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转战赣江西岸
1930年春夏，全国革命形势发生变化，m现了有利于红军和革命战争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和时机。蒋介石实行削弱异己的政策，激化了与其他各派新军阀之间的矛盾，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愈演愈烈。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随之逐渐波及10余省，历时半年，牵制和消耗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力量，国民党军不得不暂时对红军采取战略守势，从而在客观上为红军和革命战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经过初创时期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至1930年春夏，全国红军已发展到lo多个军约7万人，另有地方武装约3万人；遍及全国11个省100多个县境的小块、分散和流动性较大的根据地或游击区，逐步发展成为连接成片、范围较大、相对稳固的苏区，为红军的作战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也为红军的兵源和物资补充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虽然革命形势发展日趋有利于红军和革命战争，但是就全国范围而言，敌强我弱的总形势并没有根本改变。然而，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缺乏清醒认识，片面夸大了形势有利于革命的一面，使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不断滋长。1930年上半年，红4军和红6军第2纵队纵横驰骋于闽粤赣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武装，分配土地，加强根据地建设，符合当时革命形势，体现了毛泽东实行“1二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思想，但却受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早在4月3日，中共中央在给红4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即指出：“‘造成闽粤赣三省边境的红色割据’，或者是‘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这是你们历来的观念，在目前这是极端错误的。”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为红军规定了“进攻交通要道、中心城市，消灭敌人主力”的任务。会议认为“红军革命的战争只有进攻，无所谓退守”，“过去在游击战争中获得的所谓‘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经验一般不适用”，“要纠正上山主义、边境割据的残余”等。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提出“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是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随着政治路线的变化，中共中央的军事战略方针也随之调整。6月11日决议规定，红军要“坚决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要道发展”，认为“以乡村包围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6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工作计划》，规定了各地红军集巾进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任务，其中赣西南、赣东北和闽西苏区的红军要以主力侧击南浔路，取南昌，攻九江，夺取整个江西，以切断长江，掩护武汉的胜利。
在此期间，巾共中央除继续向红4军发出指示，进行严厉批评外，还派涂振农作为中央特派员，去红4军传达中央指示。6月中旬，涂振农到达长汀。随后，中共红4军前委和闽西特委举行联席会议，并吸收红4军纵队一级负责人参加。会上，涂振农传达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和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的精神，其中关于红军问题的主要内容是：“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全国红军要“无条件扩大”，8月以前扩大到50万人，要“集中力量统一指挥”，“总的路线是夺取武汉”。红4军“头一步要打下吉安，发动赣西割据”，再与赣西红8军攻下九江，“一面屏蔽武汉，一面胁迫南京”；为适应“集中进攻”，红军的编制要“强大充实”，实行“三三制”；红4军作为“中国红军主力的主力”，犯了“新右倾主义”的错误，否认迅速扩大，“放松了大的敌人，放弃了大城市”。
听了涂振农的传达，罗炳辉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他虽然对整个政治形势不很清楚，但他认为自吉安起义以来，正是因为坚持了游击战争，才有了今天革命根据地的壮大和发展。虽然革命形势有利，但群众还没有广泛地组织和武装起来，红军与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相比仍然十分弱小，苏区仍然处于被国民党军包围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硬要红军集中力量进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显然是脱离客观实际的，是难以实现的。1943年延安整风时，罗炳辉在日记中追忆了他当时的情况和感想。日记写道：
1930年6月，在福建长汀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红军，召开了一次高干会，涂振农同志传达上海中央会议。那时是立三得意时期。涂报告时神气十足，举起右手，一面说革命胜利已成熟，接连用力地说：敌人不打就[不]垮，一打就垮，会师武汉、下京沪直取北平，统一中国。我当时糊涂了，呆呆地望着他……从那时起，总在脑子里缠绕不清，但不敢说，叉不敢问。
这段日记，反映了罗炳辉当时的思想实际。与其相比，毛泽东和朱德则“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毛泽东和朱德认为红军“力量即弱，装备又不好”，“即或我们能够攻占几座工业城市，即或有些产业工人参加战斗，但能否坚守城市的确是大可怀疑的”。但是中央的指示又必须执行，“别无选择，只有接受”。后来，毛泽东等根据实际情况，在具体行动上作了灵活处置，从而避免了红军遭受更大的损失。在长汀，部队组织了一次新的党员宣誓活动。由李立三拟定的新誓言说：“为与全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合作起见，我们必须争取湖南民众的拥护，占领长沙、南昌，然后进取武汉，最后沿长江直抵上海！”誓言中还说：“无论怎样，白军不久就要崩溃的。假如我们战斗得厉害，这崩溃就会实现得更早，因此赶快工作吧。”许多参加宣誓的人觉得倍受鼓舞，热血沸腾。但罗炳辉却反而更加忧虑，他认为李立三对革命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了，超出红军能力的进攻战略可能适得其反。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长汀会议决定，将红4军、红6军和红12军统一整编为红军第1军团（最初称红军第1路军），总指挥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同时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l军团前敌委员会。全军团共2万余人，下辖第4、第6、第12军。其中，第6军下辖3个纵队，黄公略任军长，蔡会文任政治委员；罗炳辉所部仍编为第2纵队，下辖3个支队，罗炳辉任纵队长，王如痴任政治委员。
散会后，陈毅调任由赣西南地方武装组成的红22军军长。对于陈毅的调离，罗炳辉依依不舍，他后来在回忆中写道：“当然不愿与陈毅分离开，与他一起，对我的进步帮助是很大的。”接任第2纵队政委的王如痴，资历很新，原是连指导员，提拔当支队政委两个多月。王顾虑自己是罗炳辉的部下，当纵队政委怕与罗的关系处理不好。罗炳辉在会议上说，红军是党的军队，如果把罗炳辉也当一个党员看，就不应该有这样的顾虑。他集合部队，宣布了上级任命王如痴为政委的决定。
在长汀，举行了誓师大会，广大群众参加，甚为热烈。罗炳辉任大会总指挥。毛泽东、朱德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然后，举行游行示威，晚上演出了新剧。
6月22日，朱德、毛泽东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取南昌，攻九江，夺取整个江西”的指示，于长汀发出训令，计划开赴广昌，攻打抚州，以“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其中，红6军第2纵队及红l2军第1纵队应于24日向石城前进，在石城附近工作，拟于7月5日前到达广昌，由罗炳辉负责指挥。③24日，罗炳辉率部开始北进石城。
部队经过石门时，罗炳辉特意在石门的茶亭作了停留。他派人去找在这一带做地方工作的宗成。宗成立刻带了两个人来到茶亭，向罗炳辉汇报了在石门开展工作的情况。罗炳辉听了高兴地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但还应该有一个响亮的口号，以激发群众的斗争热情，明确斗争目标。”宗成他们3人商量后，提出“打倒宗名鲲（当地一个大土豪），分田分地，废除苛捐杂税，穷人当家作主”的口号。罗炳辉表示赞同，并接着说：“光发展游击队还不行，还要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共产党是穷人的主心骨，暴动的核心。”分手时，罗炳辉还从部队中抽出了一些枪支弹药送给赤卫队。宗成回去后联合附近的几支赤卫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斗争。
国民党江西省主席兼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得悉红军有夺取江西、向武汉发展的计划，随即命令部队在南昌、九江、吉安修筑工事。6月下旬，蒋介石又调原驻江西的国民党军第18师第52、第54旅从中原大战前线返回江西，加强防守力量。
由于敌情的变化，朱德、毛泽东决定放弃攻打抚州的计划，改向兴国地区集结，进一步了解敌军情况，巩固与扩大赣南苏区，并准备与单独活动的红6军军部及第1、第2纵队会师。随即，罗炳辉率部奉命从石城出发，经宁都到兴国集中。此时，“雩都、兴国一带群众均组织好了，斗争情绪甚高”，红l军团到兴国后，即召开誓师大会，组织地方武装，扩大红军。
7月11日，红l军团总指挥部获悉：国民党军新编第13师邓英部以主力集中吉安，凭险倚固死守，以一部兵力据守峡江、吉水、新淦、泰和，南昌之国民党军已赴援铜鼓，并有与张桂联军混战之势，樟树只有新编第13师小部，兵力比较薄弱。朱德、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的分布情况，决定由兴国移师北进，乘虚“进略樟树窥袭南昌，以响应武汉工人暴动，扩大政治影响”， “诱邓英部弃置吉安，退回与我野战”，“使赣西群众武装得以乘间占领吉安”。为此，部署红12军为右纵队，红4军为左纵队，红6军第2纵队为总预备队，分3期向樟树推进。
7月17日，罗炳辉率三四千人围攻永丰县城，18日攻下永丰。这时，活动于赣西南的红6军军部率第1、第3纵队和赣西南地方武装正围攻吉安。19日，援敌第18师第52旅一部到达吉安近郊，主力进至吉水附近。围攻吉安的红6军主力主动撤出战斗，与国民党军脱离接触。20日，红l军团主力到达永丰，随后与红6军军长黄公略所率第1、第3纵队会合。从这时起，罗炳辉率红6军第2纵队归建。
此前，滕代远出席全围苏区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向中共中央汇报了赣西南红军编为第6军的情况。鉴于红6军番号与湘鄂两的红6军番号相同，中共中央决定，赣西南红6军改称红3军。据此，红6军正式改称红3军，罗炳辉所部随之改称红3军第2纵队。
7月23日，红l军团进至樟树附近地区。24日拂晓，红4军在红3军一部的配合下，向樟树发起攻击，迅速攻占樟树，歼灭守军第18师2个多营，缴获各种枪约200余支，俘敌100余人。战斗中，红12军军长伍中豪负伤。战后，伍中豪被送回长汀疗伤，红l军团前委决定由罗炳辉代理红12军军长。
红12军的老底子是由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加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的工农武装编成的。井冈山斗争时期，改编为红4军第31团，1929年2月迸军赣南到罗福嶂山区后，改编为第3纵队。长汀整编中，以第3纵队为基础扩编为红12军，下辖第1、第2纵队。罗炳辉为能到这样一支有着光荣传统、能征善战的部队任职而自豪，更觉身上担子的沉重。
这时，关于红军下一步如何行动，红军领导层中有了不同认识。毛泽东坚决反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不主张去打南昌。可是，红1军团中有些年轻干部却仍主张要去打南昌，只有朱德、罗炳辉等少数年纪较大一点的干部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为了进一步弄清国民党军的情况，毛泽东和朱德派罗炳辉带1个排去侦察南昌的敌情。罗炳辉侦察回来说：南昌形势对红军十分不利，敌人力量很强，固守很严，不好去打。
情况正如罗炳辉所侦察的，国民党军第18师第53旅主力位于南昌，第54旅位于抚州地区，第52旅位于峡江、新淦地区，有进犯樟树之势。红1军团前委随即在樟树召开会议，经讨论认为：如红军东出抚州，则国民党守军可能先于红军撤走；若按中央命令直取南昌，国民党军第18师2个旅于红军之后，对红军威胁较大，南昌城周围多池塘，机动不便，又有坚固的工事，不易攻克；若停留于樟树，则有受国民党军3个旅夹击之可能。为争取主动，避免被动，红l军团前委决定，西渡赣江，前进到高安、上高地区开展群众工作，而后再视情况向南昌对岸前进，以避免强攻中心城市可能遭受的损失。
7月25日，红l军团西渡赣江，于27日到达高安、上高地区。29日，为扩大政治影响，朱德、毛泽东命令红12军于当日午后，“向南昌方向移进”，“相机进占牛行车站”。30日，红l军团主力进到万寿宫、石子境地区；红12军分散在高安到牛行车站一带。
8月1日，罗炳辉根据朱德、毛泽东的命令，率红12军一部进到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隔着赣江向南昌城鸣枪示威，以示纪念南昌起义3周年。罗炳辉部的行动，使“南昌大为震动，反动政府手足失措”，守城赣军一片惊慌，不仅龟缩城内，“不还一枪，不出一兵”，还急调李抱冰部之两团等到南昌增强防御力量，并调谭道源师到江西，吉安之第13师一部亦被调到樟树，“有回防省城之势”。加上其他各路红军的攻势行动，国民党当局可谓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甚至把罗炳辉部的鸣枪示威谣传成红军已攻陷南昌。8月4日，《国闻周报》头版以醒目大字“共产党陷长沙南昌”为标题的文章称：“近来中原鏖战，各省军队多征调前方，防务俱感空虚，共党乃乘机大起，于27日晚占领长沙，30日占领南昌。”“三数日间，陷落两大省会，设武汉再有不幸，则长江上游均属共有矣。”
随后，朱德、毛泽东决定红1军团进到安义、奉新地区待机，以“诱敌离开其巢穴而歼灭之”。8月2日，罗炳辉率红12军开到安义地区，进行筹款和开展群众工作。
8月上旬，红l军团前委得悉红3军团撤出长沙并遭国民党军“追剿”的消息后，立即命令红1军团向湘赣边界推进，准备策应红3军团，并求得打开湘鄂赣边地区的斗争局面。8月5日，红12军奉命分左右两路进入宜丰县境。罗炳辉率右路经奉新的上富镇、甘坊市进入宜丰的谭山，再取道黄冈口，于15日抵达万载。过甘坊时打了一些反动土豪，杀了几个反动民团头子，召开了群众大会，协助当地政府镇压了反动清乡队和叛变分子韩琪、张天纵等人。左路取道奉新之故县、白水街进入宜丰的同安，时逢中共宜丰县委领导的一支地方武装——邹达邦纵队在同安举行暴动，红12军协助他们打垮了当地的反动民团，组织了一支260多人的农民赤卫军。此前，红1军团其他部队已到达万载县城及其以西、以北地区。
8月18日，红l军团前委获悉“追剿”红3军团的湖南国民党军第4路军右路第3纵队4个团孤军进至湘赣边界的文家市、孙家煅一线，与其他两路国民党军距离较远，态势较为孤立，当即决定抓住战机歼灭该部。当晚，朱德、毛泽东于黄茅下达《进攻文家市的命令》，红l军团分3路向文家市、孙家圾之敌靠近。19日，罗炳辉率红12军经王家厂、桥下、枫树坳、万阳桥，进至大土里、松树坳宿营。20日，当红1军团第4军、第3军向文家市之敌发起突然攻击后，罗炳辉率红12军向孙家圾攻击前进。消灭该敌后，罗炳辉率部转而南下，向清江压迫。③经过3个多小时激战，共歼敌3个团又1个营，击毙第3纵队司令戴斗垣，毙伤敌1000余人，俘敌10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冲锋枪10支、机枪27挺、电台l部。文家市战斗，是红1军团成立后首次取得的较大胜利，不仅挫败了湖南国民党军的反扑，稳定了湘东北的局势，而且造成了与红3军团会合的有利态势。罗炳辉在战斗中领略了毛泽东用兵之妙，得到了学习和锻炼。
文家市战斗后，红1军团按照先前与红3军团的约定，于8月23日北进到浏阳县东北的永和市，同由长寿街地区南进的红3军团胜利会师。此后，两军团合编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统一领导红军和地方工作。方面军下辖红l、红3军团，总兵力共3万余人。红一方面军的组成，汇合了活动于赣南、闽西和湘鄂赣苏区的两支主力红军，在战略上进一步集中了兵力，这对于提高红军遂行大规模运动战的能力，加强部队建设，开展土地革命战争的更大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红12军属红l军团建制，罗炳辉任代理军长，谭震林任政治委员，林野（张宗逊代）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下辖2个纵队，每纵队辖3个支队；军部直辖1个教导大队。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总前委决定再次攻打长沙。毛泽东虽然对此心存疑虑，但鉴于多数委员都已同意，只好与朱德下达了作战命令。8月25日，方面军主力开始向长沙推进。此时，湖南国民党军已加强了长沙防务，守城部队增至31个团，并在市郊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和电网。
就在这时，红12军部队在长沙南铁路线上的猴子石附近捉到长沙县国民党政府派往湘潭送军事情报的差役，缴到一份作战命令。从这份命令中清楚地知道，国民党军拟集结10个团的兵力，由湘江西岸绕道到易家湾附近偷渡湘江，迂回红军后方；城里守军从猴子石出击，妄图南北夹击红军。罗炳辉和谭震林感到这是个极其重要的情报，立即指示张宗逊负责把俘虏和信件上送方面军司令部。毛泽东和朱德听了张宗逊的汇报后，当即部署由红3军团接替红1军团围城任务；红4军、红3军在易家湾附近消灭渡江迂回的敌人；红12军担负阻击由城里出击的敌人。战斗结果，红4军、红3军在易家湾附近消灭了国民党军陈光中旅渡过湘江的2个团，红12军击溃了由周希武指挥从城里出击的敌人，残敌逃回城里。
尽管取得上述胜利，但长沙守敌众多，工事坚固，红一方面军严重缺乏攻坚火器和经验，红3军团虽有1个炮兵团，但火炮不多，炮弹奇缺，根本不足以摧毁国民党军的工事。因此，红一方面军于9月2日和10日发起的两次总攻均未奏效。罗炳辉曾回忆：“当我们进攻长沙时，我们头一次经验到飞机的轰炸。一队六架的飞机来了，起先红军士兵们都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当他们看到有东西掷下在空中时，都很感兴趣地看着。我们的防空那时候的确是马虎的！所有的士兵都可以天真地出去看热闹。幸而这些飞机都飞得很高，因此所受的损害甚小。”与此同时，游弋于长江的帝国主义炮舰也在向红军开炮。
9月12日，国民党军增援部队进抵湘潭和株洲等地，总前委遂决定撤围长沙，转向株洲、醴陵、萍乡、攸县地区寻机歼敌。撤退途中，罗炳辉率红12军为前卫，经龙头铺歼灭株洲守敌，迎接总部到达。14日，罗炳辉、谭震林率红12军从株洲出发，经醴陵，于15日进入攸县境内，17日攻占攸县县城。
攸县，坐落在湘东边陲，依偎在罗霄山脉中段西侧山麓，是谭震林的家乡。红军刚入县城时，许多群众由于受国民党欺骗宣传的影响，逃避或者躲藏了起来。红军人城后，当务之急是做好群众工作，让大家相信红军。罗炳辉同谭震林、谭政等领导人商量后，决定首先在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做宣传解释工作。在大会上，先由谭震林在会上讲话，接着罗炳辉、谭政也讲了话。他们向乡亲们宣布了红军的革命宗旨，宣传红军是工农大众自己的武装，是为民众办事的，这次来攸县，是为革命烈士报仇，是要革反动派和土豪劣绅的命的。红军最讲纪律，是照政策办事的，让大家不要害怕，照常做工、做生意。听了宣传后，会场气氛逐渐热烈，群众打消了顾虑，围着红军问长问短。会后，红12军借势在城内各处张贴布告，扩大宣传，数十名贫苦青年参加了红军。
罗炳辉、谭震林率红12军虽然在攸县只驻扎了短短一星期，却帮助攸县恢复了党组织，振奋了他们的精神，并成立了革命政权——攸县革命委员会。同时，在红12军的帮助下，攸县的土地革命随之开展起来，并组织了一支30多人的赤卫队，后来扩大到160多人，开辟了攸县苏区，成为一支坚强的地方武装。红一方面军在株洲、醴陵、萍乡、攸县地区的活动，推动了湘东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9月13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转战到株洲后，从缴获的国民党军档案中，发现一份由国民党军截获后翻印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8月初发给红1军团的指示，其中提到红l军团“夺取南昌、九江，占领南浔铁路，建立江西政权，及全国性政权，封锁长江，向右进攻南京，向左保障武汉胜利”。据此，红一方面军中有的干部提出立即进攻南昌、九江；有的干部则主张在湘鄂赣边坚持斗争，再攻长沙。中旬，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株洲、袁州（今宜春）等地连续召开会议，就部队行动方向问题深入展开讨论。会议最后决定，先攻取吉安，发动群众，创造条件，再伺机攻略南昌、九江；红3军团第16军留在湘鄂赣苏区坚持斗争。
吉安，是罗炳辉熟悉的地方，他衷心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坚决贯彻总前委制定的方针。9月24日，罗炳辉、谭震林率红12军离开攸县，进抵茶陵县城，受到茶陵群众的热烈欢迎。在这里，罗炳辉与以宋时轮为政委、谭家述为纵队长的茶陵游击队会合。茶陵的党组织还将包括龙书金等在内的1个营的地方武装补人红12军。然后，红12军经莲花、安福，向吉安进发。⑧与此同时，红一方面军其他部队也分别进到路口、阜田地区和黄土街、清江地区。
9月24 - 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批评与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但是，由于交通联络不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赣西南特委、中共长江局等都未及时收到会议文件。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中共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到达袁州，带来了中央要求红一方面军回攻长沙的指示。为了统一思想，总前委在袁州举行会议，经毛泽东等人的说服，周以栗终于同意总前委关于先攻吉安，发动群众，创造条件，再攻南昌、九江的决策。
吉安城位于赣江中游，沿江而下是江西省会南昌，逆江而上是重镇赣州，它是连接赣江南北的枢纽，为赣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素有“鱼米之乡”、江西“粮仓”之称，并且盛产竹、木，手工业发达，水陆交通便利。城东有螺子山，西有天华山，南有神冈山，北有真君山，东南与青原山隔江相望，山水环抱，易守难攻。国民党当局视吉安为江西的堡垒之一，常驻有重兵，严密封锁东西要道，因此成为红军和湘赣苏区发展的极大障碍。1929年11月至1930年8月，赣西南地区的红军和革命群众曾先后8次围攻吉安县城，史称“八次攻吉”。这时吉安守军为国民党军新编第13师邓英部及警察大队，不过4个团，非常孤立，在江西赤卫军、独立团等的政治攻势和不断袭扰下，早已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军无斗志。吉安周围的泰和、安福、吉水等几个县城的靖卫团也已成惊弓之鸟、瓮中之鳖。打下吉安，可以使广大赤区连城一片，更好地发展土地革命，经营江西。
10月2日和3日，朱德、毛泽东接连下达“四号拂晓总攻吉安城”的命令：第4军从左翼向螺子山、真君山之敌攻击；第3军（欠第1纵队）、第12军从右翼向神冈岭、天华山一线之敌攻击；第20军从正面向真君山、天华山一线之敌佯攻。3日夜，第4军在第3军尚未进到攻击出发位置、第12军还有一天路程的情况下，即向吉安发起攻击，虽一度攻入城内，但终因兵力单薄，遭敌反击，被迫撤出。4日，第3、第12军进入攻击出发位置。这时，总部为了最后歼灭守城之敌，命令攻城部队暂时休息。当晚，红1军团主力再次向吉安发起总攻。对吉安地形了如指掌的罗炳辉，率部从西线向神冈岭、天华山一线攻击。红军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县城，赣西10万群众也赶来参战。鉴于孤城难守，国民党守军在红军进攻前已利用夜暗乘船沿赣江北逃南昌。红军顺利攻占吉安，俘敌200余人，缴获大批物资、弹药和船4只，拔除了赣西南地区国民党势力长期盘踞的重要据点。打开吉安后，周围的泰和、安福、吉水等几个县城的靖卫团闻讯溃逃，红军遂占领了各县城，使赣西南苏区的赣江以东、以西地区连成一片，形成了赣江中段、南段一片红色区域。
占领吉安后，根据上级命令，红军大部队分散在城外驻扎，只有罗炳辉率红l2军等部和部分游击队开进城里。红军进吉安时，秩序井然，商店照常营业。罗炳辉是老吉安，进城后首先到戴济民诊所和几家百货商店查看。第二天，毛泽东和朱德到了吉安，在罗炳辉的引见下，戴济民热情地请毛泽东、朱德到他家吃饭。席间，毛泽东劝说戴济民参加革命，为伤病员服务，戴济民从此参加了红军。
这时，各地赤卫军、赤卫队纷纷赶来，红22军等部也奉调进到吉安附近，于是吉安周围数十里到处都红旗飘扬，好不热闹。城外召开了一个非常热闹的庆祝大会，群众踊跃报名参军。据打下吉安后的粗略统计，这时红1、红3军团加红20、红22军和总直属队合计约4万人。1933年8月13日，毛泽东以子任的笔名在《红星》报发表文章，盛赞红军在吉安“轰轰烈烈，把个吉安城成了新世界”，并指出：攻占吉安，有极大的政治意义，在全国有极大的影响，给进攻的国民党军造成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极大损失，这是由于抵制了立三路线的主张而取得的成果。因为立三路线反对打吉安，主张先打九江，他们说先打吉安后打九江是断送中国革命。到吉安视察的朱德仍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赋诗赞誉30多年前攻克吉安的盛况：“八打吉安未收功，四面包围群众中。红军速到声威震，一克名城赣水红。”
红1军团在吉安及其周围地区一面休整，一面开展群众工作，组织群众，建立基层政权；打土围子，肃清反动势力；发动群众，重新分配土地。10月7日，红l军团总指挥部下达《关于部队编制问题》的通令规定：各军所辖的“纵队改为师，支队改为团，大队改为连，中队改为排，分队改为班”；按照充实基层连队的整编原则，每军3个师，每师3个团，每团3 -5个连（暂不编营），每连3个排，每排3个班，每班13人。据此，红12军进行了整编，由两个纵队扩编为3个师：原第1纵队改编为第34师，师长周昆、政治委员高自立，原第1、第2、第3支队改编为第100、第101、第102团；原第2纵队改编为第35师，师长龙普霖、政治委员欧阳健，原第4、第5、第6支队改编为第103、第104、第105团；以原军教导大队为基础，补入部分新兵组建第36师，师长张宗逊、政治委员邓华，下辖第106、第107、第108团。此前，红12军军长伍中豪，伤愈后从长汀归队，经过安福时突遭地主武装袭击，
不幸牺牲。谭震林忍着悲痛，安葬了这位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后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的老战友，将其牺牲情况立即报告了总前委。吉安之战后，代理军长罗炳辉被任命为红12军军长，谭震林仍任政治委员。
这时参加红军的刘昂，正好被分配到了红12军。几十年后，他依然对当时见到罗炳辉的情形记忆犹新：
1930年10月，毛主席、朱总司令率领红军打下吉安城，我就和家乡的很多青少年参加了红军，我当时只有十四岁，被分配在十二军三十五师一O三团。当时十二军军部住在吉安府衙门。临行前我们一百多名新战士在衙门前集合，说是首长要讲话。不一会，军部出来一些同志，其中一个背着左轮手枪、衣着朴素、个子高大、威武雄壮的人出来对新兵讲话。他说：“同志们！我们热烈欢迎你们参加红军。红军是工农子弟兵，是为人民闹翻身求解放的军队。红军要打土豪分田地，要打倒欺负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同志们参加红军很光荣，红军里上下一致、官兵一致、亲密团结。但是，红军有铁的纪律，要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是军人的天职。我们加强军事训练，努力学习，英勇作战，不怕流血，不怕牺牲……”他声若洪钟，越讲越起劲。我边听边打听讲话的是谁？一位带新兵的同志告诉我说：“这就是我们红十二军的军长罗炳辉！”听这么一说，我惊喜地睁大眼睛看着他，越看越觉得他朴实亲切，不像当官的，使我油然而生敬意。从此，罗炳辉同志的高大形象就镌刻在我的脑海里。
10月7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吉安召开群众大会，庆祝胜利，宣布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罗炳辉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