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这本小册子所反映的淮泗区域过去的一部分工作情形：在这个区域里，关于反革命特务分子钻入我政权组织中的破坏活动，以及由于我们的工作同志中有一部分官僚主义的弱点，使这复杂的地方一天天的更加复杂。这样的地方，自然不是普遍的现象，这是根据地的个别特殊现象。罗副师长在这里告诉了我们：他在党所给予的任务下面，如何明确地提出自己迫切的中心工作，抓住重要的一环，不仅根据“报告”，而且主要的是依靠自己的经验观察，深入工作，负责检查，结果才能认清事物，完成有益于党的工作成绩。这材料对每个干部都有莫大的教育意义。不仅有许多方式技术可供民运工作者学习，而更重要的是：一切军事政治工作干部应学习这种接近群众，负责工作的作风，我们应纠正许多部队和机关干部隔离群众的倾向。
淮泗地区经过这次事件，今后无疑地会向更巩固与发展的道路上迈进，这是由于我们共产党不怕揭露自己的错误，并能虚心在克服错误中求进步的缘故。最后，这材料说明了地方工作与部队工作应该怎样密切配合，部队干部应如何协助地方政府的工作。
郑位三9月4日
——深入部队与接近群众——
我本来是一个军人，没有民运工作和群众运行的什么丰富经验；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和民众打成一片”。我们的指挥员不但有深入部队与战斗员同甘苦共患难的责任，而且也有深入并接近民众的责任，因为群众的要求和利益，就是我们革命军队行动的基准和目标。因此，我向来是高兴接近群众的，虽然我的责职不是专门从事民运工作的。
这次由于偶然的机会，迫使我差不多用了半个月的时间，进行了一个地区的群众工作。回来把那里的工作报告后，我们师的政治委员郑位三同志要我把这一工作的经过作更详细的讲述并记录下来，说是提供同志们作参考。我现在就接受郑政委这个指示，来报告我个人在过去半个月内进行民运工作的经过，同时叙述我个人所能看到的一些经验。当然，这不是什么“民运工作百科全书”，只是一个实际例子而己。
敌情及地方情况
一了解地区一般情况——
我现在就照我们军事上常用的老一套，先从工作地区的敌情及地方情况讲起。
7月间我奉命率领部队，北渡淮河，到达洪泽湖北岸的“淮泗地区”。当时情况是这样的：
（一）东面反共军企图与西面反共军在这一地区汇合，一个西进，一个东进，如果被他们联接起来，那对华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威胁就很大。
（二）敌、伪正到处增兵，“扫荡”苏北、苏中，对淮泗地区也随时有“扫荡”的可能，因此我们是处在敌、伪、顽的夹击中。
（三）淮泗地区是顽固派反共英雄韩德勤（主席）、王光夏（专员）、杨仿（县长）等人的故乡。
（四）150年前，这个地区还是白茫茫的洪泽湖水，后来因为黄河出口，沙泥淤积，遂变成今日的平原，靠在老黄河道的南边。
（五）人民生活艰苦，地少人多。地分“裕、沙、冈、湖、洼”五种：裕地最好，沙地其次，冈地第三，湖地碰到没水时就好，洼地最坏，几年才能得到一次收成。
（六）从前顽固派政权在这里，捐税很重，据我后来不完全的统
计，就有下面15项负担：
1．常备费：每保每月约20元。2．棉衣费：每保每年20元。3．衣服费：每保每年约20至30元。
4．钢枪费：每保每年约30至60元。
5．子弹费：每保每半年约10元至30元。6．特别捐：不定期不定额，大户负担。7．手榴弹费：每保每年约30元。
8．慰劳费：每户出勤一双。
9．柴草官价：只出十分之三官价，本来是1元的柴草，卖给军队政府只值3角。
10.预征钱粮：征至民国何年，未详。11.粮食官价：只出一半价钱收买。12.大票交易：买1元东西，给5元、10元的钞票，硬要民众找
零票现钱。因此常有不给钱拿东西的。13.夫役负担：不断劳民。
14.口机捐：每年一次，数元一保。15.电话捐。
（七）去年9月，八路军某团到这里，王光夏、杨仿因阴谋反共，向我进攻，被我击溃，以后就成立抗日民主政权。可是政权建立以后不能巩固，并且出现下面我要谈到的一些情形（托派反革命分子潜入破坏），使抗日民主政权的好处有许多不能实现。
我们的任务
——军事胜利的基本条件——
我们赋予的任务，是以某旅主力推进淮泗地区作战，应付敌、伪、顽的进攻，坚持并扩大淮泗的抗日民主政权，打破敌人的伪化运动，粉碎顽固派东进的阴谋。
完成这一任务，需要4大条件： （一）要坚强的部队； （二）要有群众基础； （三）要有充分的给养； （四）要能熟习道路地形。战斗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所以我们除军队外要争取这些有利的补助条件，才能获得胜利。而这4大条件除第一条外，其他3个条件，还是群众基础的问题。
我们怎样执行任务的？
——接近群众，检查工作，对各阶层的态度方式——
我们进到淮泗地区，一切都是陌生的。因此首先就要力求了解这一地区的各方情况，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句老话还是不朽的真理。这是我首先抓紧的一点。
淮泗地区相当狭小，那时的情况是：东西的反共军在短期内会来跟我们决战，而敌伪的“扫荡”，也可能马上临头。我们担负了党所赋予的这样一个重大的任务，而现实的各种条件又是这样紧急，这使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样的，时时刻刻都是提心吊胆。人们向来看我的胆子很大，但胆大并不是粗心，我们做事，一百回中有一回大意做不好，整个事情就糟了，因此任何事情，事先细心是必要的。——“枪响以前要细心，枪响以后要大胆”。我们到了淮泅的××。
我第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马上去找老百姓来谈话。请他们喝茶吃饭，又给一个老太婆的烂疮敷药。跟他们客客气气的，因此他们也似乎颇为高兴，说： “我们只听说罗司令是个威猛的名将，不料是这样和气的！”我就说：“我们共产党的军队，不但是官兵平等，而且军民平等的。”随后就东拉西扯。问来问去，问过苛捐杂税的情形，问现在抗日民主政府的情形。
“过去的政府好呢，还是现在的好？”“现在的好！”这是他们的回答。
“怎么好法呢？”
他们都笑着沉默了，这很引起我的怀疑。“你们说好，怎么说不出好处呢？”
他们急得没有办法，就含糊地说： “你们的军队好，和和气气的……”
我想，军队是军队，政府是政府，怎么他们答非所问呢？然而我也不再追问什么了，我也跟他们边说边笑，不过仍然记住我的问题，有机会时就插进去问。
我看到他们中有的低头叹气，总不愿说。
“也许现在的政府，可能有些毛病的，共产党的章程很好，这你们一定知道，可是里面有时也有个别的坏分子，一个苍蝇跌在盆里也会弄糟一盘好菜的。这也不能怪老百姓。这些事情我们是知道的。”我再进一步，想引导他们讲出一些真情来。
“你们知道就好了！”他们好似给我戳穿了心里的秘密，不好
意思的笑起来。
“我只知道总有这么一回事，可是你们不讲，我怎么知道底细呢？我们共产党不怕认错，有错必改，你们讲出来没有关系的。”“我们不敢讲，讲出来后，你们走了，我们就不得了啦！”有一个老百姓就坦白说了。
我想，差不多了，又接上说： “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是为民众解除痛苦的，如果要你们好，反把你们整坏了，那岂不是‘屋漏遭连雨，行船又遇龙卷风！懂得我们在为人民办事情！”“我也是农民出身的呢！”
“他真不得了，怪不得人家时常传说。”
他们终于说出了一点实话，说这里的公粮有收5担要出5担的，有收两担要缴一担或三四斗的。
我很惊奇的说：“这太重了呵！”“是重了啦，我们过不了活……”
“那不成呵， ‘兔子不吃窝边草，老鹰不打窝下食’……”“唉！说的对啦！”
“八路军好吗？”“好！”
“怎么好呢？”
“你们军队很好！”“为什么？”
“你们战士都和气不过。从前军队在这里借粮，每家3升、5升
的借……”
“从前没有抗日民主政府，王光夏的政府不给粮八路军吃，所
以要借的。借了可还了一些吗？”
“什么还呢！”
“这样说起来，你们觉得现在的民主政府岂不是比从前杨仿的
政府还要“恼火’么？”
“唉……没有什么，当然也有好处。”
然而，老百姓的一个侧面的反映，并不能使我作出什么结论。我想也许这地方政府的工作有点毛病，也许地方上过去是反共派头子活动的老巢，群众对我们还存有什么介蒂。
但无论如何，群众见到我们，总是躲躲避避的，这就使我心里觉得非常沉重，增加了我的注意和关心。在这样紧急的环境下，在这样周围都是敌人的狭小地区，如果群众是这个样子，我们将如何作战呢？！我关心这个问题，是为了作战的胜利。
我们即刻赶到××××，我没有停顿，一到那里便马上自己到处调查地形、敌情，但是有许多是问不出什么来。我找了几个村的老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搞在一堆，又谈又笑，跟老百姓的小孩子开玩笑，做游戏，这样勉强找到了一点差不多的材料。
我于是找地方工作同志来问，他们的回答很干脆： “这地方复杂得很，我们没有一点基础。”此外再没有什么深刻的反映。
可是这不能使我相信，也不能使我满足。已经建立了一年多的抗日民主政权地区，即使是群众有一万个“复杂”，到现在也应该搞好了一些才对的！
根据这几天的观察，我觉得这里工作有这几个严重的缺点：1．救国公粮实在收得太重了。
2．过去我们军队借粮借太多了，又加以登记民间枪支，方式不好。
3．政府对这些问题的宣传解释做得不够。
4．统一战线政策运用不好，随便抓人，引起中间分子及大户的“跑反”。
这样的环境，怎样得了呢？真所谓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我心里十分焦急。可是，大的问题还在后头呢！我听地方工作的同志说：在我们来以前，刚刚要发生的那次××暴动，是反共派挑动起来的，参加这次暴动的，有五六百人，联防办事处主任到那里，差点丧了命，如果我们部队来缓迟一点，那就危险了。
我听了这些消息，更加提心吊胆，“这样如何作战呢？”我脑子尽是绕着这个问题。
我与地方政府工作同志商定，在当天召集一个士绅会议，我想能有机会对民众讲一点就算一点，乘着我们部队到这里来的机会扩大宣传，因为部队所到之处，影响总是很大的，此时讲话宣传，最有影响。我想，如果不先做点准备工作，把群众中的一些问题先弄清楚，将来临急抱佛脚，就要吃大亏的。可是当天因为情况关系，这会未开成，改在次日上午8时开会。
第二天上午8时，我到办事处去。一到门口，里面死死寂寂的，一个人也没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都不知到哪里去了，我们连饭也找不到吃，结果，还是叫特务员自己去买点粮食，马马虎虎的把肚子填个饱。好久才听见办事处一个杂务人员，在街上敲锣大喊： “开会呵，大家都去，不去就……。”
我想，今天预定的保长以上和绅士的会议，为什么又打锣呢？又不是开群众大会。但我想算了吧。不久办事处的第一科长来，我问起他这事，他说：“呵，弄错了，他们以为是开群众会……”于是，命令人去街上把一些商家都找来了，说这就是当地的士绅。我心里其实不好生气。算了，就是一些商人，也得对他们谈一谈，于是就请大家来开会。
首先是我说明来意。我说去年到××，就想到这里来看望同胞父老们，可是当时因为打鬼子的事情很忙，从南北到东西，打了许多仗（我讲了一些胜仗的例子），现在淮河南边，路东路西人民起来了，生活改善了（讲了一些根据地的例子），不过，现在你们这个地方，还很混乱，民生很苦，我们是来帮助把这里秩序恢复起来，我们一定要给鬼子一个沉重的打击，集中军民的全力，来替地方打开一个好局面。
其次，是宣布我们共产党抗日民主政府的政策（三三制，三七分租，分半给息，统一战线等）。
第三，是承认我们在这里过去工作有些缺点，例如：公粮太重，纪律未能使人满意，但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抗日民主政权刚成立一年多，我们许名工作同志都是热血爱国的纯洁青年，工作积极，你看他们和她们都是有身家的子弟，为了民族国家，现在历尽千辛万苦，草鞋革履，毫无怨言，他们的精神是值得大家赞美的，有了他们，中国才有有生力量，不过他们的人生经验还少，有些地方或者未能完全体贴父老们的意思。比方在这里，公粮过去收重了，可是他们并不是收去升官发财，他们是为着维持军队，军队打鬼子，就要有饭吃才行，难道能不管军队，让它饿死吗？饿死是不好的，并且那时也管不住。过去你们出公粮重固然重，可是你们很光荣，你们支持了抗战，为民族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不过公粮将来还是要减轻和调剂的。
最后，我又说：我们今天的敌人，主要是日本鬼子，如果中国人大家不齐心，闹意见，自己打自己，那就会同归于尽。我们军队过去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大家可以说清楚。那些企图暴动推翻抗日民主政府的分子是不对的，我希望他们改过自新，或向办事处秘密自首，我们还可以维持他的面子。如果要继续造谣反动，那就要严加处罚，那时就后悔莫及了。
我讲完后，他们点头笑着，恭维说：如果这样，我们就重见天日了；如果这样，民心就安定了。
开了会又到办事处，秘书在家，可是我们连开水也找不到喝的。虽然这是小问题，可是看到办事处这里“有等于无’’的情形，对民众中的问题这样漠不关心，我想一定是有问题、有毛病的，心里很焦虑。
我回去后又继续找老百姓谈话。老百姓这时已不怎样疏远我了。他们讲出来：公粮的确过重了，收3担有出l担6、一担半的，查问当地也没什么大地主，有一家收120担的，出了80担公粮，不出吗，抓人！还有派子弹费，小保30排，大保40排，每排10元由民众摊钱买。还有柴草，有一个农户贩来了5元的柴草，只卖官价3元，亏本了两块钱。
我给他们说：这都不对，他们弄错了，共产党的章程不是这样的。公粮要减轻，过去你们出过百分之六十的，以后要退还，收买子弹，政府应出钱，向民众摊派是不好的，柴草应该公买公卖。我问他们： “是顽固派厉害呢，还是现在的厉害？”
附近的民众已不再怕我了，他们直截的回答： “差不多呢，嗬！从前没有公粮……”
我又指出他们从前有5种捐税，现在算是少了许多了，不过因为公粮的征收，直接影响人民日常生活，大家觉得难过就是了。我说：“好，我来帮你们打官司，可是你们要告诉我些真实的材料。”
他们又告诉我许多对政府不满的材料。
我们回去的有一位做民运工作的女同志，他们也供给我一些材料。另外，我们的学兵连化装便衣，冒充是顽固派的常备队，去找老百姓，那个老百姓不但给他饭吃，而且对他说：“你们来多少？太少了不成，这里新四军、八路军好多呢，什么地方有，什么地方有……”
对于这个地区，我逐渐清楚了。
隔日又召开士绅会议，我这时讲话就有更多的材料，没有切实的材料是不合民众的要求的。我自己觉得那天对那些商人所讲的话，有纠正的必要，因为我当时对我们自己的错误，承认得不够，这一定降低了民众对我们的信赖。
在这个会议上，我先问他们的出身和程度，知道多半是私塾程度，我的话就尽量采取适合于这些听众的方式来讲。
我首先从日本侵略中国讲起。
“日本鬼子怎么敢侵略我们中国呢，小鬼子怎么敢打大国呢，原因在哪里呢？ （一）因为中国人太散漫了。 （二）人们自私自利。 （三）过去的教育失败，进学堂就是为着升官发财，学堂没有教育有用的东西。 （四）中国是以农立国，至今还是不进步，不及人家，过去经费多用于内战混战，国防建设不够。 （五）战术比人家差。 （六）有些达官显贵，假团结，只图私利。 （七）没有重工业。 （八）因为受帝国主义支配操纵。”
我又从九一八、一二八，讲到西安事变：“张、杨”二人当时为什么敢扣留蒋呢，实在因为他们的处境所迫，国难家仇，谁无雪耻之心？可是你放着一个大敌人不打，偏要迫使来打抗日的共产党军队，他们再请愿，痛哭流涕。要求抗日，都得不到蒋的接受，反而骂他们，要解决他们，这怎不迫使他们这样干呢……”
接着，我又谈共产党当时坚持和平解决，主张全国团结，反对内战，解决西安事变，再谈到红军改为八路军、新四军，又谈到我在武汉和那些国民党的要人们（我为了这些听众，特意讲出这些材料）的会面……足足讲了三四个钟头，他们还很注意和感动的样子。我又继续的说明国共合作与统一战线的主张，实现民主与改善民生的主张。
我说：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今天亡国，就不像元朝清朝一样只受外族蹂躏一个时期，就说把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统统杀光了才叫灭种，今天的敌人是聪明的，把中国人都杀光了谁去替他种田呢？所以敌人灭我们的种，并不愿把中国人全部杀光，要留做他的奴隶牛马的。那么，他怎样灭我们的种呢？第一，年轻壮丁抽去当伪军，当假鬼子，当炮灰。第二，年老的不久就死了，这一代不必担心。第三，小孩子教读日本文字，教讲日本话。你们知道，敌人打进中国来四五年了，现在全国有几十万小鬼子，如果我们将来把日本强盗打出去，他们还是中国人的子孙，如果从此让日本鬼子来管中国，那么你们想想，不到十年，我们黄帝子孙后裔，不是都要变成倭寇的血统了吗？”
我这些话颇中了宗族观念很强的士绅们的胃口，他们不断地点着头。我继续的说到抗战胜利的条件，中国地大物博人多，乡村到处能够自给，好像柳树到处一捅，就能生长一样，又打破唯武器论的观念。“武器利[厉]害可不能决最后的胜败。武器是活人使用的，没有人，看你大炮、飞机有什么用处?3天不吃饭，看你能驾飞机、开大炮么？狗要吃料，牛要吃草，人没饭吃，机关枪就打不叫。只要我们能全民团结，不使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为日本鬼子所利用，他就没有办法战胜我们。”
我把路东反“扫荡”、空舍清野的许多经验告诉他们。又谈到战略战术，谈到国共合作，中国的进步，苏联的援助，国际形势有利于中国，并指出我们只要自力更生，最后胜利一定是有把握的。其次，又讲了许多八路军、新四军打胜仗的例子。讲到日本鬼子人少、国小、物小，4年来已有200万伤亡，兵力分散，纪律废弛，又是到异地的中国来侵略，言语风俗都不同。处处都可能变成瞎子、聋子，到中国来如入鸡笼，到处给中国人罩住了。又讲到日本人民的厌战，在入伍前自己把手足打残废了的、自杀的，讲到抗日游击队对他们的威胁，使他们随时可以见阎王老爷去，伪军也不能完全供他驱使，日本是先天不足，经不起消耗的…．
以后又谈到路东抗日民主政权。
“民主政府是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呢？是在反磨擦后建立起来的。过去军队政府吃饭穿衣都靠老百姓，他们到这些地方，我们还排队欢迎他们，可是他们还要打骂民众，反对八路军、新四军（自然不是他们的士兵，而是那少数的顽固分子）打鬼子，保家乡，他们要反对，活埋抗日民众，屠杀进步青年。民众在水深火热中，他们每天守着姨太太，花酒麻将，过他们的梦里天堂的生活。我们新四军、八路军打鬼子胜仗打多了，老百姓说我们好，同情我们，他们就恼羞成怒，要吞下我们而后快！你要缴我们的枪，要杀我们的头，要中国由你包办，要剥削就剥削，要出卖就出卖，这样能行吗？这就磨擦了，好，一磨擦就把顽固分子磨碎了，民主政府就成立起来了。”
“抗日民主政府，一方面是实现民权，老百姓要讲话，一方面要实现民生改善，大众不饿死，地方才平静，不出土匪，才能集中力量去抗战。这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在这样的政府里，只要你是中国人，就可以做中国事，不问是否亲戚旧友，只看我有没有能力？有没有爱国精神、革命精神……”
“你们看，我们许多年轻的男女同志，他们背井离乡，舍身为国，他们又不为着升官发财，这样艰苦奋斗，血肉横飞，大汗淋漓，为国为民，死而无怨，你们老百姓看到了，谁个不佩服这种行为，敬爱他们。可是顽固分子却来捣乱，要来组织暴动，杀我们这些民族精华的年轻男女，裸体游街，活埋暗杀，你们想这不比鬼子还凶几十倍！因此，我们要镇压他们这般土匪暴徒。我们镇压后地方平静了，地方士绅进步人士都敢出头做事，参加政府了，人民的生活改善了。去年9月敌人7路‘扫荡’，还有少数人打着旗去欢迎鬼子，结果给鬼子打杀了， ‘扫荡’被新四军和模范队、自卫队及老百姓粉碎了。今年6月的‘扫荡’，再没有人打旗子迎鬼子的了，许多农民都知道怎样应付鬼子，鬼子迫他们拖子弹，他们把子弹拖到桥边滚到水里去，拖炮弹乘鬼子不备，把牲口打得飞跑，鬼子追不上……路东民主政府，现在尽是找当地人做‘官’，有什么地方上的重要案件，就开公审大会，各界民众有权说明。三七分租，一般贫农没有饿饭的，富户也仍有大部分收入，而且因此农民兄种田更有心，收成更好了。今年收10担，明年收13担，大家有利，大家勤耕，大家都是国民一分子，饿死谁都要不得。这里头就是小地主利益少些，正在设法调剂。那边真是安居乐业，道不拾遗了。工农商学兵都个个活跃起来了。”
他们听我这席话，非常兴奋地说：“像你们那边一样就好啦！”我又说：“我们在那边是，每一县都是一个武装的团，保卫自己地方，我们的章程是：人不离枪，枪不离乡！你们不要听人家造谣生事，说什么共产公妻……”
“公妻我们已不相信了，但是，共产大家分产，不是大家搞穷么，就是这点还不清楚。”他们竟敢同我研究共产主义了，我笑了起来：“共产是要大家都共同生产，大家都富，不是要大家都穷，我们的救国公粮只规定百分之三，不分贫富，一律征收的。”
他们这才恍然大悟，至少有大半是相信了。我于是说到这里收子弹，政府应出钱买，柴草应公买公卖，借粮要还，所谓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就是这个道理。过去部队借他们的棉被，每床折洋10元，又说到这边没有麦种，我说路东还有2000担麦种可以运来调剂，我又说政府中可能有个别的人有毛病，今后要注意多多提拔地方好人来负责。这里过去暴动的应该改过自新，承认错误。
最后说到反“扫荡”的问题，我说我们军队在这里，鬼子来了我们一定要打，谁说新四军不打仗，谁想消灭新四军，就请他缓点做出结论来好了。最后我说： “对不起，天气又热，话又长，耽搁了大家许多宝贵时间……请原谅，因为初次大家见面，我太高兴了……”他们都欢笑起来，笑得很自然，都说这篇道理听得很有趣味，都很满意在屋里三三五五的咕咕咕咭，说“唉，怪不得人家叫罗青天……”我要他们提意见，但他们还不敢怎么说。
我们布置了一些军事部署，把反共派的武装打跑了。以后又开了一次士绅会议，我先说了一些问题和办法，再要他们说，我说：“你们讲出来，才是爱护八路军、新四军，不讲出来，背后咕咕叽叽就不对！”
他们终于零零碎碎的说出一些不平的话。有一家因为应付交纳公粮，把牛都卖了。有一家收成16担粮食，缴出15担。有一家为了交公粮卖掉毛驴子。他们每次说出来，我都鼓励他们说：“说的对呵！”这样，提高他们说话的勇气。最后他们说： “唉，过去顽固派武力强迫，要什么我们都出什么，但在你们即使要公粮、子弹，我们还是可以出的，像罗司令这样，客客气气，那还有什么话说，我们再没有半点不满意了，要我们更多出一些都不说坏话啦。”
我说：“那不是这样的，我们为的是人民，总要商量到大家清楚，大家好过。”
他们说： “今天听罗司令一席话，我们心头一块久压的大石放下了！”
其实，我心头的大石也放下了。我说：“我们什么事都要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脑筋里，管你什么大官，你无理还是无理。比如一个叫花子是有理的，一个旅长是无理的，那么我们还是要说旅长的不对。你们有对政府提意见，我绝不会让你们吃亏的。”
他们对乡长提了些意见。说这个乡长比不上前任的乡长，不公平，有钱人家会拍马屁的请他吃饭，公粮就可以少出，没钱请他吃饭的，或是没对他奉承的，就要多出公粮。
另外，此地王姓的村子，有一个叫王仲吉的农人，被办事处抓去了，要枪决他。说是他反对政府，造谣破坏。可是几个老百姓很负责的说没有这回事，王仲吉为人很公道，直率，他做这里的参议员，因为在开会时说： “公粮出不起的就不出”，得罪了乡长。我说：“你们要慎重呢，也许他是有不好的地方，你们不清楚。我看过许多家庭里，有的儿子在抗战，可是老子暗中当汉奸，他都事先不对儿子说的。”
他们说他们可以绝对保证。王仲吉现在被办事处捉去，吊了起来，生命已很危险了。
这只是六七个人的意见，我不能做结论，只把这个意见转达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说： “哦，这个王仲吉，你还不知道底细，他是个反动分子，当过顽固分子的保长，他是个重要的囚犯呢。”我以后又继续找了十几个老百姓，询问关于王仲吉的事情，他们都异口同声的说王仲吉的案子是冤枉的，他们怕政府的“利[厉]害”，不敢出头去担保。
我告诉办事处的同志说，对这案子应慎重些。
那一天有40多个老百姓，跑到我的住处来找我，是为了王仲吉这件事情。我当时很为难，因为办事处的同志已咬定王仲吉是个反动要犯，这件事情我又未彻底查清楚，我怎么去“越俎代庖”呢？我出来说：我是一个带兵的军人，并不是专理案子的行政人员，这些事情还要请他们到办事处去吧。然而那40多个由各保（民国时代乡的下一级行政机构）来的老百姓却死也不肯走，他们一齐在门口跪下去了，这使我很惊异和不高兴： “你们快些起来吧，我们这里，就是犯杀头罪都不愿跪的，我从没有碰过这样的……”
他们一定要我答应替他们“伸冤”，“主持公道”，他们说：“我们怎敢到办事处去呢？门边是卫兵，一推一撞，不会让我们进去的。”
我下决心来了解这个案子。因为我想，也许从这一案子中可以反映这里的地方工作之一面。我们在工作中，有时集中精力专门弄清一件事，由此可以见到其他的全貌的。
我出来跟他们说，他们说王仲吉无罪，就是他跟乡长项了两句嘴而已。因为在出公粮时，他说人家70亩田是坏田，有24口人，出5担，又有人120亩田，16口，只出一担半，他自己只有一二十亩，也要出3担么？
谈后，我又亲自到办事处去查询。
他们说： “我们准备开一个公审大会，公审王仲吉的反动案子！”“你们有确切的证明吗？”
“有人证明他的。”
我总共亲自为了此事跑了4趟办事处的门。我注意到民众中相当怨苦，怕乡长及指导员。一个农抗小组长来报告我说：“办事处怎么准备公审呢？我是亲眼看见到的，那天开会，由保农抗主任（一位女同志）召集的动员会议，有3个工人、2个贫农，一共5个人。当时我问开什么会，农抗主任说，明天我们要公审王仲吉，你们要出头来找他的过错。那5个人都推来推去的说： ‘我们不清楚，怎么找呢？’主任就大骂： ‘你妈的，你们都是走狗，杀你几个头看说不说！这就是动员会啊！’”
我跟当地党的负责同志说：你们这次公审，恐怕要失败，至少已有6成。我亲自接近了200多个群众的。
我想多找些地方工作同志来谈，可是约好了却找他们不到，他们也不来找我。
农抗的理事长是个工人，抗战后才回来的，很有见识和觉悟，我问他两次王仲吉的事情，他说王仲吉其实没有什么事。
公审的前晚，我打电话给办事处说： “你们明天的公审一定要失败的，我已有十分的把握了。”
“我们已经动员好，布置好了！”这是他们干脆的回答。
第二天开会了，我特地去望望这场布置好了的会究竟怎么开法。附近各村的人差不多都认得我，跟我打招呼了。我看见我住的那个村子十几个老百姓都从会场跑回来，就问他为什么不去开会。
“说我们这村子都是姓王的，是走狗，不准参加。”
我又跟区农抗主任说：这次公审不是玩的，有关政府威信，没有把握千万草率不得。
我问他们王仲吉什么罪状呢？他说了三大罪状。我说这都不能当作“大罪状”，还是慎重一些好。
“没问题，已经有好多人证明了。”
“同志，这是党的事业，大家的事业，我们自己同志弄不好了
有坏影响的。”
他们的回答是“有证明”。
好，我就等看什么“证明”了。
开会了，农抗主任宣布开会理由，公审反动走狗要犯王仲吉，其次是宣布王仲吉的罪状，旁边几个人推来推去，由乡长来宣布，接着要理事长来证明。理事长起来说：“今天的会很重要……王仲吉关于公粮曾说：出得起的出，出不起的不能出。刚才报告他第一条罪状是因为他说：政府说得好，做得坏，开会要我们死，这是没有的。第二条，说顽固派军队开来了，要杀死参加农抗的人，我不知道，请大家证明，说拿枪打我理事长，我没听人讲过，他干不出这一手。第三条，说你说政府是大秤入小秤出，这话我没听见，请大家问乡长来证明好了，完了。”
乡长起来说王仲吉的4大罪状：
（一）他当过顽固派的保长，压迫人民。（底下发出声音： “没有的事，我当过他的甲长”）
（二）反对筹公粮破坏民主政府。（底下说： “他怎敢反对！”）（三）他说要杀农抗的人，开会是要他死。
（四）他说政府大秤入小秤出。（底下的声音： “不是这样的！”）那位保农抗主任就大声的向台下问：“对不对吓？”
“对！”只有三四个人的声音。“对不对吓？”更加用力了。“对吓！”七八个人的声音。现在让王仲吉自己来说：
“我当保长3个月，没有一个不公的，我怎么能说开会是要我们死呢？我说出不起的不出是有的。说要杀农抗的人，我向来大家都知道我的，我变鬼也干不了这一手的。说大秤入小秤出，并没有那回事，只在交麦子时，我在家量了20斤多，到那里秤一下只有19斤4两，我说这秤小了……”
后来就问大家把王仲吉怎么办。“处罚他！’
“怎么处罚呢？”“罚他一斗粮食。”“够不够呢？”
“不够！”
“一担怎样？”“够了，够了。”“一担不够吧？”台上又问。
“两担！”
“够了，够了。”
“罚他出粮食，做什么用途呢？”“做种子！”农民的声音。
“做臂章！”自卫队的声音。
“放到借贷所去！”另一些人的声音。“还应罚他游街，好不好！”
底下有一半赞成。后来还决定王仲吉向农抗道歉。
保农抗主任在上面问：
“你们能不能全体担保他？”底下全体举手了。
“王仲吉承不承认？”王仲吉低低的说：
“对我怎样处罚都行，可是粮食，我自己没有，要买呢，又要
政府打条子……”
他只说到这两句，底下就有人打断他说：“答应他，答应他。”并且使眼色。
台上的保农抗主任看到这种情形，狠狠地朝底下的人大骂：“你妈的，你搞什么鬼！”
主席来找我，说要我讲话，说底下都这样要求，并且问我说现在要怎么样才好？我说我不能说。可是他很着急，最后，我想了一个给他们下台的办法。我对他们说：“如果你同意宣布这5点条件，我可以讲话。（一）宣布王仲吉是犯法应严办。（二）宣布政府宽大为怀。（三）罚粮应减轻。（四）游街取消。（五）向农抗道歉可以做。”他们同意了。
我上去讲了：先说他们的痛苦，然后入本题，把上面的解决条件讲了一遍。这时已是下午两点钟了。天气又热死人，又没茶水，我叫他们不要开太久了，自己先行回驻地来。3点多钟，他们才散会了。我在门口看见散会回来的理事长，匆匆的跑到屋里拿毯子，而且慌慌张张的说： “人昏死了！”
“乡长还叫抬到办事处呢，再抬到办事处就出不来了！”这个
说话的人，就是刚才喊罚他游街的积极分子。
原来王仲吉在会场上昏绝了，因为后来他们又要罚他两支枪和子弹。昏绝了，乡长还要把他送到办事处，底下的人说人昏死还不救，还去办事处？他说，你们要保他留下来，你们就全体到办事处去吧。我叫警卫员去看一下，说眼睛已不能动了。
我特跑去访问这里的党内的书记，我问他王仲吉这件事他们为什么这样马马虎虎就决定呢？究竟他有什么大的了不起的罪状？
“我也不清楚，是组织科决定的，叫我们来办理。……”他们承认这件事情，他们失败了。
我说：这不是失败，而是反而挽救了。
接着，发现××的区长、乡长是托派，专员公署请他几次来谈话他都不来，办事处把他扣留起来了。秘书又叫看守的人走开，和他谈了很久，当晚这个区长又跑掉了。把秘书扣留起来，又发现××科长在捣鬼了。
把这些材料，和我的见闻联系起来，我不禁毛骨悚然：我们的敌人深入在我们的组织里，拿我们的招牌，做破坏我们的工作！领导工作的同志正在进行改造的工作。
而后，为了安定干部，开了一次干部会，并作反“扫荡”动员。又举行了一次自卫队检阅。
我们的部队一展开，把顽匪肃清，接着又传来收复泗阳的捷报，民众都哄动起来了。泗阳的韩家圩子，过去我军攻了6次没打下的，这回强攻下了。运河西南伪军全部肃清。运河东北之蒋军，××集等，敌伪据点都攻克了，老百姓都在传说：
“这批新四军是哪里来的野兵！”
“罗司令带来的老部队！”有的这样传说。
他们把我们部队传说得神奇古怪。结果，慰劳许多蛋，20口猪，纸烟。我查问了，并不是政府先去发动的。
接着，我们又打了几次敌伪的激烈战斗，3次击溃敌人增援×圩的部队，烧死了一部分鬼子，打死了敌人的代理司令官，运河的汽划子也受我不断袭击。捷报传来，军民兴奋，祝捷大会开得非常热烈，有一个保民众呼呼跳跳的，他们自己又收集了11担柴草、黄花菜、蛋、猪、鸡等来慰劳我们部队，说“你们自己捡柴烧太辛苦了”。
这时，我们又另有任务离开这里，临走时许多老百姓分别和我们部队拉手，送得很远的都有，大家都依依不舍。
一此经验教训
（一）一切工作应接近下层深入群众，否则一切都是空的。我观察现在一些年轻的男女同志，他们大都是热情纯洁，但在机关中一工作起来就不注意时时深入群众，结果很好的理论，变成死的教条。有些人凡是中间分子就不来往，可是工农大众他又不能深入不能接近，两头落空。这都是不深入群众的害处。
（二）做群众工作要耐心，我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专门去弄清楚淮泗那件案子，如果我怕麻烦不管，这问题就不能有个水落石出。
（三）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做行政工作，如果自己不处处听群众的呼声，精细分析思考，单是听下级的报告，那是官僚主义，认不清客观真实的。因为报告常常是只有一部分真实，靠它们是不能解决问题。（四）对群众谈话，要注意对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角度去开始，多解决他们中的切身问题，态度要诚恳、客气，特别对士绅。
（五）当群众情绪不好，悲痛、沉闷时，我们的部队或剧团，不要在会场上嘻嘻哈哈，引起反感。譬如在鬼子烧杀后，或在民众痛苦时候，我们部队还是唱歌叫喊： “再来一个”，结果老百姓会抱怨： “我们哭哭叫叫，你们哈哈笑笑，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不得了！”（六）对士绅宣传，内容特别着重民族仇恨心，民族意识的提高，要多多安慰他们！我们的法律是：“人权财权，人证物证。”有10000元也是你的，绝不是瓜分“公产”。
其次，应看到任何想反对八路军、新四军的企图都是徒劳的，都是痴人之梦。让他们相信我们是天天在壮大，新四军绝不离开敌后。这给他们吃了“定心丸”。
特别对他们要说将来民主共和国的情形，不会分田，逐渐走上社会主义，世界大同。
（七）部队到处应宣传，开民众大会，首长应欢迎群众，这样我党对群众影响更大。
（八）部队打胜仗，守纪律，是鼓励群众最好最有力的条件，同时应乘打胜仗的机会，扩大宣传，在这时宣传一天，等于平时宣传一个月。
编者注：本文是1941年8月，时任新四军第二师副师长的罗炳辉，到他一年前率领五支队开辟的江苏淮阴、泗阳地区，就根据地建设、群众生产生活、党的政策贯彻及防止坏分子破坏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当地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师政委郑位三的要求，整理而成的。1941年9月，二师政治部以《建军》月刊的形式印发部队，作为干部读物。郑位三在所作的“序”中，对罗炳辉了解的情况很重视，对他的做法给以充分的肯定，号召“一切军事政治工作干部，应学习这种接近群众、调查研究、负责工作的作风”，军队和地方密切配合，才能战胜敌人。这份材料尽管时间久远，但对我们关心群众利益，密切联系群众，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都是很有帮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