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亲临大战场起，到个人负责比较重大的责任、对全战局能有整体的了解、有明确分析判断能力之时，对所经历的战阵，现简略回忆记录如下，作为今后研究战略、战役、战局、战阵之参考材料，是有着不少流血的宝贵经验教训。
民国十年冬，孙中山组织的北伐军由广西桂林下梧州，入广东省经韶关、南雄入江西赣州之万安时，陈炯明‘23在广州叛变，孙中山蒙难，北伐军回师讨伐叛逆陈炯明，有滇军朱培德部，粤军许崇智部、李福林部，湘军陈喜佑部，均向韶关进攻。
当时，我是滇军总司令朱培德部副官，是朱器重的青年军官。他亲自和我谈话，授与[予]重要任务，派我往许崇智、李福林两部去任联络和侦察军官，即是能到各部前线阵地了解战争发展的情形，实际上是秘密侦察许、李两军的变化，因许、李与陈炯明原均系粤军，恐战斗中许、李与陈联合起来，对付客军（即滇、湘军），可见军阀之间的矛盾与勾心斗角的一斑。
我接受任务时，朱培德亲自致函许、李两人亲启信各一件，我与许崇智见面畅谈，许称敬佩朱之人格，与他是好友，李同样称赞朱培德，他们均说见了朱公亲笔信与派来的人，如同与朱公见面一样的亲切，待我如上宾，并发给特别通行证，随意到各部即前线阵地参观，并客气地说要多给予战术的指导，等等。
许李两军在周田一带苦战30余日，朱培德部在右翼向韶关之北的帽子峰方面同样苦战30余日，什么东西都吃光了，群众逃跑一空，山芋根、各种菜根都弄来煮汤吃完，如从外面买5分钱的黄烟，里面要卖50元硬光洋，一斤猪肉外面买8分钱，里面卖40元硬光洋，而且抢着买还买不着，由此可知一斑了。作战持久之残酷，军队、人民生活苦到了极点。
我每日亲自到前线主要的阵地去了解敌我战况的变化，并了解我方官兵的战斗意志与生活。自双方接触开战以来，双方均极勇敢凶猛的反复冲锋肉搏，互有胜负，双方伤亡均惨重，彼此局部均有缴获，日夜均有大小的战斗进行着。战斗进行20余日后，许、李两军士气低落，畏敌情绪曰增。我观察到叛军方面的各种行动征候，他们士气活跃，斗志旺盛。我根据双方实情进行思考分析，判断肯定许、李两军早晚会败北，我即决定，星夜赶回朱培德处报告一切，相距90余里，既没有有线电，更没有无线电，途中又有土匪，通讯联络特别困难。我急行军一天，赶到韶关帽子峰北约10里之村庄见到朱培德，将经过详细报告，朱一面嘉奖我关心负责，很有见地；一面说明整个战局是乐观的，有把握拿下韶关、英德后，即可取得战役的胜利。主要是有陈喜佑的湘军主力来增援许、李两军，那时即可总攻，命我仍要辛苦返回许、李两部，注意其内部有无异动；滇军有把握拿下帽子峰，夺取韶关城。我即又赶回许、李部，与许面谈一切，许甚高兴，表示再坚持到一星期是不成问题。后我又到前线走一趟，见官兵斗志更低，更觉敌方士气高涨，这与后方的物质供给有关。因陈军有广州市及火车交通运输，财源物质给养丰富，许、李、陈、朱等军‘¨，一无所有，这是最大的原因。朱培德对我说，只要湘军陈喜佑赶到拿下韶关、英德取得胜利时，欢迎孙中山大元帅回粤主持工作的必是我军，我认为只要生力军赶到，总攻胜利必操胜算。
过了几天，陈军赶到，许、李两军官兵情绪为之大振，胜利信心大增，勇气倍加。不料喜中存在着难以预料的悲剧，因许军已对战役疲乏厌倦了，闻得友军增援，接替阵地，大家一心关注后面友军纷纷到来的情景，没有注意敌人动静，相反的敌人特别关注和观察到许军的动态，认为许军军心动摇，即准备总攻，湘军部分进入前线尚未接替好阵地时，许军忙于后撤休息，当许军大部队正撤退时，敌人即用山炮轰击，步兵即运动猛攻，我亲自在敌人炮轰的阵地上，见势不利，因湘军主力尚未进入阵地，情况不明，又见许军闻炮声更惊慌溃逃，不到一小时敌人攻上主要阵地，湘、粤n1两军如山倒地崩一样一窝蜂的后逃，敌最先只几十人追击，几万军队狼狈逃跑，只顾跑得快，兵败如山倒，这是我亲眼目睹的场面，可作铁证。到了傍晚时，许、李亲出阵督队无效，溃兵迎面争着逃跑，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溃军闻督队机枪声和自己走火枪声时，更加混乱，如同厕所内的蛆一样，过两尺宽的桥时，大都是一个抓一个拥挤着通过，一堆一堆的掉下河去，我也差一点掉下去。我幸亏到了桥边抓住树，才幸免掉进河里，满山遍野均是抛弃的军用大炮、机枪、步枪等，家眷全部无人管，均在船上，有一部分自行投水，大部份被俘。许、李两军向福建方面退走，湘军向湖南逃走，朱部滇军尚不知情况。我于当晚渡过周田河，向帽子峰方向跑去，跑了一整夜，到第二天早晨，同行的老乡也已倒下，路上土匪又多，我大胆地、强忍耐着疲乏奔向朱部，到达时是下午3时，共走190余里路，脚也磨烂了，草鞋也坏了，赤脚走了60余里，一鼓作气到了朱部。见着朱培德时，刚一停步朱问情况怎样？我未答出即晕倒，朱扶着我叫医院院长来，给我打针服药，两小时后才苏醒，等我将情况说明时，朱惊吓的问是真的吗？我答有半点假就枪毙我好了。朱当时泪下，即布置电告前线星夜撤退，特别安慰鼓励我，说我对滇军有大的功劳贡献，勉励我今后更好的工作，为滇军、为革命做更多的事情。
这次战役，本来胜利条件已完全具备，为什么会刹那间就大败溃不成军呢？我当时认识到的经验教训和看法是：
1．许为三军的主帅，没有慎重地对待新的生力军。增援的生力军的到来，当时苦战很愁闷的官兵自然兴高采烈，士气为之大振，此时应以严明的命令和动员，令各主将应谨慎秘密地到前线督战，固守阵地，防止敌人乘隙进攻；在新军没有完成接收阵地时，固守阵地的任务仍是原来守军的，并说明如正在接换防务时，遇敌来犯，负责击溃敌人的任务仍是原守军的，并以全副精神准备作战。2．接换的方法，应该是新增援的军队排成队伍，相间进入战斗阵地，待进入阵地弄清对面敌人的位置，官兵已站稳安定时，原守军才可有秩序的后撤。这样，就保不会出问题了。
另外，深深感觉不能取胜的原因是：
(1)没有统一指挥的统帅。
(2)友军互相间观点意见不一，信任不够。
(3)没有良好快捷的通讯联络工具，如无线电、有线电、骑兵等。
(4)缺乏后方的有力支持，加之作战时间久，没有物资供给，官兵生活太苦。
以我今天的眼光看来，那时战略、战役、战术的指挥均笨，如能以四分之一的兵力从正面佯攻，牵制着敌人主力，以主力秘密迅速、坚决果敢的攻取英德，能速战速决，取得这一战役的胜利，继而直下广州，讨逆作战会取得完满的胜利。
编者注：
这是罗炳辉于1943年11月20日，在安徽省定远县邓家围子写的日记，回顾了1922年在讨伐叛逆陈炯明的作战中，讨逆军在一次作战中失利的教训。尽管年代已久远，但对研究战争经验、争取作战胜利很有参考价值。收入本书时，略加整理。标题是编者所加。
陈炯明，1920年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1年4月任军政府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长，1922年4月因阻挠北伐被免去本兼职，仅保留陆军部长职务，6月16日发动叛乱，下令炮轰总统府。1923年1月，讨逆军攻克广州，陈炯明败逃后去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