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奔赴延安
长征虽然结束，但严重的敌情使罗炳辉来不及休息。1936年10月27日11时，罗炳辉率红32军于袁家河与胡宗南一部激战，然后北移。28日，红32军在海原以南60公里之红羊场与胡宗南部第1师接触，迟滞该敌前进。29日，国民党军3个师共9个团，抵达红羊场附近。罗炳辉毫不畏惧，率红32军奋勇抵抗。30日，红32军转移到红羊场西北的红井子迟滞敌人。
11月1日，鉴于长征后一直未得休整，红二方面军奉命开至海原和关桥堡之线，休整待命。在此前后，红32军撤销各师建制，部队编为第280、第282、第286团，由军直接指挥。
这时，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继续坚持反共的内战政策，调集国民党军5个军的兵力，从会宁至隆德一线，由南向北分4路向红军进攻，企图消灭红军于靖远、海原地区。为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决定集中主要兵力打击胡宗南的第1军。
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部署，红军主力向北撤退，由红32军担任总后卫，掩护主力部队。这时，蒋介石急令张学良部向红军追击。为了应付蒋介石，张学良一面派兵追赶，一面派代表与红32军联系，要红32军让路。红32军遂撤离豫旺堡，让张学良部通过。11月9日，红二方面军集结于李旺堡、叶家沟、牟家团庄一带，等待战机。11月II日，因“未得休息很疲劳”，至少“需两星期休息才能作战”，部队继续向毛居井以东至环县之间地区移动，以休息整理。
这时，蒋介石急于消灭红军，命令各部国民党军“猛进穷追”。其第1军孤军冒进，于11月14日兵分3路向豫旺县城方向进攻。这为红军歼灭该部创造了有利条件。根据上述敌情和前敌总指挥部的建议，军委决定红军主力迅速向山城堡地区集结，准备打击国民党军第1军。11月19日，罗炳辉率领还未来得及休整的红32军转移至山城堡和洪德城之间的水头堡，担负策应各方和迟滞东北军的任务。
战前的一天，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来到红32军，罗炳辉把团以上干部一一向他作了介绍。彭德怀爽快地说：“罗胖子有办法呀，很能打仗，既懂战术，又懂技术，举枪能打鸟，技术还不高吗？他对部队要求很严，积极寻找战机，主动灵活，力求每战必胜。九军团在长征中担负了掩护红军主力北上的繁重任务，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好。特别九军团独立行动那一段，对指战员更是一场严峻考验，这与罗胖子的直接指挥是分不开的！望大家再接再厉，迎接新的战斗任务。”接着，彭德怀分析形势，说明了打山城堡战斗的意图和意义：“蒋介石要东北军打红军，而东北军仇恨日寇，不想内战，但蒋介石有令，不得不打。我军必须打胜这一仗，显示军威，再争取团结抗日力量。”随后，他向红32军交代了打敌人侧翼的战斗任务。
前敌总指挥的赞誉和部署，使罗炳辉和红32军的指战员受到莫大鼓舞，坚决表示有决心打个漂亮仗。罗炳辉强调：“既要英勇作战，又要注意政策，因为东北军与蒋系军有矛盾，在战场上要多争取东北军官兵。”
战前，罗炳辉亲自带着侦察科的人员到部队埋伏的山城堡南部山地察看。见一个连队埋伏在山坡后面，山坡上有3棵大松树，罗炳辉纠正说：“埋伏在这里，影响冲锋，火力也会被树挡住，不如到山坡前的草丛里埋伏更有利。”见指战员们斗志十分旺盛，他满意地说：“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有毛主席领导，有一往无前的红军战士，这一仗一定能胜利。”
11月21日，红军3个方面军在彭德怀的统一指挥下，协同作战，对山城堡之敌发起全面攻击。战斗一打响，罗炳辉即令第280团抄近路截断敌人退路，同时又亲率第282、第286团向敌人压过去。当面之敌抵挡不住，拼命向西突围。擒贼擒王，罗炳辉举枪击毙了国民党军指挥突围的指挥官，敌突围部队顿时树倒猢狲散，纷纷后退。罗炳辉要过一个战士的机枪，向敌人猛烈扫射。前面的敌人一排排倒下，后面的敌人转身要逃。罗炳辉立即率部冲进敌群，与敌人展开肉搏战。经过激战，红32军和兄弟部队一起，胜利围歼国民党军胡宗南第1军第78师1个多旅，并活捉敌师长丁德隆。仅红32军即歼敌1000多人，俘敌数百名。经过教育后，俘虏们多数参加了红军。山城堡战役，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对陕甘宁苏区的进攻，大振了红军军威，改变了红军的被动局面，对于增强红军内部团结，巩固与发展同东北军、西北军的统一战线，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
11月23日，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山城堡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山城堡战役。罗炳辉前往参加了会议。24日后，红32军开至山城堡、俞家湾子地域休息整理，同时防备敌人再次向山城堡前进，并向甜水堡游击迷惑敌人。
12月7日，罗炳辉致电贺龙，并转毛泽东及军委，认为自己“参加红军八年，在党的生活、政治理论均弱。如突遇事变，分析易模糊，在过去与现在，深感痛苦”；迫切要求能给他一段时间进行政治学习，“参加党各种会议，专看文件，旁听红大③，把脑子整理一下，回到前方工作”。
正当罗炳辉等待军委批示的时候，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12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的感召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国民党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和第17路军领导人杨虎城在西安扣押蒋介石，实行“兵谏”，并向全国发表了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
罗炳辉、袁任远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时，已是深夜，他们立即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这个好消息。干部们回去后，又在连队进行传达。大家高兴极了，高呼口号，把驻地群众也吵醒了。群众得知后，兴奋得与战士们一起唱歌、拥抱，共同庆祝胜利，通宵未眠。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南京政府在维护“国统”、讨伐“叛逆”的旗号下，任命亲日派头目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调动大批军队进逼西安，企图扩大内战。为应对一触即发的内战危机，12月14日，红32军奉命移至保牛堡及其以西，逼近侦察甜水堡之敌，准备在该敌退却时，相机尾追。
这时，胡宗南一看形势不好，遂经海原、同原、西吉、静宁等县，向宝鸡撤退。12月16日，中革军委主席团以罗炳辉为司令员、宋任穷为政治委员，率红32、红28军以及第81师、骑兵第4团组成西方部队，“追击胡敌，随敌所向，尾之不舍”。此后，为协同东北军、第17路军迎击“讨逆军”的进攻，军委主席团于12月23日12时命令红32军、红28军、骑兵第1团组成追击军，以罗炳辉为司令员，宋时轮为副司令员，宋任穷为政治委员，“第一步集中大水坑地域”，第二步依胡宗南部、曾万钟部南进情形，“积极动作于其侧后，并相机消灭其一部”。25日，宋任穷到达红32军，成为罗炳辉的搭档。
12月25日，国民党军毛炳文部已到会宁，曾万钟部到打拉池，并继续向会宁前进，胡宗南部向同心城、李旺堡集中。26日，为配合东北军，罗炳辉、宋任穷率追击军出动。当日16时，红32军占领惠安堡，并继续猛进，尾追胡宗南部主力。
这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但是，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即扣留张学良，并调集部队，重新进逼西安。
面对新出现的情况，1937年1月3日，军委主席团电令罗炳辉、宋任穷：“追击军仍受军委指挥”，向豫旺堡开进，然后再向黑城镇、固原附近开进，处于胡宗南第1师、孔令恂第97师、周祥初第43师、关麟征第25师的侧面，以配合东北军王以哲部。4日，追击军向豫旺堡开进，进至豫旺县、豫旺堡及其以西之线，以一部从侧面与胡、关、周、孔各师保持接触，但不与其冲突。此后，胡、孔、周、关各师仍在同心城、黑城镇、海原之线，有由海原向天水之势。罗炳辉随即以每天35公里左右行程向固原附近前进，并随后停止于庙儿掌东南30公里之张家山、二道城之线集结待机。该地距固原、黑城镇均75公里，距同心城130公里。同时，罗炳辉派人到固原与王以哲部联络。
1月31日，为协同东北军钳制胡宗南部东进，罗炳辉奉军委之命，率部向平凉开进。2月1日晚，追击军全部到达距平凉20公里之高寨子、赵家湾、邓头塞之线宿营。2月2日12时，追击军继续进到平凉东北地域，与东北军第67军第117师师长吴克仁取得联络。
此后，在中共中央的努力和争取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得以保持，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这种形势下，追击军的任务即告完成。①执行追击任务以来，罗炳辉根据中央命令，率追击军追而不击，主要防范胡宗南对东北军和第17路军的进攻，保证了西线对敌的稳定，巩固了和东北军等友军的抗日统一战线，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追击军向沿途群众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群众投入抗日救亡。
2月6日，胡宗南第1师2个团进到华亭南之赤延镇，另一个团进到下关，与东北军的骑兵第3师第9团发生冲突。罗炳辉得知后，立即致信胡宗南部队，告之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希望罢兵。但未见复信。
在此期间，东北军下级干部抗日情绪颇高，特别亲近红军，甚至要求当红军，而团以上干部与红军关系虽好，但害怕群众接近红军，受红军影响。2月中旬，罗炳辉、宋任穷所部给养发生困难，并与友军发生了一些小问题。19日，罗炳辉到平凉与吴克仁等东北军将领会面，解释了双方出现的问题，表明了红军的态度，取得比较满意的结果，促进了红军与东北军的团结。
为解决给养困难，2月20日晚，罗炳辉率领红32军直属队和2个团到达灵台之什字镇，开始在这一带工作；而袁任远则率红32军另一个团于21日赶到灵台城区工作。与此同时，宋任穷、宋时轮率红28军到崇信、豫旺（今同心）工作，骑兵团在良元镇、赤城镇之线工作。
红32军在灵台，一方面继续监视敌人的行动，一方面休整，做群众工作，宣传抗日救国。灵台位于甘肃的南端，属张学良、杨虎城的防区。在这里，罗炳辉、袁任远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灵台县长比较开明，帮助红32军筹集粮食，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各部队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对新区的政策，不打土豪，不征资财，尊重各地原有的地方政权，保持严整的军容风纪，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密切同人民的关系，得到当地政府和乡绅的支持、好评。
这时，由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的西路军，已进到甘州以西、临泽以南的倪家营子地区，受到严重损失，并继续受到国民党军优势骑兵的不断围攻袭击，处境日益困难。中共中央和军委虽一直关注着西路军的安危，曾试图通过谈判以谋求解决西路军的困境，但这些努力均未达到目的。2月27日，中共中央和军委决定，组织援西军，西进救援西路军。援西军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以第4、第31、第32军以及红一方面军之第28军和骑兵第1团组成，除罗炳辉、宋任穷所部，即开镇原待命。
3月5日，为造船渡河，毛泽东特派庆阳船工队开赴镇原，交由罗炳辉指挥，并指示罗炳辉率所部即由镇原开青石咀待命，骑兵第1团留镇原等候船工队。3月7日，红32军、红28军和骑兵第1团奉命组成援西军第1梯队兵团，归罗炳辉、袁任远指挥，进至距青石咀10多公里的地域集结待命，准备西进。
3月13日，援西军进到镇原、固原以南地区时，西路军已经失败，遂奉命就地停止待命。自3月中旬起，援西军即派出多批人员分赴西兰公路直至黄河沿岸，迎接、寻找西路军零散人员东返。其间，救出了许许多多西路军零散人员，使他们安全地到达延安，重新投入到党中央温暖的怀抱。
此后，罗炳辉率红32军移驻陕西省富平县流曲镇，转入休整训练。4月底，红32军返回富平县庄里镇北部的十八坊，回归红二方面军建制，并进行休整。休整期间，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关向应、副总指挥萧克、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参谋长周士第亲切接见了罗炳辉，并举行了会餐，以示慰问。这次会餐，正赶上“五一”节，更增添了热烈的气氛。
一天，贺龙到红32军了解情况，见到罗炳辉后，笑着问旁边的刘昂：“你看，我与你们军长哪个年岁大？”
“差不多。”刘昂瞅瞅贺龙，试探着回答。
“我比罗胖子大一岁。”贺龙微笑着解释，“你们32军长征巾在川西北冤枉多跑了一年，罗军长与你们一样，折磨够大的了，所以从表面看，你们军长显得比我老。斗争复杂，也难为他了。好在你们罗军长身经百战，指挥有方，能把32军带出来，很不简单哪！罗军长他人好，耿直豪爽，是一位声名显赫的战将，一位难得的军事指挥员。”在一片活跃的气氛中，贺龙讲起了形势：“由于广大东北军和西北军官兵不愿打内战，要抗日，爆发了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扣留了，中央派出代表团与蒋介石谈判，要搞国共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你们现在要搞好军民关系。”
贺龙的赞誉和指示，使罗炳辉和红32军的指战员们热血沸腾。罗炳辉坚定地说：“我党我军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共同抗日，这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现在，新的任务摆到了我们面前，我们要随时准备着开赴抗日前线。”
不久，罗炳辉被指派参加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第2期学习，被分配到第2大队。早在长征结束时，罗炳辉即向中央提出了学习的愿望，这时终于实现了。他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生死与共的战友们，意气风发地奔赴延安。一路上，所见所闻，如同中央苏区，倍感亲切：街头巷尾，窑里洞外，到处张贴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抗日救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等标语；田间劳作的群众笑容满面地向他招手致意；儿童团员扛着红缨枪在路口站岗放哨。看到这些生机勃勃的景象，罗炳辉深切地感到，终于回家了！
罗炳辉到延安的时候，抗大第2期已于3月2日正式开学了。在新的斗争形势面前，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抗大的发展，许多领导人都参与了教学，成为抗大最重要和最好的“教员”。毛泽东讲授《辩证唯物论》，朱德讲授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董必武讲中国现代革命史，张闻天讲中国革命问题，博古讲马列主义基础知识。此外，罗炳辉、肖劲光等红军将领讲授游击战术。
作为学员，一直征战于沙场的罗炳辉十分珍视这一来之不易的机会，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知识。他经验丰富，很会听课，学习、讨论发言很积极，理解力强。由于文化基础较低，专门有几个人辅导他的文化课，而他则辅导其他学员的军事课。学习中，罗炳辉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向别人请教，无论对方年长年幼、职务高低，他的态度都极为虚心。他总说：“学问、学问，要学就得问，不懂装懂是不会真正学到东西的。”生活中，罗炳辉艰苦朴素，一点架子也没有，他公开讲：“我是一个老粗，不识得几个字。”这使人感觉很容易接近。经过学习，他深刻领会着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加坚定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提高了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增强了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辨别能力。同时，作为游击战术课的教员，他认真总结自己多年来的作战经验，毫不保留地讲授给学员，深得学员们的喜爱。
学习期间，罗炳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久别重逢，格外激动。罗炳辉与何长工分别向中央领导人汇报了红9军团的情况，对于在左路军不能阻止张国焘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对何长工讲：“一、你们是全军的总后卫，张国焘一再命令你们筹粮待命，不准[北]进是错误的，但责任不在你们。后来回来了，九军团保存下来了，结果还是好的。二、你们组织了秘密收容队，收容和保护了一些同志，这是一功。”毛泽东强调：“有关南下问题不怪你，也不怪罗炳辉同志，你们算老几？这是张国焘搞的鬼嘛！不要背包袱。”周恩来也找何长工谈话，指出：“跟着张国焘南下，这不能怪你和罗炳辉同志。张国焘要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实现他篡党篡军的个人野心，你们有什么办法？张国焘是总政委，你们不跟他走是要被杀头的呀！”党的七大时，毛泽东又对何长工说：“你和罗炳辉同志在张国焘路线上不负责任，应由张国焘本人负责。”
然而，尽管中央领导人已有结论，但罗炳辉在学习期间还是因为张国焘问题遇到了一些麻烦。此前的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清算了张国焘的错误，同时特别强调：“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同志负最主要的责任。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但是，在贯彻会议精神的过程中，一些人不能正确理解会议精神，硬说罗炳辉是“张国焘路线上的人”，对他进行批判斗争，提出要给予他降职、撤职甚至开除党籍的处分。对党一贯忠诚、忠厚耿直的罗炳辉难以忍受这种冤枉和侮辱，带着怒气，直接给中共中央写信，申诉情况。中共中央随即指示抗大，要正确对待罗炳辉。毛泽东还亲笔给罗炳辉写了长信，并派刘少奇带着信去做罗炳辉的工作，安慰他，要他正确对待群众意见，注意保重身体。据罗炳辉的女儿罗镇涛回忆：毛泽东的信首先充分肯定了罗炳辉入党和吉安起义后在红军中的功绩，认为他对党对人民是一贯忠诚的，为党为人民立了功劳，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党中央相信他是个好同志，并重视他的作用。中央任命罗炳辉为援西军负责人之一，去救援西路军，就证明中央对他的信任。长征中，罗炳辉所部收容了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和掉队的伤病员，减少了损失，筹粮筹款欢迎红2、红6军团北上是有功劳的。张国焘的问题与他无关，由张国焘自己负责。南下是张国焘搞的鬼，不是罗炳辉他们的错误，作为军人只有服从命令，怎么会要罗炳辉负责呢？如果说罗炳辉有什么错误的话，那就是马列主义水平不够高，没有及时识破张国焘的叛党阴谋。所以，希望他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联系实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自我提高，准备接受党中央赋予的新任务，并注意身体健康，争取为党为人民做出更大贡献。
罗炳辉流着热泪读完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育。他感谢党中央、毛泽东的理解和信任，也马上解开了思想疙瘩，放下了思想包袱。此后，他对一些人的过激言辞，不再放在心上，努力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为奔赴新的战场做着准备。
对于毛泽东的长信，罗炳辉十分珍惜，一直压在随行的铁皮箱底。1946年初，已经病重的罗炳辉把信取出来，对女儿罗镇涛说：“这是毛主席亲笔写给我的一封长信，它比我的生命还重要，因为这封信证明我参加革命后，对党对人民是一贯忠诚的，对长征中按张国焘命令随左路军南下，毛主席在信中也肯定说我不负责任，但我自己要汲取深刻教训。”他特别嘱咐镇涛，要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这封信，把它和铁皮箱内的其他宝贵资料保存好，以教育后代。可惜的是，由于解放战争很快爆发，罗镇涛和张明秀不得不把铁皮箱埋进深山，等解放后去找时却再也找不到了，成了历史的遗憾。
参加红军后的征战历程，是罗炳辉一生的辉煌时期，也是他经历磨难和考验最多的时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1944年9月30日，罗炳辉在日记中深刻总结道：“十余年来的史无前例的残酷战争，尤其我之所遇的处境更加的艰难、太多的危险，今日回忆起来惊心动魄，在我深深的记忆中，为党、为革命、为劳动大众，屈指算来经历了十三年的战争生活，爬雪山过草地，孤军单行，还冤枉多绕走了一年，可是愈困难、愈危险的时候，愈觉得有办法、愈痛快，更坚定这样才算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天职和本份的信念，革命战争十三年以来，我一分钟也未松懈，坚决地赤诚忠心地愿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我革命的责任心是高于一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