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突破封锁线
长征初期，罗炳辉所部除个别情况外，常常留在后面，“总是在保卫行进中的队列的侧翼或后部。这是非常艰难的工作”。虽然红9军团经常担负危险的任务，但不论是在后面还是在侧翼，罗炳辉总能在这些运动中取得成功。
1934年10月19日晚，为占领固陂、新田地域，前出至坪石、安西、石背圩之线，以便在信丰、龙南之间渡过信丰河，罗炳辉遵照中革军委命令，率红9军团军团部和第3师开往茶梓地域，红22师由安山、桂林江开抵河石地域。同时，罗炳辉派出先头营、便衣侦察队、别动队等，前出龙布、板石、重石地域，伪装地方部队，肃清残匪，消灭国民党军前出的侦察警戒部队，侦察敌情，破坏敌人的交通和通信联络。20日黄昏前，第22师为左翼队，由长河、金沙地域，经径背向西南开进至龙尾口、燕滂岗、曾村地域，监视重石、板石之敌，并切断其通龙布之交通；第3师于当晚向龙布开进，相机消灭该地之敌。按照中革军委部署，红9军团必须占领龙布，以掩护右翼的军委纵队安全通过。为此，罗炳辉亲自率军团侦察连及第3师第9团侦察前进。当夜到达龙布时，发现敌早已闻风而逃。
这时，国民党南路军陈济棠部为配合北路军、东路军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在赣州以东，沿桃江（即信丰河）向南，经大埠、王母渡，折向东南，经韩坊、新田等地，构成了第一道封锁线，阻止中央红军进入广东。
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龙布到韩坊全线出击，发起突围的第一仗。15时30分，中革军委命令罗炳辉、蔡树藩，钳制重石、板石之敌，掩护主力行动。当晚，罗炳辉率红9军团军团部和第3师进至龙尾口、燕滂岗、曾村地域，第22师前出至坳下、径背、黄泥排地域，以钳制重石之敌，相机消灭重石、新田间敌人，以保证红1军团左翼侧安全，并掩护中央红军主力移动。
在红9军团的监视下，重石、板石之两团敌人惧怕被歼，遂经石背圩向安西撤退。22日9时，红1军团第1师追上该敌，并将其击溃，乘势向安西发展。当晚，红9军团以1个师到石背圩接替红l军团第1师。23日，红9军团向走马丘、枫树下、石门径地域开进⑨，随即全部集结到石背圩，接替红l军团任务，继续消灭残敌，之后在红1军团后跟进，并监视安西之粤军第1师，以保障红l军团迅速绕过安西向桃江发展。24日，红1、红3军团前锋占领桃江东岸，控制了渡口．，
10月24日，红9军团向安西圩前进。此前，据侦察员报告，驻安西圩之粤军2个团慑于红军声威已逃跑。然而，当红9军团司令部、政治部刚刚通过安西圩，直属队正在通过时，粤军又突然返回，向直属队发起攻击。罗炳辉急调已走到前面的第3师第7团返回迎敌。由于事起突然，第7团又是临时返回参战，战斗到晚上8时左右，才将粤军击溃。第7团占领了安西圩，俘敌200余人，但自身伤亡约百人，军团作战科副科长郑伦牺牲。郑伦，广东汕头人，年28岁，行伍出身，1928年在海陆丰参加红军，机智勇敢，胆大心细，曾历任红军指导员、教导团长、师参谋长等职。在北线的各次战役中，日夜不眠地在战场上紧张工作，为罗炳辉的得力助手。对于战友的牺牲，罗炳辉十分悲恸，但复杂的战场环境容不得他儿女情长。为迅速脱离险境，罗炳辉改变在石梓圩休息的计划，率部星夜疾进，一直走了40多公里才稍事休息，随后又继续前进，走了20公里才宿营。
10月25日，中央红军顺利从信丰南北渡过桃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继续向西前进。当天下午，红9军团经流塘圩于铁石口渡河，随即到达极富圩地域。这里为大平原，是产糖地区。正值甘蔗丰收，糖农在广阔得像大竹林一样的田间砍伐甘蔗，然后用水牛拖着好像水车一样的榨糖机压碾糖汁。这里党的工作基础很好，地下党的工作较为活跃。中共安远县委发动群众，欢迎红军，为红军烧茶水、供食物。沿街墙上张贴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蒋介石！”等标语，群众和几百名小学生热情地向红军招手致意。
中央红军突破粤军第一道封锁线后，形势对红军十分有利。当时，陈济棠按照与红军达成的协议，把其主力撤至大庾、南雄、安远等地，转取守势，仅防止红军进入广东；“围剿”中央苏区的西路军何键部正处于分散“清剿”状态，在湘中、湘南仅有一些地方部队防守；中央军远在赣江以东的兴国、古龙冈、石城等地，短期内难以赶调到湘南和粤北地区。据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乘国民党军尚未弄清红军战略转移的意图之际，沿赣粤和湘粤边界继续向湖南的汝城和广东边境的城口方向前进，计划第一步进到西江、大庾、南雄地域；第二步进到沙田、汝城、城口地域，并相机占领汝城。
然而，红军的行军速度实在是太慢了。10月25日晚，中央红军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仍以第1、第9军团在左，第3、第8军团在右，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居中，红5军团殿后的甬道式的部署西进。从苏区撤出时，博古、李德等人把战略转移当作“大搬家”，命令部队携带了大量物资器材，甚至连印钞机、印刷机和X光机都带上了。由上千名挑夫组成的运输队伍，行动十分迟缓，有时一天只能走10 - 15公里。这种甬道式的行军队伍和大搬家式的转移，使主力红军变成了机关和运输队伍的掩护队，严重影响了红军的机动能力，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此时，红1、红3军团已通过大庾岭，粤军正突破水口向红军逼近，由赣州南下之国民党军也将通过新街，10小时内将会师于赣韶公路。鉴于敌情紧急，罗炳辉率红9军团转入急行军，经乌迳西进。26日，红9军团在大余县新城至南雄乌迳一线渡过章江。28日，为夺取青龙圩，罗炳辉以第3师第9团为先头，第8团和军团直属队同行，第7团为预备队；第22师在右侧路上疾进。下午1时，第9团经过近50公里的泥路行军，赶到青龙圩，与敌人展开激战。驻守青龙圩之国民党军虽已修筑了工事、设置了障碍物，终抵挡不住红军的冲击而于黄昏向南雄方向败退。28日晚，红9军团由中心坝、上坪、高排、王家转至东城市及青秋坝两点渡过大庾河，29日停止于大庾河两岸之凤凰城、青龙圩、枫树下、青秋坝地域，向大庾严密警戒，相机消灭由大庾出击之敌，以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的左侧。此后，由于前面辎重过多，大军云集，道路经常堵塞，红9军团翻过大庾岭后停止于四面环山、人烟稀少的小梅关古道休息待命。此地地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军在这里修筑的许多碉堡，均被红军摧毁。
在连续几天的急行军路上，淫雨霏霏，泥滑路烂，甚为难行，被淋湿的衣服裹在身上，经寒风一吹，冷得发抖。鉴于敌情紧急，部队无法停脚做饭，只好派能行善走的炊事员、通信员赶到前面，到群众中买些白薯、芋头、鸡蛋、南瓜、青豆等，煮熟后放在路旁，以便部队边走边吃，聊以充饥。
10月30日，大庾之敌又向青龙圩前进，另有2个团已前出至笔架山。当夜，红9军团经东坑、石头坝转移到义安地域。31日晨，罗炳辉以红9军团第3师接替红1军团的1个师在义安的任务，钳制大庾之敌向笔架山移动的两个团；以红22师配置于义安圩、枫树坝地域，并作好战斗准备，其1个团留在下坑地域监视青龙圩之敌。
郭永清曾这样回忆这一阶段的罗炳辉和红9军团：“我们刚离开中央苏区，在广东、江西交界处，掩护中央主力打得很好，所以以后一直担任掩护任务。敌人一二十万人冲到我们面前，和敌人绞在一起。冲到前面的是一个师，罗炳辉同志立即命令部队猛烈反击过去，把敌人打垮下去。三师刚过去一个团（跑步前进），即直属队刚过去，敌人就插过来了，罗炳辉就以他带在身边的特务连、侦察连立即组织反攻，将敌击溃。如果这仗打不好，我们九军团就只能跑掉一个团，以后红军就危险了。”
11月1日，红9军团军团部和第3师为第1梯队进至聂都地域停止前进，集结整理部队，并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前进；红22师为第2梯队进至龙西村地域，向大庾严密警戒。⑦聂都四周高山环抱，森林密布，清溪流水常年不断，西华山脉高耸人云，连绵200余公里，异常险要。这里1927年就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此时已组织有一支上千人的游击队，建立了一块纵横100多公里的游击根据地。红9军团一到此地，即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并把不能随军行动的伤病员交给他们，就地治疗休养。随后，红9军团经文英、罗湾向城口、大坪之线前进。
11月3日晚，红9军团转移到乐洞、林屋地域，抗击粤敌，保证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左翼安全，并特别警戒驻长江之粤军的1个旅。对于粤军这个旅，因其威胁红军“自热水至高排、新桥之基本通路”，特别是军委纵队的通路，中革军委“极觉不安”。5日晨，罗炳辉、蔡树藩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率红9军团经仑子坳向东岭前进，并以第3师接替红1军团在东岭的防守任务，然后在东岭及肖家山以南山地占领阵地，抗击长江之粤军，并派队向长江方向游击，其余部队在山林中隐蔽配置。因事关全军特别是军委的安危，罗炳辉严令部队要坚决固守阵地，不得轻易放弃。
当中央红军迫近湘南时，蒋介石的“追剿”军主力周浑元、吴奇伟2个纵队还远在湘赣边地区，汝城只有地方部队2个团和新调来的第62师1个旅，第62师主力尚在桂东；仁化地区仅粤军1个旅，其主力仍在粤赣边地区。中央红军如能抓住国民党军兵力尚未集中、协同作战比较困难的有利时机，集中兵力，创造战机，打一两个歼灭性的胜仗是有可能的。但是，博古、李德等人却采取了避战方针，只求一味西进，不仅对可以消灭的国民党军据点没有夺取的计划，而且对于前进道路上能够消灭的国民党军也采取了避战的方针。
11月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监视汝城的国民党军，主力分3路纵队，由汝城、城口之间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鉴于部队连日行军极为疲劳的状况，罗炳辉等军团领导人决定，部队减轻行装，清理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包括文件、单据等，一切可要可不要的东西坚决不要，尽力做到轻装前进。
11月6日黄昏，罗炳辉率红9军团离开半沙水，以第3师经过大坪、泥洞、新洞向白沙塘地域前进；以第22师经大中坪、围坑向新田地域前进。到达第二道封锁线之城口地域时，第3师以1个团布置于城口南之上寨地域，主力位于城口以东担任掩护任务。在第3师的掩护下，至7日2时，继第15师通过后，第22师和红9军团后方部顺利通过封锁线，开至新田。随后，第3师在第34师的掩护下，在5时前通过封锁线，开至白沙塘。
几天来，为了掩护中共中央突破封锁线，部队不管刮风下雨，不分白天黑夜，一直保持着急行军的状态，一天连两顿饭也无法保证。每当狭路难行时，后面的人员、马匹、担子挤成一团，狭路一过，只有跑步才能跟上，跑得大家腰酸腿疼，肚饿身疲；黑夜行军时，看不清道路，也看不见前面的人，指战员们只好把白毛巾围在脖子上，有时掉队的人看不清前面的白点时，只得伏地静听脚步声，再往前赶。
至11月8日，中央红军各部都顺利通过第二道封锁线，继续向宜章方向前进。当天，红9军团进到麻坑地域，向乐昌方向严密警戒，并准备经宜章以南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当日，军委规定，红9军团行动暂时受红l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指挥，要罗炳辉、蔡树藩与林、聂保持密切的通信联络。19日拂晓，红9军团由麻坑出发，进至小王山、大王山和九峰崃地域宿营。
过九峰山时，天降暴雨，道路泥泞，行动困难。罗炳辉的骡马掉了队，他只好徒步行军。途中，正好与红2师第4团政委杨成武相遇，杨成武立即送给罗炳辉l匹骡马，并派人把他送到了宿营地。
这时，由于乐昌至九峰大道两旁皆大山，地势险要，没有由东向西的道路，且有国民党军2个团驻守，原定由此西进的计划行不通，红l军团改经九峰以北西进；红9军团、红15师等部则转至湖南汝城延寿圩，准备由此继续西进。湘军第8军的7个团奉命在延寿寺堵击红军，中央红军主力虽已通过，但后卫部队遭到了敌人的截击。红9军团第3师第8、第9团配合红5军团第14师第41团，与堵截之敌激战两三个小时，由于地形对红军极为不利，双方打成平局，形成对峙。入夜，敌人1个营摸上了延寿寺西北之仙人崖要地，以猛烈的火力严重威胁着红军的安全。罗炳辉深知仙人崖对全军的重要，随即亲自率第8团第9连一鼓作气冲了上去，与敌人几次交锋，将仙人崖要地夺了回来，全军始得安全通过。
对于在延寿圩的苦战，罗炳辉回忆说：“我个人在长征中所遇的最危险地位，是有一次在湖南延寿圩。那条路是通往两山之间的一条羊肠小径的。我带了四团人在后面，其余的部队都已经通过了。但是正当我的部队走到这条小径边时，国民党的军队追上了我们，而且占住了一个山头，对我们突作奇袭，切断了道路。我们这时真是进退维谷，但是都拼命地打仗，像猛虎似的，结果终于克复了那个山头。我和七个同志都只得用我们的毛瑟枪来打仗，险险乎被俘虏了去。”
11月12日，因国民党军截断了延寿圩通文明司的大道，红9军团直属队和第22师（缺一团）不得不转由大盈洞向文明司前进。在离文明司6公里的石灰岩，罗炳辉带部队绕过来阻止追敌，从中午11点打到下午5点，非常激烈，使追敌不能前进半步。
11月13日，红9军团同红8军团以多路向粤汉铁路猛进。赵镕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场面：“众多的部队拥挤在公路上，假如某个部队想休息片刻，或坐下来喝点水，吃点东西，后面跟进的部队马上就插到你的前面去了。”“人们除了走路或战斗外，似乎忘记了一切，既忘了吃饭、睡觉，也忘了黑夜白日，只知埋头走呀走呀，全身的衣服都被雨淋透了，脚上打满了水泡，草鞋磨穿了底，可谁也顾不了这些。”从天微亮走到天尽黑，终于抵达赤石司地域宿营。14日晨，经平和，向宜章城附近地域前进，下午5时进到宜章城外北郊。
至11月15日，中央红军从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
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时，中革军委已经发现各路国民党军开始向湘南地区开进，并判断其主要企图是从两翼截击红军之后续部队，以后则向红军主力两侧并行追击，因此决定中央红军迅速、秘密的脱离尾追之敌，前出到临武、嘉禾、蓝山地域。据此，红9军团和红1军团组成左纵队，归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由宜章、坪石地区出发，经梅田，向临武、蓝山前进。
11月15日，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当日拂晓前，罗炳辉、蔡树藩率红9军团在红15师及红1军团后方，经狮子岭、四溪进至牛头粪地域，然后向临武方向派出侦察，并向坪石警戒。当晚，红9军团进至麻田镇，16日进至楚江坪一带宿营。此时，由于连续行军，掉队人员较多，部队非常疲劳，加之敌情异常复杂，前面的敌情尚未搞清楚，罗炳辉等军团领导人决定，暂在楚江坪休息，等待军委命令。
11月16日夜，红9军团接到军委命令，国民党军薛岳、周浑元纵队12个旅正在后面尾追，企图在潇水、湘水间歼灭红军，于是红9军团连夜西进。红军在疾风大雨中行进，泥泞的道路、恶劣的天气，考验着每一个红军战士。天气稍微好转时，为了加快行军速度，罗炳辉命令，各单位可买火把照明。于是，有人买来拳头粗的龙竹，破开后加上松明；有的用麻杆捆成火把；有的在瓷筒中塞上棉花，灌上煤油……各式各样的火把，顿时形成一条“火龙”，在风雨潇潇、夜色茫茫中蜿蜒行进。17日中午时分，部队到达烂场圩宿营。
11月17日，鉴于部队减员严重，中革军委下令，红9军团仅保留第3师的编制，将第22师编为5个补充营，以2个营补充第3师，2个营补充红l军团，1个营补充红5军团；军团直属队照师直属队编制，多余的人员除编人各连队外，编余者编入后方队。罗炳辉、蔡树藩仍分别兼第3师的师长、政委。整编后，红9军团仅辖第3师，四五千人，改归中革军委直接指挥。
11月18日晨，红9军团又经过半天一夜的风雨行军，到达冯村。当天，中革军委为取得更有利的作战及前进的条件，决定立即转移到道县、江华、永明（今江永）地域，并规定红9军团与红5军团（欠第13师）及中央纵队，经蓝山城向江华前进。下午l时，红9军团转入强行军，经下羊村，至20日赶至朱家圩，稍事休息。罗炳辉来到军团供给部了解情况，询问部队这几天急行军表现如何，身体累垮了没有，有多少人掉队，还关心地问军实科科长隰志良跟上来了没有。隰科长业务熟练，意志坚强，经常带病工作，夜以继日，从不知累。前些天，他因为脚上生疮，不能走路，也不能骑马，特派了8名运输员、1名通信员，轮流用担架抬着行军。
11月21日晨，红9军团经过一夜的雨中行军，到达蓝山城，以备战姿态休息。蓝山是湖南省南端的一个大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当时约有80万人口。进城后，军团部下达通知：烤火时需注意防火，切勿失火燃着衣物、家具、房屋。须注意行装，以备突然行动。人员有事外出时须请假说明去向和时间，无事的人不许外出，须以战备姿态休息，随时准备行动。
11月22日，红9军团司令部、第7团、第9团转移到南面，向粤北前进，试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粤北之连县，随后由桂林西北地区绕过湘江。但是，23日，据侦察人员报告，连县有粤军重兵守备。于是，罗炳辉临时变更布置，当晚将部队撤回蓝山县城。在蓝山地域，罗炳辉命令1个连长坚决守住一个关键阵地，但是那个连长不执行命令，导致阵地失守，部队受到损失。罗炳辉毫不犹豫地枪毙了那个连长。
这时，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已是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他命令何键“追剿”军与粤、桂两军相配合，凭借湘江之险，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企图把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随即，薛岳、周浑元两纵队和湖南国民党军第8军陶广部以及粤军第31军韦云松、第48军廖磊部等共38个旅的兵力，利用湘桂边界的平原地势和湘江之天然屏障，对红军进行前堵后追、两面夹击，环境异常险恶。
11月23日20时，由于周浑元纵队以一部进占构岭天堂圩，第23师已前出到张屋、南坪圩地域，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渡过潇水，“迅速打开西进道路，并打击尾追之敌”，其中红9军团担负袭取江华的任务，并向江华、永明及其通灌阳大道侦察警戒。24日中午，红9军团主力从蓝山出发，分8路纵队齐头并进，向江华前进；第9团担任后卫，阻止敌人追击。一路上，红军顶风冒雨，日夜兼程。江华之国民党守军，闻讯红军到来，未加抵抗便随县长等官员一起逃窜。红9军团先头部队第7团顺利占领江华。
11月25日，中央红军从道县与水口间全部渡过潇水，继续西进。这时，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西进，中革军委命令红9军团（缺第9团）和第1师、红5军团至少要扼阻周浑元纵队及第23师于潇水东岸2天。接令后，罗炳辉、蔡树藩立即做出部署：以1个连及1个排另1个轻机枪班位于故子江口；第8团位于江渡、大林江西岸位置，第7团位于江域、大石桥向蓝山、马头铺占领阵地。与此同时，为了调动国民党军，寻机渡江，红9军团第3师第9团和红8军团西进永明。
这时，李宗仁、白崇禧为防红军进入广西，主动将桂军主力由全州、兴安一线撤向龙虎关、恭城一带堵截，使兴安、全州一线暴露出防守空当。11月25日17时，中革军委命令红军向全州、兴安西北之黄山地域（湘桂边境）进军，渡过湘江，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其中红9军团和红8军团组成第4纵队，经永明或永明以北、三峰山向灌阳、兴安前进。与该命令一起下达的由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关于野战军进行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战役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指出：为了顺利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西渡湘江，“要求野战军全部人员最英勇坚决而不顾一切的行动。进攻部队应最坚决果断的粉碎前进路上之一切抵抗，并征服一切天然的和敌人设置的障碍，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止及部分的扑灭尾追之敌”。并要求每一个指挥员明确地执行战斗任务，与友军确实的协同动作，不间断的进行各种侦察、警戒，遵守一切战术规定，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11月25日20时，朱德致电罗炳辉、蔡树藩，通报国民党军周浑元纵队及第23师向道州前进的情况，指示红9军团“应准备全部由江华向永明前进”，但是“在未得最后命令前，九军团不应移动，而应执行以前命令所规定之任务，如可能时江华桥应破坏之，在你们负责防御地段内一切渡河材料应毁灭之”。接到上级的命令，罗炳辉、蔡树藩立即感到了军情的紧急，意识到一场恶战即将到来。此时，中央红军呈南北齐头并进之势，红l、红3军团在北面，中间是红5军团、中央纵队、军委纵队，而红9、红8军团则处于140公里外的南线上。
这时，何键的“追剿”军2个师正由东安向全州、咸水一线疾进；第2路军一部进至零陵、黄沙河一线；第3路军由宁远进至潇水以东之道县地区；第4、第5路军则由宁远向东安集结；桂军见红军主力未西取桂林，即由全州、兴安南撤的部队约4个师重向灌阳及其西北前进，配合“追剿”军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形势对中央红军十分不利。
为了迅速渡过湘江，中央红军主力按照上级命令，昼夜兼程向湘江疾进。11月27日，红l军团先头部队第2师顺利地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28日，红1军团主力经鞍山坝到达石塘圩；红3军团第4师先头第10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的光华铺、枫山铺地区；红5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迟滞追击的国民党军，掩护后续部队通过。这时，军委纵队已进到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距湘江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如果采取轻装疾进，完全可以迅速渡过湘江，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但是，博古、李德等人仍然不肯丢弃“坛坛罐罐”，致使部队行动缓慢，每天只能走二三十公里，在湘江两岸掩护全军渡江的红l、红3军团不得不与优势的国民党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与此同时，红9军团的形势也十分严峻。11月27日17时30分，中革军委命令红8军团“不顾任何牺牲夺取三峰山”，红9军团“即随其后跟进”；并强调“必须不顾一切障碍坚决执行此命令，否则八、九军团有与主力相切断的可能，特别要注意在夺取三峰山后应迅速追击前进，不使敌人有可能在前进道路上组织新的防御”。28日，桂军1个旅向红9军团逼近，与第9团激战于牯牛岭、青塘一线，军委命令红9军团必须顶住该敌于永明东南地区。入夜，牯牛岭战斗越来越激烈，第9团不支，罗炳辉急令第7团前去增援。29日，红9军团紧随红8军团向永明前进时，被敌阻于永明城东15里的地域，罗炳辉令第8团跑步前去增援，终将敌人火力压住，随后击溃该敌，攻克永明县城。
11月30日，红9军团由水车附近渡过灌江，到达石塘圩地域，这时，红军的处境已十分险恶。渡过湘江的部队正在同截击的国民党军进行顽强拼杀，滞留在湘江以东的部队困难更多。
11月30日18时30分，中革军委赋予红1军团阻止全州之敌南进的任务，同时为加强红1军团，规定红9军团于12月1日晨到达咸水圩西北的地域，以便在紧急情况下作为红l军团的预备队。12月1日3时30分，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发出了措辞严厉的电报：“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
接到电报后，罗炳辉更加意识到形势的严峻，立即率红9军团连夜通过石塘圩地域，并于1日早晨转移到清水严家地域，作为红l军团的预备队。当天，国民党桂军和“追剿”军主力，向中央红军各部队发起了全线进攻，妄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红军广大指战员，坚决响应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的号召，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不顾一切牺牲，同国民党军展开了激战，用刺刀、手榴弹打垮国民党军整连、整营的一次又一次冲锋。战斗激烈的时刻，罗炳辉带着部队左冲右杀，坚定地鼓动着：“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把敌人顶住，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保护先头部队渡过湘江。”
经过整日的浴血奋战，红军终于阻止住了国民党军的进攻，至17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了湘江。
这时，罗炳辉接到军委命令，限红9军团当晚11时渡过湘江，渡江后占领西岸高地，掩护担任后卫任务的红13师、红34师渡江。军情紧急，部队离渡江点还有45公里路程，完成任务每小时至少要走7.5公里，罗炳辉立即命令部队集合出发。这时，部队正在做饭，只好将做好的饭分给每人一份，边走边吃；没做好的饭均分给了老百姓。为加快速度，罗炳辉将部队分10路纵队，沿着宽广的湘桂公路向湘江跑步前进。
12月2日凌晨1时30分许，红9军团分头到达全州、兴安交界处的湘江渡口——麻子渡、极山之间。寒冬之夜，满天星光，部队立即分十几路开始徒涉湘江，后面的战斗仍在继续，枪炮声越响越烈，迫击炮弹不断落入水中，击起很高的水花。关于红9军团过江的情形，彭寿生回忆道：“五军团同志讲‘桥被炸了，只有渡水。’罗炳辉一看这形势，果断命令：强渡。江水冷得刺骨，没有毅力是过不去的。我会水，划过对岸，在水上拉起绳子，让不会水或不太会的同志拉着过到对岸，个个冷得说不出话，烧火烤，军团长命令：不准烤火！”“军团长表现了认真负责的精神和果敢坚决。他干事决心大，山都推得倒。”
红9军团在湘江战役中的损失不算大，仅伤亡了几百人，之所以能如此，主要靠罗炳辉的游击运动战。他10多天没有很好的睡觉，指挥部队有时散开，有时集中，迷惑敌人，到敌人的屁股后头去打，拖敌人的大腿，和敌人周旋，胜利地掩护了红5军团主力、军委纵队渡过了湘江。渡江完毕时，红9军团的战士们诙谐地冲着东岸高喊：“蒋军兄弟们，我们已经渡过了湘江，请你们不要再鸣枪送行了！”
红9军团渡过湘江后，罗炳辉留下第7、第9团暂在西岸掩护后续兄弟部队过江，立即率其余部队转入强行军西进至护卫岭一带。待第7、第9团完成任务归队后，全军团奉命前进至张家湾、竹子水一线宿营。此处距离中革军委指定的全军中心集结点油炸坪已不过6公里。
湘江血战，是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以来打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一仗。红军
广大指战员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英勇的献身精神，与优势的国民党军苦战5昼夜，终于突破了国民党军精心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保护中共中央安全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战后，连同沿途的减员，中央红军已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面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许多领导人，包括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都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深刻认识到博古、李德所推行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战争所带来的严重危害。他们坚决主张纠正“左”倾错误，恢复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正如刘伯承后来指出的：红军长征开始后，“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红军在长征初期的接连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严重损失，已经成为博古、李德等人“左”教条主义错误彻底破产的重要标志，也预示着遵义会议的曙光即将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