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罗炳辉放弃娄山关,中革军委于3月3日24时以“万万火急”致电董振堂、李卓然、罗炳辉、蔡树藩,指出放弃娄山关是不对的,“望应用这次经验,在板桥附近扼止敌人”。3月4日12时,罗炳辉、蔡树藩致电朱德,陈述自己的看法:“五军团主力位置是在板桥以南,九军团是在娄山关、黑神庙之线,相离三十里路,对突击敌迂回部队来巩固娄山关根本没有作用。如要保持娄山关在我手中,五军团位置应在石炭关来突击三日进攻之敌是最有利的。”
3月3日24时,中革军委电令红9军团派1个得力团带电台,伪装主力先头部队,向绥阳前进,进行侦察佯动,散布进攻绥阳的谣言,以迷惑绥阳黔军,并吸引川军由桐梓向东,同时弄清绥阳敌情。罗炳辉、蔡树藩接电后,把这个任务交给第9团执行,同时把第9团扼守的娄山关阵地交给第7团接防,第8团仍在黑神庙附近,以备不测之变。3月4日,第9团经四面山,抵达蒲老场。沿途把队伍拉开,大造声势,以红军主力的番号书写标语,张贴到大街小巷,同时传出话去,说红军主力要攻打绥阳,让老百姓暂避,并摆出一副进攻绥阳的架势。国民党绥阳县长接二连三向王家烈报告,要求派兵支援。王家烈忙着向蒋介石报告,请求派中央军驰援。蒋介石看完电报断定红军“必向东图,与肖贺联合”,迅速作出了在乌江以西、黔巴大道围歼红军的部署。
这时,川军3个旅已集中桐梓并准备向南进攻。3月5日,中革军委决定,集中红l、红3、红5军团西进遵义到仁怀间突击周浑元部,而以红9军团在桐梓、遵义间地域吸引川军向东而钳制之。此后,罗炳辉、蔡树藩以红9军团主力在黑神庙、板桥、四都站等地,迟滞川军南进,遇小敌则消灭或驱逐之,遇大敌则节节运动防御;第9团则继续执行佯攻绥阳的任务。7 -9日,红9军团陆续撤离四都站、板桥等地,经铁厂、花猫田、长干山,抵枫香坝一带。9日,罗炳辉、蔡树藩还奉命派出2个连,赶到忠庄铺,担任向刀靶水警戒任务,并掩护遵义城地方工作部工作。④随后,又派出工作团到遵义城扩大红军及采集资财,尤其是布匹。
罗炳辉回忆道:“在长征中,红军在战术上和战略上的经验利用到了极度。特别是在贵州,我们处于危险的境地中,因此要进行很多的运动。我们的战略始终是去诱骗和迷惑敌人。我们三面被包围时,就进行正面攻击,然后留下少数英勇的部队固守阵地,部队的主体迅速退却,绕道走到敌人后面去。接着,当白军战线辐合时,他们除了有少数部队站在那里面面相觑外,就别无最后的凭借了。自然,这要求当其时要固守阵地的那少数红军部队有最大的牺牲精神。”
在此期间,中央红军主力进到长干山、白腊坎以西地区后,多次寻找周浑元纵队作战,都由于周浑元纵队畏歼不进而未果。10日晚,中革军委决定放弃遵义,集结主力准备转移,以寻求新的机动,同时鉴于川军3个旅向遵义进攻,黔军向西迂回,企图截断红9军团西退道路的情况,遂令红9军团脱离当面之敌,转移于遵义通毛石坎的道路上,背靠西方占领适当地区,拒止敌人,同时以一部采取运动防御跟随,并掩护主力的转移。⑥3月12日17时,军委决定中央红军转移于仁怀东南及以南地区,消灭黔军王家烈部,以寻求对周浑元和吴奇伟纵队的机动,并略收和控制赤水河上游渡河点。13日,罗炳辉率红9军团开到花苗田附近,向鸭溪、梦筛坝及来路侦察警戒并封锁消息。
3月13日,为配合主力消灭鲁班场、三元洞之周浑元部,红9军团经枫香坝进至温水沟。此后,周浑元部有向五马口前进或回占坛厂的迹象,而吴奇伟部则快速进至鸭溪,有向长干山进攻的可能。据此,中革军委转而决定伏击吴奇伟部。,14日拂晓,罗炳辉率红9军团由温水沟绕道转至长干山、李村之线以南的伏击阵地,位于红3军团右翼,准备由南向北突击吴奇伟部。但是,由于吴奇伟纵队未向长干山进攻,而转向枫香坝,伏击未果。红9军团随即转到百谷坝地域待机。
3月15日,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集中主力向鲁班场、三元洞地区的周浑元纵队发动进攻。红9军团主力由蔡树藩率领,赶到坛厂,为总预备队;罗炳辉则率领第9团和小电台,于12时前出枫香坝以东地区游击佯动,监视吴奇伟部,并迟滞其向西推进。此外,第7团团长洪玉良率2个工兵连随肖劲光、莫文骅所率的干部团上千队袭取仁怀,后随军委行动。
当天,罗炳辉率部急行军35公里,赶到枫香坝。这时,吴奇伟纵队亦向枫香坝前进,以增援周浑元纵队。为阻止这股敌军,罗炳辉在两座山上各摆了1个连,让这两连人在山上到处团团转,并故意躲开山上茂密的树林,待在空旷的地方,让敌人的侦察机看见,使敌人误以为红军人数太多,以致不能隐蔽在树下。同时,他率其他3个连,巧妙运动到敌人背后,然后集中火力发起攻击,使敌人以为遭到红军主力的袭击。在罗炳辉部的迷惑下,国民党军发出电报说,他们已“把红军主力围困得像瓮中之鳖”③。固守阵地2天,为红军主力赢得从容撤退的时间后,罗炳辉巧妙甩开当面之敌,急速转移到军委指定的位置——桑树湾。
由于周浑元纵队3个师猬集一团,红军向鲁班场攻击数小时,未能奏效。鉴于再战不利,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红军由茅台附近全部西渡赤水河,寻求新的机动,并规定除红5军团掩护渡河的部队外,红9军团最后渡河。
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央红军于16 - 17日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为配合主力渡河,红9军团于16日先在长干山地域,后改在塘亚口,阻滞吴奇伟部前进。下午,罗炳辉率第9团赶到坛厂与蔡树藩所率军团主力会合,并一起于当晚22时由坛厂出发,经两路口,于17日9时到达茅台开始渡河,至11时渡完,并继续向西走5公里后隐蔽休息。18日,进到三元场地域休整。19日,经鱼洞沟进到鱼岔以东之滴水,向西北吸引欲由茅台西渡之郭勋祺部,以利中央红军主力对周浑元纵队寻求机动。
作战虽然紧张,罗炳辉不忘关心部队,特别爱惜作战勇敢、能打仗的基层干部和战士。他常说:“带兵打仗,你没有兵怎么打仗,打什么仗?”这时,郭永清在第三次反“围剿”时受伤的腿感染化脓。罗炳辉要张令彬给予很好的医治,并抬着他走。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负伤后一般只能留在群众家中,只有营以上的干部才抬着走,而郭永清当时并不是营级干部。敌人追上来时,郭永清坚决要求把他留下和敌人拼了,担架员说:“这是军团长的命令。”侦察连长王良定因作战很勇敢负了伤,罗炳辉也叫人抬着他走,有点好吃的他都要留给王良定。
郭永清还回忆道:罗炳辉“对部队管理教育是很严格的,但注意战士的疲劳。当时还流传罗炳辉会带兵不会带官,实际不是那回事。他待人顶好的。生活上他没有单独的伙夫,大家吃什么他就吃什么,我们关心、照顾一下他的生活,他就讲,你们这样做不好,要管好大家的生活才行。脱离贵州后才有宿营地,在这之前是白天夜晚的行军作战。越是困难的时候他越关心、体贴战士”。
中央红军再入川南,蒋介石误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兵遣将,向古蔺、叙永进逼,企图聚歼红军于长江南岸。正当国民党军再次扑向川南而尚未形成包围之际,中革军委于3月20日命令,红军西进不利,“决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21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东渡赤水河,寻求机动。同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电令各军团首长,指出“这是野战军此后行动发展的严重紧急关头”,要求各军团领导人坚决而迅速地组织部队东渡,并强调指出:“渡河迟缓或阻碍渡河的困难不能克服,都会给野战军最大危险。”21日,罗炳辉率红9军团经核桃坝大路,在二郎滩渡过赤水河,随即留二郎滩东岸,向马桑坪封锁消息,并扼守东岸。至3月22日,中央红军其他各部也由二郎滩、太平渡等地全部渡过赤水河,并随即挥师南下。
这时,何长工接替蔡树藩任红9军团政委。赴任前,毛泽东特意对何长工说:“罗炳辉同志报告过,想辞掉军团长职务,要求分配其他工作。看来罗是有想法的。”毛泽东接着指出:“王明的‘左’倾路线给我党我军造成的损失不小呀!有的同志受影响较深,对起义参加红军的同志不信任,甚至把罗炳辉同志当作‘白军军官’看待,实际他已变成红色将军了,另眼看待,这怎么能行呢?是孤家寡人的政策。自己毫无军事常识,又不听取人家的意见,主观片面,自以为是,这样是不能团结好同志的。指挥员步调不一,怎能带好千军万马?”毛泽东还分析说:“罗炳辉同志正派耿直,不会搞阴谋诡计,原在滇军中是革命的。滇军里有许多先进分子,如朱德同志等。由于出身贫苦,在旧军队也受人欺凌。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他是忠诚的,他是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到共产党和红军里来的嘛!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罗身体好,有军事才能,会打仗,只是文化低一点。”最后,毛泽东说:“长工,在井冈山的时候你搞过王佐部队的复杂政治工作,在红军第13军与董振堂等起义将领是团结得好的,这方面你是有经验和体会的,想必你与耿直的炳辉同志一定会处得很好。罗炳辉同志系云南讲武堂毕业的,战争经验也比较丰富,军事指挥上要尊重他。要顾全大局,搞好团结……”刘伯承同志插话说:“事实已证明,罗炳辉同志是好团结的。”
和罗炳辉成为搭档的何长工,到红9军团后,与罗炳辉谈心交心,对部队的事认真商量分析,诚恳坦率地交换意见。何长工曾由衷地感叹道:“炳辉同志确是耿直、豪爽、正大光明,有勇有谋,是一位好的红色指挥员。我们无话不说,思想上很合得拢。重大军情党委研究,不需党委统一的由他当机立断布置、安排。他有高超的指挥才能。我们既能打大仗,又能打小仗,‘赚钱’就来,蚀本不干。长征中我们打了不少胜仗,都与炳辉同志的指挥才能分不开。”
这段时间,罗炳辉不仅与自己的搭档何长工合作得愉快,与其他军团领导人的关系也很顺畅。舒心宽松的环境使他得闲时甚至还要搞个恶作剧。部队打了胜仗,罗炳辉很高兴,军团其他领导人也很高兴。大伙聚餐庆贺,畅谈取胜的经验以及战斗中必须引起注意的教训。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弄到一只猴子,带着它一起长征,一路上逗着玩,既消解疲劳,又增添乐趣。有一天,罗炳辉叫人背着黄火青把猴子杀了,还叫他来吃肉。大家一边吃,一边谈笑风生,快吃完了,罗炳辉才笑呵呵地问:“黄主任,我们今天吃的是什么肉?”黄火青说品不出味来。罗炳辉“得意”地说:“你看你那心爱的小伙伴还在不在?”黄火青恍然大悟:那只可爱的猴子被杀了。他又好气又好笑,回敬罗炳辉道:“军团长同志,你当了‘刽子手’了。”惹得大家哈哈大笑,罗炳辉笑得比别人更响。
黄火青曾这样评价罗炳辉:“那时我们亲密无间,无话不说,干部战士情绪低落时,他摆个龙门阵,或说点什么笑话,惹大家笑,提精神。在那远离中央,面临着随时都有可能全军覆没的极端困难、危险的环境里,炳辉同志以自己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对革命事业充满必胜信念,充满乐观情绪和大智大勇精神,团结和鼓舞着九军团指战员们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红军东渡赤水河的行动,使蒋介石惊慌失措,他认为红军又将进攻遵义,于是再次调整部署,集中兵力于遵义、仁怀等地,企图阻滞红军于遵仁封锁线以北地区。根据上述情况,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迅速突出敌军的合围,越过遵义仁怀大道,向南发展。23日,罗炳辉率红9军团进到罐子口,向茅台封锁消息,并警戒、探查由罐子口经大坝和仁怀东北绕过仁怀的道路。24日,经大沙坝进到大坝场,向仁怀警戒。25日,继续进到楠木坝地区,向仁怀侦察警戒,并散布红军主力将攻取仁怀的谣言,掩护主力南下。途中,遇到敌机活动时即隐蔽休息,并尽量乘月夜运动;在白天敌机活动时间,则区分各分队成梯队,伸长距离,注意观察、伪装,逐段前进;黄昏进入宿营地后,则加强政治工作,使指战员懂得努力争取南下先机的重大意义。3月26日,红9军团由楠木坝出发,向坛厂侦察前进,到坛厂后即与先期到达的吴奇伟部之第92师展开激战。
3月27日,因周浑元一部已进占平家寨、李村,仁怀之敌约1个营兵力已进占楠木坝西端之山地,中革军委原定从长干山、枫香坝中间地段南下突围的计划已不可能,决定改从鸭溪、白腊坎地域向西南转移。为此,军委当天连电罗炳辉、何长工(万万火急),指出:“我野战军决南移寻求机动,而以九军团暂留现在活动地域钳制周吴纵队,以配合我主力作战”;红9军团即移苟坝西之马鬃岭,一方面以主力依托马鬃岭为活动枢纽,经倒流水向长干山西南李村之敌积极佯攻,务使该敌不能向枫香坝移动,并吸引长干山一带之敌北向,以掩护红军主力通过封锁线,一方面以小部向逼近枫香坝之敌佯攻。为加强红9军团与军委的联络,特别给红9军团加派了第30分队无线电台。此后,为保障主力南渡,红9军团活动于黔北地区,积极抑制、迷惑和牵制敌人,并发展游击战争,开辟游击根据地。
中央红军主力以急行军兼程南下,处于敌人包围之中的红9军团所在地区,南有乌江隔阻,东、北有偏岩河环绕,西被敌人重兵紧逼。在这样三面临水、一面临敌的险恶环境里,自3月27日起,罗炳辉沉着冷静地指挥红9军团,与敌周旋于长干山、枫香坝等地。他派出不少人到各村庄联系,请老百姓给部队做若干人的饭,到处炊烟缭绕,一派热烈气氛。在行动中,红9军团故意制造声势,多打旗帜,拉开距离,军号声声,人马嘈杂,露天摆放红色标语,路旁放烟火假扮炊烟,散布谣言,伪装中央红军主力。他还派出多支小分队,在赤水河东岸修筑工事,大摆战场,连夜点火伐木、挖战壕和防空壕,忙个不停,摆开要与敌人决战的架势,以稳住敌人。此外,他还派出小部队向东、向北活动,在路口、圩镇大刷“突破长江防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北上抗日”等标语;故意丢下一些烂草鞋、绷带;将爆竹放进空油桶里点燃,“噼噼啪啪”大放一通。
罗炳辉部的佯动,使黔北的国民党军误认为红9军团就是中央红军主力,死死咬住不放,从而掩护了红军主力的南移,为主力顺利渡过乌江创造了条件。当中央红军主力灵活机动甩开敌人,浩浩荡荡南渡乌江的时候,红9军团立即由马鬃岭向东偏北的白腊坎、南北镇、龙坪场方向行动。军团和各团均以各种代号发出电报,摆出一副“主力”的架势,一面派人调查经湄潭、凤岗去湘西北的路线;一面大张旗鼓地要地方在此线上准备粮草,故意露出要往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迹象。红2、红6军团亦离开湘西,向黔东前进,指向印江一带活动,以配合红9军团的行动。这些行动使国民党军误以为中央红军主力要东进与红2、红6军团会师,遂仓皇调兵遣将,绕道堵截。待敌人前面布置堵截,后面追兵将近时,罗炳辉发挥他“游击专家”的才能,带领红9军团转向西北之松林、芳台、芝麻坪方向,诱使国民党军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赶紧调兵驰师北堵。
对于马鬃岭诱敌,赵镕评价道:“红九军团开始单独活动,佯装主力红军。这时九军团实际兵力只一个团稍多一点,可却巧妙地把尾追中央红军主力的六个师敌人兵力吸引到自己这边,使我红军主力甩开敌人,迅速完成渡江任务。”何长工回忆:“我们赶到乌江北岸,采取疑兵计,用红布制成了不少旗帜,插上各个山头,配上号兵,旗舞号鸣,敌以为是我主力,咬住不放,就这样迷惑拖住周浑元、薛岳六个主力师于乌江以北。我主力部队乘虚安全渡过了乌江。”
之所以派罗炳辉率红9军团孤悬敌后诱敌,掩护主力,主要是因为罗炳辉大局意识、配合意识强,对游击战、运动战战法运用得当,指挥灵活机动,具有高超的独立作战能力,因此中革军委“对他很器重”,认为“在最困难的时候,他能应付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