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孤军钳敌乌江北
红9军团在长干山、枫香坝地区诱敌时，中央红军主力已顺利进至乌江北岸的沙土、安底地区，准备南渡乌江。1935年3月30日，中革军委判断周浑元纵队和吴奇伟纵队有向安底前进的可能，为掩护红军主力迅速渡江，命令红9军团准备向南转移，配合红5军团扰击周、吴主力的左侧翼，迟滞该敌前进，并争取自己在两日内渡过乌江。31日，罗炳辉率红9军团在苟坝地域尽力迟滞北岸追敌，以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在南岸集结，实行机动。18时，罗炳辉接到军委来电，通报主力将渡江完毕，发现吴奇伟、周浑元纵队已由鸭池河北上，向红军渡河点迫近，命令红9军团星夜兼程，于“次晨八时，集结于沙土镇，迅即渡江”。而此时，罗炳辉所部离乌江还有近100公里。这天夜里，正下着毛毛细雨，周围漆黑一片，如同墨染，山道狭窄崎岖，湿滑难走，而且为了不暴露部队的行动目标，行军时不准打火把。在这种情况下，行军速度很难加快。红9军团虽士气高昂，迅速穿过敌人的空隙，冒雨疾行，但至4月1日赶到沙土时已超过最后渡江时限6个小时。
沙土是一个小镇，坐落在山坡上，离乌江渡口还有十几公里。到这后，罗炳辉、何长工通知部队稍作休息，同时进一步了解敌情和渡口情况。这时，侦察员报告：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为了堵截南渡乌江的红军，正迎面赶来，沿鸭池河北岸东进，离渡口不远了。而且，派往渡口的侦察员也报告：由于限时已过，加上敌情紧张，看守浮桥的干部团为了阻击敌人过江，已经把浮桥破坏了。
听了侦察员的报告，罗炳辉意识到红9军团的处境已非常险恶。他日后曾称这是他长征时“最危险的经历”。罗炳辉对何长工说：“眼下滚滚乌江水，西侧有周、吴两纵队向我猛进，后面又有10多个团的地方敌军穷追，又与中央失去联系，我们得认真研究对付办法。”何长工说：“我们是红军，反正不能当俘虏，是要认真研究。”为此，军团党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分析敌我情况。开始，大家都认为即使没有桥，也应毫不迟延地横渡乌江，但罗炳辉反对这种意见，认为敌人会立即集中攻击红军。最后，会议认为敌中央军成数路由大定、黔西奉命向乌江挺进，黔军则由仁怀、金沙等地南下，沙土镇及其西北地区，势必成为敌军主攻目标。红军如修复浮桥进行抢渡，伤亡损失可能不小；万一不幸，浮桥落人敌手，则会“引狼入室”，势必对已渡江的红军主力不利。于是，军团党委下定决心，与敌人兜圈子，另寻路线追赶主力，并确定行军的路线是：沿来路向东北返回10多公里，然后再转向西北，以便摆脱敌人。
虽然决心定下，但这样的重大行动变化，必须经上级批准。罗炳辉命令架设电台与中央联系。但是，联系了一会儿，总是联系不上。罗炳辉当机立断，对报务人员说：“看来中央正在行军，所以联系不上。你们赶快把电台拆了，我们要准备离开这里。”然后，他交代供给部长赵镕迅速派人在沙土市场收买红布，两尺以上都要。不一会儿，供给部就将市面上的红布收买一空，总共100多米，罗炳辉又让供给部缝纫班将买来的红布撕成1米以下的小块儿待用。
部署已毕，罗炳辉、何长工立即率部离开江边，转移至沙土以北地区的丛林中宿营。为防敌发现，部队不能生火做饭，连日荫蔽在茂密的灌木林里，待机而动。这一带的地上摆着一棵棵锯倒的香子树，是老百姓用来种植黑木耳的。
这时，由于个别人知道红9军团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消息后，一时想不通，悲观失望，发牢骚说红9军团“掉大队了”，像“失去母亲的孩子”“离群的大雁”，孤苦无援，敌人集中重兵对付，随时有覆灭的危险。在这严峻的时刻，罗炳辉懂得，部队远离中央，独立行动，又要掩护主力，任务是艰巨的，指挥员稍有动摇或畏难情绪，全军就很危险，只有自己带头坚定信心，勇挑重担，指挥若定，与干部战士捏成一个拳头，才能把部队带出险境。为此，他经常充满信心地说：“我们像一个猴子一样在一条窄巷里戏弄一头母牛。愚蠢的庞大敌人是没法走得快的，我们以巧妙的谋略使他们显得昏头转向。我们正在为自由进行一场光荣的战争，我们不能够在前进的道路上给一头愚蠢的母牛阻拦住。”在罗炳辉坚定信念的鼓舞下，牢骚怪话很快销声匿迹，部队继续保持着高昂的斗志。
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后，蒋介石判断红9军团也将东进，便电令黔军何知重师离开原驻地打鼓新场，东进湄潭截击，恰好给红9军团让开了西进之路。
隐蔽了一段时间后，罗炳辉率红9军团向西北方向行动。乌江岸边的山路崎岖难走，又要小心地绕过敌人，一天一夜才走了五六十里路。4月4日下午，红9军团到达老木孔。这是一个小镇，只有百十户人家，周围丘陵起伏，灌木丛生。村庄南面，从东到西有一条小河流过，河上有一座小石桥。部队经过急行军，十分疲劳，原想在这里稍事休息，但刚到不久，便接到侦察部队的报告：东北面发现敌人，据说是黔军，但究竟有多少，尚未查清。这时不能靠敌太近，罗炳辉便将部队撤至老木孔南10多公里处隐蔽，继续侦察。
派出的侦察员获悉，这股敌人是贵州军阀犹国材部魏金镛师的部队，有3个团（后查明是5个团），正准备往沙土方向追击红军。而且，敌人比较麻痹，他们的前哨虽然跟红军的警戒碰上了，但也许以为是红军的游击队，竟然毫不介意。在红军离开老木孔以后，他们的先头部队居然大摇大摆地开进老木孔，安营扎寨了。
此时，红9军团已被黔军三面包围。黔军兵力大于红军数倍，红9军团这支小部队的处境十分危急！部队何去何从，如何摆脱险境，打开局面，这是每个军团领导人都在苦苦思索的问题。
罗炳辉和何长工随即召开会议，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参谋长郭天民、各团团长、政委以及军团部作战科长、侦察科长等人参加了会议。会上，罗炳辉说：“我们这次行动，业已充分暴露给敌人，现敌人黔军就逼在我们后面，若要摆脱此敌，必须再来一次急行军，但外围敌人已靠近我们，尤其是周、吴纵队，对我们的威胁很大，恐难以冲出重围。我们处在这一形势下，只有与敌决一死战。”对于罗炳辉“打”的分析，有人提出不同意见：①红9军团此次单独行军，其任务是牵制敌人，掩护主力安全渡江，现任务已胜利完成，就该很快摆脱敌人，用尽快的速度与主力会合。②孤军作战，兵家所忌，不能明知故犯，自找苦吃。③现敌人数倍于红9军团，众寡悬殊，断难取胜。况周、吴纵队东进，离红军不远，战斗打响，势必增援黔军。黔军虽弱易打，但决不可能一瞬间就将他击败，解决战斗。一旦周、吴纵队增援上来，弱敌亦将成为劲旅。④红9军团唯一任务，在于行动，即使一战而胜，伤员亦无处存放，假若战而不胜则后果更严重。
听着大家的发言，罗炳辉沉思着，终于他完整地陈述了自己的主张：“老木孔这一仗必须打，打的理由是：一、据调查，当面之敌是贵州军阀柏辉章、犹国材的部队，地方习气很重，平常训练极差，官兵都有吸大烟的习惯，故称他们是双枪兵（一支步枪、一支大烟枪），一天要过三次瘾，战斗力弱；二、我军士气高昂，干部团结，都要求打一仗；三、敌人精神委靡，人人怕战，且武器不良，又无重火炮；四、这里地处丘陵，灌木丛生，易于隐蔽，地理条件对我作战极其有利；五、日夜百多里的急行军业已多日，不能再连续拖下去；六、敌人已经靠近我军，但是贵州军阀外围全系中央军，如舍此弱敌不打，钻出去必遇强敌，更难应付；七、现敌人兵力虽强于我，而我可找其弱点，集中兵力，攻其一点，一点既破，余则破之；八、周、吴纵队，虽系强旅，但他从远道而来，且过去多和我打过交道，较量过若干次。现他已变得处处小心，时时慎重了，且他离我较远，我可以用疑兵之计摆个迷魂阵来牵制他，不让他按时参加战斗。”罗炳辉陈述的理由，有很强的说服力，大家纷纷同意与敌一战。
对于这次争论，刘华春还回忆道：“到老木孔这个山上，罗炳辉分析的情况是，在山上很少有几家人家，又没有吃的，如被敌发现，会招致全军覆灭，在这里不如集中力量打出去，还主动些。”而有些人认为“敌人是往前走的，可以躲过，躲过后再走”，“实际上是无法躲过的，分歧就在这，对这仗打不打的问题”，“罗炳辉的思想是躲过不如冲出去主动，你躲在这里要几天，哪来的吃的，发现又怎么办？罗想到了这些，又分析到敌人没有准备打仗，而我们有所准备，是完全能够打出去的”。
决心既下，罗炳辉随即召集营长洪玉良、曹达兴、刘华香等进行部署。这里的地形条件很好，大道的两侧是一片丘陵地带，没有什么高大的树林，却到处是茂密的竹林和一人多高的灌木丛，很便于部队隐蔽。罗炳辉以第9团位于正面，第7团位于右翼，第8团位于左翼，在山道上秘密地构成了一个伏击圈。具体打法是：不打头，不打尾，集中力量伏击敌人的指挥机关，打乱他们的指挥系统，然后击溃全军。罗炳辉还决定，战斗发起的时机尽可能选定在中午前后，因为这时黔军官兵的鸦片烟瘾发作，战斗力最弱。
罗炳辉进一步提出，要实行“猛打猛冲猛追”的方针，希望部队在战斗中要做到“三猛”，坚决消灭敌人，打垮敌人，夺取战斗的胜利。何长工、黄火青都分别到各团作了深入的战前动员。全体指战员斗志昂扬，认真地作了战斗准备。大家吃得饱饱的，武器擦得亮亮的。各级干部还对战前准备工作进行了反复检查。指战员们枕戈待旦，悄悄地进入了阵地，埋伏在老木孔附近的灌木丛里，待机而动。
与此同时，罗炳辉又命第9团的申副团长率领第8连，赶到左前方约5公里的鸡爪山埋伏，设置疑兵，将部队的大小红旗和在沙土购买的红布插遍山头，还带上了各连的司号员，足有二三十人。罗炳辉交代：要尽一切可能造成浩大声势，并极力迟滞敌军周浑元部的前进速度，必须坚持一整天，到次日黄昏后，即来归队。何长工还风趣地对申副团长说：“这次战斗的胜负，就看你们摆的迷魂阵是否成功了。”为了防止敌人从红军右翼迂回，罗炳辉命令第7团蒋副团长率领第3连，在距红军主阵地600米的山腰里埋伏起来。
漫山遍野的山花，郁郁葱葱的密林，欢快呜叫的小鸟，春天的气息弥漫着黔北的这块丘陵地区。指挥所设在一个无名高地上，罗炳辉静静俯瞰着整个战场，待敌进入伏击圈。
4月5日，从拂晓一直等到8点多钟，黔军终于来了。他们沿着大道，一群群，一队队，拥拥挤挤地向西南方向走去。他们压根儿也没想到这里会有红军设伏，连向两边基本的搜索都没有，大摇大摆成一路纵队行进着。罗炳辉屏住呼吸观察着，计算着，1个团过去了，又1个团过去了，却依然不见敌人的指挥机关。按照常规，指挥机关应该走在队伍中间的，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这种情况不免使罗炳辉有些焦急：原来侦察的是3个团，现在过去了这么多，仍不见指挥部到来，看来敌人兵力是大大超过原来的估计了。
这时，战士们看到过去的敌人，急不可待地向罗炳辉请求出击。罗炳辉制止说，打击对象虽然选对了，但时机尚未成熟，主要目标还没有来到，因此还得等待。战士们手痒痒地真想打他个落花流水，但军令如山，大家只好忍耐住激动的心情，等待着“大鱼”的出现。
等到中午时分，大路上渐渐热闹起来了，敌人的行军序列越来越杂乱。先是后勤的队伍：有骡马驮子、担架、挑子……接着是一些当官的队伍，驮马较多，当中还夹杂一些坐轿的、骑马的、抬滑竿的、背背篓的。这显然是敌军的指挥机关。大概是烟瘾发作了吧，一个个脚步蹒跚，懒洋洋的。预定的攻击目标终于出现了，这也正是罗炳辉战前最希望的攻击时间。
黔军蜿蜒爬行，越来越近，800米、500米，200米……罗炳辉沉着镇静，观察着敌人动向。正敌人指挥部进入红军射程内时，罗炳辉一声令下：“打！”刹那间，机枪声、步枪声、手榴弹声响成一片，阵地上顿时硝烟弥漫。
黔军受到突如其来的攻击，顿时乱成一团，纷纷溃逃。红军指战员像下山的猛虎，向敌人猛烈冲击。未几，漫山遍野都是黔军的尸体和武器弹药。
黔军的指挥机关逃进北面的山地，总算稳住阵脚后，立即组织后面的2个团进行顽抗，其中1个团从西边迂回过来，向红9军团指挥部逼近。15时许，敌人攻到了离红军指挥部只有二三百米的山脚下。面对危急的形势，罗炳辉果断命令手上仅有的特务连和其他机关干部、勤杂人员等一齐上阵，有枪的用枪，没枪的在自己身边摆满了石头。何长工在阵地前用洪亮的声音作战斗动员：“同志们，敌人的大部分队伍被我们打垮了。事实证明，这股敌人是熊包，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一定可以打败他们。我们要沉着、镇静地打，一发子弹要消灭一个敌人。”
指挥部的前面是光秃秃的石坡，视野很开阔。一直等到黔军黑压压地拥到离指挥部只有百来米的时候，特务连的重机枪才哒哒哒地开火，黔军倒下了一大片。轻武器还没开火，黔军的冲锋就被阻住了。但是，他们发现红军兵力不足，又再次组织起冲锋……
罗炳辉率领特务连打退了黔军一次又一次冲锋。16时，奉罗炳辉命令，侦察连和教导大队赶到了。侦察科长曹达兴是福建上杭人，作战机智勇敢。他带的侦察连有180多人，其中不少人是连、排干部，全连有6挺轻机枪，三分之一的人都有长短枪，是军团战斗力最强的连队。教导大队都是干部，战斗力也很强。侦察连和教导大队绕过红军左翼的山头，对敌人拦腰一顿狠揍，敌人全线崩溃了。罗炳辉率部猛追数公里，痛歼逃敌，取得了伏击战的全面胜利。
红军主力之所以能集中兵力对付黔军，罗炳辉战前派出的“疑兵”部队起了重大作用。老木孔激战时，周浑元纵队正由西往东前进，其先头部队进至红军左翼阵地前约10余公里的地方，发现远处山头红旗招展，似乎埋伏着千军万马。他们发现疑兵之后，派人前来侦察。然而，他们听到的只是深山中的号音，时远时近，时隐时显，有时此起彼伏，有时众号齐鸣；看到的只是各险要处遍插红旗，或高竖山巅，或隐现于丛林之间，别的什么也看不到。这时老木孔地区正在激战，枪炮声、炸弹声不断传来，更使周浑元不敢轻易行动，只能展开队形就地布防，自然不能去支援黔军了。
当晚19时许，红9军团在老木孔西南的一块丘陵地上集合，部队伤亡不多，“损失与估计的完全两样，比估计的小得太多”；俘虏敌官兵1400多人，缴获武器1000多件。通过审问俘虏，罗炳辉才知道：黔军这支部队共有5个团，由旅长柏辉章率领，本来是要赶到乌江边配合吴奇伟、周浑元纵队歼灭红军的，没想到在这里遭到了红军的伏击。
战后，由于缴获的枪支比较多，红军就将带不走的枪支架起来，放火烧毁了。经过教育，俘虏中有900多人参加了红军，他们在教育帮助下，很快成长起来，有些人还立了功，当了班长、排长。而有些俘虏，因为鸦片烟瘾太重，难以补充部队，便由政治部教育后，每人发给3元遣散费，当场遣散。最珍贵的战利品是缴获了军用汽油，正好用来给蓄电池充电，这是花钱也难以买到的，电台人员喜笑颜开。
老木孔战斗，是红9军团在长征途中单独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红9军团掩护主力南渡乌江后，打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战斗。这次战斗的胜利，使红9军团摆脱了被国民党军三面包围的险境，转危为安，部队中因远离中央、单独行军而存在的悲观情绪一扫而空，士气大振，信心倍增。同时，老木孔一仗，震惊了国民党军，使追击中央红军主力的国民党军在息烽停留了3天，并把一部分已集中到乌江以南的兵力调回到乌江北岸来，从而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南渡乌江后威逼贵阳、进军云南的战略行动。此后，黔军畏惧红军打击，再也不敢贸然尾追，红9军团获得了白天行军的条件。这次战斗，红9军团以3000兵力，对付黔军5000兵力，以少胜多，除了军队素质、武器装备比敌人强，战场地形对红军有利外，主要是由于罗炳辉等军团领导人果断坚决，指挥若定，领导有方。战士们都笑嘻嘻地说着：“今天何跛子（指政委何长工）、罗胖子（指军团长罗炳辉）指挥得好，不然我们要吃大亏呵！”老木孔战斗胜利结束后，中共中央又一次嘉奖红9军团。
老木孔战斗中，罗炳辉看到在军团教导队任班长的罗洪标作战勇敢。战后，他立即调罗洪标到第9团第7连任指导员，而当时罗洪标只有17岁。罗炳辉注意培养和使用年轻干部的作风，由此可见一斑。但是，罗洪标的班在抓到俘虏时，没有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一个俘虏打死了。罗炳辉知道后，对这种错误做法进行了严肃批评。
虽然打了胜仗，但局势依然很严重，东边和南边还云集着敌人。为了安全，部队顾不上做饭吃，于当夜23时离开老木孔，忍着饥饿和疲劳，继续前进。
4月6日，红9军团翻越倒压大山，到达泮水。途中，向中革军委报告了老木孔战斗和两天的活动情况，并请示行动。7日，军委电令红9军团“总的方向应速向毕节大定前进”。显然，红9军团的行动方向与军委的指示是一致的。是日，红9军团经岩孔、平坝到石仡佬（今石场）宿营。
4月8日，罗炳辉率部从石仡佬出发，进入大定县境，计划向长岩（今长石）进军。在此之前，便衣侦察员在大道上俘获l乘轿子和护送的敌军1个班。轿子里坐的是周浑元部第13师1个团长的姨太太，衣袋中有这个团长的许多名片。与此同时，罗炳辉通过群众了解到，两个月来，长岩的民团风闻红军横扫黔北，早已吓破了胆；后来又听说红军主力已过乌江南去，北岸只剩下掉队的少数红军，离长岩镇尚有四五天的路程，且已在“国军”的包围之中，因此不那么紧张了。于是，罗炳辉命令侦察连180多人全部换上从战斗中缴获的国民党军服装，化装成中央军；要侦察科长曹达兴化装成少校营长，带着侦察连先行，以迷惑敌人，乘机缴械。
午后，罗炳辉率红9军团经茶园到果瓦。这时，长岩民团得知红军到了果瓦，非常害怕，在侦察连快接近长岩时，便逃进了深山密林。侦察连顺利占领长岩，并俘虏了地主陈鸿禄（又名陈聋子）等人。
当夜，红9军团宿营长岩，罗炳辉亲自审问陈鸿禄，得悉瓢儿井地处边陲，无国民党正规军常驻，只是驻有盐防军4个队和1个常练区队，仅150多人，但街口筑有碉堡，工事坚固，防守严密。罗炳辉熟悉川滇黔边的地理形势、风土人情，并且在国民党军中任过职，对国民党军和地方团队之间的微妙关系了如指掌。根据已掌握的情况，罗炳辉果断决定：智取瓢儿井。他亲自给侦察科长曹达兴和第9团第7连指导员罗洪标布置任务，要曹达兴带领侦察连继续化装成中央军，以视察防务为名进入瓢儿井，集合盐防军训话，相机缴械，力求一枪不发。要第7连也化装成中央军，配合侦察连，卡住瓢儿井外围通往各地的要道路口，防止土豪劣绅逃跑，以便于筹款和保证军团各机关到瓢儿井后开展工作。连3他嘱咐说：“这是一个计策，准备一枪不打，缴敌人的械，不要把地主吓跑掉，才好在那儿筹点款。”
瓢儿井是黔西北的重镇之一，地处云贵川三省交界。它东连白腊场（即百纳镇），南邻打鸡阆（今达溪），西接毕节县，北靠长岩；海拔1700米左右，四周群山环抱，地势险要。盐防军4个队盘踞四周，周围山上筑有碉堡，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同时，这里又是川盐集散地，永、涪、仁、綦四大盐岸之一的“永岸”所在地。当时，贵州大部地区均食用川盐，邻近十几县的食盐都要由此分运，因而商贾云集，市面繁荣。全镇1000多户人家，客栈饭馆、小商小贩极多。大盐号就有19家，家家均设有盐仓，每天有一两千人背盐进出，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4月9日凌晨，曹达兴带领侦察连和第7连从长岩出发，乘着茫茫大雾，向瓢儿井挺进。侦察连和第7连一路急行军来到离瓢儿井3里的地方，遇到1个班的保丁。因为雾大，能见度很低，保丁们看不清楚，便问：“是哪个军的？干什么的？”侦察连尖兵回答：“我们是中央军第13师的，要到大定去堵红军，你们赶快派几个人到瓢儿井送信，给我们准备军粮，腾出房子，我们部队要在这里住。”保丁们听说是中央军，不敢怠慢，也不敢再问什么，马上派了人去瓢儿井送信。
送信的保丁走了之后，侦察连随即把剩下的保丁扣留起来，曹达兴向他们交代政策，要他们给红军带路，立功赎罪。这时，罗炳辉为防止意外，带着第7团从后面赶了上来，并再三嘱咐罗洪标：“你们7连到了瓢儿井，要把主要路口堵住，不要让敌人以及地主士绅跑掉。”部队稍事休息后，即由保丁带路，继续向瓢儿井进发。
8时许，曹达兴带着侦察连来到瓢儿井的碉堡前，大模大样地要求出来迎接的盐防军集合。待盐防军集合好队伍后，曹达兴一声令下，顺利将盐防军缴械。随后，根据掌握的情况，乘着浓雾，向区公所、营盘山、文昌阁等处展开攻击。由于行动迅速，出敌不意，上午9时左右，战斗胜利结束，红9军团顺利占领瓢儿井。
11时，红9军团全部到达瓢儿井。部队自1月从湄潭出发以来，天天行军打仗，十分疲劳，而且已脱离主力较远，短时间内尚无与主力会合的把握。因此，罗炳辉、何长工决定：全军团在瓢儿井停留3天，一方面休整，解除部队疲劳，便于今后战斗；一方面抓紧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争取在川滇黔边广大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开辟一个落脚点，建立根据地，以便在无法追上主力的情况下有所依托，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
智取瓢儿井，红9军团俘敌近百人，缴获步枪60余支，大刀、梭镖、匕首几百件。缴获的战利品堆放在平街上栅子门前，战士们一边清理战利品，一边和围观的群众拉家常。群众看到红军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便主动帮助红军把战利品搬到春秋祠——红9军团军团部。商号老板见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纷纷打开店铺照常营业。很快，瓢儿井街面上便一如往昔地热闹起来。这时，茫茫大雾已经散去，解放了的瓢儿井，春风和煦，阳光灿烂。
瓢儿井虽然商业发达，市面繁华，物产丰富，经济富裕，但是当地群众却很穷，一年辛苦得不到半年粮，吃的是野菜、树皮和草根，穿的是自制的麻布和棕片，盖的是包谷草编的秧被，全家人没有一件好衣服，很多小孩子都光着屁股，一丝不挂。罗炳辉、何长工知道，要顺利西进，就要充分做好群众工作，得到沿路群众的支持。为此，在瓢儿井休整的3天里，军团政治部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号召广大群众起来革命，建立苏维埃，打土豪，分田地。
红军的到来，唤醒了沉睡的山城；红军的主张，唤起了穷苦的干人。在红军的帮助下，瓢儿井民众成立了“迎红委员会”，还成立了游击队，有60多人参加。在游击队的配合下，红军打了10户土豪，打开粮仓，把粮食、财物分给千人。
当时，贵州人民食用的川盐，大部分靠人力去四川自流井背运。由于交通工具原始落后，盐的成本本来就高，四大盐岸又为官僚豪绅把持，他们囤积居奇，把盐价一抬再抬，穷苦的老百姓常常吃不起盐。为使人们都能吃上盐，罗炳辉、何长工决定：没收官绅盐仓，把盐巴分给穷人。
4月10日，是瓢儿井人民永远难忘的日子，数千名群众聚集在最大的“公合长”盐号前，参加分盐大会。罗炳辉站在盐号的最高一级台阶上，向参加大会的群众讲话。他讲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号召干人参加红军，跟共产党走，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自己当家做主。然后他宣布，“公合长”盐号属官僚资本，红军根据党的政策，予以没收，分给大家，其余盐号、商铺，属民族工商业，红军予以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罗炳辉讲话之后，红军战士当众打开盐仓，在游击队和“迎红委员会”的帮助下，将盐包抬出放在石坎上，分给群众。干人们手捧心爱的盐块，欢天喜地，笑逐颜开，奔走相告。四乡的群众听到红军开仓分盐，都纷纷赶来领盐。瓢儿井街上人山人海，摩肩擦背，一片沸腾，盛况空前。干人们欢呼雀跃，齐声赞颂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红军是为干人谋幸福的队伍。许多青壮年来到“公合长”盐号——红9军团政治部住址，要求参加红军。
红军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深深感动了其他盐号和商铺的经理、掌柜。他们经过商量，以瓢儿井工商业界的名义，向红军表示谢意，将自愿筹集的3000元银圆献给红军作军饷。
红9军团在瓢儿井休整3天，解除了部队近3个月来一直行军作战的疲劳，同时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筹款2万多元，扩充新兵300多人，甚至民团的一些士兵也参加了红军，并动员镇上十几家缝纫店的工人师傅通宵达旦地为红军指战员赶制军服单衣800套、子弹袋200多条，长征以来第一次部分地换了新装。
在瓢儿井，红9军团还开展了对八堡六寨苗族的少数民族工作。
八堡六寨的苗族，朴实耐劳，秉性刚直，由于文化落后，与汉人言语难通，受历代汉族封建统治者残酷剥削、压榨和歧视，生活甚苦，故反抗尤为强烈，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率领太平军转战贵州，经过八堡六寨时，苗族用最好的咂酒热情款待太平军，并派子弟参加了太平军。石达开非常感谢苗家的深厚情谊，即兴写下了著名的《咂酒诗》：“千颗明珠一瓮收，君王到此也低头。五岳抱住擎天柱，吸尽黄河水倒流。”1916年初，袁世凯复辟称帝，六寨苗家的子弟又参加了蔡锷领导的讨袁护国军。
红军的英名，早在苗族群众中广为流传。红军在瓢儿井分粮分盐的消息传到六寨时，苗族同胞也赶去参加。发盐时，罗炳辉见一个妇女穿得花花绿绿的，一问是苗族，便亲切地与她谈话：“我们是红军，是干人的队伍，是各民族人民的子弟兵。今天发盐巴，一般的发两斤，照顾一下苗族兄弟姐妹，人多的l家发6斤，人少的1家发4斤。”那个苗族妇女领了盐，感激不尽，高高兴兴地回去了。经她一宣传，又来了不少苗族群众，头人也来了。罗炳辉盛情接待，问长问短，与头人一起吃饭。苗族同胞感动地说，与这样的“大官”在一起摆谈，他们还是第一次；要是国民党的那些大官，他们看都不敢看。
苗族群众回到六寨，把瓢儿井的情况告诉了他们的自然领袖李绍北。李绍北便带着苗家子弟，穿着自织自染自做的苗族服装，吹起最好的六音芦笙，到瓢儿井去欢迎红军。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接见了他们，并和他们一起吃饭，用深入浅出的道理讲解共产党、红军的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鱼肉、欺压少数民族的罪行。李绍北等人深受感动，表示愿意跟共产党、红军走。罗炳辉、何长工、黄火青等经过商量，认为苗族聚居地区的群众基础和地理条件都比较好，作为一个落脚点是相当理想的，决定由黄火青带宣传部、地方工作部的人员先行到八堡去召开群众大会，并实地看看那里的地形。当晚，中革军委来电，命令红9军团向盘县靠拢，配合主力的行动。红9军团遂放弃在川滇黔边广大地区寻找落脚点，建立根据地的打算，挥师南进，争取早日与主力会合。
4月12日上午，罗炳辉、何长工率红9军团离开瓢儿井，继续长征。待黔军第二师副师长张銮率驻黔西三重堰的第8团追到瓢儿井时，红9军团已离去多日。
4月12日夜，红9军团宿营于八堡。根据军委电令，罗炳辉、何长工决定，全军经过毕节取道水城，进入滇东与主力会合。为此，罗炳辉派红9团担任前卫，深夜出发袭击毕节，扫清障碍。红9团当即出发，行军5公里后，到达小坝石关丫口，与毕节保安团接触，交战半小时，将敌击溃。红9团正欲追击，当地群众报告，滇军孙渡纵队鲁道源旅驻在毕节、海子街一带，红9团未深入侦察，便将此情况向军团部报告。罗炳辉、何长工认为，在白区内孤军行进，敌众我寡，在无把握取得战斗胜利的情况下，应尽量避免与敌交锋，以保存革命力量，遂决定到小坝宿营，然后取道大定，直插盘县。
其实，中央红军主力此时已占领定番（惠水）、长寨、广顺三县县城，原驻毕节、大定的滇军孙渡纵队奉蒋介石之命，赶到清镇、卫城保护贵阳飞机场，后驻紫云。此时的毕节城，只有地方保安团，并无滇军。
4月13日，罗炳辉率红9军团主力经过新开田到达小坝，先头部队行至双山场，击溃了当地民团。这时，有老百姓反映：大定县城内的国民党军正集合准备向外开拔。但是，这一情况未能引起红9军团领导人的重视，为后来的遭袭埋下了隐患。4月14日，红9军团由小坝出发，折回大定境内。中午，到达清毕公路（清镇到毕节）边上一个叫老街的地方休息吃午饭，并打了一家土豪，得到10多支枪和一些银圆。随后，红军从响水越过清毕公路继续行进，当夜到达野麻阆宿营。夜里未发生任何情况，对群众反映的情况更是淡然了。4月15日，罗炳辉率红9军团经方竹坝、牛场、以列，于16时到达猫场。
猫场位于大定西南，地势由东北向西南逐渐降低。街道人口处的东北面为官家大坡，是猫场附近最高的土坡，其他土坡由这里开始分别向南或西南，形成两面散开之势，正好将猫场抱于其喇叭口的顶部。土坡上全系松树及杉树。北面二三公里，大营山、官家大山居高临下，虎视眈眈。东面七八公里，观音山耸入云霄，堵住门户。南面5公里，瓜仲河奔腾呼啸，流势湍急，河对岸悬崖峭壁，拔地而起。西南面的天生桥，横跨瓜仲河，堪称奇观，令人望而生畏。西面10公里，为瓜仲河伏流地段，对岸则是刀削的绝壁梯子岩。梯子岩，又名鸡飞崖，是一条靠人工从陡峭的石壁上硬凿出的栈道，是猫场通往纳雍的主要道路，有100多级的阶梯，忽左忽右的成“之”字拐攀缘而上，狭窄处只容一人通过，其中l0余级坡度极大，手脚齐用，才能上去。而且，猫场通往梯子岩的道路又是一片低洼的丘陵地。显然，这样的地形易攻难守，为兵家所忌，不宜做宿营地。
摸清情况后，罗炳辉、何长工对于是否在猫场宿营产生了犹豫。鉴于当地的不利地形，他们本打算继续转移，寻找新的宿营地。可是，正当他们犹豫不决时，部队已经展开，有的连队已开始做饭，同时由于连日行军，瓢儿井新人伍的300多新战士，更是感到十分疲惫，况且猫场作为宿营地，食宿问题容易解决。更主要的是，接二连三的胜利，使军团上下产生了麻痹轻敌思想和侥幸心理，以为敌人已成手下败将，决不敢轻易来挑衅，觉得在这里宿营一夜，第二天早些出发，不致于发生什么问题。于是，他们最终决定就地宿营。不过，为了以防万一，要求部队次日凌晨4时30分集合出发，并打破过去派排哨的常规，布置后卫第8团派一个连哨在离猫场二三公里的地方警戒来路。
老木孔伏击战教训了追敌，使红9军团摆脱了困境，同时也在敌人内部引起了震动，蒋介石直接命令黔军柏辉章率部追堵。柏辉章受命后，便派驻在打鼓新场的刘鹤鸣第6团跟踪追击。第6团尾追至平坝时，红军已由石仡佬向长岩开去。这里是川黔交界，沟深壑险，山峻林密，地形十分复杂。第6团曾在娄山关战役中受到红军的沉重打击，刘鹤鸣深知红军的战略战术十分机动灵活，害怕在崇山峻岭中遭红军伏击，不敢贸然尾追，遂由平坝改道，直插大定，并经双山场到达牛场。此时，猫场的民团队长汪筱恒和土匪头子陈子良得知红军宿营猫场，很想袭击红军一下，但又感势单力薄，不是红军对手，不敢轻举妄动。获悉第6团到达牛场后，便急忙前往，与刘鹤鸣商定了偷袭猫场的路线、兵力配备和出发时间。接着，第6团在民团的协助下，悄悄向猫场接近。
敌人的行动虽十分秘密，但仍有所暴露。这天夜里，乌云蔽天，视野受限。红9军团第8团连哨岗位上的哨兵，警惕地注视着前方的动静。最初，发现时隐时现的火光，紧接着火光逐渐明显，逐渐增多，而且越来越近。牛场方向狗吠不已，人马嘈杂声不断传来。哨兵当即向连部报告，连长马上报告团部，并请示机宜。第8团团长崔国柱因行军疲劳，正在酣睡，朦胧中听了报告，不加思考地对连长说：“今夜是阴天，敌人不敢来。”还说：“贵州地气潮湿，容易出现鬼火，你们注意观察就是了。”说罢，翻过身又睡。可是，敌情越来越明显，连哨又第二次报告。崔国柱听后却说：“可能是老百姓跑荒吧，你们再注意观察，如有变化，再来报告。”稍顷，火把熄灭了，嘈杂声也没有了。突然的寂静，更使连哨感到情况严重，担心发生意外。连长放第心不下，向崔团长建议派人去侦察。但是，崔团长仍坚持己见，认为敌人不会来袭击，不必徒劳兵力。因此，他既不及时找政委幸世修商量，也不向军团部报告，只是命令连哨加强观察了事。
崔国柱麻痹轻敌，给了敌人可乘之机，刘鹤鸣部相继占领了大营山、官家大山等高地。4月16日凌晨4时30分，红9军团各部已经起床吃饭。罗炳辉命令部队到附近坪子集合，准备出发。担任前卫的第8团当即撇下连哨，整装先行。敌1个营趁第8团过早撇下连哨之机，占领了连哨位置，并布置好了火力。第8团刚撤离阵地，敌人就从后面打了过来，第8团被迫返身与敌争夺高地。可是，敌人火力很猛，第8团在不利地形下反复冲锋，伤亡颇大，只好边打边退。
敌人来得突然，红9军团毫无戒备，领导机关还没有集合，部队一时抓不拢。罗炳辉临危不惧，一面命令第9团占领东、南面山头阻击敌人，掩护军团各机关和第7、第8团向梯子岩撤退，一面整理部队转移。敌人从猫场后面的大山上压下来。第9团顽强阻击，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因地形不利，又是仓促应战，伤亡很大。
在罗炳辉的指挥下，部队逐渐集合起来，并分别投入了战斗，军团各机关有秩序地陆续撤离猫场。罗炳辉十分关心因腿部受伤而行走不便的何长工，在他的一再督促下，何长工跟随后方机关先行撤退。鉴于第9团伤亡严重，罗炳辉随即命令第8团接替掩护任务，第7、第9团继续撤退。此后，各团交替掩护，逐渐向梯子岩撤退。战斗异常激烈，步枪、机枪、迫击炮声交织在一起，打得难解难分。红9军团奋勇冲击，虽然消灭了一些敌人，但由于人员多，队伍密集，加之道路不熟，敌人又占据了有利地形，一直处于被动，伤亡很大，一些连队被冲散。
罗炳辉因指挥全军作战，留在后面，只有警卫员胡友山随行。一小股敌人乘机袭来，情况十分紧急，幸得郭天民及时赶到，一面赶调特务连参加战斗，一面派自己的警卫员和通信员保护罗炳辉撤退。这时，特务连连长肖星槐带领特务连和侦察连的2个排向敌人猛冲，打开一条通路，罗炳辉、郭天民才得以安全撤出。
敌人继续紧追不放，第7、第8团交替掩护撤向梯子岩。此时，梯子岩上，无线电队已经过去，直属机关正在通过。而大行李和100多匹满载银圆、枪支及其他军用物资的马驮子还拥挤在岩下，部队也在不断往那里集结，猖狂的敌人又跟踪追来，渐渐压向梯子岩。若不投入新的战斗力量，再耽搁时间，部队就难以全部通过梯子岩了，而机动兵力只有教导大队了。教导大队共300多人，全是遵义会议后军团缩编时编余下来的班、排、连干部。这些干部，是革命的宝贵财富，一旦时机到来，部队扩编，便是新的骨干，平时不轻易使用，只是随队行动。在这紧急关头，罗炳辉只好将他们投入右翼去堵住敌人，以保证全军团顺利通过梯子岩。教导大队久经沙场，接受命令后，人人生龙活虎，在大队长彭上坤的率领下，立即抢占韩家寨、发窝岩等高地，以密集火力向敌人反击，使敌不得前进。罗炳辉又命刚刚到达梯子岩的侦察连攀登崖顶，居高临下，设置火力网，掩护军团各部陆续通过梯子岩。
4月16日15时许，红9军团全部通过梯子岩，留下一小部在梯子岩上继续监视敌人，军团主力进到查家麻窝（今水淹塘）休整，并等待失散人员陆续归队。敌人见红军占领了有利地形，设置了火力网，而且斗志高昂，战术机动灵活，不敢再来进攻，只龟缩在远处打冷枪。
猫场之战，红9军团遭受了离开主力后的最大的一次损失，伤亡400多人，并损失了部分军用物资。好在这次受袭，并未成为红9军团的“走麦城”而使部队一蹶不振。此后，红9军团牢记血的教训，时时提高警惕，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何长工认为：“它给我军团一次严重的考验，坏事变好事，给我们上了一课，从反面教育了我们，提高了警觉，锻炼了意志，丰富了作战经验。”罗炳辉更是对这次失败的教训终生难忘，并常常以此教育部队说：“骄兵必败！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和麻痹，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红9军团在大定境内的革命活动，在当地人民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带来了胜利的曙光，并为红2、红6军团1936年创建黔（西）大（定）毕（节）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猫场受袭中被打散流落的人员，如第9团第7连指导员罗洪标等，后来辗转加入了活动到这里的红2、红6军团，继续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