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参与大兵团伏击
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失败后，被迫在较长时期内处于守势。从1932年冬开始，国民政府军政部长、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何应钦，陆续调集近40万兵力，组织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其中，以第18军军长陈诚指挥的蒋介石嫡系部队12个师70个团约16万人为中路军，担任“主剿”任务。1933年1月底，蒋介石亲到南昌，组织指挥“围剿”，并于2月6日亲自兼任江西“剿共”军总司令。
1933年1月中旬，红一方面军继续在抚河以东取备战姿态，调动敌人与征集资财。1月20日，为迎接闽浙赣苏区的红10军南渡信江，通过国民党军的封锁线，红22军除留相当兵力在浒湾附近，向抚州方面游击警戒外，其余则移驻琅琚、相龙庙附近。在红22军的掩护下，红10军于1月23日顺利南渡信江，到达贵溪的上清宫，与红一方面军第3I师胜利会师，随即两部合编为第11军。
1月间，蔡树藩到红22军任政治委员，谭政仍任政治部主任。
1月25日，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决定转移至南城东南地域备战。1月28日，罗炳辉、蔡树藩致电朱德、周恩来，报告了红22军面临的困难：“属军于十二时到清水桥、里西赵一带。”“我军企图由里西赵方面，消灭由清思、桐口到南城之敌，如敌以其进到黄狮渡、后车部队沿里西赵、清水桥左翼一带高山夹击我军，则我军陷于大不利地位，因间隔太小，地形不利。”“如我军以原计划在里西赵附近消灭南后车经里西赵到南城之敌，地形较利于我，但敌由后车、南城来增援都很快，敌所占地形亦好，我之后方是靠太康、寻溪方面山地，很少人家。”此后，红一方面军主力活动于黎川地区。
1933年1月至2月上旬，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主张“积极进攻”，一再要求红一方面军“转移到抚河以西，调动敌之主力决战”，进攻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和攻击南城、南丰。红一方面军领导人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赞成进攻坚城和在不利条件下决战，主张在抚河以东以运动战消灭国民党军。然而，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拒不接受这一正确意见。在这种情况下，红一方面军领导人于2月7日13时决定，执行苏区中央局西渡抚河、“先攻南丰”的指示。这时，国民党军第8师有2个团（欠一营）在新丰街，一营在里塔圩，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决定以一部兵力袭击该部，以主力由南丰下游渡河，切断该部向南丰退路，然后强袭南丰。2月7日，罗炳辉奉周恩来的命令，亲自带队侦察敌情，并选择渡河点。经过侦察，罗炳辉发现，新丰街国民党军2个团因发觉红军行动，立即撤回河西，并拆毁浮桥，红军原打算截断该部于南丰之外的计划无法实现，“如再在下游渡河有受其隔河扼制危险”。据此，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决定，改从南丰上游渡河，以迅速强袭南丰准备打其增援部队为目的，于11日晨围攻南丰。
2月9日，雾气笼罩，不时下着小雨。红一方面军以红22军、红5军团为右纵队，红3军团为中央纵队，红1军团为左纵队，由黎川地区向南丰地区开进。右纵队的任务是取道大洋源、荷田冈到泊港渡河，进到鹞里塘附近，以掩护方面军渡河和接敌。进军途中，红22军抓获南丰敌人采买17人，据他们供称南丰敌人系毛炳文部5个团，分驻城内及桥背街、姚湖一带，新丰街有其1个团驻扎。
2月10日凌晨，雨还在下，道路湿滑。5时，红22军之1个团进至泊港附近，协同工兵连征集船只，选择渡河点，架搭浮桥，并对南丰敌人警戒。7时，红22军主力由大洋源附近出发，向鹞里塘前进。右纵队主力到泊港时，浮桥只架起三分之一，红22军、红5军团第39师及军团司令部均徒涉过河，其余部队暂未渡河，在泊港一带宿营。
这时，罗炳辉发现鹞里塘一带有国民党军约1个营扼守，遂命红22军改驻高坡一带。为消灭该敌，为后续部队打开通道，罗炳辉以1个团为钳制部队，由正面佯攻，其另1个团拟由左翼迂回敌之右侧背，阻断敌人退路。后因左翼山高无路，运动困难，罗炳辉改令由右翼突击敌人。当夜，红22军击溃守敌，缴获人枪数十，占领鹞里塘。
2月Il日，红一方面军主力逼近南丰城。罗炳辉率红22军进占里塔圩，截断新丰街南归之敌，并监视南城来援之敌。
南丰城墙加高约l米，四周的小高地建有坚固的堡垒及碉楼，并在外围设有外壕、铁网、竹针等。南丰地区国民党守军为陶峙岳第8师2个旅6个团。2月12日，红3、红5军团向南丰攻击。激战一夜，仅夺得lo多个堡垒，大部阵地仍在国民党军手中。当天12时，罗炳辉率红22军与红11军会合，决定两军统由红22军指挥，红22军任左翼警戒，红11军任右翼警戒。13日，罗炳辉冒着小雨率部队北进，将新丰街之敌大部消灭，缴获人枪各数百。
闻讯红军攻击南丰，驻南城国民党军第24师紧急增援，同时中路军各部也加速南进，准备在南丰与红军主力决战。鉴于坚城之下再战不利，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当机立断，于13日20时决定改强袭南丰为佯攻，主力转移至南丰、里塔圩以西地域，背靠苏区，待机消灭增援之敌。
2月22日，国民党中路军各纵队向南丰逼近。周恩来、朱德鉴于国民党军兵力密集，打援无胜利把握，在南丰地区与之决战更为不利，决定撤围南丰，诱敌深入苏区。从2月23日起，红一方面军以红1I军伪装主力，东渡抚河，向黎川佯动；主力则秘密转移到广昌以西的东韶、洛口地区隐蔽待机。
陈诚被红11军的行动所迷惑，以为红军主力撤回黎川地区，遂以各纵队向黎川、建宁地区压迫，企图对红军主力分进合击，予以消灭。其中，第1纵队的第52、第59师准备由乐安地区东进黄陂，会合由宜黄南下的第11师。
南丰县以西的东陂、黄陂和大小龙坪一带，虽然地处偏僻，梯田层层，河水弯弯，却是从宜黄、乐安南下广昌和宁都的必经之路。因此，这一带成为红军伏击敌人的中心战场。这时，中路军第1纵队同第2、第3纵队相距较远，态势孤立。而且，第52、第59师由乐安向黄陂开进所必经的登仙桥以东地区，山岭连绵，林木茂密，道路狭窄，便于红军大兵团伏击。于是，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决定，集中主力，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在固岗、登仙桥以东，河口、黄陂以西地区，以伏击战求歼第52、第59师。罗炳辉率红22军，与红5军团组成右翼队，归董振堂、朱瑞指挥，隐蔽集结于横石、侯坊一线，准备向西占领黄陂、霍源（今霍沅）地区，歼灭由固岗、西源（今西沅）向黄陂前进的第59师，并保障由红1、红3军团和红21军组成的左翼队的翼侧安全。26日，红军各部先后进入预定地域。
2月26日，第52、第59师由乐安分两路东进。27日，第52师沿登仙桥、大龙坪、蛟湖、桥头之线向黄陂前进；第59师沿固岗、西源、霍源向黄陂前进。这时，细雨浓雾，视线不良，两师之间又有摩罗嶂大山相隔，联络协同均感困难。
2月27日6时，按照董振堂、朱瑞电令，罗炳辉派红22军第64师附工兵一排为前卫，由集结地侯坊取道东陂、邓村、九都等地，取捷径转向黄陂东北之张家占领阵地，迂回敌人左侧背，掩护本队开进，并派兵两连分向河口、二都及山前游击警戒，其余部队为本队，继前卫前进。开进中，由于平行路缺少，原本计划先抵黄陂的红5军团第38师落在红22军之后。红22军前卫到达东陂时，第38师才赶到。红22军前卫遂停止前进，让第38师先通过，红22军前卫后奉董振堂、朱瑞命令改经大道，沿东陂、仙君殿、秀山之线前进。但是，红22军其余后续部队仍与红5军团交叉，以致右翼队混乱，行进迟缓。
2月27日11时许，红22军前卫达黄陂，尚未发现敌人，即奉董振堂、朱瑞的命令，以1个团占领黄陂通霍源方向的阵地，其余暂时停止在幕府山附近。这时，红5军团第38师也已到达黄陂，占领了左边高山阵地。12时许，红22军第64师第192团进入阵地向军坪搜索前进中发现敌人，该团即展开在黄陂通霍源方向的一带小高山拒敌，但因忽视右翼云峰山阵地，只以一班人占领，结果被敌以2营以上兵力夺取，据为重要阵地。
13时许，红22军第66师、红5军团第15军先后赶到幕府山，罗炳辉即令第64师以第190团、第192团在军山及太源附近高山阵地与敌对峙，待红5军团到来后即移交红5军团接替，以第191团取道太源向河口、二都游击警戒；令第66师取道太源、佛岭坳，迂回到霍源敌之左侧背，自己率直属部队、特务团跟进。
然而，第66师误解了命令，由佛岭坳、白沙向西源迂回，致使迂回太远，不能达其任务，又失军部掌握。当第66师迂回到西源时，与国民党军第59师之独立团遭遇，但敌已占领阵地。第66师攻击数次均未得手，阵亡团长1名。第64师之第190团、第192团本来只负有与正面之敌对峙，掩护红22军第66师迂回的任务，但在红5军团第15军指挥下，第190团从正面硬冲敌人云峰山险要阵地，致受相当损伤。这时，罗炳辉正率特务团向霍源前进。到达魏路头时，见敌人向云峰山增加，即令特务团的两连多人攻击魏路头之敌警戒部队（一营余），敌即溃退，夺获其机枪3挺，步枪数十支，敌增援云峰山部队亦纷乱溃退。但是，由于手头儿没有了预备队，未能消灭该敌，故当日未解决战斗。此后，罗炳辉率特务团与霍源之敌对峙宿营，军直属部队在佛岭宿营，第64师之两团在军山、太源阵地露营，与敌对峙，第191团在陈坊宿营，第66师以一部与西源之敌对峙，其余部队在白沙附近宿营。
是日，国民党军第1纵队长罗卓英已率第1l师由宜黄南下增援。鉴于此，董振堂、朱瑞决心在敌援军到达前歼灭第59师，因此当夜调整部署：以红22军之一部向河口方向侦察警戒，并协同独立第5师，阻击敌第11师的增援，红22军主力经佛岭坳兜击霍源之敌；红39师以一部从正面攻击霍源之敌，配合红22军作战，一部配合红12军夹击云峰山之敌；红38师与红15军协同作战，歼灭军山之敌。并要求各部队当夜做好一切作战准备，于次日集中全力猛攻。
2月28日晨，霍源之敌向黄陂前进，以小部在霍源顽强抵抗，似待宜黄之敌增援。据此，罗炳辉、蔡树藩于8时致电朱德、周恩来、董振堂、朱瑞，建议“于今日用全力迅速解决该敌，我独五师应全部渡过河口，游击侦察牵制敌人，因我们无法顾宜黄之敌”。
当天，为有力地协助正面战斗，罗炳辉集中特务团及第191团正面攻击霍源，以直属队为预备队，并令第66师以一团兵力监视西源之敌，由该师长率第197、第198团南霍源左侧翼协同正面消灭霍源之敌。午后，罗炳辉得报，宜黄来增援之敌已到河口，他立即命令第64师在佛岭、太源向河口严密警戒。国民党军第59师第177旅据守霍源附近一带阵地顽抗。红22军猛烈冲锋，激战至16时始将该敌全旅消灭，仅一小部向锁峰桥溃窜，与其在西源之独立团会合，死守阵地待援。红22军第66师及第191团追至锁峰桥，因时傍黄昏，部队纷乱，须待集结，未能消灭该敌。正面之敌第195旅因霍源之敌消灭，腹背受困，其在云峰山之一团企图向河口、宜黄溃窜，被红22军教导队截堵，大部缴械。至17时，战斗结束。当天，红军右翼队第38师和第15军歼灭了军山之敌；第12军和第39师歼灭了云峰山之敌。
战后，红22军主力集结于霍源以东地区。罗炳辉总结道：此役“伤毙敌旅长各一，毙旅参谋长一，其余团营连排长伤毙很多，俘虏、缴获详细见战斗结束报告表，我军阵亡团长一名，伤亡连排长及战斗员百余名。在战斗中，我全体指战员均表现高度的英勇牺牲刻苦奋斗精神，唯一般军事技术尚差，不能掌握部队，不善部署队伍，尤其是不知在山地战运用包围迂回，以威胁敌人放弃优势阵地，只从正面硬冲，致多受不必要之损伤，在整个右翼队亦是不能很好运用迂回，而以主力从正面硬攻敌人险要阵地，致延长战斗时间多受损伤”。
国民党军第59师师长陈时骥见败局已定，率残部数百人乘夜向蛟湖方向逃窜，并致信第52师师长李明乞援：“弟无能，于本日午后一时失利，现部队已溃散，弟仅率士兵数十人在距蛟湖七八里许之山庄中，请迅速援助为盼。”发出求援信的陈时骥哪里想到，他的友邻部队第52师比他的情况更糟，已经在登仙桥、蛟湖等地被红军左翼队歼灭，师长李明负重伤被俘（不久毙命）。当陈时骥得悉这一情况后，仓皇向乐安方向逃窜。3月1日上午，当其逃至登仙桥东北地区时，被红l军团消灭。战斗期间，连日阴雨，天气昏暗，浓雾侵没山顶，傍晚更甚。3月1日，浓雾稍散。凌晨4时许，罗炳辉接到方面军总部电令，方面军决心集中主力消灭国民党援军第11师，各部须于8时前集中于霍源、太源一带阵地。罗炳辉随即打电话给董振堂、朱瑞，汇报这一情况，得到遵令执行的指示后，即一面命令第64师在佛岭部队准备出发到太源，一面飞调第66师之两团及第191团到佛岭候令，其向西源敌人警戒之一团候红5军团接替后亦赶到佛岭候令。罗炳辉亲率特务团、军教导队、工兵连于6时由霍源出发，约7时到佛岭时，即令第64师之两团附特务团之两连迅速向太源前进，同守太源附近阵地，同时以军教导队、工兵连暂在佛岭附近向河口警戒，以待第66师等部到来。
7时许，国民党军第11师沿锁岭、石人岭向太源前进，未发现红22军在佛岭部队。8时许，红22军第66师及第191团先后到达佛岭，即就地展开拒止敌人前进。此时，红5军团以第15军展开在云峰山、荷石山一带，第39师集结在西源，第38师集结在田西。国民党军第11师发现红22军在佛岭部队，即停止向太源前进，以一部向红22军左翼侧迂回。至14时许，敌约两团兵力向红22军猛扑数次，均被击溃，敌死伤甚重。至15时，左侧荷石山阵地被敌占领，红22军佛岭一带阵地遂益形凸出，陷于敌人三面火力之下。约17时，红22军工兵连在佛岭南端阵地疏忽，临敌仓皇，被敌人由鞍部冲入，遂使第66师侧背受威胁，退出佛岭阵地。此后，红22军佛岭一带部队奉命撤到霍源、军坪一带宿营，仍以第64师固守太源一带阵地。2日凌晨3时，红22军驻军坪、霍源一带部队先后退出战斗，第64师亦于2日7时许由太源阵地安全退出战斗。
佛岭战斗激战1天，红22军伤亡300余人，毙伤国民党军千余人。战后，罗炳辉、蔡树藩总结道：“佛岭战斗，我们因顾虑掩护霍源后方部队之安全，在佛岭阵地未能与太源、云峰山并列遂形凸出，遭敌人三面侧射及截击，受相当损失。董总指挥、朱政委亦未能统一指挥，在十五军放弃荷石山阵地后未能顾虑到属军佛岭阵地部队受三面侧射下令撤退，是一缺点。同时后方勤务工作不健全，战后清扫战场、输送受伤人及胜利品均非常困难，致有一部胜利品遗弃，未得收集运回。在全部战斗中，我全体指战员均具有英勇牺牲刻苦奋斗精神，在战后虽小受挫，仍能以胜利兴奋准备继续杀敌。现积极从事整理补充，待命出动，继续消灭敌人，争取更伟大胜利，完全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和大举进攻。”
黄陂战斗首战告捷，3月1日，中共临时中央致电祝贺红一方面军取得这一光荣和伟大的胜利。贺电指出：黄陂地区作战的胜利，“给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以致命的打击，给了帝国主义完全瓜分中国、镇压中国革命的企图，以工农红军的铁掌拳的回答”。蒋介石则于3月4日发出陈诚和各纵队指挥官暨全体参战官兵的“万急”电中哀叹：“我军此次进剿，不幸第五十二与五十九两师在固岗、霍源横遭暗袭，师长殉难……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惨事”，“无限之隐痛”，“中正接诵噩耗，悲愤填膺”。
国民党军第59师主力被歼后，第1纵队第11师主力已到达河口、南源地区。红军准备乘胜继续围歼该部，但因敌第2、第3纵队兼程来援，再战于红军不利，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未等战场清理完毕，即决定红军主力撤出战斗，向苏区小布、南团、东韶、洛口地区休整待机。
黄陂战斗后，国民党军仍在继续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并改变当初的分进合击队形，组成前、后两个纵队，以交叉掩护的办法，逐步向中央苏区纵深前进。3月20日，其中路军前纵队进至甘竹、罗坊、洽村一带，后纵队第Il师进至草台岗、徐庄一线，第59师残部相继跟进，第9师进至东陂附近，两纵队相距已近50公里。这样，从整个态势来看，国民党军由宜黄到广昌的甘竹，形成了一个由西北转向东南的长蛇阵，虽有纵深配备，但长径达三日行程以上。对此，方面军总部决定，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不打头，不打尾，而是将红军主力转到其侧面，打其腰部，即打击驻徐庄、草台岗一线的第11师，尔后相机各个歼灭其他进攻之敌。
徐庄、草台岗一带地区，群山环抱，峰峦起伏，丛林密布，道路崎岖，易于红军伏击作战。按照方面军总部部署，红3军团、红1军团、红21军、红22军、独立第5师组成左翼纵队，归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以红5军团、红12军、宜黄两个独立团组成右翼纵队，归董振堂、朱瑞指挥。左翼纵队又以红3军团为右翼队，以其余部队组成左翼队，归林彪、聂荣臻指挥。3月20日21时，左翼队队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下达命令，以红21、红22军和独立第5师组成左翼支队，罗炳辉任队长，蔡树藩任政委，并以红22军为预备队，也由罗炳辉任队长，蔡树藩任政委。左翼支队与预备队的任务是：在红1军团攻击草台岗之敌时，截断东陂与草台岗之敌的联系，并钳制东陂之敌，候草台岗之敌歼灭后再以全力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
20日黄昏，国民党军第11师相继由徐庄地区南进，其前卫部队遭到红军袭击后，该师就地转入防御，第32旅占领霹雳山、龙咀寨、黄柏山阵地，第31旅2个团占领龙咀寨以北及黄柏山、草台岗南北之线，师部和预备队1个团驻徐庄。21日1时，红军左翼队按计划开进。其中，左翼支队由徐坊附近出发，因途中有许多横倒树木阻碍，十分难行。这些树木本来是当地革命群众用来阻碍国民党军前进的，因事先没能很好侦察，反而耽搁了红军的行进速度。林彪、聂荣臻率前卫第10师到达玉华山巅时已天明，他们当即令部队在玉华山附近停止。
早晨，罗炳辉陪同林彪、聂荣臻到玉华山之东南端观察，得到如下情况：红军右翼队方向于拂晓时即有机枪声传来，由断续而渐进于剧烈。玉华山、灵山、张山、铁石坳等处均无敌踪，黄柏岭已为敌占领，其附近之丁毛山有其少数警戒兵。红军只到先头部队第10师，并未被敌发现目标，第9、第7师尚在运动中，未按规定到达。据此，林彪、聂荣臻认为，虽攻击时间已过，但敌已先占领优势阵地，如仓促以少数兵力进攻，不仅难以奏效，反可能遭敌各个击破，因而至少要候到两师兵力方能开始猛击该敌。于是，他们命令前卫第10师到达丁毛山附近集结并掩护主力开进；因预备队红22军在后尾行进，一时恐难赶到，又嘱咐罗炳辉，等预备队来到时在玉华山之东南端及张山等处停止，以一部向东陂、大公田方向警戒，如该方向之敌向右翼增援时则相机截击之。
21日上午10时许，红军第9师先赶到，II时许第7师也赶到，他们都是因途中有许多横倒树木阻碍而耽搁了时间。随即，总攻开始，红3军团、红1军团、红5军团、红12军向霹雳山、黄柏山、雷公嵊和摇篮寨之敌发起攻击。罗炳辉指挥左翼支队所属红2l军由大公田、西岭地区向东陂地区进攻，切断东陂第9师与第11师的联系，同时以红22军在张山附近待命，并以一部向东陂警戒。12时30分，红3军团突破霹雳山阵地，残敌逃向龙咀寨。15时许，红l军团突破草台岗南黄柏岭阵地之敌。激战至17时，国民党军第11师阵地全部被红军突破。红军各部乘胜追击，将陈诚的看家师、号称“未败过”的第11师大部歼灭，逃去的不足1个团。其中有3个团长被击毙，师长萧乾和第32旅旅长莫与硕被击伤，第31旅旅长黄维只身逃脱。在红军主力与敌第11师激战时，东陂之敌第9师和第59师残部，由东陂地区向南增援。12时许，左翼支队开始与敌接触。随后，罗炳辉发现第9师向侯坊前进，威胁红1军团左侧安全。他随即令预备队红22军第66师全部及红21军之3团突击该敌。在红军的猛攻下，该敌开始撤退。为掩护其撤退，东陂之敌一小部予以增援，反攻第66师。罗炳辉即令第64师直属队向援敌猛烈攻击，并指示如敌溃退即跟踪追击。至17时，红军与敌第9师形成对峙。这时，罗炳辉向林彪、聂荣臻报告：“敌今晚有连夜退却的可能。”但是，鉴于此时已近黄昏，继续进攻运动不便，加上夜战联络困难，掌握部队不易，敌人容易逃脱，林彪、聂荣臻命令左翼队停止进攻，原地集结休息，只以小部与敌保持接触，准备翌日凌晨再开始攻击。可惜，不出罗炳辉所料，第9师于当晚9时撤退，继续攻击的计划未能实现。草台岗战斗遂告结束。3月22日，红22军奉命集中到三溪廖坑附近。
第11师被歼灭后，国民党军各部纷纷后撤，第四次“围剿”遂被打破。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红一方面军共歼灭蒋介石嫡系部队第52、第59、第11师等近3个师约2.8万人，俘1万余人，缴获步枪1.6万余支、轻重机枪三四百挺、追击炮四五十门，另有大批军用物资，其中共计毙、伤、俘国民党军16名师、旅、团长，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战的光辉范例。“乐安、宜黄、南丰等县成千上万农民帮助打扫战场，如山的物资搬了一个礼拜。法国哈齐克斯轻机枪和德国自动步枪还没有开箱哩，大米、白面、香烟，还有好酒，多得是！”对于第四次反“围剿”的光辉战绩，中共中央致电红一方面军称这是“空前伟大的胜利”，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称“胜利是空前的”。
第四次反“围剿”前，国民党军刚刚装备从国外买来的轻机枪或自动步枪，没想到一仗下来，就成了红军的装备。罗炳辉回忆说：第四次反“围剿”，“我们所得到的一切配备，都是崭新现代化的，是为了‘围剿’而刚从德国买来”。“到了这一次‘围剿’结束时，我们已经夺获几万支枪，而且红军破天荒第一次开始用起机关枪和自动步枪来。”
1933年4月1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决定，以中路军指挥陈诚“骄矜自擅，不遵意图”，降一级，记大过一次；刚任第5军军长不久的罗卓英“指挥失当，决心不坚”，革职留任，被红军战士嘲笑为“只做了一场军长大梦”。蒋介石为之感叹：“所得结果不惟于匪无损，而且其枭张猖獗有加无已。”他在给陈诚的“手谕”中称：“惟此次挫失[败]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陈诚则言：“诚虽不敏独生为羞！”罗卓英则在给萧乾的信中写道：“昨今两日抚视负伤回来之官兵，每忍泪不敢外流者，恐伤部下之心，堕部下之气耳！……英在今日已成党国之大罪人。”四次反“围剿”的接连胜利，与罗炳辉指挥所部高速机动、佯动牵制、主动配合、勇猛善战密不可分，同时也使他更加深刻地认识了这支军队，心中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和战斗的豪情。1937年5月后的夏天，罗炳辉在接受尼姆•威尔斯采访时说：“因为我的工作就是要出去寻衅，转移敌军对于我们的主力部队之注意。当这三年的战争中，敌军常是比我的部队大十倍至二十倍——我的部队总只有一个小小的机动单位。”对于“为什么红军的力量会优越些”的提问，罗炳辉回答：“第一，我想这是因为，红军是在共产党的严密领导之下；第二，士兵们都有阶级意识；第三，政治工作及教育都良好；第四，共产党干部分子都是值得仿效的模范士兵，而且在红军中有完全的民主——长官们的生活是十足和弟兄们一样的；第五，我们的战术是从错综的情势和艰苦的需要中创造出来的，因此我们的战术是较好的。”尼姆•威尔斯又问：“你是我见到过的人里，神情最快活的人。你难道从来不厌倦么？”罗炳辉回答：“在红军里，个个人都总是快乐而充满了精神和毅力的。”“这是因为我们具有坚决的目标，并且大家都知道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我们是衣衫褴褛的，有时候我们所吃的东西，竞粗粝得连猪马都不会吃的——而且我们也许只有一双草鞋——但是一年又一年，我们从没有沮丧过。”
尼姆•威尔斯由衷地赞叹：“罗炳辉是中国某种隐伏着的健全民主传统之产物，并且是以生而为平民自得的。他蔑视奢华及金钱，乐度艰辛危险的生活，并且乐与他的弟兄们吃喝一样的东西，赤着脚一同走路。他度着这样的生活而身体却这么壮健，即此一端，就可以使他自然而然地做他们的领袖了。”
对于自己的老领导，谭政曾有这样的评价：罗炳辉“在旧军队出身，没有旧军队的邪气，很直爽，有什么话他都讲，是藏不住话的。他联系群众很好，经常和战士一起，对士兵很好，没有架子。他打仗勇敢，指挥方面有他的独特方面。我跟他一起打过几次仗，都很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