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抓着点武装，才有其他办法”
离开了军队，到哪里去工作？罗炳辉虽然一时看不清前途，但他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只要不懈努力，就一定有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他在南昌逗留了一些日子，看到在这次编遣中，那些只会吹牛拍马的小人和喝兵血敛财的恶棍不但被留用，其中许多还升了官。一个曾和他一起当副营长的，带兵打仗没有哪一样行，只因为是朱培德的亲戚，一跃升为团长；他曾经当面对一位天天都削尖脑袋往上爬的副团长说：“你要是能当上旅长，我就拉洋车！”现在这人真的当了旅长。罗炳辉觉得如今的滇军已经腐败了，因此他决意离开江西，到别处寻找发展机会。朱培德送了个人情，给广东省主席陈铭枢写了一封亲笔信，介绍罗炳辉到广州去谋职。
从南昌到广州，有陆路和水路两个选择，陆路罗炳辉很熟悉，因为北伐军就是从广州一路打到南昌的；水路先从九江乘江轮到上海，再从上海乘海轮经香港到广州。罗炳辉没有去过上海，在上海还有一些旧友，因此他决定走水路。12月下旬，罗炳辉和一些同时被遣散的云南同乡从南昌出发，在九江等轮船时，遇见了曾在滇军任少将参议、时任长江管理局局长的施某，施请他喝茶叙旧。当施得知罗炳辉被编遣的情况时感叹说：“当今的世道，正派耿直的人吃不开。你刚直不阿，敢作敢为，把那些利用权势谋取私利、趋炎附势往上爬的人都得罪了，早晚要吃亏的。水至清则无鱼，老弟也应该吃一堑长一智，能屈能伸，才能出入头地。”罗炳辉苦笑着说：“老兄说的这些我也不是不清楚，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炳辉恐怕做不来。”
1928年12月底，罗炳辉乘船到达上海。他是第一次来到上海这个中围最繁华的大都市，看到一边是富豪权贵一掷千金、歌舞升平的花花世界，一边是贫困市民等米下锅、露宿街头的辛酸惨状，心中更加惆怅。同行的被编遣的滇军官兵中除个别沉溺于灯红酒绿的享乐之中外，绝大多数人手中只有少得可怜的返乡路费，觉得大上海不是他们久留的地方，都想尽快回家。许多人相约买了“新华轮”1月10日开香港、广州的船票，准备在香港下船，然后取道安南（今越南）回云南。罗炳辉要去广州，买好了同一班船票。10日，新华轮因故未开，延至Il日开船。11日，罗炳辉正准备上船时，突然遇到了一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拼死相留他多住几天，盛情难却，罗炳辉退掉了船票，在码头与登船的滇军兄弟挥泪道别。
几天后，罗炳辉得知新华轮16日凌晨4时在距香港12英里的洋面上触礁沉没了，共淹死400多人。想到乘该船返乡的滇军弟兄们葬身海底，罗炳辉在悲痛中感叹人生的短暂，觉得自己现在的命是侥幸捡来的，应该按照自己的想法活出样子来，在逆境中探寻光明的人生道路。
1929年2月，罗炳辉到达广州。他本准备带着朱培德的信先去拜访广东省主席陈铭枢，但从报刊上得知陈铭枢在香港皇后酒店住宿时酒店发生火灾，陈从楼房窗户跳下，摔断了一条腿。他不想在这个时候去打扰人家，因此放弃了通过陈铭枢谋职的机会。罗炳辉找到了在滇军炮兵大队当兵时任过自己连长的杨某。杨和黄埔军校分校教育长李杨敬是保定军校的同学，杨在唐继尧出走云南后，到黄埔军校分校担任炮兵科的教育主任。杨任连长时就对罗炳辉十分器重，认为罗炳辉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曾向上级力荐，后来也一直在关注他。这次见到罗炳辉，劝他到黄埔军校来，他可以向教育长推荐罗炳辉任中校区队长，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学习军事。罗炳辉觉得自己更适应在作战部队带兵而婉拒了。不久，他听说朱培德部的第3军已经离开江西往徐州，便决定返回江西。罗炳辉后来在谈到这次返回江西的原因时说：“我因与江西人民甚为亲洽，还是决心回赣，以求另图事业。”
3月，罗炳辉经上海回到南昌。他在1928年11月离开江西之前，将妻子杨厚珍②寄寓高安县，因此罗炳辉在南昌稍作停留后即到高安。在这里，遇见了在滇军炮兵营的同事、时任高安县师爷的许志明，许推荐罗炳辉任高安县公安局局长。罗炳辉去见高安县县长刘振群，刘在北伐军从广东出发时是一个连职军官，现在见到被编遣的罗炳辉前来谋职，一反过去对罗炳辉的卑谦态度，拉着官架子，以一种审查者的口吻询问罗炳辉被编遣的经过和原因。罗炳辉哪能受这等小人的气，怒骂道：“你别在老子面前摆你的官架子，要知道你现在是这副德性，这个公安局长请我当我也不干！”说罢就扬长而去。
这时许多与罗炳辉同时被编遣的属下听说他回到江西，纷纷前来找他，希望他能带领大家谋生路。罗炳辉见到这些与自己出生入死的旧属生活无着，十分同情，向朋友借了几百元并将妻子的首饰变卖了1000多元，办起了一个硝磺厂，每月可有1000多元的收入来维持大家的生计。但当地的官僚绅商觉得罗炳辉的厂子开起来之后，冲了他们的生意，因此处处故意刁难，罗炳辉气愤之下打了恶绅，骂了县长，本来对罗炳辉冒犯自己心怀不满的县长借机责令关闭硝磺厂。由此损失了1600余元，罗炳辉离开高安回到南昌。
这次被迫关闭硝磺厂的事件，使罗炳辉苦闷到了极点。回想起自己在军队任职时每驻一地，无论是地方官员还是绅商，对自己都是毕恭毕敬，现在成了无职人员，就处处受到轻视、欺侮，使他更看清了军阀、官僚、地主、劣绅和奸商勾结的重重黑幕，慢慢明白了对付这些恶势力没有武装是不行的，“这时想与地方民团保安队发展关系，那里面有我原来旧部的人，想利用这些桥梁，把队伍拉上山去，首先将最坏的县长及豪绅杀了，即是当匪专打压迫剥削人民的东西”③。
正当罗炳辉筹划着如何拉起一支反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武装时，吉安的绅商派代表到南昌找到罗炳辉，邀请他出任吉安县富田、新安、新圩、陂头、值夏、白沙、永和、水东八市（乡）联防靖卫大队大队长。
原来在1929年春，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4军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转战到赣南，江西国民党军急忙抽调部队“追剿”红军主力，与赣南毗连的赣西地区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和赣西游击第1大队乘机出动打击国民党地方靖卫保安部队、扩大苏区和发展自己的力量。江西独立第2团到2月上旬即发展到850多人，拥有3挺重机枪和l门迫击炮，并抽调一部分干部，帮助毗连的赣南工农革命军第25纵队扩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4团，东固苏区新组建了赣西游击第2大队。这令吉安国民党军、地方官僚土豪劣绅十分紧张。国民党当局在加强主力部队防务的同时，纷纷加强地方绥靖力量，新建、扩编和改编地方保安团队，以维持“地方社会治安”，配合军队“清剿”红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吉安地方当局想找一个精明能干并有威望的人出任八乡联防靖卫大队的大队长，一些曾在滇军与罗炳辉共过事的人推荐了罗炳辉，立即得到了吉安绅商的支持，因为他们觉得罗炳辉带兵在吉安地区驻扎时，都精心维持地方治安，很有办法，因此向驻吉安的赣粤闽边区“剿共”总指挥金汉鼎提出了这一任命请求。金身边的一些罗炳辉旧友也向金推荐了罗炳辉。金在任国民党第9军军长时，罗炳辉即是其属下第79团的营长，对罗炳辉也有一定的了解，觉得罗炳辉是一个不错的人选，因此做了个顺水人情，很痛快地同意吉安地方绅商的请求，并让他们专门派人去请罗炳辉；同时他也发电报给罗炳辉，要他到吉安来，说有要事相商。
吉安的绅商代表对罗炳辉说，罗炳辉曾经为吉安地方安宁苦心经营，深得民众的依赖和拥戴，现在“共匪”活动日益猖獗，请罗炳辉以生灵为重，继续为保一方平安出力，委屈他前往吉安就任靖卫大队大队长的职务。罗炳辉觉得这是一个拉起一支反抗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武装的机会，随即前往吉安。金汉鼎立即召见了罗炳辉，他假仁假义地对罗炳辉说：“你在革命战场上是有功绩的，你离开军队后，我一直都在关心你的下落，得知你现在还未有合适的职位，觉得应该调剂一下。现地方匪风甚炽，地方绅商也很信任你，望暂帮地方整理团队，以便协同军队‘剿匪’，将来有机会再回到军队来任职。”罗炳辉心想：“只有抓着点武装，才有其他的办法，赤手空拳是能说不能行的。”①他表态说，感谢老长官对自己的关心和信任，一定会尽力做好这件事。
1929年6月，罗炳辉正式就任吉安八乡联防靖卫大队大队长。他就职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队伍，将原先分布在各区乡的人员和武器都集中起来，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纪律训导约束，在整训的过程中对人员情况进行考察，将那些有恶习、不能吃苦、训练不够格的予以清退，补进一些与自己同时被编造的滇军旧部。罗炳辉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些人还是精强的亡命分子，他们也无着落，都来找着我，因此将这些人安插进去了，这个队伍的战斗力就很快增强起来。”将原来近1000人的队伍精减到600余人，编为4个中队，共有枪500余支。经过近两月整训，靖卫队的面貌焕然一新，金汉鼎和大多数地方绅商都赞叹罗炳辉真是一位将才，纪律松散、无军事素养可言的民团乡丁，经过他的整训，很像一个精干的正规部队。但也有一些豪绅地主反对罗炳辉吸收原滇军中被编遣的官兵，他们说这些人多了，罗炳辉在时不成问题，如罗炳辉离开了就无人统率的了。罗炳辉解释说：“这些人都是经过战阵考验的人，如果‘清剿共匪’，那就需要这些亡命之徒去拼命，不然只会增加匪势的。”地方豪绅还是有点担心地说：“大队长的一片苦心我们明白，但这毕竟是地方民团，外乡人员不宜过多。”罗炳辉回答说：“这个分寸我会把握好的，请不必过虑。”
时任吉安县县长的冷照昇也是云南人，对罗炳辉有一定的了解，他认为罗炳辉有能力、讲义气，但不通人情世故，不会做官。他以老乡关系拉拢罗炳辉，开导罗炳辉说：“老弟，你只讲爱名誉、廉洁，没有钱什么都说不上。”并毫不隐讳地告诉罗炳辉，自己才做了9个月的县长，就弄到了五六万元，并得意地谈起当县长的秘诀：“做县长要会做公婆，又要能做阎王老虎，还要能做小媳妇才行。”他见罗炳辉一脸茫然，接着说：“对豪绅地主要做公公婆婆，对工农劳动者要做阎王老虎，对上级和军队就是做小媳妇。”罗炳辉听后说：“老兄的这一套我可不敢苟同，如果让我去这样做，不如去死了还好一点，何必如此可耻呢！”弄得冷照异非常尴尬，他摇摇头说：“你老弟为人正直的精神可嘉，但在现在这个世道上是行不通的，长此下去，恐怕日后会有苦头吃的。”
罗炳辉对靖卫大队的整训完成后，即奉命带领所部配合国民党军前往吉安东固方向“剿匪”。所到之处，民众逃避一空。到处只看到共产党和红军留下的标语，有些地方罗炳辉在滇军时曾带兵驻扎过，那时民众与军队的关系很亲密。为什么现在看到国民党和他的靖卫大队来了就如临大敌一样纷纷逃避呢？这引起了罗炳辉的深思。他看到红军驻扎过的村庄集镇街道的墙壁上写满了共产党的标语，这些标语很符合劳苦大众要求，罗炳辉也觉得只有这样做才对，联想到他所见到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贪官污吏欺压盘剥民众的各种黑幕，有点明白了贫苦的农民为什么会跟着共产党红军跑了。在“清剿”中被抓住的那些跟着共产党队伍走的农民，地方豪绅认为他们都是万恶的“共匪”祸首，非杀不可。但罗炳辉认为这么多农民跑了，怎么会都是“共匪”祸首呢？一次他问一个被抓的农民，为什么要随“共匪”逃跑。得到的回答是：总归是死路一条，与其被剥削压迫死、饿死冻死，不如随共产党为穷人的利益拼命死了还甘心。这引起了罗炳辉的共鸣，觉得他们的想法和自己当年在家乡偏坡寨被土霸欺压的心情是一样的。他立刻给被捆住的农民松绑，不但将他们放了，还用自己的积蓄发给每人1个洋元，让他们回家安心种田。
罗炳辉的做法引起了豪绅地主们的极大不满，他们说，出资办民团靖卫队是为了“剿匪”，怎么抓住祸首还放了？为了制止罗炳辉再放走被抓的人，他们派人跟随靖卫队行动，只要一捉着人，就将其名单在报纸上发表。但罗炳辉并不理会他们这一套，仍然按照自己的主张放了，这招来了豪绅地主的严厉指责，他们上告至吉安县县长冷照舁那里，说罗炳辉的举动和共产党没有什么两样。
冷照舁找到罗炳辉，质问他为什么放了被捉的“共匪要犯”。罗炳辉回答说：“我对所放人员情况都调查过的，他们既不是什么‘共匪’，更不是什么要犯，而是老实巴交的当地农民。我正是为了地方的安宁才这样做的。”冷照昇说：“现在地方绅商的意见很大，你必须给他们有个交代才行。”于是召开有乡保长和商会团体负责人参加的县务会议，要罗炳辉在会上向大家报告私放“共匪”的理由。罗炳辉后来在《四次入赣》一文中记述这次会议的情况：
我到会开口就说，平生一切都是为了地方的安宁计，因此才不能得到升官发财，这是各位所知道的罗炳辉。我又不是要靠这个地方来吃饭，未免太笑话了，既受诸位的请求，我当然要不负这种使命。最蠢的人最要升官发财，是爱钱如命的。为什么我却将所得无几的钱拿出来给捉着的“匪人”，将他们放了，这不是遗害地方吗？其实这完全是为了地方的利益。你们知道所有的人民都逃避了，这些人都是共匪？均皆全数杀完？就是做得到，田地由谁来耕种？诸位要不要吃饭？同时也杀不完，只有越杀越多，恐怕剿不着他们，诸位就要被剿着了。将来我还是要与诸位见面的，我罗炳辉不是就这样完了的，现请另选人接替，我马上就离开吉安，祝你们“剿匪”胜利，永享安乐幸福。当即有一部分人称赞说我的办法对，要托我的福来安定地方，今天开会并无别的意见，不过大家想了解今后怎样来“剿清共匪”，请大队长宽量休息，并决定要增加我的薪水等。
罗炳辉虽然在这次与豪绅地主的较量中获得了胜利，但仍有一部分人不断在暗中反对他。罗炳辉不为所动，继续在“清剿”中坚持自己的做法，后回乡民众的确逐渐增多了。这时有的豪绅地主到处散布罗炳辉亲共的消息，甚至说罗炳辉就是共产党。其实那时罗炳辉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怜惜贫苦农民，一方面也确实认为这样做才是维持地方安宁的根本办法，当时他对共产党的主张并没有真正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