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中共中央关于整顿“三风”的20个文件，已经一年多了，反复学习更感意义深远。经过自我检讨、自我反省、整理思想意识、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树立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树立崇高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才能保证我党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把革命推向胜利的道路，最后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因此，我应坦白、诚恳地将我思想的各阶段演变表述如下：
分三个大阶段详述思想的演变：
1．从童年到少年时期，自发的产生了革命性的因素；
2．从少年到成年时期，从自发的革命性的因素，逐渐探索进入对革命炽热的感性认识；
3．从成年到壮年时期，逐渐走向了对革命的理性认识，参加了共产党。1929年10月，在江西吉安领导八乡联防的靖卫大队暴动，组织了红军的队伍，在党的教育下，逐渐走上了马、列主义理论指引下的革命道路。
5月28日晨，回忆如下：
既然从童年时期谈起，首先要说到家庭经济和当时家乡的社会环境。祖父时代是富裕的家庭，因迭遭变乱，以及当地恶势力的敲诈剥削，到父亲长大时起，便一贫如洗；祖父去世后，房屋田地一无所有，父亲帮人做工来奉养祖母，很是孝敬，后来成年时，便一面帮人做零工，一面向地主租地耕种，因日夜辛勤劳动，入冬又肩担背驮做些山货生意，衣食曰渐勉强自给，即娶母亲成家。自炳辉出世后，因不断地遭受豪绅、地主、官吏的剥削及无故的敲诈索取，家境又沦为赤贫。这时炳辉十多岁了。因家贫读不起书，只念了三年私塾，认不得、写不了多少字。社会环境极为恶劣，表现为封建地主残酷剥削压迫穷苦大众。如过年、过节、红白喜事、送神财等，佃户不仅要送礼，尤其要负担出劳动力，每年至少是30个工，特别情况不在内。凡是佃户的一切大小事情，不论有理或无理，均要请客吃饭、花钱，如佃户家有漂亮的女子或老婆，一旦被地主豪绅看中了时，即率众数十人夜间抢去，然后强迫女人亲夫，在旷野打脚、手、舌印，有的随便给几两银子，有的一文不出即算了事；收租时大斗大秤入，借出时小斗小秤出。述不尽的剥削与压迫的花样，据我20余年来所转战的中国各地来看，从未发现较之家乡的利害。
炳辉在10岁时，已日渐知道地主、豪绅横行霸道的万恶行径。母亲经常痛哭，生活艰难不能生存，在日夜勤劳中，肩负不起横祸，弄得衣食难倒还事小，首先是粮将熟、猪将肥即被拉走，唯一的希望是指望儿子长大成人时替父母出点气，要杀掉这些恶霸，死了才闭眼。父亲不敢说话，常骂母亲乱说话，要害死全家的，可怜的惧怕是到了极点。炳辉从童年时起，常听到父亲的痛骂之声，每每心如刀刺一样。每当逢年过节，流氓、土霸等上门要这样要那样，一唬二吓的，父母忍泪将血汗辛苦换来的粮食等拿出，勉强带笑容说好话，好像送癞子出门一样。
6月2日下午3时，又开始回忆记述。
父母本想送儿读书才有用处，炳辉7岁后开始读书，教学方法陈旧，但因遭受不断敲诈剥削，生活日益艰难，只读了3年私塾。地主劣绅恶棍横行，看到父母常痛哭，年尚幼小的我，日渐深感痛苦不安，又无办法可想，明知长大后还是同父母之贫苦一样。到11岁时，即与几个劣绅争论，提反对意见，劣绅等异口同声地说：这个乾娃娃长大了会不得了（家乡方言称小孩子为乾娃娃），这样胆大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他的老子都不敢作声，并说这个小孩子吃了雷公胆，非弄死他不可，叫他父亲严加管教等。这些话被我父母听到了时，母亲高兴，认为儿子长大能报仇，父亲吓着了，说出了败家子惹祸，那些人都得罪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即将炳辉捆打一顿。
12岁时，地主恶霸血口喷人，家里遭遇一场冤枉事，四面托人消祸均要出钱，炳辉即发誓：与其拿钱塞狗洞，不如拿钱去打官司；即与土霸对骂，土霸说：老子在这地方比任何人都要高三尺，炳辉答： “老子长大要飞起来，把你这些混蛋杀掉！”当即恶霸走狗等就要来打我，说： “不得了，胎毛未干的乾娃娃，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竟敢祸害老子！”当时许多人劝解拉开，说乾娃娃小不懂事，去找他父亲。闯了这场祸，我不敢回家，怕父母打，即跑入城，托亲戚帮助告了土霸，传审时特别引起了县官的注意，说小娃娃好大的胆子。因地主有钱运作，结果判个平头官司。这下闹得轰动了全乡，说这个小娃娃不好惹。父母得知吓坏了，说不得了，得罪了这些人了，将来活不成的。我回家后被又骂又打，得到母亲的保护，母亲既怕惹祸事，又喜儿子有作为。
13岁时，父亲总觉得将来两个小弟强不过炳辉，恐长大后难以出头，同时又怕炳辉惹祸事有危险，因炳辉3岁时父母予以订婚，女子大我4岁，岳父家是破产地主，正与土司打官司失败后逃避，将女儿托付，又加外人劝说：早种稻早收谷，早娶媳早抱孙，不是很好吗？又加上辉长得快，13岁的人如十七八岁的个头，父母因此决定为我正式成婚，以便分开自立门户，免得惹祸连累父亲和两个小弟。将近14岁时即成婚，当天喜期拜了天地祖宗后，又受到亲朋男女讲笑，说今夜对新娘子要如此这般，因年幼无知，又羞又怕，即躲藏起来，父亲着急万分，四处寻找，待到天明才找着。凡是前来接近我的男女老幼，我均以手抵口咬，当时伤了4人。他们拉拖、劝架，并让老年人劝导我，派人监视我，3天后我被骗入新房。新娘只是哭，恐怕我讨厌她。过几天后，因无地方睡觉，又想到有新被盖，才到新床睡了。后听说父亲已决心分家，要我自立门户，我更困惑了，自己如何能独撑一个家呢？加上地方土霸已得罪多了，只有向外逃跑才是办法。家乡县城内有个寡妇，带着两个儿子，受尽地方豪绅的欺辱，儿子长大后加入反政府的陆军。民国二年时，儿子所在连开驻县城，两个儿子回来后即将最大的土霸头子，叫谢戒成（县官都要拜访他才能做得稳的），被士兵痛打一顿，家具毁坏一部分，家人将他抬入县府说理，县长当即乘轿去见连长，未有接见。那时陆军威风甚大，因此我感到要报仇，能对土霸出点气只有当陆军，又加上家庭逼迫分开，怎样能够持家呢？即秘密地约邻居一个长我5岁的朋友刘顺祥，一同逃跑去投奔陆军当兵。跑出后5天，得知父母派人四路追赶，我们躲藏着不敢露面。因我从儿童时代起，最好玩枪、刀，即将偷出父亲之洋钱，买了一支小洋枪，约一尺多长，是双筒手枪。为了买枪药，要先试药的好坏，即抓一把火药装入枪内试验效果，因无知将火药装入过多，一击发时枪即爆炸，将我掀倒晕厥过去，苏醒后发现枪壳破入手掌内，拨出后即流血不止，卖药的人找了草药敷上。第6天继续向省城前进。半路突遇姐夫阻拦，他是从家追出来找我，回头来时才碰到我的。因年小力弱，不能挣扎脱身，只得横骂一场。姐夫说母亲为我出走哭得死去活来，赶快回家去。我骂着说：你们总是要整死我，不管怎样，整得死是你们的福，整不死是你们的祸。无可奈何只得被逼回家。后来夜间又逃几次都未成功。
6月3日，傍晚。
自到家后，一句话不讲，有人说是吓着了吧？父亲仍狠心的坚持要分家，母亲认为儿子年幼，分开不能独立操持生活。再与父母合过时，我开始不敢胆大地对内对外抗争。我自童年起对外面的黑暗和不讲理的人，不分亲戚老幼，均敢反抗，对父亲的迁就态度也反对，认为与其随便出钱以应付敲诈，情愿与之打官司。父亲始终怕见官吏与土霸，宁可少吃穿、花钱了事，因此想制服被他认为是败家子的儿子，和他一样任人剥削，树叶落下怕打头地生活下去，以成家为名将他分出去，自己带着老婆过日子，为难14岁的少年。父亲在没办法时，只得以约法三章暂时全家一起过。
亲朋也劝告父母，说14岁的少年还不能分家，但无效果。最后请亲朋作证，正式分家。炳辉只能是做哑巴，任其决定，好坏都不说，心理一直想着寻找机会逃出去投军。父亲原决定只给几石粮食分锅，亲朋说明利害关系，有个姓刘的地主，有6个儿子，接一个媳妇就分家，连接4个均分了出去，只带老五、老六两个小儿把持家产；父亲死后，儿子们闹着争夺财产，打死4人，母吓着气着也死了，共6口棺材停放在屋里。因炳辉有两个小弟父母带着，即使要分，应将耕种的地和财产按份均分，以免后患。因此父亲才决心将土地划分三份，一份是园地，最好的，另两份是山地，较差的，亲朋要他均分，但他不听。分配方法是3个儿子在香火前抽签，先由我用筷子夹起来一纸条交与左面专门指定的一人拿着，而后二弟夹出来的纸条交与右面一人，最后倒出来纸条的交与后面一人是属三弟的。父亲原先的想法是，二弟、三弟两个人总有一人是有把握抽着园地的，当公证人打开条子唱道老大得着园地时，不料父亲当场变卦了说，园地内的一块地是要提出来作养老用的，不然他们连地都没有了。从此大家均称我是有福的，母亲常骂我有混福，碰得这样巧。因慎重其事有亲朋作证，因而不能更改，又加上公正的亲朋照顾我的多，理由是父母太狠心，硬要把有志气的少年分家出去，又因我年小不能单独持家，两小弟有父母主持，同时有许多农具等物均不给我，大家同情我年小被迫无奈，他们有公平心。
分家后各自起伙，父母总是左右为难，不分怕炳辉惹祸，分又担心炳辉不能独立支撑。可是炳辉硬气地说，好儿不受父家地，好女不受娘家衣。父母已把我抚养成人，即便是一点不分给我，我也要自立，今后凡是父母的归父母，自己劳苦得来的也要孝敬供养父母。我有亲友的帮助，加上老婆年龄大一些能劳动，当年耕种的庄稼，长得特别的茂盛，从来未见过的这么好的禾苗，轰动了乡里，说这个小孩子有特别的征候，这样的走运，叫作少年上运等等。父亲却好生气，母亲认为合家也不可能了。我做生意又赚了钱，
对吃穿均不惜花用。到16岁时得一儿子名代勋，将满周岁时，炳辉又偷偷离家，向省城昆明出走。因几年来仍受亲朋的监视，不能脱身，但始终没有忘记地主、豪绅、官吏的横行霸道，要替父母和地方弱小出气，只有投入陆军才有办法。
此次离家时，是民国四年冬天，时17岁，走到昭通城时，遇着一姓王的亲戚，他是个对省城很熟悉的人，我也需要有个出过门的熟人在一起，才感可靠，不料被他欺骗，将我所带的路费吃光，就不理我了。我是初次出门的青年，天真纯洁又诚恳老实，上了大当，弄得没办法，只得卖衣服吃饭。左思右想无路可走，只得秘密的回到距家60里地的亲戚处，将受骗情况说明后，借了15元银洋又走。将近昭通的路上，忽然碰见年近70的岳父，他叫了一声：二姑爷，还不回家照料小孩子？我见岳父头发全白，流泪而言，心中很难过，答道：我总有一天要回来的。我想到要为乡邻报仇，只得硬着心肠离开岳父向城里走去，回头见老人拭泪而别。一路上受尽风霜，到了省城投奔陆军报名，那时当兵很严格，没有铺保不收，同时不能零补，又遭同路人把钱骗光，这时到了绝路。一无钱二无熟人，又不能做扛抬和各种劳动，还饿了一顿饭。这时忍住内心的难过，想起母亲有一侄儿在省城做神甫是天主教徒，走到教堂去探听，据说距城30里，我马上即向该教堂去寻亲求救，一口气赶到教堂，经门房的传达，见到了表兄，心里好高兴。表兄马上叫弄饭吃，这时我的肚子饿的好难忍。他问我为什么跑出来，小孩子怎么胆子这样大。因省城离家有17天的路程，的确不容易到省城的，家乡县里的人到过省城的不超过10个人，比出外国还难。他又说跑出来会把大姑婆气坏，好好在我这里不要乱走，过两天送你回家去。我当时掉了魂，还有什么脸面回去？不如死了还好些。我答好的。他即叫人带去吃饭找地方住。我又乘此机会混出门外即向省城拼命的跑去，饭也未吃，脑子里全忘了饿的事，深恐被监视着送回家。到省城住处时天已快晚了，忽然碰见一个熟人，说到处找你找不着，握着我的手说去菜铺吃菜去。这个人是在江湖上避难的，杀了人逃出来的，他是四川人，我们在昭通时见过面，同住一旅馆，他会看相，说他有办法，并说过要我同他一起到省城。后来我被亲戚吓着，他们说你跟不得，他会把你卖掉，因此躲避开了。这次一到菜馆，他即叫弄菜打酒和吃面，饿了一整天的人得吃一饱，真是绝路逢生，料想不到的事。这时我将经过如实地一说，这个姓尤的人很关心的样子，痛骂欺骗我的亲戚，要去找他打官司，说吃饭不要紧，由他负责，一定帮我补上名字。姓尤的赞成我当兵，他说你一定有高升之日，不必过于难过。过了10天后，还是补不上名，姓尤的因乱嫖，生了花柳病，钱已用完了，我就又危机起来，怎样办呢？姓尤的说只有要我去帮人做小工，每天一角钱又有饭吃，做着工，工资还有少量积余，待征兵的到省城后，再找铺保补入军队。起初，我帮泥水匠做小工，抬土基时，人家抬8块，我抬4块还抬不动，一天抬下来，肩膀的皮已磨烂了。第二天老板不要我做工了，后我要求不要工钱，许多工人帮助说情才准我做工。因工人见我年小，没有做过粗活劳动，他们同情可怜离乡背井的年轻人。第二天下午吃饭时，老板说我吃得，做不得，再去盛饭时，被老板儿子打了两棍子，不准再盛，我当即夺过棍子，正欲还手，后来被劝止住，这时泪如雨下，我当即决心离开这家老板，宁死不愿受这种侮辱打骂。后有一位50多岁的老工人同情我，介绍我到别处去做工。第三天，我打工的这个老板没儿子，见我年小聪明，并说品格很好，将来有大用，这天照常做事，工钱照给一角。做了几天后，疼痛的痛苦已过，力量见增，熟人也渐多了，大家一天拿我开玩笑，说在家千日好，出外时时难。
做了半个月的工后，工钱增加到2角一天，大人是1元一天。老板和老板娘见我做事勤劳，老实忠厚，提出要我做儿子，因他们无儿，财产有十余万，只有一个女儿，我坚决不干。我从童年时，即不会贪便宜，母亲带我到亲戚朋友家去，如果稍有招待不好，往往不吃饭，一至两餐的饿着，七八岁时凡亲戚有红白喜事时，集几十儿童一起，要向老年亲友作揖瞌头，然后给钱买东西吃、买衣服穿，我坚决不干，大家围着我看像看把戏一样，小孩子没有不爱钱的，因此他们便多拿钱来引诱其他的孩子，只要下跪瞌头即得钱，所有的小孩子都得了钱，我弟弟5岁也得了钱，随即转向我说如果下跪瞌头，给我双倍甚至更多的钱，这可把我惹起气来了，我即乱骂，被母亲痛打说：钱都不要，没用的活该报应，又没有礼义、不瞌头作揖喊长辈，反乱骂起来，无天无地，无尊重长上，还得了吗？各亲友劝说，年小像虫样懂什么，妇女对钱是偏爱的，又加无理骂人，气坏了母亲，这些混蛋的亲戚还更加引诱，拿更多的钱和花布等物堆在我的面前，还是要瞌头并声称又得钱又不挨打，大家又都喜欢，还可做衣服穿，不料更惹我生起气来，又打又骂，还用口咬人。有些人受了伤，这才说不要惹这个恶虎、小怪物，才算了事。可把母亲气得半死，说，再不带这个“报应”做客了。因此我自童年时期形成的自强心支配着我，哪里肯做人家的儿子。我做工的目的是暂时维持生活，等待时机补名当陆军。
做了一个月的小工后，四处托人补名当陆军，无法补入。两个月后，有人介绍我先去帮伙夫做事，接近军队的官长，关系弄熟了才可能补名。我想我年轻力强，军官见了一定会喜欢，一旦有空缺时，便于补入。为了要补当一名陆军的兵，只得去帮助伙夫做事，苦闷地做了3个多月，还是未能补上。又有人说帮助马夫做事，因官长喜欢马，随时可遇见官长。为实现自己决心当兵的愿望，我又去帮助炮队的马夫做事。10天后，我正在马场看马，警卫炮兵的大队长来查看马，他蓄有八字胡，见我笑着说，这个小孩子是几时来的，叫我过去问是哪里人，好多岁、跑出来干什么？答：来当兵。问：当兵苦得很，答：好玩不怕苦，当兵的都是人，他们苦得，我也苦得。队长摸着胡子笑着说，好玩，有在家里那样好玩吗？答：为了要干事，再不好玩还是要跑出来。队长说当号兵怎样？答：不愿吹喇叭。队长说号兵比战斗兵还好玩，每天早上有一个鸡蛋吃。答：不干。队长说帮马夫你干，为什么不当号兵呢？答：帮马夫是暂时的，当兵就好好干出名堂。队长笑着说，你这个小孩还懂什么名堂？当兵你苦不了，要抬大炮，你气力不够。答：不怕苦，抬死就算了，只要准我当兵。队长点头笑笑走了。以后他一见着我就要同我谈几句话，经月余没有补上名，内心很苦闷，大家要我去找大队长，要他帮我补个名，因队长欢喜你并已有心帮你补名。我即下决心去提要求，大队长准我待新兵来时，再补上名，才好进行训练。后新兵来了，即被补上了兵。3元洋一个月，伙食2元8、9角，心里高兴起来了；当了3个月兵，考取二等兵，5元9角一个月；又当满3个月兵，总共苦了6个月，扣出伙食费，扣出买牙粉、牙刷、香皂、手巾等外，发饷得了10次零钱，用绳子串着。我这6个月中各级官长都喜欢，又未犯一次纪律，遵守时间，服从命令。学习操练中，勇敢吃苦耐劳，数学都比别的人优秀，品性极高。3个月后二等兵期满，即考升到一等兵，每月6元2角；又3个月满考上等兵，6元5角一月，即是副班长职务；又3个月满考取三等下士，7元1月。因是3个月一考期，完全合考试条件才能提升，很严格。兵升是每级3角，军士即是班长，每级升5角。又3个月满考升二等下士，又3个月满考升一等下士，每月8元薪水，又满3个月考升三等中士，总没有脱节过。有同事对此不满，尤其是老兵不满，但我又是过得硬考核过来的，可是他们见着我热心学习苦练，和最尽责任进取的时候，就有讽刺说想当官，快用功等，但我不会因讽刺而伤心，因我不是拍马屁全是靠自己的认真努力，这是应该得的。调皮捣蛋要挨打坐禁闭，又何苦呢？认为被人如牛马打骂着才是可耻的。我从未受到过处分和责骂，只是在当二等兵的时候，被冤枉挨了中士班长的3担杆，是在抬炮的时候，因6个炮兵操木马驮载，我是二炮兵，待驮载好了，班长叫稍息，他去检查驮载确实否，检查完毕过来问我说：我叫过稍息没有？我还机灵地看了看前面的一炮兵是稍息站着的，看到后面三、四、五、六炮兵均是稍息站着的，并又记得叫过稍息，才毅然答，叫过稍息的。中士班长即去问一炮兵、三、四、五、六炮兵，他们均答没有叫过稍息的，但都是稍息站着的。可是我不敢讲理，黑暗专制，绝对服从，硬是挨了3担杆，声也不敢出，只是心中恨这5个炮兵糊涂，又恨班长王八蛋太无理。
1944年7月13日，于敌后盱眙县之大刘郢，已是头伏天气，热得利害，我是从5月8日突然急病发作，病情严重危险，得到党的负责人饶漱石、张云逸、曾山、谭震林等同志的关心，经宫乃泉、戴济民医生的医治好转后，继又慢性痢疾、疟疾，疫症纠缠了2个月，刚脱离痢疾一星期，精神体力稍有恢复，再度喉部发病，说话不能发音，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疫症未愈，又热得满身起痱子，疾病缠身，正逢华中局集中各师负责同志整风之时，因而我没有得到这很好的学习机会。这次革命的运气不好，整风是建党关键与今后完成革命任务的基本问题，这一良好学习机会错过，真使精神上十分不安。今日精神较好一些，才找出我的历史回忆反省录，应继续反省下去，这才能对党、对革命、对己有益。继续写下去。
民国七年，我正在炮兵学习操练，兴致正浓时，突然接到家信，阅后得知母亲受到地方恶霸逼迫，他们说我已出外当兵几年，当了兵不但是无用的人，而且只有一死无生回的希望，豪绅等要逼我妻改嫁，母亲不允被毒打致伤，因受伤又加受气而死。我当时信未看完，痛心母亲的悲惨，苦苦养育儿子，未得到儿子的侍养，反而因此更遭受到惨死，良心上过不去，当即晕倒。同事马上报告连排长，他们亲自来看问情况，将信拿去，我昏迷了半天一夜，而后痛哭，同事和排连长的种种劝导，使我渐渐清醒过来，有的同事主张拖枪随我前往报仇后再讲，共有15人一心一意地愿为我效此力，我想拖枪报仇是犯法的，不仅不能报成仇，还会祸害多人和自己，只有请假回家，带着上级公文前往，以尽人子之心。排连长均是保定生，苦口劝导我，只有继续更加发奋地努力，今后定能报仇雪恨，忠孝两全。妻子的事更不成问题，因连长认为我的体格、学业、品格均优秀，而且很努力，今后定能出入头地。经他们苦劝后，自己把利害想通了，力图于将来。到民国八年冬时，突然姐丈和二弟找到我，当时我高兴极了，问及父亲时，他们两人含着泪说，父亲已被县长提去关起来了，生死不明，他们两人是趁着夜间逃出的。问其原因，是因我营长有公文到县长，追究打死我母亲的凶手，因县长得了王海云地主的钱，通知他有危险，王海云约我父亲去吃酒，而后去到后园，他用刀杀了自己3刀6个眼，血流倒地，叫嚷道是父亲杀了他，县里的差人是王海云的姐丈，当时即将我父亲毒打，并伙同王海云将父亲提送县署。县长亲自讯问并将父亲禁闭，还立即令差人捉拿姐夫和二弟，闹得翻天覆地的紧张，家被抢劫一空，因此他两二人星夜逃往省城找我。我因受营长特别看重，将此事报告营长，得到营长的劝导，不必过于痛苦，不必急于回家。他一面做公文去放我父亲，一面勉励我努力今后图报仇。同时我姐夫和二弟均说，他们逃出来时有亲友说，如果我回去逃出不了他们的手心，是十分危险的，听说已准备了派人在路上阻杀我，只有由上级去公文才是办法，我即决心不回去，借20元洋钱和公文回家。云南滇军从辛亥革命后，蔡松波开始主持练兵，后唐继尧继续主持训练，军官一部是日本陆军大学生，多数是保定生。云南讲武学校办得特别好，有的说比保定还好。讲武堂3年毕业才当见习官，半年后才任排长。军队三操两讲，纪律极严，兵源是征兵制，条件苛刻，装备完整，四季服装等完善。教授方法有如学校上课，3年教程结束后，数学水平相当高，讲武学校的数学教员和班排长全是行伍出身担任。讲武学堂与军队都深入教育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如牺牲光荣，坚决顽强作战与武器共存亡，宁死不投降，服从命令听指挥，不准赌嫖吸烟喝酒，尚武精神、军人高尚品德、部队出征对民秋毫不犯。倒袁时，确得民心拥护，国家人人父子兄妹一样。以后就有变质，主要是上层军官贪污腐化，部队素质纪律见坏，但比其他军队都好，因为有传统关系。滇军到广东扬希闵时期，纪律一落千丈。我是基本上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和训练，家庭受尽了豪绅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当兵后又目睹官场的黑暗，常想到父母之仇未报，深感天下比我痛苦的人还很多，极为同情。我又受到旧军阀专制的教育，绝对服从、指鹿为马，精神上是不满的。我有坚如铁的志向，总想自己得到提升后，要改革旧恶习，自己不能忍受的，不给下级受。吹赌嫖始终未染，自己本分得来的钱不乱用，并经常帮助有困难的人。仇恨行为不公正的任何人，专门敢于打抱不平，毅然决然的不畏惧强势力，不捧红踏黑，自己做事自己当，不移祸他人。因此大多数人同情支持我，少数人仇恨反对我，正派点的上级喜欢我，不正派的上级打击我。无论平时战时，我均能不顾一切地完成交给的任务，不怕艰难危险；无论是当兵还是当班长，在4年的炮兵训练期间我始终如一个样。
民国九年时，营长很器重和提拔我，因炮兵范围小，老人多，又因升级严格，本想送入讲武堂学校，营长说我已接受了将近5年的训练，校内课程教育还是跟我已学过的一样，某些学科如数学还不及我所学的。所以决定不送我进讲武堂。营长力图帮我替父母报仇，但因营长的公文效力小，他又呈报上级去公文，但因远离家乡只以公文呈递，不能得到公正的解决，县长用钱与豪绅狼狈为奸。营长想到唐继虞处选随行军士，唐的参谋长是营长的姐夫，唐继虞是唐继尧的弟弟，号称三将军，任过贵州的督军，唐公选考随行军士，如同我们特务员的任务，营长认为我的条件具备，主要是可以接近唐公，关系搞熟了能当面报告，请他去公文，效力就大，同时让唐继尧了解信任我后，提升容易，因此推荐我去任随行军士。我为父母报仇心切，得此机会很愿意去。自从面见唐继尧与我亲自谈话，唐继尧甚为喜欢，我出入均有马乘。经两月后，乘有机会报告了家事。唐继尧说听你们营长讲过，并已去过公文，我再要参谋严令去公文，定能得到完满解决等。
不到半年，顾品贞、叶相石等反唐继尧，军队逼进省城，唐继尧、唐继虞出走香港，他们将我当成亲信，选作随从副官，一同赴港。所有的人员大部未带，只带了几个人。到港后，我专负责采办一切用物，汽车出入，深得各公司的敬奉，待如上宾，主要是他们知道唐继尧有大量钱财，同时对唐继尧的印象很好，认为唐继尧是民族英雄，有作为的人物。我经手钱出入分文不苟，还享受着一切优越的生活，但精神上总是不痛快。我认清了军阀的欺骗，军民如何为国为民艰苦奋战，牺牲不断，他们是在吃兵血、民血，每时每刻奢华浪费到极点，银行还存有几千万至万万元。中法银行倒了唐继尧的4千万元，唐继尧闻之当时气得晕厥，约半小时才苏醒过来。唐继尧在日本还存了几千万，我又看到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简直不当人，如从云南到河口，过桥便是安南，法帝国主义者统治的地方。在中国过桥过界时带一盒火柴，上税10洋元，带l枚针，上税10洋元，小刀等更是违法。只要在桥那边买枪刀均可过中国来。另在海防海关上，遇见一个云南人，由广东回安南，带水烟袋一只，是包好的，要上税6元，当时他答买来4元6角，要上税6元宁可不要，被法国人打两耳光，并将水烟袋连人推下水去，随后就将那人带走。我看如此蛮横无理气愤极了，当即问翻译，为什么无理打人？答：外国人听不懂话，认为是骂他。当时法国人用眼看我，见势不对，就以不吃眼前亏算了事。又有一师长的小老婆在香港同唐继尧住在一起，她很喜欢我，但我一切银钱物件坚决不收，她要我和她到上海去过日子。当时有参谋副官也劝我，要与她弄好关系，主要是能骗得钱来，他也享受一部分，我不同意，他便责骂我蠢。他又遇不着这样的好事，后来这个女子逃走了，据说拐走了70万兑票，我不但不后悔，反而更增加了我对军阀的仇恨。他们的钱都是偷偷摸摸弄来的，种种的黑暗被我认清，总感觉我这样是为人附庸，不愿久留下去，决心力图回国，愿在军队生活中苦干，以期能有反对这些黑暗的机会。请假再三不准，只得结清账目，留下一封去向信，私自买船票离开香港，未带一文一物，连我应得的两个月的薪饷都未领取，我要拐走数十过百万不难，明明知到那钱是刮地皮来的，可是我不应该有拐钞的不正当行为。脑子里始终没有想贪不应得之财产，鄙视这种行为的人。由香港经安南到河口，入云南边境时，该处设有边防督办，一面是国界的防守，同时又防唐继尧派人入滇活动。督察官检查甚严，反复翻查追问与唐继尧有否关系，我当时火了，将行李抛在地下说，你们只有这样对付中国人，为什么过桥去火柴、针都不能带，过桥来什么都可以带；唐家人，过去滇军那个人不是唐家人，军阀争权夺利关我们老百姓什么事。当时那个督察官说，这个青年好怪，盘查是他们的任务，什么人都要接受盘查。倒惹起他的火来了，叫让再过细查。我把被盖都拉开，叫你仔细查好了。没想到他们在我的书上翻着不知什么人写的“继尧”两个字，即被派来的士兵关押起来，打了电话去省城。第二日，被押上车送去省城，到了省城即送总司令部军法处。当时派了一个班的人押送去禁闭。同室的犯人均是重案犯，每日均要提杀几人。有卫兵说快要杀我了，自己是死是活莫名其妙，又未提问过我，只是听说是要犯。关了半月，痛苦不堪，钱、行李均被没收。可是我一到省城就轰动了，因为他们知道我是随唐家走的，直觉一定是有使命。我有两个老长官在省城，原我的营长现任炮兵团长，我当兵时的炮兵大队长现任少将参议，他们均与顾品珍、军法处长同过学。这两个老长官均很器重我，他们知道我的情况后即托人去说话，并有刘安华大队长亲往军法处长保释我，但我都不知道。果然一天来了一排的武装提我，许多人认为今天是临到我被执刑了，我却毫无惧色，深知在这样的黑暗中不知冤枉死了多少人，我该遭冤枉有什么可申冤的呢？外面的武装队伍上了刺刀，我一出门他们便前后左右的持枪提起，一边一个拉着我的左右手。我骂道又不会恐惧，何必这样呢？我认为形势很危险的。到军法处处长会客室，处长出来要我坐下，这时我认为危险性较少了。处长即问：是随唐公出去的？答：是的；问：为什么要回来，答：我是中国人，送他出去是执行任务，回来是我的权利；问：唐公有否给你使命？要直说；答：我再三请假不准，又不愿久留，写了一封信即私自离开回来了；问：为什么要回来？答：我刚才说了，我是中国人应该回来，香港是外国租界，为什么我不能回来呢，过去你们不都是唐公的老部下，为什么你们可以在云南呢？问：你这青年脾气这样躁，强硬的蛮说，看你这个青年有为，这样强蛮可惜了，应很好地照直说，我是想救你；答：在你们手上冤枉死的人不知有多少，我的生死还不是捏在你们的黑暗专制下。军法处长发脾气，说：你这个不自爱的青年，敢同我胡闹，有你罪受的；答：不是胡闹，我知道的是这样，当然照直说了，我再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用不着生气。处长说唐公与顾公是政见不同，并不是对唐公有恶意，大家都很想念唐公，近来唐公好否，望告实情，即使是唐公派你有使命，也应直告，并不会怎样为难你，大家很可以商议的，只要共同商议谋滇谋国的利益，是可欢迎唐公回滇主持过去的议会，顾公他们是可以彼此原谅的；答：我来的经过是一点都不错的，凭空乱说我就无话可说了，军阀争权夺利，小兵小民都是该死的。处长又发脾气，说你的说法不是在指唐、顾是军阀争权夺利吗？你这个青年思想这样坏，如此胆大，连唐、顾两公都是你反对的吗？真可惜你这青年自找死路，好意挽救你，你这样不知好坏，真是不可救药，由你自己决定自己生死好了；答：不敢反对任何人，事实如此，只有照直讲，这样也犯罪，那样也犯罪，我有什么办法呢？请处长给我处置好了；问：你这个青年我很少见如此无理，不知好坏，我没什么好处置的，你自己考虑好了；答：我是青年懂事少，请处长挽救，再无别的意见了。这时处长气又平下来，问：刘安华你认识不认识，他现在在哪里？答：刘是我当炮兵时的大队长，他对我很是器重和爱护的，自到广东后他不知去向；问：你对他的认识怎样？答：我们大队长公正廉洁，带兵如爱子，不要钱，我对他是最有好感的；又问：唐公你对他认识又怎样？答：唐弄钱有几千万，兵血民血被刮尽，这对滇军是很痛心的，是云南的不幸、国家的不幸。处长点头说：刘安华是我同学，他今早来我这里，提到你的问题要保释你，可是你这个青年脾气不改，将来还是会有危险。如果改正很好地学习，将来前程远大。有胆有魄是好的，可是要遇着好上司才行，如果乱跑就可惜了年富力强的好光阴，应为国家做番事业，才不愧父母养育一场。又说他向总司令要求准予释放我，今后不要再乱为了，否则仍然不能免罪，听到否？答：听到了，谢谢处长的教训，今后当守本分在云南做事，服从顾总司令为国效劳。处长告知刘安华的住址，要我到他那里去，并派人带我去，由此脱离危险。可是衣物、钱、行李一空，只好算了。遭此黑暗的冤枉，我只有忍气辞别了处长，走了出去。释放出来，见着老队长，他很高兴地说，为什么乱跑，脾气这样大，吃了亏有了教训，对青年还是有益的，以后再不要这样性急，好好学习修养才有前程，要我在他处休息，过几天帮助办完追悼鲁子材旅长事宜后，再介绍去干事，筹备追悼事宜的金钱出入全部交我负责。
1945年7月2日，久旱后已接连下雨10余日。今早大雨，午饭后，想起我的自传写了几年还没有成，因有以下原因：
1．我一贯对党交给我的革命任务有高度的责任心，对战局时刻关心着，集中全部精神，细致周到；遇到部队整训时，经常亲临指挥作战训练；又关心人民大众的呼声，最为实际深入群众的，想到、走到、看到、问到，因此毫无空暇。
2.1944年5月，突然发作急性胃炎，差点病故，接着又加上慢性痢疾、慢性疟疾，整整拖了半年，体弱不能动脑提笔，虽然勉强写了点，但只是一小部分。
3.1945年元月才开始工作。我因病了半年未工作，心里极为不安，又正处对革命有利的局势变化，应该是每个共产党员集中精力去争取更为有利局面的胜利，有党的负责人饶漱石同志，特别关心我的休养和少参加些工作；二师政委谭震林同志，同样关心和劝告我；医生，特别是戴济民同志及许多同志均关心地苦劝我，可是我总以革命责任为重。华中局决定抽一部分主力南移发展，决定由谭政委率五旅3个团向南与一师粟裕师长组苏浙闽军区，淮南区党委由我代理。这样，党给了我更重要而光荣任务，我继续以一贯对党的任务绝对负责的精神去努力工作；又因路西桂顽大举进犯，我军的自卫反击战，是7年来我方与顽方最大一次决战，敌伪又卑鄙地打通淮河，将闽桥、金沟、蒋坝占据；路东只余下地方武装，又未经大战锻炼过，我不得不亲往前线主持一切工作。因长期太平，党政军民均养成严重的麻痹大意的太平观念，突然敌人来临就手忙脚乱，惊惶失措，因此我日夜不停的去紧急调整，而过于劳累。在长期的内战中，又在敌后7年的抗战中，艰苦、紧张的折磨，年岁的增长，此次大病后又未完全恢复健康，于4月28日，突然头昏晕旋，尔后大便下血不止，不醒人事。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幸戴济民同志闻讯后，立即跑了整整40里路前来救治，还有江医生赶来医治，并得到刘顺元同志、方毅同志很负责的关爱，张明秀同志带新安也赶来了，方得以转危为安。如果血上行（脑溢血）即根本无救，即使是血下行（便血）也是非常危险的。回想我在战斗中身经数千战，经历了各种危险，真可谓百死一生，这次又从病危中日渐恢复。今日勉强写到此，又感觉头晕旋了，只得停笔，希望今后有可能把我这自传全部完成，我才甘心。
7月5日，天气仍燥热、下雨，继续写自传。
我在昆明脱离危险后，在老队长刘安华处住下。因鲁子材旅长与刘安华是同学，最为友好，鲁子材旅长参加推翻袁世凯帝制护法出兵讨袁之战，在重庆阵亡，刘安华费尽千辛万苦，把鲁子材旅长的尸体运回滇公葬。刘安华最具仁义之风范，我即安心、负责地协助刘大队长完成鲁旅长的追悼及送葬事宜，以酬报刘大队长对我的爱护，把我从危险中救出。
追悼送葬完后，刘大队长与多人谈到我，他说：这个青年做事认真，热诚负责、细致周到，有才干、有办法，经济分文不苛，特别刻苦自己，将来有好人的帮助，得到相关的学习，是大有作为的军官，是会为国家做大事的人。这引起许多人对我的重视与尊重，说品性优秀最重要、不可多得，将来是我滇军的人才等等。有几处介绍招我为女婿，均被我拒绝了，更得到许多官僚老者的称赞。我留省城已有几个月，送葬的事办完后，一些人要我留在滇，有几个地方要我去。我日夜在思考，认为滇军政治腐败，正在这时听到孙文（中山）在粤推行进步政治，准备北伐，滇军朱培德部队随同孙文在一起，因此决心赴粤。我即约上中学毕业的同乡3人，他们有志向图发展，但没有单独出过远门，靠着有我随同，有帮助，即动身，从昆明出发，经贵州向广东前进。途中，听说孙文已在广西桂林誓师，我们又往广西桂林前进，途经贵阳时，他们3人认为到了贵州省城，应留下玩几天，于是找旅店住了下来。他们3人都是土司和大地主的儿子，从小过的是纨绔生活，喜好找女子，旅店介绍到老调台家去谈。贵州是普遍吃大烟，更是一种招待品，游玩处都会有这种应酬物，首先玩烟为一切的媒介，随意乱谈。一个50多岁的老妇，口如利刀，对答如流，随客心意，笑呵呵地说：你们4个客人大走运，我这里正好有一个漂亮的如花似玉的女子，才19岁，诗词文章均好。他们问：她如何会做得这样的事呢？答：该女子的丈夫原在重庆当营长，女方是资本家的女儿，家里很有钱，吃穿奢华，娇生惯养，父母十分珍爱。结婚后，因丈夫的同学在贵州当师长，去信相约留给他一个团长的位置，为了升官，他便携内人同行，所带盘费上万，一路上夫妇均乘轿子。不料途中遇到土匪和几次暴雨，夫妻失散，到贵阳时只有女子坐的轿子到了，找到旅店，旅店听说是来找师长的，便借给她钱付了轿夫费。不料过了几天，打听到那个师长早已调赴四川，因此她无着落无饭吃，旅店着了急，怕日久更堆欠钱款，店主吃不消，店家与调台是里通的，便要这女子做皮肉生意，一面能维持吃饭，一面还可以把所欠的钱还回来。这样老妇就把女子带来了，同行的3人都很高兴。听了她的身世，我觉得应该帮助这个女人逃出虎口，让他们夫妻团聚，就给她50元大洋，叫她离开这里去找丈夫。和我同行的3人都说我是傻瓜，但旅店中的客人都说我是个有为的正直青年。
由贵阳动身经古州入桂林，沿途土匪横行，危险重重，到长安时，遇到黔军谷正伦，因滇军关系他会见了我们，还给了路费，并见到了何忠权司令，他同样给了资金并予以护送。我们到了桂林，直接找朱培德的滇军北伐军总司令部，见到朱培德时，他安慰并留用我们，送我们赴军官特校队，约有千人之府地，少尉以上到上校均是失意军官。民国十一年，孙文在桂林誓师北伐，特校队分组为交通、设营、侦察、给养、运输、作战等组，每组百余人。我被分到交通组，少校参谋李鑫祥任组长，我任副组长。有交通器材约200余担，我全权负责管理行军宿营。由桂林出发乘船，经梧州、三水、广州、韶关、南雄、大庾到赣州，沿途困难重重。一出发组长即病了，全由我负责，组员中许多人资格都比我老，任过连、营长的不少，很难指挥。全靠我之身体强健，能够极其负责与公正，特别能吃苦耐劳，经济清白，加上朱培德当面宣布了要听指挥，我得以克服了困难，他们也没有太多的刁难。沿途找来的民夫，我亲自为他们找住宿，饭、菜等都照顾得好，吃烟与一路上的茶水均未缺过，又未曾打骂，民夫均对我特别亲热，没有开小差的。由韶关出发百余民夫，一直到达赣州，除不断地发给工资外，尚欠每人百余元，我已考虑到给他们补发，作为他们回家的路费。在我去领钱款时，随同的军官和参谋副官，他们恐吓民夫说：罗组长要补发所欠的工资作为路费，是要收买你们，是想骗你们再将物资送到南昌去。当我拿钱款回来时，民夫们均跑光了。我深深叹了一口气，想到这批人远离家乡20余天，很热的天，出这样大的力，一文钱都没拿到，就这样回去了，我没有照顾好，是我的罪过，心里十分难过。当时有好几个参谋副官对我说，将这钱款拿出三分之一来分，三分之二归你。答：这可做不得，民夫既然已跑了，钱款应如数交还军需处。接着这些参谋副官围攻我说：太蠢、太老实，交上去还不是让军需处发了财，拿来大家分用，多数归你，这是最好的办法。我坚持说不行，一定要退回。有的人说那你的狗命就有危险。我说我又不犯罪，为何会有危险？他们说不听朋友劝告便会有危险。我坚持将钱款拿了要送交上去，被几个人阻拦住，并说你真的不要命了，那恐怕早晚要对不起你了。我被逼无奈只好交由他们去分。当时是说大部分给我，总共是15000多元，我应得8000元，最后我一文未留，全部交给他们去分用。当时他们都对我很好，可是又怕我报告，于是威胁、恐吓我。我感觉到黑暗势力的危险。我不参加吹赌嫖的行列，我仇恨贪污腐化的行为，结果还是备受孤立，幸而朱培德认为我这青年是真诚有为的。
7月20日，天明时，久雨连绵不停。农民最易受水、旱、蝗灾的危害，久雨已使今后民食军食的问题大了。一面是酷热、连绵月余雨，不知几时停；一面回忆我过去的经历，很想把它写完，这是我最大的一个课题，下决心一定要完成。
北伐军到达赣州后，先头部队已占领万安县。此时，广州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逃上军舰。已入赣之北伐军回师讨逆，粤军许崇智、李福林两军经南雄，沿大道向韶关前进，先头部队至周田时，即与陈炯明军接触对战起来。滇军朱培德部队与赣军迂回在韶州之帽子峰同陈军对战，陈军坚守阵地，讨逆军进攻困难，战斗10余曰，只攻占次要阵地，主要阵地无法突破。朱培德唯恐广东许、李两军与陈军勾结，就派我前往许、李两军任参战官，主要是了解他们有无变化企图。陈勾结，因他们都是粤军，朱部是滇军，军阀往往在此时相互怀疑，朱即亲自告诉我，派我前往许崇智、李福林两军任联络官，主要是秘密地了解他们有无变动的企图，一行去了5人，均是个别交代任务，负责的是粤人翟向允少校参谋，云南讲武堂生，到许、李两部时，得到许、李如上宾般的接待，以表示对朱培德的尊重，他们说见了朱派来的人如见到朱培德一样，当即发给特种通行证，随我们的意到任何部队与前线参观，我又是最喜欢到前线观察的，借以了解双方战法和士气的实情。
我拿到特种通行证时，他们已电话通知各部和前线阵地妥为接待和保护。当我到前线阵地时，开战已有28天之久，双方均疲乏困倦之至，叛军陈炯明各方面条件好得多，有火车交通来往后方广州，日夜运输各种物资供给前线，我讨逆军方没有后方的物资供给，没有公路铁路的交通运输，入赣后弹药、民夫、给养都万分困难，战地附近连笋根都挖出吃了，遍地臭气难闻，但就官兵情绪来说，打回大后方广州的欲望是强烈的，这要比陈军强得多。我整日在前沿各阵地视察，5天的时间，已查明陈军的攻击态势转强，许、李两军难以进攻转为难以招架的势态，士气不振已至极点。我对这次观察的结论是，如无援军和弹药给养的补充，一旦陈军援兵到进行反攻，许、李两军必然溃退败北，因此即回许崇智部，当面向许反映了一些意见，他即准我假回朱培德处一趟，许亦希望我回去向朱说明困难，以求得互相努力协作，早日发起总攻，并望湘军来增援，以求拿下韶关就有办法了。当时既无无线电，又根本没有有线电，更无传令骑兵，通讯联络极差，我徒步走了大半天约70多里路，回到朱部见到朱。他当即询问情况，我将所观察到的实情详细汇报后。朱说你辛苦了，所见甚对；幸湘军陈喜佑部这两日即可到达，赶赴增援许、李粤军，总攻击后，便会拿下韶关、英德，进取广州就容易了。因陈部有内应，加上我们外合，即可获全胜。朱鼓励我返回前线，一面前去安慰许、李，一面带去密信说明总攻的方案，并由我当面转告，因前敌总指挥是朱培德。我第二天又赶回许、李处，递交了信件和面谈后，许、李甚悦，专等待湘军来增援。两天后湘军到达，许、李军士气为之大振，湘军休息两天和商讨接防许、李阵地事宜，打算将许、李军换下来休整几天，即发动总攻。在湘军来后的两天，我均在前线阵地观察双方的情形，更证实了我的判断：许、李两军士气大振，是因高兴有部队来接防务，官兵一心在想着后撤，愈快愈好，眼向后看，没有防敌和对敌的斗志，如敌一出击就会有危险，我很担心会出现不测，切实盼望湘军尽早接防阵地，才能保证安全。
湘军到达第三天时，一早就分头向前线各阵地来接防，我正在一个师的主要阵地上观察与师长谈论，见湘军快到时，在阵地上大家盼望着即将到来的援军，同时一部分已向后撤走，敌军方面观察着许军的动向，认定许军已后退，即发动攻势，以山炮快速射击许、李军阵地。这时接防部队尚有百十米才能进入阵地，许、李军既坚守阵地，又继续后撤，非常混乱；湘军刚到阵地，对阵地情况和敌方阵地火力配备不清楚，即遭敌火力猛击，敌人迫近冲锋阵地，一发动冲锋便突破一点，即全线动摇溃退下来，与许、李军混乱在一起；兵败如山崩，确实说得不错。因为我在最后，看到追击的敌人才30余人，败兵没一人反击，听到敌追击的枪声和自己枪走火声，惊惶万状，草木皆兵，潮水般的涌退。许崇智等亲自指挥重机枪督战，溃兵即分向两翼溃退。兵无斗志，混乱无建制的队伍，是无法指挥的，高级军官只好随兵退走，脱开敌人时，才能收容整理。船上载着弹药和军官的太太们等，只好投河的投河，逃走的逃走，前几天还高兴得跳起来，准备到韶关城快乐，突然间乐极生悲，哀哭声振动河川。真是兵败如山倒，其惨状无法形容。
我见大势已去，已是不可挽救之时，天已傍晚，当夜见到许崇智，并说今夜和明天退到离敌人有一段距离时，集合好部队，再图反攻。接着，第二天又受敌人尾追，无人抗击，仍混乱，满山遍野只顾逃跑，到了下午4时左右，随我之少校和另一人已随粤军溃退，各不相顾。我想到滇军正在拼命攻击敌军，及正在准备总攻韶关，而许、李军与湘军已溃不成军，滇军如不知此情，就有遭敌迂回歼灭的危险。我应不惜任何代价和牺牲，冒险跑回报告，这是我应尽的职责。但无一人作伴，临时遇到一个随军做生意的云南人，约同一起当夜渡河绕道经仁化县向韶关前进，当夜三经匪区，我们无武器，将弯把纸伞扛在肩上，假装是枪，冒险而过，幸未遇匪徒，快步不停地走到第二天8点钟时，随我一起的那位已疲乏倒下了，我也很难支持了，草鞋已坏了，赤足拼命向帽子峰滇军总司令部前进。到了下午3时半左右，到了总部，共190里大路。见到朱培德时不能讲话即晕倒，朱叫白部长来打针医治，经2小时后，渐渐苏醒，脚已不能动了。将许、李两军及陈军的情形一一说明时，朱培德面色大变，流着泪说败到哪里为止呢？我答很难收拾。朱培德要我休息，立即召集各个混成旅旅长开会，要我去报告经过的情况，随即滇军向湖南撤退，当夜全部后撤，到第二天早上退路已被陈军迂回截断，幸亏敌军只有先头1个团，被我军击溃后，我军通过。
1946年3月24日，在休养中，于临沂城又重新回忆起来。
我因星夜长途快速行军，劳累过度生了病，又经星夜撤退转移，途中数次和阻击之敌战斗，几度千危万险，病情越发严重；幸朱培德随时关心，并让我骑他的马，又得李鑫祥参谋之真诚关照，我随部队到了湖南之益州，休息了10余天后，病情已好转。
朱培德为了培养我，决定让我带兵，要我去任连长，可是命令不易落实，部队的军官都是习惯上按级提拔，因此命令到团部时，被改为中尉排长。部队向广西桂林进发，进攻桂林城时，广西自治军梁华堂率10余个司令约万余人守城，我们从东面迫近城的东门，用火将城门烧着，烟雾一起，即从城门两侧搭梯子爬城墙，城门一烧倒时，我率队越过烟火冲入，衣服眉毛均被烧掉。东门被突破了，随即扩大战果，当夜占领全城，我有功得奖，在桂林城内休息了月余。（1943年5月27日于安徽省盱眙属之大刘郢师部）
（编者注：此回忆录因战事繁忙直至牺牲，而未能继续写下去。《从童年到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北伐》，是罗炳辉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整风运动中，于1943年5月27日写起，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3月24日写出的自传。当时，他带着长期戎马生活所积累的劳疾，特别是严重的高血压症，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向党吐露自己的心声，边坚持领导繁重的军务，边坚持时断时续地写作，终于留下了这份珍贵的史料。它详实地叙述了他童年饱受忧患的情景和同邪恶势力抗争的刚毅性格，对真理与正义的渴望与追求，倾吐着对共产党、对人民的热爱和忠诚，充分展现出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崇高品质，是当今人们研究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的好教材。本书在刊载时，基本保持自传的原貌，只在文字上略加整理，有的段落作了节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