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冤枉多绕走了一年”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师，粉碎了国民党军各个消灭红军的图谋，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10余万主力红军聚集在一起，为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开创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而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快侵华步伐，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日益高涨的形势，也要求中共中央正确制定新的战略方针，以推动局势朝着有利于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方向继续发展。中共中央认真分析全国形势的变化和红军所处的环境后认为，川西和川西北地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稀少，经济落后，难以支持红军大部队的生存发展，政治上难以影响全国。因此决定，放弃原来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三省建立根据地，开创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然而，张国焘却不赞成这一正确方针，主张红军应集中主力占领青海、新疆，或南下川康边。
为统一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集中红军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会上，张国焘也表示赞成中央的意见。据此，中革军委于29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决心集中两支红军的主力，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
松潘扼川北出甘南的要道，红军如占领这个地区，可直出甘南，迅速北上。7月16日，红军一部攻占松潘以西的毛儿盖；中央红军第3、第5、第9军团也进至黑水、党坝地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进至芦花地区。此时，胡宗南部还未完成集结。然而，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后却以统一指挥未解决为南，多次向中共中央伸手要权，并故意延宕红军的北上行动。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延宕，至7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岷江和黑水河两岸地区停滞达20余天。
在此期间，罗炳辉、何长工率红9军团为全军后卫，坚决贯彻军委指示，积极执行北上方针。7月6日，红9军团活动于党坝地区筹粮。7日，中革军委命令罗炳辉、何长工，继续在党坝、马尔康地域尽力筹粮，并进行争取藏民工作，以造成红军游击区域。同时，为确实联络红四方面军第81团，军委要求罗炳辉、何长工在绥靖对岸上下游搜索通东岸到崇化的道路。8日，罗炳辉、何长工派人到绥靖东岸侦察，只见藏兵约200人，在西岸向红军打土炮，未见红四方面军部队，而且河宽无船，只好派队向崇化联络第81团。与此同时，罗炳辉、何长工及时将这一情况向军委作了汇报，使军委能及时了解红四方面军部队行动情况，敦促张国焘迅速北上。
7月15日18时，中革军委命令红9军团固守卓克基、马尔康、松岗地域，并开辟经大藏寺草地的北进道路。16日，罗炳辉、何长工率红9军团主力开往上述地域，在当地争取藏民，筹足15天存粮，并尽量收集羊毛牛皮，制成被服皮鞋，准备必要时经草地北进。
刚到松岗等地，这里的藏民受国民党的恐吓和欺骗，都躲到山上和外地去了。一时间，红军所到的村庄空空如也。为此，罗炳辉规定：①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②爱护藏民同胞的一草一木；在藏族同胞没有回家之前，不准进他们的屋子。根据这些规定，除军团部占了一间牛屎房办公外，各部都在野外露营，一边休整，一边等待藏族同胞回村。
7月18日，反动土司聚集千人进犯马尔康寺、卓克基，威胁红军后方。19日，罗炳辉、何长工迅速集结主力痛击进犯马尔康之敌，以小部固守卓克基后方要点，保障了北上主力的后方安全。
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组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同时，中央红军第1、第3、第5、第9军团依次改为第1、第3、第5、第32军。第32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黄火青。
7月21日前后，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以补救因张国焘的延宕而使《松潘战役计划》出现的“先遣部队与后续部队相隔过远，各方面的配合亦尚未完全协调”的缺陷，决定将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混编为5个纵队和1个支队，以继续北进，夺取松潘。罗炳辉所率第32军与第9、第5军及第262团，共计9个团，组成第4纵队，为向阿坝前进的左支队，倪志亮任司令员、周纯全任政委，限27日止，以主力集中马尔康寺、卓克基地域。
7月28日，罗炳辉、何长工率红32军主力集结于松岗一带。8月1日，红32军所在的第4纵队与第5纵队合为第2纵队。
战机稍纵即逝。此时，由于张国焘的延宕，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主力已在松潘地区完成集结，薛岳部也正向胡宗南部靠拢，红军丧失了夺取松潘的有利战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不得不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红军改经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草地北上。
8月3日，红军总司令部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决定红军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洮河流域，形成在甘南发展之势。计划规定：罗炳辉、何长工所率第32军，与中央红军第5军，红四方面军第9、第31、第33军，编为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卓克基，打通到大藏寺、查理寺、阿坝道路，向北探进；中央红军第1军和红四方面军第30军，编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竹勋坝向班佑、阿西北进；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10、第11师和第35团，为钳制部队，掩护左右两路军北进；中央红军第3军和第269、第29团，为总预备队，策应各方。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自从7月18日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后，他就立刻下令收缴、调换了各军团的电报密码本。红32军被编人左路军后，罗炳辉与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被彻底切断了。8月4 -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再次强调了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极端重要意义，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维护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团结。此后，根据会议决定，中央红军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
8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调整了北进路线，认为“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并特别要求红5军、红32军迅速向毛儿盖开进。但张国焘对此置若罔闻，当天即坚持以左路军先头部队从卓克基出发向阿坝地区前进。8月20日，左路军先头部队到达阿坝地区，但张国焘在刚刚进入草地后，即以葛曲河涨水为由令部队停滞不前。月底前，右路军全部到达班佑、巴西地区，31日攻占包座，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和徐向前、陈昌浩曾数次致电张国焘，陈明利害，催促其率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在这种情况下，直到8月30日，张国焘才以朱德、张国焘名义致电倪志亮、周纯全，指出“左路军以集中班佑与右路军靠拢北进之目的”，作出向右路军靠拢的姿态，但却命令红32军“开一营或两营到党坝接七十六团防”，“准备九月六日全部集中松岗，九日大藏寺，十二日集中查理寺”，13日再由查理寺出发。实际上，此时的红32军已在松岗一带，随时可以出发，这样的规定显然是张国焘在故意延宕红32军的行动，为他的南下计划做准备。
果然，即使这样的命令也未给罗炳辉执行的机会。张国焘随即于9月3日复电中共中央，公开反对北上方针，要求已过草地的红军返回南下，进击松潘之敌。9月5日，张国焘命令当时尚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第2纵队停止北上，“巩固现地”，“筹粮待命”，其中罗炳辉所率第32军主力屯松岗，一部出屯党坝及卓木碉，抓稳粮源，并各向当前游击。
9月8日，张国焘电令徐向前、陈昌浩，命令“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同时，电令左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他们转令军委纵队移至马尔康待命，并欲将其扣留。9日，张国焘电令前敌总指挥部主要领导，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为贯彻既定的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共中央于10日凌晨率领红l、红3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错误的根源和实质，是由于对目前革命形势的高涨估计不足和军阀主义倾向，号召“红四方面军中的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但是，为了争取张国焘率部北上，中共中央当时没有向全党公布这一决定。
9月中旬，已进入草地的左路军先头部队和右路军中的第30、第4、第5军等部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地区南返，再次穿越自然环境极为恶劣的草地。9月下旬，南下红军终于走出草地，分别集结于马塘、松岗、党坝一带。
至此，罗炳辉率红32军在松岗停滞已近2个月。对于张国焘与中央南下和北上的争论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此时的罗炳辉并不知晓多少详情，他隐约觉得上面关于红军的行动方针发生了分歧，但又不十分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只是觉得总这样耽搁下去，对红军绝对是不利的。见到红四方面军纷纷返回，他更是疑惑。作为一个指挥员，他对部队转而南下很有意见。他同何长工发牢骚：“草地都快走完了为什么又要向后转？这意味着什么？”他无法解释这一突如其来的复杂情况，也不知道下一步要去向哪里？前途如何？他所能做的，就是先带好队伍。军人要服从命令，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和整个左路军都被迫南下了，红32军还能例外么？
对此，何长工回忆道：“因为我们电台已调换，隔绝了与中央的直接联系，在这处境困难之际，我们再三考虑，我们军团不能在大分裂后再来个小分裂，出其无奈，被迫只好违反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饮恨随张国焘南下，向天全、芦山、名山一带进军。”
在松岗，罗炳辉还遇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危险。一次，行军途中不知从哪打来一枪，把罗炳辉骑的骡子的嘴打穿了，再靠上一点他就中弹了。可罗炳辉却若无其事，镇定异常。
张国焘知道，如果他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暴露，必定会遭到全党全军的一致反对。为了混淆视听，欺骗和蒙蔽群众，他积极在部队中公开散布对中共中央的不满，甚至恶意攻击中共中央。与此同时，张国焘和他的追随者也不断对朱德和刘伯承等施加压力，甚至谩骂朱德是“老糊涂”“老顽固”“老右倾”，企图逼使朱德等人表态反对中央。为了排除异己，张国焘对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干部，以降职、撤职、调离等手段加以排挤打击，并把拥护他的人安插在重要领导岗位。
受到张国焘排挤的朱德，经常住在红32军，他信得过红32军。罗炳辉亲自给总司令布置警卫，屯房子，送吃的，还送马给总司令。张国焘排挤朱德，收了他的枪，罗炳辉马上送给了总司令一支枪。朱德向罗炳辉等人介绍了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嘱咐他们要坚定信心，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安心工作，不要做过火的冒险行动，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同时保持和加强红军内部的团结。听完总司令的介绍，罗炳辉坚定地说：“大家一定要顾全大局，增强团结，受委屈也不要紧，我们终归要回到毛主席身边，跟着毛主席走正确道路。”
一天，张国焘派人来到松岗，在一个喇嘛庙里召集连以上干部传达他的所谓“指示”，说什么毛泽东、周恩来带红军“逃跑”了。红32军指战员听了非常反感。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宣传部长王透、第3营教导员姜启化等人非常愤慨，当场站起来批驳说：“党中央、周副主席根据会议决定率领右路军北上抗日，是正大光明的，怎么叫做‘逃跑’？这究竟要干什么？”此后，黄火青、姜启化、王透等都被张国焘调走了。百丈战斗后，王透被张国焘以“贻误军机”的罪名送交军事法庭，受尽种种刑罚后含冤去世。在这艰难曲折的时刻，罗炳辉同大家一样，心情沉重，但他只能忍耐着，因为他要紧紧地把指战员们团结在一起，保存这支革命队伍。对此，赵镕回忆道：“九军团是中央分给左路军的，如果罗炳辉当时就反张，九军团就可能全军覆没。”
不久，张国焘以总部的名义调走了红32军的一些干部。不到一星期，他又派人送来一份调令，上面列有红32军的大批干部。罗炳辉拿着调令，冷笑一声：“他这一手真毒辣呀！把我们的干部、骨干一批批调走，再派进一些执行他那条路线的人，岂不是要把我们这支部队搞垮！不给他，把调令退回去。”他立即召开党委会讨论这件事。与会人员都同意罗炳辉的看法，认为这是张国焘妄图分化、控制红32军的阴谋，必须坚决抵制。
果然，事隔不久，张国焘派来一批“政工干部”和“军事教员”。罗炳辉按照朱德的指示，坚信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党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主动接纳了他们。开始，有些“军事教员”态度粗暴，甚至打人、骂人，往战士的脸上吐口水。但红32军的战士们严格执行纪律，做到挨骂不还嘴、挨打不还手、他吐口水我抹掉……罗炳辉更是注意用中央的正确路线教育派来的人，以身作则，还特别爱护和关心他们。“政工干部”和“军事教员”们耳闻目睹这许多事实，受到很大教育，十分感动。
一次，一个姓王的“军事教员”发高烧，罗炳辉亲自送他去医院，并动员不少指战员甚至挨过王教员骂的指战员，主动到医院探望，感动得王教员热泪盈眶，主动承认自己以前的错误。王教员出院回到部队后，和红32军的指战员相处得很好，不仅主动协助红32军弄到不少药品、粮食，而且还经常回到红四方面军原部队，宣传在红32军的所见所闻，收到很好的效果。①
对于总想削弱红32军的张国焘，罗炳辉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南下途中，张国焘把红32军放在后面，命令红32军在一个要道上守3天。罗炳辉虽然也执行命令，但他深知张国焘的险恶用心。他对大家说：“上级命令我们在此守三天，我们一定守住。我军在江西和长征以来从没有拉过稀，要发扬我们百折不挠的精神，万众一心，消灭敌人，守住阵地，保存自己。”②在罗炳辉的灵活指挥下，红32军坚守阵地3天，既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又保存了自己。
随着红军的南下，张国焘的政治野心也在急剧膨胀。由他自己取代中共中央，成为党和红军最高领导者的欲火，已经把他烧得不顾一切了。10月5日，张国焘在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脚木足）宣布另立“中央”，公然走上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道路。
10月7日，张国焘为贯彻其错误的南下方针，打开通往天全、芦山的道路，实现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发布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其中规定红32军与第4军、第30军、第27师编成左纵队，攻取崇化、懋功。绥崇丹懋地区，到处是高山绝壁和峡谷急流，易守难攻。南下红军又两过草地，消耗很大，未及休整。经过15天的艰苦作战，南下红军共计击溃川军刘文辉、杨森等部6个旅，毙俘3000余人，占领懋功、丹巴两县城及懋功所属之绥靖、崇化、抚边3屯和达维、日隆关等要镇。南下初战，红军取胜，并不能证明张国焘南下主张的正确。此役之所以取得胜利，主要有3个因素：一是红军突然南返，国民党军来不及调动更多兵力进行防堵；二是当面防守的川军虽凭险据守，但供应困难，战斗力不强，且屡遭红军打击，士气不高，斗志低落；三是红军广大指战员在两过草地、减员很大、未得休整的不利情况下，仍能克服困难，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和迅速果敢的行动，夜袭夜摸，大胆迂回，浴血奋战。
尽管如此，作战的胜利却足以冲昏张国焘的头脑了。然而，让张国焘始料不及的是，暂时胜利的背后正隐藏着祸端，南下的战略性错误很快让红军付出了沉重代价，也最终把他的“志得意满”击了个粉碎。
10月22日，张国焘发布《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计划》。规定南下红军攻取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等地，以建立根据地。为此，罗炳辉率第32军编入右纵队，“经汉牛取金汤向芦[泸]定、汉源、荥经及峨眉方面活动，以利雅河左岸主力的进展”。
10月24日，南下红军各部以迅猛之势，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沿陡峭的山路疾进。由于红四方面军一些人被张国焘蒙骗，骂中央和中央红军“逃跑”，还骂红32军是右倾机会主义。红32军的团长肖兴怀忍无可忍，在再次翻越夹金山时带部队与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发生了冲突。事发后，肖兴怀知道惹翻了张国焘，担心被张杀害，就去找朱德和徐向前，要求调离。他们让他赶快回到军部。见到肖兴怀，罗炳辉狠狠批评他莽撞，说：“怎么能自己打自己！忍受一下就过去了嘛。在这危急关头，需要的是团结，是大局，敌人恨不得一口把我们吞掉，我们再搞内讧，岂不正合敌人之意吗？”为了保护肖兴怀，罗炳辉让他写了检讨，降为营长，风波平息后又当了团长。翻越夹金山后，罗炳辉率红32军随右纵队沿大渡河、金汤河南下，首先攻占了国民党西康设治局金汤镇，继向天全发起进攻。至11月12日，南下红军连克宝兴、芦山、天全3座县城，毙伤俘敌l万余人，击落敌机1架，占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懋功以南的川康边广大地区。红军战若雷霆，势如破竹，使刘湘阻止红军于天全、芦山以西的计划破产，惊呼“南路紧急，匪军大股有直趋成都之势”。为解危局，刘湘急调其主力王缵绪、唐式遵、范绍增等部及李家钰部，星夜赶赴名山及其东北的夹民关、太和场、石碑岗地区，会同原来的守军共80余团的兵力，对红军严密防堵。
面对国民党军重兵防堵，红军计划从名（山）邛（崃）大道上实施夜袭突破，完全切断两县城之间的联系，进而围攻名山，吸引邛崃方面的援敌，相机发展攻势，打到岷江西岸，控制青衣江以北、岷江以西、邛崃以南的三角地带。11月14日，红军进占太和场、朱家场，随即抢占夹关。16日，攻占名邛大道上的重镇百丈。随后，又相继占领黑竹关、治安场、王店子等地。
此时，如再向东打，红军即将进入人粮极丰的川西平原。但是，这时的战场态势对红军已十分不利：川军援兵从邛崃沿邛名大道增援，集结部队约六七个旅，形成纵深配备，碉堡林立；夹关一带川军，威胁红军侧背，随时可发起反击，对红军实施包围。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总部遂令部队停止前进，主力向百丈左右靠近，以第93师围攻名山，第32军向名山至洪雅的大路突击，吸引邛崃方向的国民党军出援。
红军进逼川西平原，使刘湘极度震恐。为阻止红军的攻势作战，刘湘调集十几个旅的兵力，向百丈地区的红军实施反扑。从11月19日起，经过连续7昼夜的激战，红军共毙伤川军1.5万余人，但自身损伤亦达万人。由于该地交通方便，国民党军后续部队仍在不断增加。据此，南下红军遂于11月下旬撤出战斗，转移到北起九顶山，南经天品山、五家口至名山西北附近之莲花山一线，扼险防守。至此，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被迫结束。
在南下红军主力与国民党军在百丈决战期间，为保障右翼的安全，红军总部以红32军和红4军一部分别在天全和飞仙关渡过青衣江南进，于Il月25日克荥经，继占汉源，歼灭守军一部。汉源战斗后，张国焘即调换了何长工的工作，由李干辉接任红32军政委。
自9月中旬从草地南返以来，红军广大指战员经过2个多月的连续行军和浴血奋战，尽管取得多次战斗的局部胜利，但始终未能在川康边地区打开局面，反而陷于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依托、严重缺乏补给的困境。特别是百丈决战的失利，标志着南下红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同时也标志着张国焘南下创建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宣告破产。
在此期间，与张国焘散布的中央率孤军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只剩下几个中央委员到得陕北”的狂妄断言相反，北上红军在中共中央领导下自1935年9月中旬由川甘边北进以来，沿途俘获3000以上人枪，于10月中旬胜利到达陕北，随即与红l5军团会师。接着，胜利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歼灭国民党军3个多师，使陕北根据地迅速扩展，部队不断扩大。
这些胜利的消息，尽管受到张国焘的封锁，但由于徐向前等人的坚持，最终还是得以在红四方面军发行的《红色战场》上连续刊载，使南下红军广大指战员倍受鼓舞。罗炳辉更是激动不已，他更加坚信，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毫无出路的，只有北上同中央会合才能找到出路。
1936年2月初，国民党军集中薛岳等部6个师和川军主力，开始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2月上旬，红军总部制定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规定红军西进，取得道孚、炉霍、康定一带地区。据此，南下红军编为3个纵队，其中红32军和第31军编为右纵队，归王树声指挥，以红32军和红31军第93师先取得金汤、鱼通地区，设法由金汤、鱼通渡河，截断敌人退路，配合主力取得康定，并对天全、泸定方向严密警戒。
2月1 l至23日，南下红军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达维、懋功向西北转移。途中，红32军接到张国焘下发的一些“干部必读”“学习手册”“军事课本”等。这些学习材料里充斥着指责中共中央北上抗日“错误”、侮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右倾逃跑”、吹捧南下“正确”的内容，显然是要给红32军的广大指战员“洗脑子”。全军上下都把这些材料抛在一边，采取不看、不学、不议的态度。罗炳辉和黄火青还找人编写了一本歌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宣传中央政策，颂扬红军英雄业绩，要求北上抗日的材料，发到连队，组织指战员学习，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
西进中，红军不仅要攻城略地、浴血奋战，而且要与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搏斗。首先横亘在红军面前的是坐落于宝兴和懋功之间的夹金山。对于夹金山，红军并不陌生。这次翻越夹金山，对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来说，已是第二次，而对罗炳辉和红32军来说，则是第三次。但是，与以前相比，这次却是在隆冬季节。当地的老百姓以“正二三，雪封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的歌谣，形容隆冬时节翻越夹金山的艰险。但是，困难吓不倒英勇红军，罗炳辉率领他的部队终于又一次征服了夹金山。红军翻越夹金山后，主力经达维、懋功进入丹巴，随后即向道孚前进。丹巴与道孚之间，横亘着终年积雪的折多山。其主峰党岭雪山海拔5000余米，是红军长征中所翻越的最大的一座雪山。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风暴、雪崩不断。当地人传说：“这座山离天只有三尺三，人到顶上不能说话，一说话就要被天神治死。”对于雪山，红军并不陌生；对于翻过雪山，也是有把握的。但此时的红军，由于长时间艰苦转战，早已疲惫不堪，伤病员也很多。在这种情况下，翻过这样一座大雪山，无疑是个严峻的考验。
为了避开风暴袭击，红军于下午开始行动，连夜接近主峰。漆黑的午夜，部队沿着陡峭的山路刨冰破雪，披路前进。由于山高缺氧，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也越困难，头昏脑涨，四肢无力。有的人跌倒了，爬起来拍拍沾在身上的雪接着走；有的人晕倒了，一下子就会有几个战士过来搀扶起他继续前进。伤病轻的，自己或由人搀扶着走；伤病重的，由人抬着走。凭着这种顽强的毅力和高度的阶级友爱，红军终于在正午时分到达山顶，又一次征服了肆虐的风雪严寒，征服了被当地人视为“鬼门关”的党岭雪山。
在此期间，红32军在小河子打了一仗。罗炳辉带着参谋和警卫员在山头侦察，发现国民党的一支侦察部队，即召集曹达兴、刘华香和刘昂等人去领受战斗任务。罗炳辉分析敌人的意图时说：“敌人可能侦察我部队行踪，或寻找从荥经通往雅安的路线，或抢老百姓东西。但无论哪种目的，我们都要消灭它。”按照罗炳辉的部署，部队隐蔽在山上。当敌人进了埋伏圈后，罗炳辉一声令下，红军的机枪、步枪集中射向敌群，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顿时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束手就擒了。战斗中，一个连长不执行命令，罗炳辉枪毙了这个连长。他要求部队就是要能守，能攻，能坚决执行命令。
3月1日，红军先头部队第30军一举攻占道孚。随后，红军以一部佯攻康定，主力向炉霍、甘孜地区发展。罗炳辉则率红32军游击于金汤，作出直插泸定的姿态。3月15日，红30军占领炉霍，之后乘胜进占西康省东北重镇甘孜。罗炳辉则率红32军在第9军第27师的配合下，在懋功以南地区掩护主力转移，随后进驻道孚、炉霍。至4月上旬，红军已控制了东起懋功，西至甘孜，南达瞻化、泰宁，北连草地的广大地区。在此期间，发生了罗炳辉使侦察排长黄金山“死而复生”的感人故事。一天，罗炳辉率红32军在王家山击敌后主动撤退时，遭到敌人追击。侦察排长黄金山突然被子弹击中，子弹从后脑下部打进，从下巴穿出。战士们见黄排长满脸血污，已不省人事，呼吸和心跳也没有了，只好就地掩埋。这时，正巧罗炳辉率殿后部队经过这里，听说黄金山牺牲了，头部穿了两个洞，不是“开花”，立即命令：“扒出来，我看看。”这时，追敌已迫近，子弹呼啸着从头顶上飞过。战士们考虑到罗炳辉的安全，催促他赶快离开。罗炳辉哽咽着说：“黄金山是江两宁都人，多好的一个同志呀！他跟着我南征北战，行军打仗事事走在前头，功劳不少呀，不能为了我一个人的安全就不顾他的死活，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就不能把他一个人留在四川。”罗炳辉一边说着，一边开始动手去刨盖在黄金山身上的泥土。然后，他解开黄金山浸满鲜血的上衣，把耳朵贴到胸口上，听到还有微弱的心跳后，立即命令战士把黄金山扒出来，抬到后方抢救。在场战士无不动容。经过抢救，黄金山竟然苏醒了。20世纪70年代末，已年过古稀的黄金山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仍不禁老泪纵横，感叹道：“罗军长啊，罗军长啊，要不是当初你救了我，哪有我的今天，我永远忘不了你啊……”红军自南下、西进以来，由于往返雪山草地，长途行军，连续进行激烈战斗，又无兵员补充，减员十分严重；而且相当一部分伤病员在总部和各部队的医院里养伤治病，一时难以归队，一些军的师、团实际已成空架子。为充实连队，提高战斗力，以适应新的任务的要求，南下红军进行了整编。整编后的第32军，由罗炳辉任军长，李干辉任政治委员，幸世修任政治部主任，仅辖第94师。
1936年4月中旬，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率领的红2、红6军团横扫滇西北，向金沙江挺进。为顺利渡江，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于17日24时致电朱德、张国焘，点名“要求军委令罗炳辉军迳开金沙江之渡河点，占领铁索桥北岸，掩护我军安全北渡，且随带俱[具]有造船技术和其他架桥器材之工兵，并请计算时日，罗部能于同一时间开抵金沙江边接应”。22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再次致电朱德、张国焘，询问：“罗炳辉军大概何日可到江边，你们指定他们到何地点，请电示。”23日，他们又一次致电朱德、张国焘，希望“罗炳辉部直至巨甸对河接应”。
为了迎接红2、红6军团，实现两支兄弟部队的会师，红四方面军以第32军和第4军一部，由道孚南下，于4月16日攻占东俄洛。19日，罗炳辉率红32军占领雅江城，继占西俄洛。至此，红四方面军将康定之李韫珩部阻止于雅江以东，保证了红2、红6军团的翼侧安全。
4月27日，张国焘、朱德致电贺龙、关向应、任弼时： “炳辉在雅（江）、理（化）线上，电台到后即向理（化）、稻（城）、（定）乡间接你们。”当天，贺龙、关向应、任弼时回电：红2、红6军团正顺利渡江，渡江后将向中甸继进，“炳辉军可不开巨甸”，“可在中甸、雅江间的地区候我们会合”。28日，红2、红6军团胜利渡过金沙江，沿玉龙大雪山西麓、金沙江东岸分两路北进。5月17日，罗炳辉率红32军占领理化南之摩拉（今木拉），随后，奉命于摩拉、甲洼等候红6军团。
进军和等候过程中，为迎接红2、红6军团，罗炳辉指示部队做了大量团结会师的准备。通过一年多的长征经历，罗炳辉知道，红2、红6军团最缺的就是粮食，于是他指示部队首要的任务就是筹集粮食。当时雅江一带人烟稀少，土地贫瘠，各种剥削、税收较重，当地群众用粮十分困难，加之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经济封锁，使筹集粮食更加困难。部队经过几天的努力，也没有筹集到多少粮食，粮食供应已相当紧张，每人只有原来仅存的4斤炒面，饥饿随时都在威胁着每个人的生命。在这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为了迎接会师，罗炳辉以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无私胸怀，发出了“为了抗日，拯救中华，把粮食留给兄弟部队”的号召。
一天早晨，罗炳辉召集了全军大会。在大会上，指战员们明显感到，罗炳辉比以前消瘦了，而且面色蜡黄，身体十分虚弱。但是，当他站起来讲话时，仍像以前那样精神抖擞，声音十分洪亮有力。他首先传达了上级关于与红2、红6军团团结会师的指示，然后指出，会师就是胜利，会师就是保存和发展革命的力量。在谈到目前粮食供应困难时，他说：“红2、红6军团还在我们的后面，粮食供应比我们更困难。我们要迎接会师，北上抗日，全军指战员就要发扬共产主义的阶级友爱精神，从大局出发，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自己多吃野菜和树根，每人拿出自己仅存粮食中的一部分支援红2、红6军团。这是北上抗日的需要，是保存革命力量，迎接革命新高潮的需要。”
大会散后，在罗炳辉的带领下，全军指战员都拿出自己粮袋里的2斤粮食支援红2、红6军团。罗炳辉看到支援出来的粮食激动地说：“这不只是两斤粮食，而是共产主义精神的体现，它的价值千斤，有了这种精神武装的战士，世界上任何敌人和困难都压不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征服。”
雅江一带，主要是藏民居住区。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长期欺骗宣传，藏民们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性质、任务和政策不了解，错误地认为红军与国民党军一样，会侮辱他们的信仰，抢掠他们的牛羊。由于有这种偏见，这一带经常发生不利于红军的行动，给短期驻扎和路经此地的红军带来不便。为了扭转这种局面，罗炳辉指示部队要深入藏民区，广泛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尊重当地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实际行动教育藏民，争取土司。同时，罗炳辉还亲自做上层工作，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一个藏民上层人士送给他一串佛珠，后来他送了一颗给国际友人斯诺的夫人，斯诺夫人回国做成戒指一直带着，建国后又赠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
为了更好地使广大干部战士掌握党的民族政策，罗炳辉决定成立军教导队，训练班、排干部，并委派龙将元担任军教导队负责人之一。龙将元认为，自己文化水平低，怕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有点犹豫。罗炳辉就亲自找他谈话，热情帮助他提高认识。罗炳辉详细地分析了当地的实际情况，指示训练好基层干部，使大家都能正确地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有利于党和红军的工作，有利于革命事业。他语重心长地说：“这是一副重担子，党的民族政策执行得好坏，直接关系到红军的生命。我们都是中央苏区来的老同志，党教育多年，更应该把这副担子担负起来，并要下决心把工作做好。”罗炳辉的一番话，使龙将元愉快、坚决地接受了军教导队的工作。
在教导队开学大会上，罗炳辉亲自到会讲话，勉励大家好好学习。此后，他经常到教导队给干部战士上课，讲授党的民族政策。每次上完课后，罗炳辉总要找教导队领导详细询问学员的学习、生活、训练的情况，对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给予具体的帮助和指导。因当时处于战争环境，教导队只举办了一期，训练了100多名基层干部，但这批力量在以后的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罗炳辉从细节上教育部队严格地执行纪律，严格规定不准侵犯藏民利益，不准进入喇嘛寺庙，并尊重藏民的生活习惯，用手抓糌粑，边吃边喝茶。由于语言不通，罗炳辉指示部队找通司与藏民们交谈，宣传政策，并检查红军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罗炳辉还亲自找当地土司交谈，促进他们对红军的了解，争取他们对红军的同情和支持。
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和红军的实际行动，广大藏民逐渐改变了过去的偏见，和红军的关系十分融洽。当红军离开藏民区时，藏民们送来了一些青稞和小麦，依依不舍，送了一程又一程，有的藏民还自愿充当向导。这些成绩的取得，都凝聚着罗炳辉的心血和功绩。
1936年6月3日早晨，红6军团直属队和第16师全部到达理化东南部的雄坝，与红32军会合，随即进驻甲洼。两支部队顿时沸腾了，战士们再也顾不得队形是否整齐，双方簇拥在一起，热烈握手、拥抱。每个人都热泪盈眶，尽情地享受着会师的欢乐。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欢呼声，此起彼落。当红6军团指战员们收到红32军送来的粮食时，个个热泪盈眶，激动不已。
罗炳辉等与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政治部主任张子意见了面。这些中央苏区的老战友一见面，无话不谈。他们说起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所遭受的损失，心情都很沉重，并对造成这种后果的博古、李德等抱有愤懑情绪。闲谈中，罗炳辉等还介绍了张国焘搞分裂并另立中央的情况。6月3日中午，罗炳辉致电张国焘、朱德、徐向前，报告红6军团“精神甚好”。红6军团由于过江后对收集资材、筹集粮食等无经验，对当地气候、生活习惯等不适应，减员300多人。鉴于这种情况，罗炳辉在电报中建议总部电告仍在后面行军的红2军团指明解决办法。
6月17日，红6军团第17师和红32军进抵瞻化县城，与红四方面军第4军胜利会合。6月19日，红6军团第16师也赶到瞻化。当晚，罗炳辉和红4军参谋长陈伯钧聚到一起，回忆往事。6月20日，罗炳辉赶往甘孜开会。而红32军由于赴昌科征集牛羊未回，于24日才由瞻化开往甘孜。
至7月1日，红2、红6军团齐集甘孜。红军两大主力会聚在一起，北上力量得到明显增强，这对于最终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胜利完成长征具有重要的意义。甘孜会师后，朱德和刘伯承向贺龙、任弼时等红2、红6军团领导人介绍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情况。贺龙、任弼时等表示坚决维护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反对分裂。
会师前后的红32军，仅1300余人，张国焘本想解散红32军。为了保存这个战斗集团，已调任粮食总局局长的何长工找到曾在组织委员会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周纯全、张琴秋活动，使张国焘最终消除了解散红32军的想法。会师前后，张国焘曾多次使用卑劣伎俩，企图分化、削弱红2、红6军团，但遭到贺龙、任弼时的坚决抵制。贺龙对付张国焘很有办法，不争不吵，向他要人、要枪、要子弹。在他的坚决要求下，张国焘把红32军划归贺龙指挥。
7月5日，红2、红6军团和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第32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袁任远，参谋长郭鹏，政治部主任李干辉。鉴于红32军严重缺编，红2军团的第5师划归红32军。这样，红32军下辖：第94师，师长萧兴怀（萧新槐），政治委员幸世修；第5师（9月改称第96师，正式编入红32军），师长王尚荣，政治委员谭友林。
会师前，由于中共中央的争取，也为了摆脱南下红军的困难处境，张国焘已决定执行中共中央所指示的北出甘南方针。7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组成左、中、右3个纵队，开始北上。罗炳辉率红32军随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10、第11师和第30军第88师组成左纵队，从甘孜出动，经东谷、西倾寺、阿坝向包座、班佑前进。
从甘孜北上，沿途多是茫茫草原，举目四望，荒野一片，仿佛置身于青绿的海洋，到了另一个世界。罗炳辉回忆：“在草原中，我们不断地被藏族骑兵所攻击。他们能在马上开枪，枪法百发百中，藏族兵是很厉害的，和他们打仗真不容易。他们比白军强得多，因为他们擅长埋伏及山岳战，并且他们的士气十分坚强。”②出发不久，红6军团的1个骑兵连在一条河的对岸找粮食时即遭到藏兵袭击。罗炳辉见骑兵连要吃亏，立即亲自率领1个营渡河掩护友军。过河时，他骑的骡子倒在了水里，罗炳辉也落在水里，喝了几口水，好在被身边的人及时救了起来。③此后，罗炳辉便派出第9团，寻找机会打垮了藏族骑兵，并宰掉缴获的伤马，把马肉分给各单位吃了一顿，还用盐渍了一些马肉片。藏族骑兵吃了败仗，暂时不敢来袭击了。
对于藏族的骑兵，罗炳辉还使用了一招。据夏云昌回忆：“行军中我们常遭敌袭击，敌人还挑动少数民族与我们作对，他们一吹牛角就向红军包围过来，一打就到处跑。他们喜欢红布，罗炳辉就叫买红布包在炸弹上，一扯红布就爆炸。这办法用在抗战中很发挥作用。”
这一带的藏民，都以畜牧为主，逐水草而居，所以沿途既没有村庄甚至房屋，也很难见到群众。因地处青藏高原，海拔高，气压低，空气稀薄，天气多变，时晴时雨。开始时，还能见到一些稀稀落落散落的小土坡。后来，越往前走，小土坡越少，草地上的沼泽却越多。脚踩到草墩上，松松软软，像踩在水豆腐上，晃晃悠悠；有些地方的烂泥深及小腿肚，淤得人不能自拔。有时草墩会往下沉，连带着把人也陷进泥潭中。碰到这样的情况，陷进去的人只好伸出手，请别人拉一把，才能摆脱困境。艰难的行军，使病号日渐增多，担架队的人每天劳累不堪。罗炳辉便要求再腾出一批牲口运病号；军团卫生部和团卫生队的医务人员都到连队、班排护送病号。由于药品缺乏，加之环境恶劣，军团部的几个重病号牺牲了。罗炳辉亲自带领军团干部向他们的遗体告别。他庄重地脱下军帽，悲恸地说：“多好的同志，太可惜了。你们为新中国的诞生尽了最后力量。我们一定要为全中国、全世界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回到军团部，罗炳辉对通信员说：“把我的马牵到卫生部去，给病号骑。”
通信员说：“你的骡子驮了那么多东西，再把这匹马牵走，你骑什么呢？”罗炳辉说：“小同志，我没病，能走。”
面对显然在说谎的军团长，通信员争辩说：“你有高血压，动脉又早期硬化……”
罗炳辉笑笑，走到通信员身边，拍着他的肩膀说：“小同志，基层病号多，更需要牲口。去吧，快牵去！”通信员没办法，只好噙着泪水，把马牵到了卫生部。
从此，罗炳辉拄着拐棍，和指战员们一样，踩着深及小腿肚的烂泥行军了。马夫牵着骡子跟在他后面，心痛地说：“军团长，把骡子驮的东西卸下来，我担着走，你骑骡子吧！这样走下去，你的身体会累垮的。”
罗炳辉摇摇头，说：“走完这段烂泥就好了。”
有一天，掉队的人员特别多。到了宿营地，罗炳辉叫通信员把骡子驮的东西卸下来，牵去接运掉队人员。罗炳辉命令彭寿生：“你快去通知供给部门：立即组织骡马队，把掉队人员一个不留地接到宿营地。”彭寿生刚要走，他又嘱咐说：“告诉供给部和去接运的同志，要懂得红军指战员是党的宝贵财富，是革命的种子。有红军，有这些久经考验的老战士，将来我们的队伍就会壮大发展，中国革命就有希望，日本帝国主义就逞不了凶，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就要完蛋，人民就能坐天下。”
傍晚，罗炳辉带着几个军团干部到一个连队去，发现一些指战员在寻找野菜吃。罗炳辉就问：“你们的粮呢？”
一个战士回答：“报告军团长，我们班8个人中，有4个人的干粮掉进了有毒的泥水里。班长让大家掺上野菜匀着吃剩下的干粮。”
罗炳辉想起来了，部队出发时，鉴于泥潭里的水有毒，他曾指示部队，如果炒面掉进泥潭，就不准再吃。他伸出大拇指说：“你们这种团结友爱、同甘共苦的精神很好，值得大家好好学习。”他随即转身对通信员说：“你去把我的粮食拿5袋给这个班。”
出发时，罗炳辉准备了60多斤炒面。但是，他每餐只吃二三两，看见哪个班排缺粮，就叫通信员把炒面送去。罗炳辉身高体胖，这点炒面当然不够，结果人越来越瘦。干部们看不过去，都劝他多吃点，他总是拒绝说：“粮食是宝中宝，有了它，我们就有主动权。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更应该注意节约。基层的同志吃野菜，嚼皮带，比我们艰苦得多。”①
尽管这样，最大的和最突出的问题仍然是粮食奇缺。尽一切可能找到可以食用的东西，力争不因饥饿致死，是面临的最严重的斗争。虽然从甘孜出发时，经过多方努力，做了大量工作，但只筹集到七八天的粮食。原计划10天即可到阿坝，由于沿途得不到粮食补充，条件十分恶劣，干部战士身体异常虚弱，走了约20天，每人每天只有三四两粮食。
在严重缺粮的情况下，罗炳辉更加重视筹粮问题。然而，他筹集的粮食不是给自己部队的，而是要留给后面红二方面军的其他部队。在极端困难时刻，他这种先人后己、团结友爱的高风亮节，让时任红32军卫生部部长的刘良栋永远难忘。刘良栋回忆道：
当时带的粮食不多，每人每天只能吃五两炒面。五两炒面分三顿吃，每顿只能喝一碗很稀的面糊糊，肚里经常饿得咕噜咕噜地叫，很难受。从甘孜到阿坝，多是旱草地，可是有时也遇上水草地，一落脚就两腿泥，每动一步都要耗费很大气力，饿肚子走路就更困难了。，我有好几个熟悉的同乡战友，都是膀大腰粗的壮汉子，更是饥饿难忍，走着走着，头一歪就晕倒在地上了。大家是多么盼着筹点儿粮食啊。
一天清晨，部队行军到一条河滩上停下，有人通知说要开全体军人大会，罗军长为筹粮的事要亲自动员讲话。消息传开，大家都很高兴。队伍刚集合好，罗军长就来到了队伍前面。他穿着草鞋，一身破旧的灰布军装，腰里插着左轮手枪，宽大的肩膀上挂着个褐色的布斗笠。威武还是那么威武，就是人瘦多了，颧骨突了出来，眼窝陷了下去，看他那个瘦骨嶙峋的样儿，大家都挺难受，觉得粮非筹不可了，不然照这样下去，军首长的身体也会拖垮的。
“同志们！”罗军长把手一挥，“我想为筹粮的事和大家讲几句话。”队伍里发出一阵欢声笑语……
罗军长摆了摆手，让大家静下来。他接下去讲了敌我斗争的形势；讲了红军面临的困难；讲了红军战士在困难面前应该抱有的态度。讲到末尾，大家听明白了，原来筹集粮食，是为贺龙同志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准备的，当时红二方面军走在我们后面，几天后就要赶上来了。
会场一时鸦雀无声。
罗炳辉军长放开嗓子，充满激情地说：“同志们，红军是一个整体，我们每个干部战士都要有一个整体观念。现在二方面军也遇到严重缺粮的问题，我们要为他们着想。我们走在他们的前头，情况比他们熟，对付饿肚子也比他们有经验。更主要的，我们是党领导的红军队伍，要讲团结友爱精神，宁肯我们自己挨饿，也要让兄弟部队吃饱肚子，大家说，这样做对不对？”
“对——”同志们赞同地大声回答。
看到指战员情绪饱满，罗军长满怀信心地说：“只要我们大家有这种团结友爱的精神，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克服，什么样的敌人都能打垮！”
罗军长讲完了话，部队就出发去筹粮，没走多远，遇到一条大河，河面二三十米宽，浪大水急，没有桥。罗炳辉命令部队下河蹬水过去，他自己也骑着一头大青骡子下了水。走到河当中时，骡子失了蹄，把他一下子掀进湍急的水流，在他右面二十米远的地方，有一队臂挽臂的战士正在齐腰身的河水里往前走，看到这情景，都急得要命，可是这些人谁也不会游泳，一撒手，就会让水浪冲走，这可怎么办？就在大家急得火烧眉毛的时候，我的老乡、当时在军部当文书的钟林标，飞快地跑过来甩掉背包，一下子跳进齐腰身的流水里，拼命向罗军长游去。他水性好，打仗也挺勇猛。紧跟着，又有几个同志跳进去，大家一齐动手，把罗军长从水里救到岸上。罗军长呛了几口水，脸色苍白，大家围住他，你一句我一句，劝他别去筹粮了，回宿营地休息去，几位领导同志也表示一定想办法把粮筹回来，让他安心休息。他睁开眼睛，微笑着看着大家，没吭声。休息了一会儿，他猛地跃身站起，从警卫员手里夺过缰绳，挣扎着骑上骡子，赶到了队伍的前面。
到了第六天的晚上，太阳西落的时候，罗军长带着筹粮的队伍回来了，每人都背着五六十斤的粮食，有说有笑，十分精神。这些粮食是从几十里外的大土司家里弄来的。那个土司很反动，听说红军要来，就把粮食埋起来，还欺骗藏民，说红军来了要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我们部队到达后，没有住民房，把被单撑起来当帐篷，露宿在树底下或屋檐下。经过我们宣传红军的政策，藏民见我们不惊扰百姓，又知道我们是穷人的队伍，便纷纷来向我们报告情况。在藏族同胞的帮助下，我们挖出了土司埋的三万多斤粮食。临走时，罗军长指示把部队带的茶砖、大洋、红布分送给藏民们一些，算做酬谢。
筹来粮食的第二天，是个阴雨天，一大早起来，我们按照罗军长的指示，用布袋、破裤子、床单等，把筹来的三万多斤粮食装好，扎紧，整整齐齐地放在路边的干土坡上，堆得像小山似的，而我们自己的米袋子还是吃剩下的那点炒面，，我们就这样饿着肚子出发了。
这一天，部队前进到麻尔柯河岸。罗炳辉命令部队就地休息，随即召开军团部人员开会，研究怎样渡河。有人提出，河面不宽，水急但不深，过河没有问题。罗炳辉听后，摇摇头说：“指战员的体力相当弱，有些人走路都晃晃悠悠，渡河会有危险的。我们可千万不能麻痹大意啊！”随后，军团部根据罗炳辉的指示，挑选了l0多名体力比较强壮的指战员先渡过河去，在两岸牵了3条绳索，然后才让大家拉着绳子涉水渡河，由身体强壮的人站在河里护送。果然不出罗炳辉所料，有些体弱的指战员拉着绳子走到河中间，还是被急流冲倒在河里，幸亏准备充分，才没有发生意外。而那些伤病员，则骑着骡马过了河。
过河后，天色将晚，罗炳辉命令部队就在岸边宿营。当晚，冷风飕飕，后半夜还刮起了风，下起了雨，雨点从帐篷边缘打进了帐篷。有些人被冻醒后发现被子给淋湿了，只好爬起来。罗炳辉推醒了身旁的通信员，说：“咱们合盖一床被子，送一床给对门的同志吧。”通信员赶快起来，披着油布把被子送了过去。
7月25日前后，罗炳辉率红32军终于到了阿坝。随后，部队停止于阿坝河西岸筹粮，为再次进入草地做准备。但因当地居民稀少，粮食有限，远远不能满足部队需要。经过努力，每人仅补发了10多公斤麦子，去老乡家用手摇磨磨成面粉，装进米袋子。罗炳辉指示供给部向正在这里放牧的藏族同胞买些羊、牦牛，改善部队生活。指战员们也纷纷抓紧时间洗衣服、理发、刮胡子。一天后，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这时，不知从哪来了一支地方反动骑兵，偷袭了红军驻地，并抢走了两名战士。罗炳辉听后，气得一跃上马，提着马枪就追。敌人把两名红军战士拴在两匹马的尾巴上，拖在地上跑。罗炳辉一马当先追上去，“砰砰”两枪，那两匹马即中弹倒地，马上的敌人跌落在地。罗炳辉又“砰砰”两枪，击毙了那两个狂奔着想逃命的家伙。两名战士得救了。
经过几天的休息整顿，罗炳辉率部开进草地，向巴西进发。这又是一次极其艰苦的行军。草地的天气十分恶劣，变化无常，忽而晴空万里，忽而雷电交加，忽而阴雾腾腾，忽而漫天飞雪，白天骄阳似火，夜间严寒难耐；这里既无道路，又无人烟，方向难辨，腐草结成的地表十分松软，底下河沟交错，遍布泥潭，一不小心陷进去，就难以自拔。
进草地后，沿途虽水草丛生，沼泽遍地，但积水呈铁绿色，恶臭难闻，且大都有毒，不能饮用，于是罗炳辉命令不准喝草地的水。教导队的队长熊概带头喝水，罗炳辉离熊有200多米，他问谁喝水，熊不理，他就一枪打在熊的前面，把熊脚下的水打得都溅了起来，然后把熊叫到跟前狠狠批评。他怕战士们吃野菜中毒，亲自带着他们去找野菜，一一讲解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
越往草地深处走越艰苦，而最大的困难就是饥饿。前面部队吃完扔下的牛、马骨头，很臭了，还捡来啃；不少人都把皮带煮着吃了。罗炳辉见战士们饿得慌，把自己骑的两匹骡子杀掉一匹给警卫连吃，留一匹驮东西，自己走路。行军中，他经常讲：“同志们不要离开队伍，不准东张西望，要看好目标，踩稳，实实在在地走，否则，眼一花，倒下去就完了。”战士掉队了，他走到跟前去，亲切地问：“小鬼，你是哪个地方的，多少岁了？爹妈还在吗？”每到宿营地，他都要下连队检查掉队和牺牲的情况，看看住宿是否妥帖。他经常鼓励大家：“同志们，加油走，很快要出草地了，走出草地就是胜利。毛主席、党中央早已到陕北，很快就会派部队来接我们。大家要充满信心，提高勇气，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回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怀抱。”
罗炳辉知道，所有经过长征的干部和战士，将来都是中国革命的骨干，是党的宝贵财富。因此，他不仅重视收容自己部队的掉队人员，对于收容兄弟部队的掉队人员，他同样重视。罗炳辉特别交代，“红军都是一样”，收容来的兄弟部队的掉队人员，同样是阶级兄弟，要特别照顾。收容的人员多了，吃的不够，罗炳辉就下令杀自己部队的马，然后每人割一块，鼓励掉队人员继续前进。他还经常鼓励掉队人员说：“同志们加油走，下了山才有出路呀！”长征结束后，因一路收容，红32军里各个部队的人都有，特别是各单位的勤务兵几乎都是红四方面军的。由于罗炳辉一视同仁，被收容的人员也都愿留在罗炳辉的部队里。
在渺无人烟的草地里，有的干部战士病倒了，有的壮烈牺牲了。在极端艰苦的时刻，罗炳辉鼓励大家：“能苦必胜。共产党员入党时就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共产党员要有钢铁般的意志。我们是工农红军，是钢铁队伍，打不烂，拖不垮。我们经受了艰难曲折的考验，现在更要鼓足勇气，渡过难关。要发扬阶级友爱精神，不能丢下一个战士。能走的坚持走，走不动的背着走，再不行爬也要爬出草地。”罗炳辉还时常给战士们讲故事，说笑话，以乐观情绪带动大家克服困难。一次，他笑呵呵地说：“这草地好啊，是个天然牧场，又是我们的粮仓，这‘粮食’不用我们种，举手便是。饿了，把野菜、草根往肚子里一塞，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将来我们有意找还找不着呢！”引得大家一阵大笑。
罗炳辉爱兵如子，在许多干部战士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刘华春回忆道：“罗带兵爱兵，现在不好找这样的将领。对干部很严格，但也非常爱护。每一次打仗，他都交代得很具体、细致，想得周到，很实际、深刻。发现你的毛病，会当面给你讲，讲得你心服口服。过草地的时候，他深入连队基层，在困难条件下，亲自带领干部找粮食，看战士很冷，就亲自找羊皮，或想其他办法给士兵御寒。有一次，一个干部找不着粮食，战士没有吃的，他很生气，批评这个干部，而且又要帮助这个干部想办法解决。看见士兵的冷、饿，他就要找你干部批评了，哪里出问题，他就找你干部，他不轻易批评战士。”“他的想法就是，如没有吃的，穿的，军心乱，会生病，生了病，就可能减员，失去战斗力，怎么打仗？”
8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克服重重困难，忍饥耐寒，终于通过了茫茫草地，胜利到达班佑、包座地区，取得北上的重大胜利。
在班佑，敌人的一队骑兵前来袭击。罗炳辉命令特务大队架起机枪，从容迎敌，并嘱咐待敌人走近后再开枪。在他的亲自指挥下，来犯之敌很快被击溃。
袁任远回忆道：“我们路经包座，这个地方有座喇嘛寺，附近有少数居民。我们原拟在这里筹点粮食，根本无法实现。包座藏的一点粮食，供先行部队吃都不够，我们后卫部队就更不用说了。没有粮食吃，我们就打狗、打鸟。有一次，我们截获了一群羊，吃了好几天。除此之外，凡是牛皮、羊皮制作的东西，甚至连扎的皮带，干部带的皮包，以及喇嘛寺里的破鼓皮，都成了我们的食物。”
这时，红6军的一部在一座山上因缺粮发生恐慌，走不动了。罗炳辉知道后，立即动员红32军勒紧裤腰带，少吃一点支援友军。在罗炳辉的带动下，干部战士都从仅有的一点炒面中抓出一把，终于帮助兄弟部队渡过了难关。
8月5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西北局发布《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决定乘国民党军兵力尚未集中之机，以红四方面军占领岷州、临潭、西固等地，以利继续北进；以红二方面军出哈达铺策应红四方面军行动。据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各部队先后由包座地区向甘南前进。
8月14日，罗炳辉、袁任远经过下包座。午间，与红6军军长陈伯钧相聚，并一起吃了午饭。
8月下旬，罗炳辉、袁任远率部沿白龙江而下，在石门万险桥过江。江面并不宽，但水深流急，只有一座木桥，距水面很高。从这过江后，再走两天，就到了甘肃的回民区。这里已经能买到吃的了。部队见东西就买，生活开始有所改善。
至9月6日，红32军与红2军团到达哈达铺地区。这时，1936年1月到红四方面军供给学校任校长的赵镕回到红32军仍任供给部长。见到自己的老部下回来了，罗炳辉十分激动，嘘寒问暖。9月7日，划归红32军的第5&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