汉。1938年初，王明、周恩来、秦邦宪等致电毛泽东、张闻天，要求派“能做游击队工作”的干部来武汉，以便“迅速发展我们的军事工作”，并说明“长江流域各种条件均逊华北”，若没有“一批军事干部，工作发展将陷入极大困难”。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身行伍、老关系较多、在军界有着重要影响的罗炳辉，被周恩来、叶剑英留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协助开展军事统战工作。
罗炳辉已经习惯了部队那种火热生活和战斗环境，清楚自己的特长在于带兵，渴望在战场上与敌搏杀，但他的组织观念很强，也深知军事统战工作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的战场，便服从了安排。
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设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内，并直接领导办事处的工作，因而长江局对外除了用中共中央代表团名义外，还经常以该办事处的名义开展活动。此时，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办公地点迁至汉口日本租界中街89号大石洋行（现长春街57号）。大石洋行是一幢4层楼的建筑，一层是八路军办事处，内设副官室、接待室和传达室；其余三层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机关人员办公之用。罗炳辉住二层，与董必武隔壁；叶剑英、吴玉章、凯丰住三层，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都住在四层。
中共中央长江局刚成立时设有5个工作机构，即参谋处、秘书处、民运部、组织部、党报委员会。其中，参谋处以叶剑英兼参谋长（对外称中共中央代表团参谋处参谋长），主要职能是搜集各方情报、分析敌情、做军事统战工作，由作战组、军务组、教育组、友军工作组等组成。罗炳辉于1938年1月来到武汉后，即任副参谋长（对外称中共中央代表团参谋处副参谋长）。3月13日，长江局会议决定：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改归参谋处叶剑英、罗炳辉管理指导，必要时与周恩来商量。①3月19日，长江局会议再次决定，由罗炳辉具体负责检查与指导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工作，并每3日向长江局汇报一次。
为了照顾罗炳辉的生活，在周恩来、董必武的过问下，张明秀于2月由抗大第3期提前毕业，被分配到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担任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兼长江局机要收发员。不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组织费尽周折，在南昌找到罗炳辉的9岁女儿吉安（因在吉安出生而得名），并把她和养妈一块接到武汉。小吉安是罗炳辉与前妻杨厚珍所生，长征前被秘密托送给南昌城里一位云南籍的俞姓战友，俞姓战友病故后由俞妈妈抚养。罗炳辉望着瘦小的女儿，为她取名为罗镇涛，寓意女儿要准备在以后的人生中压倒大风大浪。他十分疼爱女儿，常把她抱在怀里讲革命故事，也向她说明不能亲自抚养她的原因。后来，罗炳辉把女儿送到武汉进步人士办的一所小学念书。罗炳辉十分感谢组织的悉心关怀，决心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崭新的工作中去。他在武汉期间领受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以云南同乡和滇军故旧身份，对第60军开展统战工作。
第60军，是全国抗战爆发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响应抗日救国的主张，以原滇军为基干整编而成的，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授予正式番号“国民革命军陆军第60军”。军长卢汉，辖第182、第183、第184师等部，约4万人。该军编成后，即于10月上旬在昆明誓师出发抗日；1938年元旦辗转武昌纸坊；旋又奉命转赴孝感、花园、武胜关一带整训。其间，蒋介石经常约见第60军军长卢汉，多方笼络，给人给枪，温勉有加，他如此重视这支非嫡系部队是罕见的，也是别有所谋的。
对于第60军的到来，中共中央长江局认为是开展工作的极好机会。周恩来、叶剑英等分析认为：滇军具有光荣的传统，在辛亥革命时期，曾举行过云南重九起义，发动过讨袁护国战争；现在开赴前线的大部分官兵都具有抗日爱国的思想，很有工作基础。罗炳辉早年出身滇军，在滇军中有较多的故知1日友，比较适合与第60军官兵联络交友，因此决定将这项重要任务交给罗炳辉。
罗炳辉首先找到正在汉口的云南籍共产党员、读书生活出版社经理黄洛峰。恰在此时，第60军第184师政治部主任、云南籍共产党员张永和（原名张致中）也在黄洛峰处。原来，张永和是受师长张冲之派，专门到武汉寻找共产党联络的。张永和向罗炳辉详细介绍了第60军特别是第184师的情况，特意说明，卢汉是倾向抗战的，张冲本人抗战态度坚决并且很倾向于进步，希望与共产党建立联系；并向罗炳辉请求，如果张冲来到武汉，是不是可以联系一下。罗炳辉非常热情地说，听到家乡部队已编成第60军开赴前线杀敌的消息，心里很高兴，也希望能和家乡的兄弟见面，并表示愿意与张冲会面。
3月，第184师奉调武胜关，行军路线是从九江乘船去江岸，再从江岸乘火车至武胜关。临行前，张冲向军长卢汉请示，自己未去过武汉市区，途经武汉时，想在此逗留几天。得到批准后，张冲带着张永和，身穿便装，由江岸火车站径去汉口市区，然后直奔江汉路，找到黄洛峰。黄洛峰安排二人住下后，就去八路军办事处进行联络。
罗炳辉闻讯后第二天即到黄洛峰处，与张冲见面。此后接连数次，罗炳辉与张冲聊往事、谈时局，称赞张冲抗日坚决、英勇善战，批评国民党在抗战问题上所表现出的两面性和矛盾态度，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一天晚上，罗炳辉陪同叶剑英来与张冲进行了热情会谈。张冲在会谈中提出两点要求：一是本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二是要求八路军、共产党组织遴派军事及政治工作人员来第184师工作。对于张冲的要求，罗炳辉在请示周恩来、叶剑英后告诉他：暂时留在党外，可以更好地多做工作。同时同意派一批干部到第184师去工作。其间，周恩来还抽时间专门与张冲进行了会谈。
张冲与张永和回到武胜关后，由于军情较紧，张冲不便抽身，他们之间的联系便由张永和往来传递。罗炳辉也曾前往武胜关第184师师部访问过张冲，并与广大官兵接触交谈。
不久，中共组织派张天虚、周时英两位云南籍党员到第184师政治部（又称政工队）工作；接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派云南籍党员薛子正到该师参谋处工作，并派杨华来做报务员，以备急用。再后，马逸飞也到了该师参谋处。这样，第184师中的中共支部就秘密建立起来，周时英担任支部书记，随即在部队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薛子正，先任张冲秘书，后任参谋长，在徐州会战时出谋划策，使滇军打得很出色。日本报纸惊呼：“滇军的猛烈冲锋，实为罕见。”张冲也受中共的影响，自觉地带头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无论宿营、途中或战斗中，张冲常亲自找士兵谈话，问寒问暖，并向他们宣传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和目的、意义，使士兵们深受感动。这时期，罗炳辉还曾到汉口孝感第60军军部会见该军军长卢汉，并与第183师第1081团团长潘朔端、第184师第1085团团长曾泽生相交渐熟。
罗炳辉等共产党人对第60军的工作，尤其是罗炳辉与卢汉、张冲的多次来往，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也引起了蒋介石的疑惧。蒋介石为此专门将卢汉找去质问一番，并诫示说：“听说共产党有人在你们部队活动，是真的吗？他们是有政治野心的，你看得无所谓，他们会把你的部队拉跑的，这很危险！以后要多加注意。”卢汉表面唯唯听命，但并未中断这种联系，而是在与张冲商量后，与共产党方面“改为比较隐蔽的来往了”。
罗炳辉与第60军官兵的广泛接触和细心工作，对于推动该部团结抗日，特别是对于张冲、潘朔端、曾泽生、卢汉等日后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张冲在1979年7月28日对前往医院看望自己的罗炳辉长女罗镇涛说道：“见到你，我很高兴。我可真想你父亲。我能有现在这样的荣誉和条件，要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也要感谢你父亲，他是我革命的引路人。”
罗炳辉在武汉期间负责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为在陕甘宁边区的部分院校进行招生。
全国抗战爆发后，共产党的抗日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由宁沪、平津、东北以及其他沦陷区流亡到武汉地区的大批知识青年，胸怀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崇高的革命理想，十分向往革命圣地、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而国民党也打起抗日的旗号，在武汉、广州、西安等地办起了名目繁多的学校和训练班，用优厚待遇和封官许愿的办法吸引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争夺知识青年。为了吸收更多的进步青年参加革命队伍，壮大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决定，从南方各省招收青年学生到延安学习。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1938年2月1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组织招生委员会，为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等院校招生。招生委员会以罗炳辉、董必武等6人为委员，罗炳辉为负责人。招生委员会下设招生办公室，地址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对面一座楼房底层的一间屋子里。屋子不大，里面摆设也很简单，仅两张桌子，几条凳子，却承载着大批青年人的梦想。
3月，“第十八集团军招生报名处”的牌子正式挂出。此后，报名者络绎不绝，有青年学生、教师，还有国民党军下级军官。那时候，由于条件所限无法进行严格审查，所能做的只能是通过直接与报名者谈话，了解他们的家庭背景和本人情况，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让他们回答，在深入交谈中进行考察。如果没有问题，即可登记填表，由罗炳辉或董必武审查批准。因此，与报名者谈话，是一项需要有很高政策水平和敏锐洞察力的工作。有时候，还要与居心叵测的国民党特务斗智斗勇。
罗炳辉对招生工作十分负责，经常向招生报名处的同志交代：我们一定要把去延安后的各种困难向来报名的青年朋友讲清楚，想到延安去，就要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免得到了那里吃不了苦，哭着闹着要回来，影响也不好。在忙完其他事情时，他便来到招生报名处，亲自接谈前来报名者，并趁此机会耐心细致地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讲述革命道理。有一个东北籍的国民党军连长，穿着便衣多次来听讲，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民族的希望所在，找到罗炳辉讲明自己的身份，恳求批准自己到延安去。罗炳辉考虑到与友军的关系，没有同意。这个军官哭诉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硬是不肯离开八路军办事处。结果罗炳辉与董必武商量，破例批准他去了延安。是年春，张闻天、毛泽东等致电罗炳辉、董必武、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指出：“南方学生来此甚少，望改变方法，不必举行考试，亦不必要介绍信。通知武汉、南昌、安庆、广州、福州、贵阳、昆明、河南（四川不在内）各地八路军办事处、共产党部、左翼团体、左翼同情者向外放出空气，凡纯洁、坚决、吃苦劳动者不拘年龄、性别、职业、学历均可自动北来入学。并告以如陇海路断，由西汉公路步行来。如西安不守，绕道陕南、陕甘边、正宁、宁县到庆阳（找八路军），如武汉不守，走四川来，如路上有人拦阻则绕过之步行。”又说：“此种自由来学办法，当然会混入一些坏分子，但抗大第三大队七百学生中（均自由来往）仅三十个坏分子，不足二十分之一，故不足虑。并告以保障入学，来此不拒，一律收容。学习时间三个月至六个月。毕业后工作可自由选择。愿回家者，路费由学校发给。”此后，除少数可疑对象外，凡是要求报名去延安学习的，招生办公室都尽可能地予以批准和安排。
在罗炳辉的主持下，招生工作卓有成效地进行。招收的大批进步青年，有的送往延安学习，有的被送往八路军和新四军工作。被批准去延安的人，一般经组织安排乘火车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再转乘汽车到延安。除通过招生外，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还直接介绍许多来访的进步青年包括不少烈士子女去延安学习。罗炳辉也介绍过一些烈士子女去延安或抗日前线。由武汉办事处介绍去延安的烈士子女主要有：曹渊烈士的儿子曹去屏，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罗亦农的女儿等；送往延安的还有钱亦石的儿子钱远镜，毛泽东的亲属杨辗，朱德的儿子朱奇，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林伯渠的女儿、儿子，徐特立的儿媳、外孙女等。据记载，仅在1938年5-8月期间，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而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赴西安的进步知识青年，即达880人。至今，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陈列室还保存着一些经罗炳辉亲手签字的批准表。罗炳辉在武汉期间，曾经协助周恩来做好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的出动工作。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是由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鄂豫边红军游击队，亦称豫南桐柏山红军游击队，是1936年初由鄂豫边区的共产党员张星江、王国华、周骏鸣等7人在信阳县吴家尖山组成的。至1937年初发展到130人左右，并扩建为鄂豫边红军游击大队。是年5月，国民党军出动重兵“清剿”鄂豫边区，至7月初，游击队锐减至59人。7月中旬，去延安参加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的周骏鸣回到鄂豫边区，带来了中央的指示，一方面，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合作抗日；另一方面，大力扩充抗日武装，随时准备粉碎国民党“围剿”的阴谋。并由周骏鸣任游击队长，王国华任政治指导员。接着，游击队在鄂豫皖红28军两次支援下，攻占了竹沟镇，发展到600余人，活动于泌阳、确山、桐柏、信阳、新野、唐河等县之间。9月下旬，鄂豫边红军游击大队公开打出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的旗帜，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部队得到迅速发展。从l0月开始，中共鄂豫边省委和独立团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进行多次谈判并击退顽固势力的进攻，至1938年1月上旬，终于实现鄂豫边区的停战、合作抗日的局面。
在极为复杂的形势下，1937年12月下旬，中共鄂豫边特委（原省委）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派代表张明河，经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与红28军领导人高敬亭一起赴武汉，向中共中央长江局汇报情况。12月29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召开临时联席会议，听取高敬亭、张明河等分别汇报红军长征后留在鄂豫皖、鄂豫边等地区红军坚持游击战争及党组织的情况。此后，周恩来向高敬亭宣布将鄂豫皖红28军编人新四军第4支队，高敬亭为司令员；向张明河宣布将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周恩来还介绍张明河去见新四军副军长项英。项英对部队工作作了指示，向第8团发放了电台、密码和经费等。张明河返回后，鄂豫边特委随即根据长江局的决定，于1938年1月将桐柏山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周骏鸣任团长，林恺任政治委员。改编前后，长江局陆续派遣朱茂绪、贺德斌、赵启民等20余名在主力红军任过营团职务的干部到第8团工作，以加强部队领导。2月中旬，第4支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正式宣布成立，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主任萧望东（3月因病调离，由戴季英接任），经理部主任吴先元。该支队由鄂豫皖红28军和鄂豫边桐柏山红军游击队合编而成，下辖第7、第8、第9团和手枪团，共3100余人。
第8团改编后，对于该部是否出动，即是否与第4支队支队部一起东进的问题，中共中央长江局曾进行了慎重考虑。关于第4支队东进问题，中共中央早有部署。还在1937年12月14日，毛泽东和当时正在延安的项英就致电叶挺：新四军长江以北高敬亭支队暂留江北，不必北开，以便在该地准备沿江游击。12月27日，周恩来、叶剑英就高敬亭部出动参战一事向毛泽东等致电报告： “该部出动津浦、平汉战区。”次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项英，指出：“高敬亭率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但须附电台并加强军政人员。”12月30日，毛泽东、张闻天等致电王明、周恩来、项英、秦邦宪、叶剑英，对新四军在长江南北的集结地域作了原则性的确定，其中再次指出：“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由于高敬亭不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不接受国民党单方面任何委任的指示并对上级领导怀有一定抵触情绪，1938年1月1日，长江局会议强调指出，对高敬亭“应更加紧耐心的教育和说服工作”，以期达到“能领导部队参加抗日战争的目的”。1月中旬，叶剑英亲赴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向高敬亭详细阐述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和部队东进的意义，做他的思想工作。但此时，中共中央长江局出于开展鄂豫游击战争的需要，曾考虑将第8团留在原地发展。1月14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在听取第8团政治委员林恺关于鄂豫边工作的汇报后，决定：第8团的行动由中共中央长江局参谋处指挥，开东作战时归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指挥；部队问题，最好能留原地发展，万一情况不允许，只能开一部分队伍参加作战，具体办法由参谋处及第8团首长依情况决定。2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接到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转蒋介石的电令，要新四军迅速到皖南歙县岩寺集中。军部除将此电令电告正在武汉的叶挺和正在赣南的项英外，考虑到各游击区驻地分散，通讯联系困难，路途遥远，遂通知第1、第2、第3支队到岩寺集中，第4支队到皖中舒城集中。随着形势的发展，及至2月20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重点讨论了关于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的行动问题，并明确指出：第8团目前原则上以巩固部队、争取出发到前线为中心。此后，长江局决定第8团随第4支队支队部一起东进。
按照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指示，2月下旬，已发展为1500多人的第8团，除留200余人在确山竹沟负责安全保卫和迸一步扩军外，部队全部集中到信阳县邢集镇进行军事整训，待命东进皖中。
2月底，罗炳辉受周恩来的委托，代表中共中央长江局，专程从武汉赶到邢集视察，传达长江局关于第8团东进的指示，欢送第8团开赴抗日前线，并带去经费5000元。
罗炳辉的到来，在第8团广大指战员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罗炳辉穿着旧灰布军装，腰扎皮带，佩着大号左轮手枪，打着绑腿，脚穿用麻筋和布条编成的草鞋，身材高大，腰板挺直，目光炯炯，英武威严，绝对是一个标准的红军将领形象。见到他，指战员们深为敬佩。团长周骏鸣更是早就知道罗炳辉的名字和事迹。因为罗炳辉作为工农红军的主要将领之一，曾率部直接参与了从反“围剿”到长征的许多重要军事行动，可谓战功赫赫，威名远扬。到后来，周骏鸣在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军委书记时，还读到过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他的描述，并看到过斯诺在延安窑洞前为他拍摄的照片。①罗炳辉此前也了解到一些关于第8团这支英雄部队的情况，对周骏鸣率部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所表现出的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非常赞赏。所以，当罗炳辉与周骏鸣等人刚一见面，便有一见如故、毫无拘束之感，欢快地说道：“在汉口整天与友党友军上层人物周旋，今天到了红军游击队，真是到了家哕！”②接着，他详细地询问了部队坚持桐柏山区斗争的经过和眼下的整训情况，向大家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和国共两党合作后部队整编的意义，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以及新形势下开展斗争的策略、方法。干部们听了以后，都感觉深受教益，倍加鼓舞。
到了开饭时间，罗炳辉谢绝了团里为他开的小灶，坚持与广大官兵一起吃大灶。他手端盛着青菜的大碗，蹲在操场上，一边吃一边与战士们聊天。战士们见他没有架子，说话风趣，都慢慢地围拢在他的周围。据周骏鸣后来回忆：“首次见到炳辉同志，与我以前所听到的和想象中的形象是完全吻合的，比斯诺书中收的照片还要高大一些，魁伟一些。”“我观察到，炳辉同志不但身材高大，他的手也大，脚也大，他的那双布袜子，一只能插得下小个子战士的两只脚。”
3月2日，第8团召开全团大会。罗炳辉在大会上讲了话，他操着浓重的云南口音，鼓励大家在东进皖中后要英勇杀敌，发动群众，抗击日寇，收复国土，解救沦陷区在水深火热之中受苦受难的同胞。他讲话不太长，但感情真挚，语音激昂，极有感召力。全体指战员听后，更加坚定了东进抗日的决心和信心。
大会结束以后，罗炳辉即返武汉，但第8团指战员所表现出来的纯朴性格、团结气氛和顽强作风，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3月8日，第8团在周骏鸣团长、林恺政委率领下，从邢集出发，经河南省商城、安徽省立煌县，于月底到达皖西霍山县流波疃与第4支队支队部会合。4月上旬，第4支队在高敬亭司令员率领下向皖中挺进。4月中旬，部队进入皖中敌后，展开于庐江、无为、舒城、桐城和巢县（今巢湖市居巢区）地区。5月12日，第4支队第9团在巢县东南蒋家河口成功伏击日军一部，首战告捷，由此揭开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游击战争的序幕。罗炳辉闻讯甚感振奋，同时也热切期待着第8团乃至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整个中国军队在对日作战中捷报频传。
此外，罗炳辉也参与了武汉地区敌后游击战争的准备与发动工作。徐州失守后，中共中央于5月22日指示长江局，要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基于游击队与游击区；应大批动员鄂豫皖3省的学生、失业工人、革命分子到自己家乡去，领导保卫家乡与反抗暴敌的游击战争。为落实中共中央的指示，罗炳辉曾协助长江局派出一些红军干部到农村去，在共产党所领导的群众组织中，训练干部开展游击战争的战术。后来日军占领武汉，这些受过军事训练的群众干部，都成为武汉周围抗日游击队的骨干。
8月，周恩来、叶剑英指示罗炳辉和长江局参谋处干部张爱萍一起到豫南调查，准备组织游击队，在大别山开展游击战争。罗炳辉、张爱萍到达信阳后，争取了原国民党军中校李应权以民团为基础组织的一支抗日武装。这支抗日武装后来编入新四军第5师。
罗炳辉在武汉期间，还常常以八路军代表的身份，积极参与开展以武汉为中心的国统区民众抗日救亡运动。
把千百万人民群众组织到抗日斗争中来，是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从根据地转向全国的主要任务之一。还在长江局成立以前，中共中央对抗日救亡运动就有一系列明确指示。如“共产党员应实际上成为各地救亡运动与救亡组织之发起人、宣传者、组织者”；打破国民党的“统制”与“包办”政策，是“我党目前开展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任务”。长江局认真贯彻了这些指示，使武汉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中心，并且形成了由中心向整个国统区辐射的局面。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3厅的成立（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出任第3厅厅长），更使许多群众活动得以公开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从而使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了。在这个过程中，罗炳辉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3月20日至4月7日，中国军队在山东台儿庄地区经过半个多月激战后，歼灭日军l万余人，特别是在最后4天发起的全线反攻中，歼灭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大部、第5师团坂本支队一部，迫使其余日军残部撤退，从而取得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4月7日，消息传到武汉，武汉三镇一片欢腾，抗战歌声、口号声、鞭炮声连续不断。周恩来、郭沫若临时决定，把定于当天下午举行的武汉各界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开幕大会和庆祝台儿庄大捷的大会结合起来，并在大会后举行火炬游行。这天，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敌将士代表团在汉口举行献旗典礼，军政各界很多单位都赶来。李克农代表周恩来、罗炳辉代表八路军参加了大会。罗炳辉在讲话中指出：“各民族慰劳大会的意义是非常伟大的，抗战以来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这是战胜日寇的象征！今天虽然胜利，但我们要更加紧团结而不能自骄。我们要把代表团的盛意带到前线指战员中去与民众们中去，让他们知道后方的力量是这样雄厚，认识抗日必定胜利。这样一定能增加他们的抗战力量和决心，更英勇的用热血头颅来争取中国独立自由！”罗炳辉的慷慨演说，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当晚，武汉三镇有近20万人参加了火炬游行。身材魁梧的罗炳辉全副戎装，引导着“第八路军”大旗，行进在武汉街头，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5月19日，中国空军远征日本本土，在长崎等地空投传单后，胜利返回武汉。5月22日，中共中央代表王明、周恩来，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吴玉章、罗炳辉，一起前往航空委员会政治部进行慰问。为了表示团结抗战的诚意，陈绍禹、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赠予锦旗，上绣“德威并用，智勇双全”；吴玉章、罗炳辉代表八路军赠予锦旗，上绣“气吞三岛，威震九州”。
5月下旬，以英国人柯尔曼为团长，包括加拿大人雷克南、英国人傅路德、美国人雅德（女）等4人组成的世界学联代表团到达武汉。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联合世界各国青年学生，加强同中国的联合以反抗日本侵略；调查日军侵华的种种暴行；考查中国青年抗战情况；号召世界青年支援中国抗战，维护世界和平。5月25日，周恩来、王明等在汉口中山路一江春餐厅举行招待茶会，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沈钧儒、邹韬奋、郭沫若等和各党派各团体代表出席，并有美、英、法、荷、比和苏联代表参加。次日，武汉各界在武昌公共体育场举行盛大的中国青年学生欢迎世界学联来华代表团大会，中共代表吴玉章、八路军代表罗炳辉等参加。罗炳辉为代表团题词：“中国是只狮子，前曾睡着，现在怒吼了！日本军阀这只野兽是在走到灭亡。中国抗战得到全世界爱护真理、正义的一切人民的援助，全国一心一意在争取最后的胜利。自力更生，同时也力求外援，民族解放的光辉是在面前闪烁着！”会后，世界学联代表团曾到战地实地考察，并到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1938年7月7日，为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支援前线抗战，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发起5天的献金活动，武汉地区掀起了群众性的献金热潮。当时，全市设有8座献金台，献金的人群从早到晚，踊跃而来。中共中央代表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代表到江汉关献金台，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捐款1000元。周恩来把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职务的一个月薪金240元全部献出，王明、秦邦宪、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等中共方面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各自献出一个月薪金350元。毛泽东从延安打来电报，献出他的参政员月薪。罗炳辉与其他中共中央长江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人员也纷纷献出一个月的津贴。八路军指战员则在“七七”这天素食，将全军省下的菜金l000元由武汉办事处代表八路军到献金台献出。这次献金运动持续5天时间，所献现金物品折价约合法币100万元，参加者包括工人、农民、店员、工商业者、官员、妇女儿童、人力车夫、说书艺人、僧人道士直至乞丐。《新华日报》称赞这次献金运动，其热烈情形“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为空前，恐怕在世界史上也少有”。它“是中国兴亡的重大测验！测验的结果如何？可以万分肯定地回答：中国绝不会亡！中国一定复兴！”
8月12日，《新华日报》为响应由武汉各界慰劳前线抗战将士委员会开展的做慰劳袋和写慰劳信运动，发表了题为《加紧三十万封慰劳信运动》的社论，指出：前线将士浴血杀敌，时时处在枪林弹雨之中、空袭炮击之境，为国忘家，为公忘私，为民族大义忘身，受到后方同胞不断的激励和慰问，会更加感觉到自己对民族国家所负义务之光荣，更加提高战斗热情和杀敌壮气。各界民众热烈响应，纷纷挥笔写信。8月19日，罗炳辉撰写了给抗敌前线将士的慰问信。在信中，他首先指出：“自日寇蛮横无理侵略我国领土，残暴地轰炸不设防的城市人民，惨无人道的奸淫掳杀，更增加了我民族抗敌情绪，坚定的认清了唯有从抗战中，求得我民族解放的道路。”接着，他热情地赞颂道：“将士们！你们一年余来，浴血在冰天雪地或烈日烘天的战线上，这种有寇无我、有我无寇的大无畏精神，处处予敌人重大的打击。尤其是，头可断，身可杀，而志不可屈、国不可亡的民族精神，更使敌人胆寒，更使他们明白他们自己的武士道，只不过是杀人的污气。”他坚信：“虽然日寇夺了我们不少城市，更大规模的向我武汉压迫，可是这绝不是敌人的胜利，因为我们知道，无论从国际上及日寇国内政治经济自身矛盾上考察，敌人是逐渐走向死亡的道路，我们是毫不惧怕，抗战到底，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确实运用全民的力量，在政治军事上大踏步前进。”他呼吁：“我们要真正实现抗战建国纲领，迅速完成军事工业，迅速训练技术精良的机械化部队，切实将日寇占领区域变成前线，把真正抗日游击队大量发展起来，有计划的来配合我主力坚守支点，达到我主力大量的运动战来消灭敌人，尤其是争取最后胜利。”最后，他充满激情地鼓励道：“亲爱的将士们！你们是我们民族的先锋，后方广大人民正在动员人力、财力，继续你们的战斗而奋进。亲爱的将士们！挺起胸来，尽量地杀吧！我们冲上前去把敌人赶出国土之外。对呵，我们把倭奴杀到鸭绿江边，用鸭绿江的水来洗清我战士们鏖战过的脸。啊！亲爱的前线杀敌将士们！愿你们珍重身体，努力杀敌！直到取得胜利，重整山河的时候，我们大家来痛饮一杯民族解放自由万岁的酒！”
此外，罗炳辉参加的重要活动还包括：5月8日，与叶剑英一起参加在汉口车站举行的追悼台儿庄战役中阵亡的国民党川军第122师师长王铭章的公祭仪式；6月8日，应邀出席蒙、藏、回族代表团举行的欢迎世界学联代表茶会；7月8日，与叶剑英等参加在汉口市区商会举行的抗日阵亡将士暨死难同胞追悼大会，祭奠先烈；9月9日，与董必武、叶剑英一起出席武汉各界拥护国际援华制日运动大会，并参加了5万民众举行的拥护国联援华制日集会游行。以武汉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对于教育千百万群众，唤起民众的抗战热情，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心，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罗炳辉在武汉期间，虽置身花花世界，却出淤泥而不染，始终保持了一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应有的本色及作风。
那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罗炳辉全家住的房间不大，摆设也格外简单，就是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1938年4月，因为工作需要，组织上发给罗炳辉夏季服装费20元。夫人张明秀用这笔钱给他做了2套深灰色卡叽布人民装，买了2件衬衣、l双皮鞋和1顶凉帽，但他很少穿，习惯穿旧军装。他每个月的津贴是5元钱，加上张明秀的3元津贴，勉强贴补家用。他保持着延安作风，保持着老红军的光荣传统，在客观上也是打“政治仗”。
这时期，罗炳辉无论是出席军政界上层会议，还是出席各种集会、宴会，总是一身旧灰布军装，打着绑腿，穿着布鞋或布筋草鞋，只有极少的特殊场合才穿便服。他的艰苦朴素作风，与国民党官场腐败、将骄官奢的腐朽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次，罗炳辉和张明秀一起出席一个军政界宴会，只见前来赴宴的国民党官员及其太太个个衣着华丽，男的西装革履，女的珠光宝气，唯有罗炳辉夫妇衣着俭朴。席间，一名国民党军官来到他面前，带着讥讽的口吻说：堂堂红军军团长、八路军的副参谋长，竟然穿得这么寒酸！罗炳辉淡然一笑，当面驳斥道：“如今是国难当头，沦陷区父老兄弟姐妹水深火热，前线将士缺衣少饷，我罗炳辉能穿这一身，够阔气的了。老兄，我们共产党可不兴吞兵饷、喝兵血啊！”①短短几句话，说得那人面红耳赤，也赢得了人们对共产党人的尊敬。
也有不少对共产党比较友好的人士到罗炳辉家中做客，看到他们家如此清贫，便善意地说：“你们生活太苦了，身边还有一个孩子（指罗镇涛），生活需要用钱。我们想大家筹集一笔钱或者买些东西送给你们。”对此，罗炳辉一概谢绝，分文不要，使友好人士十分感动。②滇军的旧友奉劝他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回到滇军部队，并说保证他不久就可以升官发财。罗炳辉理直气壮地说：你的话错了。我好不容易摆脱了国民党腐败的军队，参加了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大道，要我走回头路是不可能的。国民党当局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所以我要奉劝大家，应该考虑考虑你们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了。抗战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的，这个胜利是属于人民的。现在不应该是我回去，而是你们应该到我们这里来，和我们一起抗日。
面对国民党分子的恶意挑衅，罗炳辉则毫不客气，坚决回击。据罗炳辉夫人张明秀回忆，有一次在一个集会上，罗炳辉遇到一位国民党军军长。那位军长说：罗将军，在长征路上，我带的队伍跟你打过一仗，你打胜了，我打败了，但我不服气，到现在也不服。我的人比你的多，武器比你的好，指挥也没有失误。我建议我们各自带自己原来的部队，找个地方再打一仗，看看谁胜谁败。罗炳辉微微一笑，豪迈地说：败了就败了，有什么不服气的。再打一仗也可以，不过我可以断言，不管怎样打，你最终仍然是我的手下败将。只是现在是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我们还是携起手来，一起去打日本鬼子吧！那位国民党军军长听了面红耳赤，狼狈不堪。
罗炳辉视金钱如粪土，却把党性和原则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同年4月，张国焘以祭扫黄帝陵为名，擅自经西安来到汉口。4月11日，罗炳辉陪同王明、周恩来等到汉口大智门车站迎接坐国民党军用列车来的张国焘，一起劝他回党工作。此后，周恩来等又专门来到张国焘住的旅馆，希望他搬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住，并对他做了耐心的教育和争取工作。但张国焘不思悔改，乘机逃走。为了作最后的挽救，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办事处又派出干部四处寻找，把张国焘找回来。然而张国焘已决心叛党，再次逃走，并公开投靠国民党特务集团。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召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的决定。会上，周恩来要求大家在艰苦斗争的环境下，坚定革命立场，注意思想改造，永远忠于革命。当周恩来询问罗炳辉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时，罗炳辉当即明确表示：张国焘叛变革命，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绝不会有好下场；我们的党开除他的党籍，只会使党更纯洁、更伟大，不会损害我们党的光辉；对党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我表示完全拥护。
对于一些必要的工作应酬，罗炳辉虽然极不情愿，但只要参加，他就充分利用这种特殊场合，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驳斥在国内舆论中盛行的“亡国论”“速胜论”论调，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宴会桌上，他声如洪钟，谈笑风生，敢爱敢恨，襟怀坦荡，从而以自己的人格魅力，于不知不觉中广交了大批朋友，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影响。
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罗炳辉几乎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一有机会就会阅读一些政治理论和军事理论书籍。他喜欢的读物主要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苏联的《政治常识》，还有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以及《中国共产党章程》等。武汉的夏天，闷热有如火炉，旭就打着赤膊，坐在小板凳上，天天坚持学习，并且还要仔仔细细地加上批注，认认真真地记下笔记。遇到疑难，他就去请教住在隔壁的董必武。董必武也乐于跟他研讨。他在一幅题词中写道：“学习再学习，每日均要抽出时间来看书，如果不继续发奋努力，马上就会成为落后者。”
客观地说，罗炳辉在起初对于统战工作并不太适应，也为此觉得苦恼。但他认为，既然是工作就不能有丝毫含糊，不做便罢，做就做好，这就是他的风格。
1938年9月下旬，罗炳辉准备去延安参加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此时，武汉的形势日益紧张。自8月下旬，日军沿长江两岸大举西进。9月中下旬，马头镇要塞、田家镇要塞相继失守，武汉岌岌可危。罗炳辉本想把女儿罗镇涛和俞妈妈送往延安，但因交通不便，决定暂送俞妈妈回南昌，把女儿托付给即将撤往重庆的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黄洛峰，请他先带女儿到重庆暂避，然后待机转送延安。当买到船票后，他又担心途中遇到日军，便含着热泪对黄洛峰说：“我送您一支枪，若遇上日寇，您就开枪把她打死，千万不能落到日寇手中。”周恩来知道这件事后，认为这样走太危险，决定把小镇涛托付给一位民族资本家李岳嵩先生。那时，李岳嵩在武汉、重庆等处经商，与周恩来有着密切的联系。此人思想开明，为人正直，德高望重，曾积极向八路军、新四军提供物质上的帮助，还接济和保护过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罗炳辉对李先生很是放心。于是，细心的周恩来为此特地请了几桌客，当众将小镇涛托交给李岳嵩，请他带小镇涛乘法国飞机转赴重庆。临行前，罗炳辉把女儿紧紧地抱在怀中，叮嘱说：“你千万记住，你爸爸是无产阶级战士，是为了中国穷苦人不再受欺压，专打侵略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及地主资本家的。你是无产阶级的后代，长大了要继承无产阶级的事业。”
在从武汉去延安的路上，到处充满着战争的气氛，敌机的轰炸扫射不断，防空警报不时响起，加上从前线逃出来的难民、正在转运中的伤兵，因而许多地区显得秩序混乱，人们精神紧张，心情忧郁。罗炳辉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决心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为受苦受难的人民报仇雪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