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诱歼张辉瓒
1930年10月，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结束不久，蒋介石即下令调集重兵，转向各苏区的红军，由过去一省或几省军阀的“进剿”“会剿”，改为全国统一组织的大规模“围剿”，企图在3 -6个月内消灭红军。其中，首要目标是红一方面军及其所在的中央苏区。20日前后，蒋介石调集了7个师又1个旅，由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统一指挥，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
此时，红一方面军虽有很大发展，但与国民党“围剿”军相比，仍处于弱小地位，要想打败强敌，必须制定正确的反“围剿”方针。为此，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于10月下旬就反“围剿”方针进行了多次讨论。在讨论中，有些人仍主张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8月初的指示，进攻南昌、九江，以迫使国民党军转人防御，放弃其“围剿”计划。有些人则主张，红l、红3军团分开在赣江两岸各自为战，“夹江而阵”，以粉碎“围剿”。毛泽东认为，在全国范围敌强我弱还远未改变的情况下，对于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红军应先向苏区内退却，依靠苏区人民的支援和有利条件，发现和造成国民党军的弱点，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然后集中兵力实施反攻作战，各个歼灭国民党军于运动中，以粉碎“围剿”，即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而赣西战场狭窄、不利于大兵团作战，两个军团分开行动易被各个击破，因此应集中兵力到赣江以东作战。10月30日，总前委为统一作战思想，在江西新喻（今新余）的罗坊召开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通过“诱敌深入”的方针，并决定红一方面军东渡赣江，在苏区幅员较大、地形和群众条件较好且便于尔后发展的赣江以东地区作战。
讨论中，罗炳辉认真听着毛泽东的分析和主张，深深为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所折服，从中领略着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真谛。
11月1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布命令，规定了“诱敌深入至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方针，同时发布《移师赣江东岸筹措给养训练部队的命令》。11月5日，又下达《红一方面军右路军向抚州前进的命令》。遵照总部命令，罗炳辉、谭震林率领红12军与红4军组成右路军，在峡江县城附近东渡赣江，开向崇仁地区，沿途发动广大群众，捉土豪，收缴反动武装，筹集给养，同时加强纪律教育和训练，紧张地投入反“围剿”的准备。并根据总部提示，针对沿途土匪甚多的情况，加强了警戒，防止其夜间扰乱。①至11月16日，右路军已在崇仁、宜黄、南丰、南城一带分散筹款。
11月中旬，国民党“围剿”军主力在赣江以西没有找到红军主力，发觉红军主力东渡赣江后，深恐红军夺取樟树、抚州，急忙调整部署，调集主力转向赣江以东地区。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遵照总部命令，逐次向苏区中心区退却，以保存实力，待机破敌；红12军第35师则在罗炳辉的率领下，伪装红军主力迷惑敌人，诱敌深入。
11月18 - 20日，国民党“围剿”军进占新淦、吉水、崇仁、永丰、南城、宜黄、乐安等地。因红军已转向苏区中部，国民党军又一次扑空。
11月26日，红一方面军主力继续退到东固、南垄、龙冈地区待机，继而于12月1日转移到黄陂、小布、洛口地区隐蔽集结。红12军军部设在小布。12月上旬，毛泽东在黄陂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谭震林、罗炳辉参加了会议。会上再次明确：攻打南昌、九江等城市的冒险计划是错误的，必须坚决终止执行。
12月12日，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发生，富田、东固不宜再作预定战场。12月15日，为筹措给养和弥补因富田事变造成的龙冈以西和西北地区兵力薄弱、红军主力容易暴露的弱点，红一方面军主力移至平田、安福、砍柴冈地区隐蔽集中，并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战前训练。其中，红12军移到安福。至此，红一方面军已顺利完成战略退却、诱敌深入之目的。
在此前后，蒋介石于12月上旬亲到南昌，亲自组织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进攻。他认为，红军主力位于赣南，“此股一经扑灭，其余自易解决”，因此急电在武汉的第19路军迅速进入江西参战，并命令驻福建的第56、第49师，暂编第2旅向闽赣边界推进，堵截红军。至此，国民党“围剿”军已达11个师又两个旅，共10万余人。为了统一在赣各军的指挥，蒋介石建立了“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由鲁涤平兼行营主任。由于误将在东固一带担任“诱敌”任务的红35师当作红军主力，12月7日，鲁涤平下达了围歼红军于东固的作战计划。12月16日，各路国民党军“以捣破东固匪巢，肃清各股匪为目的”，开始向中央苏区中心地区进攻。
红12军第35师第105团自反“围剿”以来，一直单独执行诱敌的任务。据第35师105团战士刘贤权回忆：部队从10月中旬沿赣江左岸北进，到达新淦、樟树地区，然后向东到宜黄、东韶、黄陂，又掉头向西，经过源头、沙溪、潭头到了东固，经洋田、新安圩，于12月18日再转回东固。
这时，罗炳辉正率红35师的主力在东固。12月19日，原定20日进攻东固的第9路军新编第5师公秉藩部第9旅王懋德部未经与红军交战，提前进占东固附近之九寸岭大山。罗炳辉率红35师在东固山连夜挖伪装工事，凭险抵抗一阵，给敌以重大杀伤后，主动撤出战斗，把东固山区“让”给了公秉藩师。
罗炳辉部的伪装和撤离，不仅达到了诱敌深入的目的，而且还有意外收获。就在国民党军新编第5师到达东固的当晚，第18师前卫工兵营到达东固附近。之所以以工兵当前卫，是因为听说红军敷设了地雷，故而派工兵为前卫前来扫雷。20日凌晨，第18师先头部队进至东固，在晨雾中，他们把山顶上王懋德部的哨兵当作了红军，立即开枪射击。双方误会，一时间机关枪、迫击炮齐发，互有伤亡。随后，王懋德部在对方死者身上发现第18师番号，才用号音联络，解除了误会。但是，公秉藩此后率部自由行动到因富，脱离了张辉瓒的掌握，张也负气不再与其联络。随后，张借口掩护后方，将朱耀华部留在东固，亲率戴岳、王捷俊两旅向龙冈轻率冒进。
蒋介石打电报斥责张辉瓒怕死、可耻。张辉瓒垂头丧气，恼羞成怒，他的第18师号称“铁军师”，是“围剿”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他也曾口出狂言要“杀猪拔毛”，即要消灭朱德、毛泽东，如今却落得个挨骂的份，岂不恼火。
12月22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向北集中到黄陂、麻田、另封、洋衣地区隐蔽待机。同时，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派罗炳辉率红35师独立活动于兴国东北约溪地区，严密监视西面国民党军第18、第28师的行动，并将国民党军的注意力吸引到西面。国民党军经过几天休整后，于12月24日继续向苏区腹地推进。此后，逐步深入到苏区腹地的国民党军，在红军一部和赤卫军、少先队的不断阻击、袭扰下，兵力分散，补给困难，疲劳沮丧，弱点暴露。国民党军第18师在战后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情况：“东固暨其以东地区尽属山地，蜿蜒绵亘，道路崎岖。所有民众久经匪化，且深受麻醉，盖匪即是民，民即是匪。对于我军进剿不仅消极的认为恶意，且极端仇视，力图抗拒。如是对于我军作战上发生下列之困难：（一）我军师行所至，农匪坚壁清野，悉数潜匿山中。（二）潜伏山中之匪徒，对于我军状态窥探无遗。如是我军企图完全暴露。（三）我方不仅不能派遣一侦探，即欲寻一百姓探问道路亦不可得，以故我方对于匪情全不明确，即对友军之联系亦不容易。（四）山地道路崎岖，行军已感困难，而匪徒对我前进路之崎岖道路亦大加破坏，几使我无路可走。盖一则可予我以极大之疲劳，一则无形中可迟滞我之前进。匪军长处能攀登高山，且有极大之行军力，夜行军尤其所长，故每夜可走百数十里，极机动之能事。其所以不放一枪，自行放弃其极坚固之东固匪巢者，即欲诱我深入匪区，予我以上述种种痛苦，而发挥其特长，将我一举包围而歼灭之也。独惜当时各级长官均为责任心所驱使，均以灭此朝食为快，致对此未暇深虑也。”
鉴于国民党军多路进攻，兵力分散，易于各个击破，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首先歼灭最接近红军隐蔽集结地区的谭道源第50师。12月25 - 27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曾两次在小布地区设伏，准备出其不意地歼灭该敌于运动中，均因敌人有所警觉未出动而于当晚撤回，再等战机。
12月28日，鲁涤平命令已经深入苏区的5个师，向宁都以北的黄陂、小布、麻田地区实施总攻。遵照部署，急于立功“雪耻”的张辉瓒率部经善和、藤田，向上固、龙冈一带推进，计划从龙冈向宁都、黄陂、小布地区进攻。总前委获悉这一战机，当即决定改打张辉瓒的第18师。
为求首战必胜，毛泽东召集各军领导人详细研究作战方案。他提出：“要牵着张辉瓒的鼻子走。”红3军军长黄公略建议：“罗炳辉同志对这一带地形最熟悉，对敌情也很了解，牵鼻子的任务由他担负最适宜。”毛泽东点头同意，并对罗炳辉说：“你率领35师，从藤田方向，牵住张辉瓒的牛鼻子，把他引到龙冈去。你们边走边打，只准败，不许胜。”罗炳辉接受任务后，立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总前委的指示，强调了这次任务的艰巨和重要，号召大家努力完成。
冬天的赣南，群峰雾锁，枫叶霜红。罗炳辉率领红35师从永丰的藤田出发，晓行夜宿，与敌人若即若离，边打边退。为了制造仓皇败退的假象，罗炳辉沿途命令战士们丢下一些杂物：破枪、背包、旧衣服、烂草鞋、破斗笠、水壶、马灯、大刀等，还把子弹袋装满秸秆丢在路上。为了诱使敌人上当，罗炳辉甚至要求部队多做饭菜，把刚做好的雪白的大米饭和炖肉留给第18师。张辉瓒果然中计，看到红军沿途丢弃的物品，连现成的饭菜都顾不上吃，误以为红军在“狼狈”退却，于是穷追不舍，拼命追赶。在罗炳辉的指挥下，红35师为张辉瓒当了3天“向导”，逐步把这头野牛乖乖地牵到了龙冈附近，引入了红军的预设阵地。12月29日上午10时，张辉瓒先头部队第103团到了龙冈，后续部队正继续跟进。
龙冈位于永丰县南端，四面群山环抱，峭壁林立，前临一条六七米宽的河，河对岸是一座坡度不大的小山。这里易守难攻，极便于红军隐蔽、集中兵力。龙冈南面有座小桥，罗炳辉率部到达后，即下令过河拆桥，迫使张辉瓒部集中到龙冈镇上，成为瓮中之鳖。
30日晨，张辉瓒以第18师第52旅为先头，师部和第53旅随后，在细雨薄雾中由龙冈出发，向五门岭前进，计划向东面的小布、黄陂开进，以期会同其他各部围歼红军主力。他哪里想到，他正逐步钻进了红军精心布置的天罗地网之中。
9时许，太阳高照，群山雾散，正在龙冈以东、小别以西艰步登山的第52旅，突遭居高临下的红3军先头第7师迎头痛击。第52旅死伤惨重，不得不节节败退，张辉瓒派出1个团增援，又被红军截击，死伤大半。战至中午，红3军全部加入战斗，红12军在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率领下，突然从左侧后向第52旅展开攻击。15时许，张辉瓒率4个团完全展开，拼力向红军实施多路猛攻，均被红军击退。此时，红12军（欠第35师，含第64师）已沿龙冈南侧占领表湖及其附近各山头，红4军和红3军团一部已插到张家车，截断了第18师与东固、因富等地国民党军的联系，并从侧后向龙冈猛攻；红3军团主力占领了上固及附近有利阵地，切断了国民党军从西北方向增援和第18师向西北方向突围的道路。罗炳辉则率红35师赶到龙冈南面，截断南垄大道，完成了迂回敌后的任务，切断了国民党军从西南方向增援和第18师向西南方向突围的道路。至此，红军完成了对第18师主力的合围。
16时许，红军发起总攻，几百支冲锋号一齐吹响，红军指战员在“活捉张辉瓒”的呐喊声中冲向敌阵。张辉瓒指挥部队突围，均被击退，逐渐被红军压迫在毛家坪、万功山一带。张辉瓒命令第53旅旅长王捷俊率部抢占万功山，掩护师部向东固方向撤退。王旅像蚂蚁一样，黑压压一片往山上爬。这时，罗炳辉率领红35师也赶到了万功山背面的山脚下，奋力登山。紧急关头，速度就是胜利。罗炳辉带头攀登，战士们也如猛虎上山，终于先敌一步登上了山顶，与红12军其他部队一起，居高临下，痛击突围之敌。王捷俊组织多次攻击，均被罗炳辉率部击退。战斗中，“他走到哪里都带一支重机枪，作部队前进的火力掩护、支援”。
整个龙冈，漫山遍野红旗飘扬，红缨如火，刀光闪动，一片“缴枪不杀”的喊声。战至18时许，太阳还没下山，战斗全部结束。
龙冈一战，红军全歼第18师师部和2个旅，俘虏张辉瓒，缴获各种武器9000件，子弹100多万发，电台1部。“铁军师”被包了饺子，成了“豆腐师”。由于从第18师后方杀人，红12军缴获颇丰，特别是第36师，虽然刚刚组建，但打得英勇，缴获最多。据红36师师长张宗逊回忆：“红三十六师共缴获各种枪支七百余件，是红十二军各师中缴获武器最多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师得到一次很好的战斗考验。这样，我们红三十六师部队丢掉了全部梭镖，换掉了全部旧的枪支，装备齐全，焕然一新，马步枪、驳壳枪、花机关枪、重机枪全都有了。”
能够首战全胜，罗炳辉率部出色诱敌至为关键。第一次反“围剿”结束后，毛泽东特意表扬了红12军成功诱敌的功绩，称赞罗炳辉是“牵牛鼻子的能手”。此时，对于红12军第35师的诱敌妙计，国民党军才如梦初醒。在战后的详报中幡然醒悟：“东固为赣中坚固匪巢，赤匪在此经营设备已有六载之久，有学校，有银行，有工厂，有各种机关，且其地当万山丛中，一夫当关万夫却步，历称天险。而赤匪之所以毅然决然自行放弃者，事后观察并非避硬战，欺小敌之惯技，盖彼利用其惯技为烟幕，以实行其诱敌策划。惜乎，我军以一贯之心理判断赤匪之行动，卒致为其所乘而不自知。此实我军作战上一大教训也。”
对于龙冈战斗，朱德、毛泽东都是非常满意的。朱德曾称赞：“第一次反‘围剿’打得好。”毛泽东则认为：“龙冈战斗打得很理想。”③他在回忆当时的心境时还说了一番肺腑之言：“江西第一次反‘围剿’，退却诱敌，力量悬殊，希望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龙冈遇到了张辉瓒，形势转化到反面，大有豁然开朗之感，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战后，他难以抑制心中的喜悦，诗兴大发，满怀激情地歌颂这次战斗的胜利，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围剿》，其前半阕是：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1962年3月，朱德在由南昌赴吉安视察的途中，赋诗抒怀：
未进长沙打吉安，立三路线有转圜。罗坊会议灵机巧，诱入湘军灭在山。
号称精锐的第18师大部被歼后，深入苏区的其他各路“围剿”军闻讯震惊，全线退缩。其中，张辉瓒东侧的第50师主力立即扔下源头阵地，经南团撤往东韶，企图与东路军靠拢。1931年1月2日22时，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定，马不停蹄，追击该敌。中路红12军任正面之攻击，经南团、林池由西向东攻击东韶；左路红3军团经头陂由北向南攻击东韶；右路红3军到达田营后，以主力牵制第24师，以一部迂回东韶以东攻击；红4军为总预备队，随红12军跟进。
罗炳辉和政委谭震林受领任务后，立即返回军部组织部队连夜出发。半夜过后，天公不作美，下起了瓢泼大雨，部队顶着凛冽刺骨的寒风冒雨疾迸。罗炳辉指示部队：“快速前进！”“追到东韶就是胜利！”
3日晨，红12军和左路红3军团相继进抵东韶附近，旋即于7时向立足未稳之第50师发起攻击。谭道源刚到东韶，喘息未定，虽也曾依山布防，但工事未及完成，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谭道源困兽犹斗，多次对红军组织反冲锋。步枪声、机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冲锋号声、喊杀声汇成一片。红军以排山倒海之势，从西、南、北三面压向东韶，很快占领了老虎垴、船家坳、杀尾嘴一线高地，把谭道源师紧紧压在离东韶仅3公里多的黄泥寨等少数山头上。
打退了谭师的反冲锋气焰后，整个东韶街完全处在红军火力网之内了。设在街区的第50师师部乱作一团，谭道源对着电话筒拼命呼叫：“洛口！洛口！”向洛口的许克祥第24师求救。他哪里知道，此时许克祥早已丢下洛口东逃头陂，向毛炳文第8师靠拢了。红军喊杀声自远而近，见求援无望，谭师自身又“伤亡甚巨，苦战终日，精疲力竭，势难再支，不得已，只得突围而出”。16时许，谭师“全线崩溃，官兵四野乱窜，如鸟兽散”。对方没有回答。但这时，因右路红3军担任迂回的部队尚未到达预定位置，谭师余部乘隙向东和东北方向窜逃。红军奋起追击，再歼其一部，残敌逃往抚州。此战，红军共歼第50师1个多旅3000余人。
战后，谭道源向南昌报告：职师“孤军重围，作殊死战，自辰至酉，黄团长敬及营长某等相继阵亡，初级官兵死伤尤重，战斗之烈，从来未有。职随从员兵或俘或伤，势穷力竭，几难幸免”。此后，谭道源被蒋介石免去了军职，一蹶不振。
萧克后来回忆说：“东韶之战红12军任正面攻击，参战只3个团，顶住敌人六七个团，坚持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我们4军和兄弟部队赶到。罗炳辉同志是个精明能干的人，作战经验丰富，沉着镇定，判断力强，指挥有方。每打一仗，他总要带一挺重机枪，关键时刻亲自架枪扫射，掩护部队前进。听他的部下说，只要罗军长在战场上，他们的心就踏实多了。”
东韶战斗后，各路国民党军争相撤离苏区，在兴国、泰和、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之线转人防御。至此，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被打破。此役，是红军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的第一个战役，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苏区人民支援下，共歼国民党军1个师部和3个多旅约1.5万人，缴获各种武器1.2万余件，追击炮4门、子弹120余万发、电台2部。红一方面军的装备不仅在数量上增长近一倍，质量也大大提高；同时，中央苏区得到巩固与扩大。苏区军民对反“围剿”信心百倍，个个喜笑颜开，摩拳擦掌，积极准备着粉碎国民党军的下一次“围剿”。
对此，罗炳辉在延安时回忆道：“这一次的胜利使得整个红军都高兴异常。士兵们的决心和战斗力升高了许多。从那时候起一直到1934年，个个人都以为红军是决不会被击败的，而部队中的高昂精神也从来没有减低过。我们是一天甚于一天地为我们的胜利所沉醉了，而我更是全体中最最快活的人。大家都乐于和白军打仗。”而国民党军方面“听到红军，则谈虎色变；窜进苏区，则草木皆兵”。
第一次反“围剿”结束后，罗炳辉、谭震林率部到黄陂参加了庆祝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大会。此后，红一方面军利用战斗间隙，分散在广昌、石城、宁都、瑞金等地区，做扩大红军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同时进行筹款、训练部队，扩大红军，为再次反“围剿”做准备。红12军（缺第35师，含第64师）④的工作区域在广昌、宁都、石城一带。2月27日，罗炳辉率红12军攻占石城。3月26日，红12军解放瑞金。在此期间，部队最为紧迫的任务是筹足给养。为此，总部1月16日电令规定，红12军与红4军的筹款任务，截至1月31日，由原定的6万元增加到10万元；1月18日电令又规定，红12军单独筹款8万元；2月21日又规定，红12军至3月6日要筹款2万元。
罗炳辉率部加紧筹款的同时，时刻注意利用一切可能抓紧军事训练。他是行伍出身，治军要求很严。他自己打枪很准，训练时就叫战士做一个沙包，重半斤至一斤，吊在枪口上，抬起来瞄准，练习手劲和稳定性。他经常和战士们谈心，讲打仗的经验。
到宁都的黄陂开展工作后，罗炳辉指示部队帮助建立和巩固地方政权，给黄陂游击队80多条枪，派教员帮助游击队搞训练。他要求部队每天坚持队列训练、刺杀、拔河、爬山等，提高了战士们的身体素质和军事素质。部队里还办起了墙报，举行演讲比赛、歌咏比赛，战士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
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劳累了一天的战士和游击队员们正沉浸在甜美的梦乡。突然，一阵激烈的军号声划破了沉寂的夜空，紧接着哨声四起，有人悄声说：“敌人来了！”枕戈待旦的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赤卫队员们一跃而起，几分钟内各村就集合完毕，区乡干部及区特务连同时整装待发，队伍像一条长龙在黑夜里迅速向指定地点集结。约40分钟后就在一个山岗上做好了战斗准备。等到天亮，还没见敌人的踪影，大家正在疑惑间，只见罗炳辉面带微笑地走到队伍面前，高声说：“同志们，这是一次军事演习，效果很好”听说是军事演习，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罗炳辉又接着说：“黄陂不愧是一块红色土地，这里的军民不愧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钢铁纪律的军民。只要有这样的军队，有这样的人民，我们就一定能打败敌人，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蒋介石第一次‘围剿’失败了，但他还会搞第二次、第三次，甚至八次、十次，只要我们有高度的警惕，不管他哪一次来，我们都要叫他一败涂地。”大家都被罗炳辉的话鼓动起来，齐声高呼：“勇敢冲锋，拼命杀敌！”“永远跟着红军走！”“共产党万岁！”然后，唱着歌返回了驻地。
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辉煌胜利的同时，有一个阴影却笼罩在红军指战员的心头，这就是红军内部进行的肃“AB团”运动。1930年春，中共赣西南特委根据中央指示，在苏区内开展了以肃清“AB团”为主要内容的肃反。所谓“AB团”，是1926年冬蒋介石为反对共产党、夺取江西省的领导权，指使陈果夫授意段锡朋、程天放等人在南昌成立的反革命组织。“AB”是英文“Anti - 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1927年4月，经南昌中共组织领导群众打击，该组织已解体。由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肃反斗争日趋扩大并波及红军。到1930年下半年，在中央苏区的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和红军中普遍开展了这场斗争，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清除了一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错杀了一大批被误认为是“AB团”的人，搞得人心惶惶，互不信任，严重破坏了红军内部的团结。
红12军也奉命开展了肃清军内“AB团”的运动。广大指战员听说有反革命分子隐藏在革命内部，个个义愤填膺，恨不得立刻把反革命斩尽杀绝。但是，“肃反”运动应该怎样搞法、“AB团”在哪里、谁是“AB团”等问题却没有人能说清楚。于是就乱怀疑起来，先从平日不大遵守纪律的人怀疑起，又怀疑到谁谁是如何参加红军的，谁谁的出身成分有问题，谁谁和地方、外单位的嫌疑分子有关系……从怀疑发展到传讯、刑讯、逼供信，结果冤枉错杀了一些好同志。1930年12月上旬，在黄陂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有人曾提到苏区和红军部队内的肃反有扩大化错误。尽管由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认识局限，罗炳辉、谭震林还看不到这些，但都感到大敌当前，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应尽力制止肃“AB团”。
外号叫“戴胡子”的医生戴济民，也被当作“AB团”抓了起来，有被杀头的危险。罗炳辉知道后十分着急，因为他对戴十分了解。戴济民原来在吉安开药铺，医术高明，在当地很有声望。吉安起义后，戴济民毅然参加了红军，并把药铺无偿献给了红军，全心全意在红军中工作，不久就当上了红色医院的院长，后又调红l军团卫生部任药剂科长，这个人怎么会是“AB”团呢？
罗炳辉迅速去总部找到朱德总司令，恳切地说：“戴济民的历史我清楚，参加红军后一直在我们身边，成天都在治病，怎么会是‘AB团’呢？照这种搞法，我们也难幸免，越抓越多，会导致什么后果？现在蒋介石要消灭我们，可内部自相残杀，岂不是帮了敌人的大忙了？老总，你下令把戴济民放了吧，不要再多一个冤魂了。”朱德理解罗炳辉的心情，也深知戴济民的为人，于是向有关方面打了招呼，又经聂荣臻保释，戴济民终于获释了。由于罗炳辉等人的努力，在整个红一方面军中，红12军被打成“AB团”的人是较少的。
1931年3月上旬，罗炳辉率红12军100多人进到瑞金。当地反动民团头子中运际还以为是红军游击队，率部前来进攻。罗炳辉指挥部队迎击，瞬间将其打散，迫其退到新陂。新陂修筑了土围子，3米多厚，土围子上有许多枪眼，四周挖有壕沟，壕沟里注满水，围子里集中了够吃一年半载的粮食和很多的银圆。民团困守土围子，使红军和当地游击队一时没办法前进。开始，红军向他们宣传，但无济于事。随后，罗炳辉就组织部队在离土围子200多米远的地方向河岸上挖地垄（即坑道）。地垄横直近两米，不结实的地方用木板托住，挖得离土围子越近，声音就越小，挖得也越深，甚至离地面有两米半深。经过五六天的日夜施工，地垄挖好了。战士们用棺材装好硝、磺、铁条，在棺材下面装上轮子，从地垄中运抵土围子下面，再把引线装好牵到外面。为了防潮，同时用竹片盖住引线。3月13日，一切布置好后，点着引线，轰隆一声，就把土围子炸开了一个缺口。红军和游击队趁机冲人土围子，将反动民团100多人彻底消灭了，并活捉了中运际。随后，在九堡召开了公审大会，处决了中运际。群众无不拍手称快。3月底，在金角坝召开了群众大会，恢复了政权。群众知道是罗炳辉的红12军来了，都高兴地说：“红军又来了，我们的土地又要回来了。”很多群众送花生、鞋子等慰劳红军，并唱歌给他们听。其中一首这样唱道：
中运际狗头不是人，天天在这瑞金来杀人；吓得光子拼命走，吓得瞎子抖抖动。罗炳辉同志救穷人，劳苦群众有田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