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独立游击战
吉安起义后，由于与主力红军还没有联系上，罗炳辉率部展开了独立游击战。1929年11月20日后，罗炳辉率部去打兴国，先在高兴圩与当地民团激战，将民团击溃，俘获人枪20余。兴国靖卫团有400余支枪，战斗力较强，内有一部分官兵是从国民党滇军第12师出来的，他们都非常敬佩罗炳辉，这些人知道罗炳辉来了，就拖了30支枪来投奔。罗炳辉随即率部攻占了兴国。
3天后，中共赣西特委来信调罗炳辉部回富田，准备打吉安。这时，正下着大雪，冬装尚未做，许多人不愿意走。罗炳辉集合队伍说：“我不骑马，同你们一样走。”部下劝他说，路滑难行，一不小心就会跌倒摔伤，还是骑马安全。罗炳辉说：“走雪路你们还不一定走过我呢，不信我们比赛，看看谁走得快。”听他这么一说，战士们情绪高涨起来，大家很高兴地出发了。4天后，部队终于开到陂头。
这时，罗炳辉得到情报，江西当局派南昌警察第1大队的2个分队200余人开赴吉安，配合吉安国民党军“剿共”，驻吉安对面的水东，有向东固区进攻动向。该部完全是新兵，未经训练。罗炳辉认为，该敌战斗力不强，红5团不能错失这个歼灭它的好机会，于是他率红5团迅速开赴水东。
拂晓，当罗炳辉率部接近国民党军的哨兵时，对方问：“是哪个队伍？”罗炳辉部答：“靖卫队。”因起义不久，红5团穿戴的衣服、帽子还是原来靖卫队的。趁对方犹豫的当口，红5团迅速将其缴械，冲进敌营，还未起床的官兵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惊呆了，连衣服都没穿便抱头鼠窜。可前面是滚滚奔流的赣江，后面是红军，他们已走投无路，除被击毙的外，全部当了俘虏。此战，红5团以牺牲1人、伤2人的代价，取得了歼敌150余人、缴枪约100支的胜利。这时，鉴于吉安成光耀旅在沙洲架了8挺机枪，另派2个营企图由下游渡河迂回，罗炳辉遂马上收兵，得胜而回。
水东一战，出敌不意，干净漂亮，红5团士气大振，老百姓争相传颂，影响了附近几个地方的群众暴动，一时间天翻地覆，红旗飘扬。苏区群众把好吃的东西送给罗炳辉和部队进行慰劳，领导机关也给予他们表扬和奖励。罗炳辉说：“我们才当红军，没有做出啥子贡献，领导就给我们表扬奖励，今后要多打几次胜仗，感谢领导对我们的表扬和奖励。”而国民党南昌警察第1大队则颇感无颜，在战后报告中竞虚称：“此役毙匪七十余，我两队伤二十六名、阵亡十一名，消耗弹药一万九干六百七十一发，损坏步枪三十六支（当时本团多土造枪）。按此次之损失完全是新兵既未经训练，官兵毫无感情，焉得不败”，而且“成（光耀）旅隔岸观火，不发一弹，以致弹尽援绝，不得已至黄昏时放弃阵地，渡江入吉安城”。
11月下旬至12月初，罗炳辉率红5团三次攻打万安县。该县在赣州方向，离吉安120公里，属吉安管辖，城墙坚固，易守难攻。第一次攻打因准备工作不够深入，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获得支援，未能得手。罗炳辉吸取教训，与当地中共党组织联系，协助侦察敌情，查明了守军的兵力部署，并深入群众做宣传工作，让群众了解红军，帮助红军。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红5团第二次攻打万安。罗炳辉指挥部队从敌人最薄弱的地方打开突破口，勇猛冲杀，200来人的警卫团招架不住，只好弃城逃跑。罗炳辉组织部队安抚群众，砸开监狱，放出无辜被害的百姓。被害乡亲哭诉着国民党政府残害他们的罪行，当他们知道救他们的是红军时，万分感慨地说：“红军真好啊，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一些年轻人当即报名参加了红军。当敌援兵迫近万安时，罗炳辉率红5团主动撤出。后又趁敌人戒备放松时第三次攻占了万安。从万安撤出返回陂头途经东固九寸岭时，已是寒冬，大雪纷飞，陡峭的山坡上的小路被雪覆盖，无路可走。罗炳辉带头滚雪坡而下。
部队开回陂头后，与红2、红4团会合，随即组织赣西南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蔡升熙，政委刘士奇，罗炳辉任前敌总指挥。打万安期间，吉安起义的部队中有一排人逃跑了，罗炳辉遂坚决主张把红5团混编到红2、红4团，但刘士奇、蔡升熙则不主张混编，认为这样政治影响不好。在罗炳辉的坚持下，最后决定：独立第5团和独立第4团合编为独立第4团，罗炳辉任团长，金万邦任政委。
12月，罗炳辉率部在吉潭、回龙、河田一带打游击，接着转战东固山区。
是年底，罗炳辉的长女出生，取名镇涛，可能是为纪念吉安起义，罗炳辉又给女儿取乳名吉安。
吉安起义后，罗炳辉部既要与强敌作战周旋，又时常面临弹尽粮绝的困境，加之起义部队成分复杂，还未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思想还很不稳定，一些人发生动摇，个别人叛变投敌。当地的军阀官僚、豪绅地主派人来策反罗炳辉，并承诺如果罗炳辉肯“浪子回头”，可以给他5万块钱和旅长的职位，并给他修生祠，供长生禄位牌。许多曾经与罗炳辉有过不错交往的国民党方面的人，也相继派人来游说他回到国民党方面去，并提出了种种的引诱。但罗炳辉始终坚守着“只要是为了工农利益的，始终不动摇，能实现一点算一点”的原则，耐心地做着稳定部队的工作。
一次，又有人来游说，罗炳辉坚决地对他说：“我是为中国农民和工人们而战的，我们深信必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我们不久就要做主人翁了，而地主和豪绅们却不会的。你们是没有东西能给我的。”
“你的原则是对的，但是现在并非实行它们的时候。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还太早哩。”来人诡辩说。
“那么，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是可以用我们的时间来为这主义而战的。”罗炳辉反驳说。
来人又辩解道：“假使你现在回到国民党来，你就可以稳稳地得到金钱和高位了。”
“等到我死了以后，金钱是没有用的，只好做一口金棺材，可是我却不巴望用金棺材。并且，假如一个兵士是为农民及工人而战斗的话，他便是置身于最高的可能位置了，因为他是在创造着历史，你们只是在自趋埋没而已。”罗炳辉义正词严。
来人见罗炳辉坚如磐石，斩钉截铁，只好作罢。
拉拢利诱无功，国民党当局又使出了挑拨离间的伎俩，故意散布谣言，说罗炳辉从红军和莫斯科那里拿到钱，所以才起义！罗炳辉便叫起义的弟兄们来搜查他的房间，最后他们都相信了自己的眼睛：罗团长确实连一个铜板也没有，穷得和他们一样。谣言止于事实，起义人员的信念不仅没有因此而有丝毫动摇，反而更信任他们的团长了。
如果说抵御国民党方面的诱惑和挑拨还不难，那么来自内部的苦闷却时刻缠绕着罗炳辉。虽然起义参加了红军，但旧军队的改造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初到红军，起义部队对苏区很多情况不熟悉、不适应，而且由于经常作战，部队的供给也一度出现了问题。同时，当地党组织存在着领导策略、方式方法欠妥当的问题，个别党员自身素质低，工作方式简单，尤其是干部政策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对罗炳辉及起义人员乱猜疑，造成恐怖现象。这些情况，引起一些随罗炳辉起义的人员的不满，说他“上了共产党的当”，数次逼罗炳辉离开共产党，拖走部队，后见罗炳辉不听，有些人甚至企图谋杀他。
面对这些不满和不理解，罗炳辉常常深夜难眠，心如火烧，痛苦至极，可他想到工农的苦难未尽，丝毫未动摇为工农奋斗牺牲的决心。然而，他自己毕竟也刚到红军，对有些事情也说不清，他能做到的，就是想方设法、苦口婆心地说服、教育不满和动摇的人，讲清革命前途，以稳定部队。实际行动是最好的说教。行军途中，他常常不骑马，穿着和战士一样的草鞋，坚持与战士吃一样的菜饭。大家都说：“你吃不得、吃不惯的。”罗炳辉却说：“我愿意，更觉高兴。”不满的人逐渐为罗炳辉的实际行动所感动，各种怪话日渐消弭。
与此同时，罗炳辉严格按照正规部队的训练方法要求部队，从政治教育、军事训练、文化学习、纪律等方面进行全面整顿。他还结合实际，制定了一些具体条例，并规定上午学习军事，下午学习政治课和文化。在罗炳辉的训练下，部队军容整肃，纪律严明，战斗力明显提高，越来越正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