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连战连胜
在红军进行筹款、扩军、巩固扩大苏区的同时，蒋介石也在忙着调兵遣将，准备第二次“围剿”红军。1931年2月，他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组织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2月4日，何应钦就任南昌行营主任，确定这次“围剿”“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首先在苏区周围集结兵力，并实行经济封锁，断绝苏区一切物资输入，然后采取“稳打稳扎，步步为营之原则”，分路推进，互相策应，以期消灭红一方面军，摧毁苏区。3月下旬，蒋介石由山东、湖南、江苏等地增调的第26、第5路军以及第52师、第5师4个团到达江西省，连同第一次“围剿”失败后留在中央苏区周围的第6、第19路军等部，共18个师又3个旅、3个航空队，达20万人，集结于中央苏区周围，蓄势待发。
1931年3月下旬，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在苏区北部边缘配合地方武装监视国民党军，主力从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等苏区北部边缘地区南移到中央苏区的中心广昌、宁都、石城等地，进行反“围剿”的准备和作战训练。罗炳辉率红12军以瑞金大柏地为指挥中心，布置于黄石、大柏地、壬田、九堡地区筹款。
正当国民党军重兵压境、中央苏区各级组织和红军正在紧张地进行反“围剿”准备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派出的以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于4月初到达苏区的宁都县青塘。对于反“围剿”的方针，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代表团出现了分歧。为了统一认识，苏区中央局于4月中旬多次举行扩大会议，反复讨论反“围剿”的方针。罗炳辉、谭震林参加了会议。
讨论中，出现了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在20万国民党军严密包围的情况下，应采取“分兵退敌”的策略，将红军分散到中央苏区外去打游击战，“一则可以使敌人的包围落空，二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并认为“只有分兵退敌，才可以巩固现有苏区，才可以扩大红色区域，才可以扩大红军，才可以解决给养，才可以训练干部”。另一种意见认为，红军退出中央苏区，转移到云、贵、川去建立新的苏区。针对这两种转移到苏区外线去的意见，毛泽东则认为，应继续采取诱敌深入方针，把敌军引到苏区内各个击破。他指出：敌人军事力量虽多，但弱点也多，如“围剿”军之间各怀鬼胎，矛盾重重，指挥不统一，官兵不一致，士兵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形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苏区的军事力量虽然处于劣势，但官兵一致，上下团结；苏区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又遭受到敌人的摧残，斗争情绪高，对红军热烈拥护；红军可以占领优越的地势进攻敌人。充分利用这些优点，红军是能够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粉碎“围剿”的。会议经过激烈讨论，终于肯定了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方针，决定在苏区“坚决的进行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接下来，在决定首先打哪一路敌军时，又发生了争论。有的主张先打朱绍良第6路军，有的主张先打蔡廷锴第19路军，毛泽东则主张先打王金钰第5路军。理由是：各路敌军均非蒋介石嫡系，但其中的第19、第26、第6路军为最强或较强，先打任何一路都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第5路军之第43、第47、第54师由北方新到，水土不服，不习惯爬山，心虚胆怯，士气不振，归该路军指挥的第28师的战斗力也不强，首歼其一部有较大把握。而且，第5路军位于泰和、吉安、吉水、永丰地区，打击该部后，红军可以就势向东横扫，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苏区，征集资财，便于打破敌军下一次“围剿”。如果由东向西打，为赣江所限，无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
罗炳辉深深为毛泽东关于战略上打弱敌、初战必须关照全战役计划等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所折服，受益匪浅。他认真听完毛泽东的分析，坚定地表示支持。朱德和到会的多数军长、政委都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最后，会议决定，首先求歼由富田出动之弱敌王金钰第5路军。
讨论研究确定作战方针的同时，为充分做好反“围剿”的准备工作，罗炳辉与谭震林一起，研究和部署了作战指挥、军事训练、政治动员、给养补给等方面的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对部队的思想动员和战备工作。全军一方面布置警戒，注意敌情变化，严密封锁消息；另一方面抓紧战前训练，发扬军事民主，具体研究战斗部署；同时，做好军民团结御敌的群众工作。
4月1日，国民党军分4路开始进攻。但是，各路国民党军在苏区军民的阻击、袭扰下，行动缓慢，至23日，始进到江背洞、龙冈头、富田、水南、严坊、招携、界上、横石、广昌之线。
反“围剿”方针和反攻作战方向确定后，朱德、毛泽东于4月19日命令各军、师分别由瑞金、宁都、石城地区，向苏区中部的龙冈、上固、石头坑、回龙地区集中，待机歼敌。4月23日前，方面军各部陆续到达指定地域。不久，方面军主力又西移20公里，到东固附近地区隐蔽集结。这时，西面王金钰部第47师和第28师已进至富田陂下一带（离东固仅20公里），北面郭华宗第43师由吉水进至水南、白沙（在东固北约35公里），南面第19路军仍旧在兴国县城。
红军大部队云集一地，迫敌而居20余天，虽逼近作战目标王金钰部，但三面都有敌军，简直成了“钻牛角”，风险时刻存在，一旦走漏消息，后果不堪设想。更让人心急的是，尽管蒋介石一而再、再而三地督促，但富田之敌不知什么原因迟迟不肯脱离其阵地（战后才了解到是因大雨冲垮了道路和桥梁，敌军无法行动，部队中出现了求战快打的思想波动。
罗炳辉、谭震林根据方面军领导人指示，针对部队中出现的急躁情绪，及时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反复说明一定要让敌来找我而不能我去就敌的道理，提高了广大指战员对迫敌而居、待机歼敌的认识，坚定了隐蔽能藏得住、出击能打得好的思想，并坚决按照预定的反攻作战意图，以战备姿态耐心等待富田之敌脱离阵地。与此同时，罗炳辉根据作战地区地形特点和第5路军是北方部队、不善爬山的情况，组织领导部队在深谷丛林里进行以山地进攻、射击技术为重点内容的临战训练，进一步提高了部队山地集结、开进、进攻、追击的能力。为达成战役的突然性，他要求部队严密封锁消息，使国民党军对红军的情况一无所知。
大军云集一地，物资供应不免有些紧张。虽然苏区政府和群众积极支援，但也只能保证部队有饭吃。为解决缺菜的困难，罗炳辉派部队上山找还没有长成竹笋的竹尖，下田摸螺蛳，到河里捉鱼吃。有的时候，一到夜晚，就可以看到“满田灯火摸螺蛳”的战地风光。
5月10日，国民党军继续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域推进。其中，第5路军之右翼第28师和第47师1个旅，于13日由富田地区分两路向东固前进，15日进到桥头江、择龙坑之线；中路第43师由水南进到大源坑、潭头；左翼第54师由严坊进占百富、沙溪。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东固山区持重待机20余日，终于等到了第5路军右翼部队脱离其富田阵地的极好时机。5月14日，朱德、毛泽东下达了《攻击富田消灭王金钰、公秉藩两师的命令》，其中赋予红12军牵制敌郭华宗第43师和作为方面军总预备队的任务。
当天，方面军总部又获悉：王金钰、公秉藩两师次日晨开始东移，王金钰第47师沿观音崖、九寸岭向东固攻击前进，公秉藩第28师经中洞向东同前进。总部立即紧张起来，准备调整作战部署。毛泽东马上把驻在总部附近的罗炳辉找来，面授机宜，告诉他命令有变动，红12军原来担负的牵制郭华宗第43师和总预备队的任务撤销，要其配合红4军，正面迎击敌人。方面军书面的合同命令，当晚8时许拟就，经毛泽东亲自修正后，为了保密，分别由高级干部亲自送给红4军、红3军和红3军团的军政主官，当夜连军参谋长也不知道命令的内容，只知道明天出发。作战部署经第二天补充指示略微修改后，具体是：红3军团（附35师）为左路军，担任迂回包抄任务，15日进至江头树隐蔽，严密封锁消息，16日向固陂、富田攻击前进；红3军为中路军，沿东固通中洞大道前进，迎击公秉藩部；红4军附第64师和红12军为右路军，以4军担任第1梯队，红12军任第2梯队，分两路抢占九寸岭和观音崖，正面迎击敌人。
15日拂晓，红军各部按计划奉命行动。由富田到东固20公里，中间横一大山，只有两条大路，一经九寸岭，一经观音崖，两处均系险要隘路，正在敌我前进的正中间。16日，罗炳辉、谭震林率红12军协同红3军、红4军在中洞、九寸岭、观音崖地区，将进入该处之敌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包围。上午l0时左右，战斗打响。这一带重峦叠嶂，沟壑纵横，红军占尽地利。经过激战，歼敌大部。当冲出包围的敌人残部夺路逃向水南时，罗炳辉、谭震林早已率部张网以待，一声令下，即向逃敌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担任迂回任务的左路军红3军团、红35军，攻占固陂圩，歼灭第28师兵站，当夜进占富田。红军首战告捷，俘敌4100余人，缴枪5000余支（挺），为以后的战斗创造了条件。国民党军第28师师长公秉藩被俘后“谎称军中书记”，领到赤卫队发放的路费一块银圆后逃脱。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愧疚地说：“一个一万多人编成的师，一下子就被歼灭光了。”
富田首战后，罗炳辉率红12军主力立即转向大源坑、潭头方向进攻，迫使国民党军第43师逃向水南。与此同时，红一方面军主力也于5月17日由富田地区向水南追击。逃向水南之国民党军，因在潇龙河上架设的便桥已被赤卫军拆除，河水很深不能徒涉，便转向白沙。据红12军第36师师长张宗逊回忆：郭华宗第43师于18日晚仓皇向白沙撤退，与其对峙两天的红36师连夜跟踪追击，俘获甚多。该师有1个送饭的炊事班竟俘虏了敌人1个迫击炮连。战士形容国民党军的狼狈情形时说：简直像打土豪时一个样，红军一进村，敌人不抵抗就缴了枪。与此同时，红3、红4军跟踪猛追，红3军团亦直插白沙河附近，于19日在白沙截歼第47师1个旅的残部和第43师一部，敌余部逃向永丰。这时，红12军攻占沙溪，敌第54师逃向永丰，第19路军则由城冈撤回兴国，继而撤到赣州。白沙战斗，红军俘敌1790余人，缴枪4000余支（挺），可谓痛快淋漓。毛主席高兴地说：“这个牛角终于钻通了。”
富田、白沙战斗，红12军（含64师）伤亡228人，武器遗失和损坏70支，消耗弹药43302发，而俘虏敌官兵共994人，缴枪565支（挺）、弹药71269发。
两仗获胜后，红一方面军按预定计划，继续向东扩张战果。5月21日，红一方面军前锋部队进到中村附近，即与由南团向沙溪增援的第26路军之第27师第81旅的先头部队接触。22日，红4军和红3军团向第81旅发起攻击，攻占中村。第81旅大部被歼，余部窜回乐安。，当晚，红军追至南团，第25师仓皇撤回宜黄。此战，罗炳辉所率的红12军与红3军为总预备队。
这时，苏区中央局留驻龙冈。为了便于指挥红军作战和领导战区地方工作，红一方面军进抵南团后，组成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在总前委的指挥下，红军日夜兼程，向东疾进。
5月26日20时，罗炳辉在苦竹（包家祠）参加了临时总前委第二次会议。会议根据毛炳文第8师、许克祥第24师、胡祖玉第5师已集中广昌城，并可能向南丰退却的情况，决定改变原定打南丰的计划，先夺取广昌城，然后猛追逃敌，迫敌放弃南丰，以利于红军随后筹款。具体部署是：以红3军经甘竹向南丰疾进，追击由广昌北撤之国民党军第8师和第24师；以红12军为右翼，以红4军为左翼，攻击广昌城，求歼未及撤走的国民党军第5师师部及其4个团；红3军团为攻城总预备队。毛泽东还特别嘱咐罗炳辉说：“你们12军参加攻占广昌后继续东扫，我们已抓住鱼尾，如不卡头，还会跑掉。”罗炳辉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当晚，罗炳辉率红12军冒雨由头陂、新安向广昌进发，赶到广昌南边的攻击作战位置。27日拂晓，红12军与红4军南北夹击，向广昌城发起猛攻。国民党守军第5师凭借工事负隅顽抗，攻城红军在炮火支援下，前仆后继。战至21时许，红军攻占广昌城，歼第5师一部，其余部逃向南丰，师长胡祖玉被打伤后逃脱，不久死于南昌。红军取得了第四仗的胜利。
红军攻占广昌后，孙连仲部刘和鼎第56师7000余人赶紧从闽赣边界安远汛以南的中沙，连夜仓皇撤回建宁。5月28日10时，罗炳辉在广昌参加了临时总前委第三次会议。会议认为，由于毛炳文师已于26日退向南丰，许克祥师、胡祖玉师一部已于27日晨开始退向南丰，红军已追击不及，在战略和形势上，都应追击刘和鼎师，“先他夺取建宁城，以便以后的筹款”。因此，红3军团“应即过河，向建宁前进”，红12军随总部在红3军团后跟进。③30日20时，罗炳辉于里心参加了临时总前委第四次会议。会议决定，乘敌立足未稳，攻取建宁城。其部署是：以红3军团为攻城部队，以红12军（缺第34师）为攻城预备队，第34师留里心及其周围地区筹款，维护后方交通，收集攻城所需火药。当日夜，罗炳辉率军直属队和第36师与红3军团秘密向东开进，于31日拂晓进抵建宁城郊。
红3军团出敌不意地向建宁发起突然攻击，迅速攻占城外的高地，旋即向城内攻击；罗炳辉率红12军部队从建宁西北方向投入攻城战斗。红军当时没有军用地图，又是在丘陵地带作战，观察视界不远，全凭听枪炮声行动。战至31日18时许，终于攻占建宁。这一仗，全歼刘和鼎师3个多团，俘敌3000余人，缴枪2500余支（挺）。刘和鼎本人靠两个马弁护卫，钻进从农民家抢来的一个符桶里，漂在水上逃了命。而且，该仗“最大的战利品就是得到大批的西药”，“可供全方面军半年之用”，这对于经过两次大规模反“围剿”，伤病兵日渐增多的红军来说，可谓如获至宝。红12军直属队和第36师，仅伤亡官兵28人，损坏武器4支，消耗子弹6255发，而俘虏敌官兵320人，缴枪653支（挺），子弹55613发。
从5月16日起至31日止，红一方面军在半个月内，从赣江之滨一直打到闽西北山区，横扫700余里，连打5个胜仗，共歼敌3万余人，其中俘敌1.1万人，缴获各种武器2万余件，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并占领赣东、闽西北广大地区，巩固和扩大了中央苏区，进一步取得了反“围剿”的经验。毛泽东所填《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就是对这次反“围剿”的生动写照。
罗炳辉曾回忆道：“在1931年的二次‘围剿’中，我和许多国民党的将领如上官云相、孙连仲、刘和鼎、傅作义等，都打过仗。他们的阵线约有八百里长，从江西的吉安一直到福建的建宁。我们运动于敌军后方，以两星期的急行军遍经这全部阵线，而加以突破。红军在广阔的前线推进，一步不停地扫荡整个作战区域。我这部分夺获了大约一万支的步枪，以及无线电机、自动步枪、机关枪、军火和许多上好的制服等。”
攻占建宁后，罗炳辉上街巡查。建宁城大街小巷和平常一样，看不出经过战争炮火的痕迹。商店照常营业，人们熙来攘往，间或看见几个穿灰布红军军装的战士或穿黑布军装的带红袖章的赤卫队员，乡里人照旧挑着新打的谷子和新鲜的蔬菜进城卖，建宁依然是座安谧平静的山城。这时，罗炳辉碰到了王挺俊、徐建、窦瑞等人，他们都是从国民党军俘虏来当了红军军医的。罗炳辉便邀他们一道散步。
转了一阵子后，罗炳辉他们来到东门的一家小饭馆，一起上了2楼。4入围着一张方桌坐下，罗炳辉要了4个菜、l壶酒。虽然时隔几十年，王挺俊依然还记得其中一个是梅菜烧猪肉，一个是鲜笋炒鸡蛋。
酒菜上来后，王挺俊3人很拘谨，老是不动筷子。罗炳辉一边让3人吃菜喝酒，一边讲起了自己在吉安起义前后的经历，对比了国民党军和红军的不同。罗炳辉身体胖，楼上又热，喝了酒头上直冒汗珠。他擦了把汗接着说：“江西土地革命，农民分得了土地，他们分得了土地，把子弟送去当红军，红军现在更强大了。所以蒋介石的第一次第二次武装进攻红军，都被打败了。红军兵员不成问题，蒋介石的武器虽好，但都被红军夺取过来了，红军战士把蒋介石叫做运输大队长，武器精良还要人来使用，所以小军阀刘和鼎的兵多枪多，可是结果，还是送给红军了，这不很明显么。同志们现在是红军医官了，回去努力工作，为红军服务是光荣的，是有前途的。我的妻子就在红12军军医处做护士，你们也许都认识。”王挺俊3人听了都点头说：“认识，军医处的人说是罗军长的夫人：胖胖的，矮矮的，是吗？”“对啦！对啦！”罗炳辉笑着回答。
吃完饭，4人一起下楼，罗炳辉到柜台付了账，又一起走出饭馆，到了东大街。罗炳辉有事情要回军部，就和王挺俊3人告别了。几十年后，王挺俊回忆道：“看着军长挺胸凸肚的伟大身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果然是大将之风。”
第二次反“围剿”结束的第二天，l931年6月2日2l时，罗炳辉参加了临时总前委第六次会议。会议决定，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的新发展和中央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暂时处于守势的有利时机，转入攻势作战。6月上旬，红l2军根据部署，位于建宁及其周围地区开展工作，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和赤卫军，扩大红军，巩固和扩大苏区，为粉碎新的“围剿”创造条件。
战略展开不久，临时总前委发现蒋介石有迹象对北方军阀妥协，对两广军阀取守势，而调集兵力准备对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三次“围剿”，遂改变原定计划，不再向对蒋介石威胁较大、又不易建立苏区的南丰以北地区进逼，也不向两广军阀势力控制的粤赣边界地区出击，而改向闽西和闽西北地区发展。因为这里一是蒋介石势力范围，不会威胁两广军阀利益，有利于两广军阀继续反蒋；二是地势偏僻，受国民党军威胁较小；三是有山地纵横，无河川阻隔，最适于创造新的战场；四是有款可筹；五是人口很多，可以扩大红军。6月21日l3时，临时总前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红12军开往宁化、清流。6月22日20时，临时总前委于康都召开第九次会议，进一步赋予红12军分散于宁化、清流、长汀等地，筹款l5万元，并派人到长汀缝制被服、购买西药，执行打通闽西交通的任务。
6月23日，谭震林、罗炳辉将部队分散到宁化、长汀、清流、石城、连城5县，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并把筹款作为中心任务。此时，国民党军已加紧准备向苏区再次发动进攻，毛泽东遂决定各军分散工作时间由3个月缩短为1个月。在这种情况下，6月28日至7月1日，毛泽东接连写信给中共闽赣边界工作委员会和红l2军领导人，指出红l2军工作区域不妥当，应集中于宁化、长汀、石城3县做群众工作和筹款，把限期分完田，建立地方武装、地方临时政权和临时党部这4个问题解决。他认为，红12军“两个月要做三县工作不是容易的”，第二次反“围剿”后红12军仅做了石城一县、宁南半县的工作，“现委两个月做三县工作是必然难做好的，必定要增加工作时期才行”。若再增加清流、连城，必然“毫无效果”，“因此须变更康都决议”，调在清流筹款的第34师返回宁化，第35师在石城，第36师在长汀，军直属队在三县之间，“望坚决照此布置”。并指出，群众工作做好了对筹款是有利的，绝不会妨碍筹款。谭震林、罗炳辉、谭政“应不在一块，每人专任指导一处，同时须兼任巡视一处或二处”，这样有利于指导各师、团、连负责人开展工作。毛泽东强调：要真正做好3县工作，“非长期用大力不可”。
谭震林在军部驻地——宁化县城的一个基督堂里接到了指示信。他立即向罗炳辉、谭政作了传达，并严格按照毛泽东信中的布置，把部队集中到宁化、石城、长汀3县，把工作的重点转为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建立地方武装、地方临时政府和地方党组织等方面。
7月10日，因国民党军已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红军的攻势作战不得不停止。在历时1个月的攻势作战中，红12军在工作区域拔除土围子，建立一些乡苏维埃政权，并帮助组建了警卫团或警卫营，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筹措了大量给养和经费。同时，红12军利用攻势作战的间隙，总结第二次反“围剿”的作战经验，进行军事训练，进一步提高了指挥员的指挥能力和部队的战技术水平，并以师或团为单位召开了大会表彰先进模范人物。红12军的实力经过发动群众参军和俘虏兵的补入，也得到了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