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即是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八日晚，我同明秀两人到南昌市书店购买此本子作为记载入赣的回忆。
——炳辉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随时要有冷静的头脑，虚心、客观、忍耐的了解问题。
凡感情冲动太快，这不是有政治理智的人，尤其是意气用事更坏了。
随时深刻了解自己不足的地方，尤其要觉悟到改正自己的短处，多接受各方的批评，要有信心来发挥自己的特长。
—— 炳辉
1938年，即是民国二十七年，此次我由西安向武汉前进，因日冠进攻甚快，交通受阻，因此折回西安，再转汽车经珑南，河南、湖南两省的西境到达长沙，正逢长沙、南昌两市敌寇急图占领中，为了免受交通的阻隔，求得很快的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所以在长沙只宿了一夜。
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七日，由长沙乘汽车到浏阳县宿夜，第二天八号晨向江西前进，到达赣境后，已是民国二十八年，进入北阀军作战地带时，引起了我许多的回忆，因这些地域是我在国民革命军时参加过血战的地方，后来到民国二十年时，我在红军时又在许多地方作过战，因此触景生情、感慨过去的经过，有如下的记述：江西是我转变发展的地方，因此在我一入赣境时，不由在我脑海中产生了许多的回忆，尤其是痛念过去广大人民的死亡，下级军官和士兵的白骨，我们今日之努力和这些牺牲，并不能换来我全民族的幸福。现在明显的是日寇要灭亡我国家、民族，社会在风浪中动荡不安，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更大的威胁，这些罪恶是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制度所造成，人民还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备受痛苦，思前想后，我在革命过程中牺牲自己的一切，目的是求得人民的解放和利益。我在九死一生的今日，目睹耳闻许多痛心的事件，不堪回首，这更鼓励了我勇往直前的精神，决心以最后一滴血来为民族谋利益，在求得人类的正义、公道、幸福的道路上去努力奋斗。
江西之回忆，很有价值来叙述的，自我第一次入赣以来已经17年了。在这当中，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在我个人方面，同样发生了料想不到的惊人的变化。在下面将我入赣的变化叙述如下，阅后就可了解过去事情的发展过程。
第一次入赣
民国十年冬，孙中山总理在桂林誓师北伐，我在滇军朱培德部任副官，民国十一年春，北伐军经粤进攻大庾，连克大庾、南康直下赣州、万安等县，我任通讯组的副组长，率领校尉军官100余人，押送交通器材到达赣州城。我对挑夫劳役的劳苦深表同情，并给予关照，对他们生活很优待，对经济分文弄清，深得大众的心，他们心悦诚服的努力劳作，但内中的同僚再三骂我不应无官格，同时金钱不应全数照发，如果不克扣一部分钱来大家分用，那你就有生命危险，就是指我而言，在军阀部队里要想做点有心肝的人事，那是很困难的，不但不能升官发财，反而生命要受到危险。
出赣是因陈炯明叛变孙中山总理在粤蒙难，我们回师讨逆平乱，因北伐之师停止前进，并立即撤退，向韶州陈炯明逆部攻击，我改任住粤军许崇智、李福林两部的备战官，实际上是秘密观察许、李的变化。因滇军是客军，许崇智、李福林与陈炯明均是粤人，恐怕在战场中有意外。这就看出军阀的矛盾，随时都是存在的。我当时是初出茅庐并担任重大使命，在30余天的战斗中，考查到许、李两部的将士在各方面己对胜利失去信心，部队伤亡相当大，又看到敌人攻击精力很旺盛，以此判断我军必不可能取胜。当即星夜回朱培德部报告这些情况。我见了朱培德时即勇敢肯定地说了我的估计，朱当时安慰我说只要粤军能维持一星期，待陈喜佑部湘军赶到时，马上反攻，拿下韶关、英德是不成问题的。命我仍回原处执行任务，我即回到许崇智的军部时，陈喜佑部已到了，正在接替阵地时，突然敌人猛烈攻击，因新来的部队尚未站稳阵地，老的部队厌战又加疲乏了，只图纷乱后撤，结果湘、粤军大混乱的退却。看着不能收拾了，我星夜赶回帽子峰朱培德处报告，因没有无线电，又没有线电，跑了180里到朱培德部当面说明，朱培德才在梦中惊醒掉下泪来。立即撤退，到大井即遇敌之部队一个团，将敌击退了，通过第一道危险界。如果迟到半天，那朱的滇军就全完了。这是与我有关的一件重大事件，我受朱培德的器重，就是因为此次事件。
进攻韶关之讨逆军失败了，粤军许崇智向福建退却，滇军经湖南向桂林退却，在桂林与杨希闵联合，又东下攻占广东省，请孙中山总理回粤军，孙总理回广州组织大元帅府，朱培德部改编为拱卫军，作为孙大元帅的卫队，我任连长，上级命令我全连开往兵工厂，我任护厂队长，部属扩大成4个连，每月收地方各种税，即军队厂中的报销。我私人收入约7000余元。但我对金钱是总望拿来扩大整理军队，没有丝毫的想马上发财或乱浪费等。我年尚青，对吃、赌、嫖均未有染，并反对这些现象，总以事业、民众利益为前提，最努力地负责地整理部队。
北洋军阀吴佩孚令方本仁部攻粤，方部进占英德后，我军因兵力不够，将我调出兵工厂任代理营长，名誉上我仍是兵工厂护厂队长，另由中队长代工作。我开赴英德加入战斗，在一星期的作战中已伤亡过半，自己轻伤两处，始终未下火线，我当时更受长官的器重了，并指挥另一个营。此时敌人同样伤亡甚大，我方增援部队新到了，敌人已无援兵，并被我军三面包围。我挺身深入敌营，想晓以利害劝敌投诚，不料被扣，差一点命完了。禁闭9个月后，杨如轩将我保出。
第二次入赣
我想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中国人不要同中国人自相残杀，应共同站在一起一致对外来反对帝国主义，不料这是糊涂的梦想，我被敌人押走了。几次必死的，有点神奇古怪的活了下来。当时方军败退了，将我带到赣州禁闭起来，这是民国十二年五月底入赣州城，禁闭了9个月，这其中的苦味就一言难尽了。到民国十三年的二月，杨如轩投靠了吴佩孚，杨到赣州运动在粤军，我知杨如轩来了，在狱中给杨写了一封信，杨接信后即电方本仁放人，我这就又重新复生了。我去与杨如轩会面时，杨以上宾招待，并谈了许多国家军队的问题：将来怎样谋求中国的统一，并赞誉我是一个战将，将来的任务重大，希望我随他共同努力。见了杨如轩后，随即委任我在杨的师司令部营副兼连长。
方本仁倒蔡成勋时，我任团副兼支队长，由赣州向杭州攻击前进，为右路讨贼军，我部为主力，并是先遣队，我亲自率100余精干士兵袭杭州，当夜敌四团多兵力，混乱极了，当夜未得手。拂晓前退出离城30里。敌团纪律不好，同时是由南昌退来之兵，人民反对，探不清楚我们的虚实。第二日敌即退走。当夜受群众之邀请，我进了城，并马上追击，更弄得敌人狼狈极了，前后共缴枪500余支。这时我是很骄傲的，目中无人了，民兵均服我，因赏罚分明，绝不苟且一点。我骄傲是对上级的官僚不满，由此埋下了危机。后经樟树到吉安，又遇见朱培德部北伐在吉安败退被俘虏的一部分，我均亲自到官兵处去慰问，分别给以衣物钱款，因许多人都是过去我的同事和部下，用去了2000元，设法送他们回广东，因他们是滇军的关系，同时我对朱培德的印象尚好之故。
我回赣州后，因兵变将我弄走。因我带兵公道，士兵均是北方人，尤其是久经战斗的老兵，他们要我领导他们回河南去发展，包准许诺我当师长等。在兵乱中，如随兵走，在良心信义上均不应该，一方面表示兵心，还是讲公道正义的，不然不会对我这样很好，另一方面我又因杨如轩对我之厚道，我只有脱离叛兵逃回请罪，即是死也是应该的，因杨对我过分信任，只有这样才能表白我的忠心；如从叛军走，很可号召1000余，将这些武装带入广东，找到了朱培德，最小可得一个旅长职务。事变之起因还是内部杨如轩的亲戚引起，目的是排挤我。处在如此的复杂情形下，不回杨如轩部就成了忘恩负义之人，同时此事变之罪过即归于我；如回凶多吉少，最后我决心回赣州见杨如轩的面，表明我的心地。我与杨如轩一见面，两人均大哭起来，杨之厚爱我由此可见了，我之衷心耿耿，也可在此证明了。但许多人替我捏把大汗，认为这样回来是有死无生，另一部分反对我的人，就喜欢得最为高兴，以为可如他们的愿了。杨如轩对此事的处理非常困难，如依从反对我的人的意见，又觉可惜了个有为的青年，并且此事不能归罪于我，不处理又不能应付反对者。这些反对者是为了什么的，很清楚的是他们贪污腐化，我反对他们最烈，因此不能容我，杨暗示我秘密离开这里，我即化装成为一个逃难的小商人入粤。
我于民国十四年，由赣入粤时，正是夏天，到粤见到了朱培德，深蒙知己般的看待，并很器重的说了些重要话，对我的前途期望甚高，任以少校副官职务，不到两月委以征兵主任，跟随他不久就委任营长，这是他的警卫营最精干的一个部队，士兵均是杨希闵失败的下级军官，连排长均是讲武生，民国十五年又出师北伐了，我是由广州出发的一个得力营长。
第三次入赣
民国十五年夏天，由广州出发了，由湘之醴陵县经江西之萍乡，在新余住两天，与邓如琢之主力决战，双方伤亡均大，击溃邓部后，进到高安草山万寿宫一带，与孙传芳部决战双方均伤亡很大，击溃孙部后，进入牛行车站一带又决战，击溃了敌人，进入南昌时已是9月后了，我这个营还剩80余人，还算是打得好的。有个八十一团所剩只有受伤的，可以说整个团完了。这个战争十分残酷，我只是受点轻伤，许多同事均替我担心，认为我必不可逃此一劫，因我身体大的关系。在南昌补充整顿后，继续向安徽、南京前进。我们过芜湖到达探石矶，南京打开后，我们即开到安徽省。
民国十六年，宁汉分家，我军即回南昌。朱培德先是依靠在武汉方面，后又向南京方面，此时国共分家了，共产党领导贺龙、叶挺部队在南昌起义，八一南昌起义解决了在南昌的朱培德部队。民国十六、十七年均在江西“剿共”，我在这当中是出力的一个，因为认为三民主义是救中国的，希望求得三民主义的真正实现。我单独驻防并负责一方面的责任，深得地方人民拥护。我的口号是金钱、亲戚、旧故、权势等，均无情面的拒绝，只讲公道、正义，以事实真理来解决问题。这样固然得到了广大人民的同情，但贪污腐败的土豪劣绅等，仇恨我，尤其同事的中级军官，均仇恨我。我身无分文。只有各界可送的德政匾对联等纪念物。到了十七年冬，编遣时仇恨我的如李文彬等偷私章禀告我十大罪状，主要说我是共产党，事实上我是“剿共”最激烈的，反贪污腐化也是最烈的，为此我已不愿再干了，决心脱离江西，江西是朱培德的军队驻扎地，对我始终是最好的，但因我思想不同，尤其是仇恨我的人是有地位的，朱不能因我一人而对抗许多人的意见。
我因此就脱离了部队。是年，经上海到广东，我到上海时，差一点坐华兴轮触礁沉了。看见申报所载，我又宽心起来说，拾得活的命一条，不如多玩几天再走。我到广州后，已是民国十八年春天，据说第三军已离开了江西，我因与江西人民甚为亲切，还是决心回赣，以另图发展。
第四次入赣
民国十八年二月，我又经上海回到南昌。当时因有许多被遣散的官兵，大家都来找我，生活无法维持，我不管又不忍心，因此将妻子的首饰等去换钱，并借了几百洋元，去办销磺，此税收可有几千元的好处，不料又遇着官僚豪绅，这些人认为我是离职的军人，很轻视的，因此我旧脾气又发，打了恶绅，引起县长率领地方绅商反对我，因此又损失了1600余元的钱款。因县长原在粤时是一个连指导员，他做了县长，我成了无职军人，所以他的官架子摆得很高，我见此混蛋即怒火难抑，当面骂这个县长是什么东西，吐他的口水。因此之故，一个是有权有势的东西，一个是光蛋东西，这两个相碰，很清楚的是光蛋逃之大吉，待机再作较量。
我在领导军队“剿共”时，只知努力实现三民主义，本不要钱，不怕死，爱国家、爱人民、清政廉洁，毫无情面的打击封建势力，力图革新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真正能实现民主自由，提高生产力，求得耕者有其田，没有游民，发展建设水力交通等，尤其是改进国民教育，求得遍及到农村，在社会上民族认识的提高，成为中国教育的主要目标，在我所驻扎过的地方，确实有了新的气象，只要是本着事业的精神去实干，根本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
我们经过的地方，凡是离开调往别处时，穷家小户均放炮竹。人民誉我为万家活佛，救苦救难，慈爱的父母，还有其他许多的标语、匾牌、对联等。公道自得人心，我经常有一句话，劳动大众及士兵，是最有良心的，只要是给他们解除了一点痛苦，他们感激不尽的。最狠毒的是军阀官僚，豪绅地主资本家，他们是喂不饱的狗，太阳不晒雨不淋的寄生虫。我对劳动者与非劳动者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已明白地认识清楚了，这是在各种不同的实际生活中得到的经验，因此我的思想和决心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危险，我绝对要站在劳动大众的立场上来奋斗。
自我脱离队伍起，在南昌、上海、广州市，所遇许多旧朋友，对我的评价是：坦白、直率、敢说敢为，有魄力、有坚毅的人格和骨气等，但见识不够，不能应付恶劣的环境，将来有了事业以后难以立足。爱名誉，不要钱，将来日子还长，如果照此下去，对我利少害多。这确实是旁观者清，这些爱护我的推心置腹的话语，使我得益不少，这当然有许多是我赞同的。对于不要钱就会讨饭，我是这样回答的，一个人不一定要军刀大马，或成为有财富的资本家，只要人格在，抬葱卖菜都是人干的，如果再找不着饭吃了，不如跳河死了还清白。自与这些官僚政客来往时，看见了不少的，他们用钱如七月半烧纸钱一样，这些人从广州出发时，许多是无职务的人员，对我很是恭敬，因我是云南人，他们要靠朱培德吃饭，不料这些人，做县长、公安局长、征收局长了，都弄了几百至十石八石不等的，有个别的确不认识我这个穷光蛋了，更使我认识了官僚政客的可耻，尤其是他们弄钱的黑幕，全被我弄清了，以前没有谋着时，他们拿老婆女儿来应酬，一旦事情如意了，便得意洋洋的差不多就不认识人了。但我始终认识这些人，并当面骂他们无耻之徒，这样仇恨我的人就多了。有个县长对我说：老弟，你只讲爱名誉、廉洁，没有钱什么都说不上，做县长要会做公婆，又要能做阎王老虎，还要能做小媳妇才行，对豪绅地主要做公公婆婆，对工农劳动者要做阎王老虎，对上级和军队就是做小媳妇。我回答他，不如去死了还好一点，何必如此可耻呢！
我在率领军队时，不断讲话，说明革命的道理：经济公开、政治平等，我说当兵的薪饷只有父母兄弟妻子可以吃，因在烈日烘天、冰天雪地、饥寒痛苦，尤其是在枪林弹雨中，血肉横飞，这当然是为了革命付出的代价，是应得的钱，如果被长官吃了，买房子就会被火烧，买田地就会被水冲，如讨老婆生儿就没有屁眼，士兵很受鼓舞，营团以上的军官恨得要吃我的肉，因此说我是共产党，我说那共产党就是对了的。事实上我根本不怎样了解共产党，因没有看书，同时党纲根本没有听说过，不过这使我逐渐对共产党感兴趣了，如大革命时期的政治人员是共产党员，国共分裂后，工会、农会、士兵委员会常受到摧残，这些人是共产党领导的，渐渐的认识到共产党才是彻底革命的。为什么我“剿共”时出力呢，因当时只看见、听到四处乱烧乱杀，因此触痛我的伤心处，没有认识到这是工农暴动的报复行为，共产党根本不是这样主张的，同时是极端反对的，由此我倾向共产党方面来了。
自脱离了销磺税收事件后，日夜苦闷极了，这时想与地方民团保安队发展关系，那里面有我原来部队的人，想利用这些桥梁，把队伍拉上山去，首先将最坏的县长及豪绅杀了，我即使是当土匪，专打压迫剥削人民的东西。
正在苦闷时，吉安的绅商派代表到省城来找我，主要是请我苦心维护地方的治安，要劳我继续为地方谋安宁，很客气的说，委屈我前往吉安任靖卫队大队长的职务，要以生灵为重等等，同时又接到金汉鼎的来电，请我即刻回到吉安，因有公要相商。因金是赣粤闽边区“剿共”总指挥，在吉安召开绥靖委员会，改组地方团队，金汉鼎是好沽名钓誉的，为讨好地方人民起见，又加金汉鼎之左右有几位能向金说话的，提及到我，他们认为我是在第三军有历史的，关心我没有职务、生活困难，因此他们尽了力，由地方绅商出面，在金之左右力推，金才做顺水人情，电召我前往。
民国十八年四月，我到吉安见了金汉鼎时，金假仁假义的面孔，很客气的说，一向都在关心我的下落，指我在革命的战场上有功绩，应该调整一下。现地方匪风甚炽，望暂帮地方整理团队，以便协同军队“剿匪”，同时地方绅商很信任我等等。因过去我给地方做了忠实走狗，地方人士认为还可继续给他们看家，由此我也愿意了，只要抓着点武装，才有其他的办法，赤手空拳是不能行的。因而到了吉安，任八乡联防改编的靖卫大队长、下属4个中队，即是4个连，共600人，枪400余支，并有多余的枪100余支。
1．对靖卫队认真的整理训练有将近两个月，很像一个正规军队的精干部队一样。金汉鼎同地方绅商均称赞。在这整理中，官兵均有不能吃苦，同时也有不够格的，均被淘汰了。在大革命时由广东出发经过许多战争遣散的官兵，这些人还是强硬的亡命分子，他们也无着落，都来找着我，因此将这些人安插进去了，这个队伍的战斗力就很快增强起来。但地方豪绅地主就反对我，他们说这些人多了，如我在时不成问题，如我离开了时、无人统率的了，我回答如果“清剿”“共匪”，那就必要这些亡命之徒去拼命，不然只会增加“共匪”势力。地方人答，这固然是我的苦心，但不宜过多。2． 自整理部队有成绩后，我即亲率部队前往北路“剿匪”，
所经过的地方，人民逃避一空，这些地方是我头一年常常来往的。人民对我的军队是很亲密的，为什么地方团队来了，人民就逃避了呢？遍地只看见有共产党的标语，这些标语很符合人民的要求，同时我认为必需要这样做才对，由此我就有点明白了。被我包围、捉得的农民，地方豪绅认为是万恶的共匪祸首，非杀不可，我问被抓农民，为什么要随“共匪”逃跑，答总是死，饿死、剥削死，不如随共产党为我们穷人的利益来拼命死了还甘心。这使我很痛心的回忆，我立刻将其松绑，私下给每人1洋元放走了。豪绅闻得说不得了，这些祸首都放得，马上派人跟随我，凡一捉着人，立刻在报纸上就发表，但我仍然照放了，这就引起严重的问题来了。
3．豪绅地主等报告县长，与我谈放了捉到要犯的问题，召集了各团体的负责人开县务会议，要我去做报告。我到会开口就说，平生一切都是为了地方的安宁之计，因此才不能得到升官发财，这是各位所知道的罗炳辉，我又不是要靠这个地方来吃饭，未免太笑话了，既受诸位的请求，我当然要不负这种使命。最蠢、最要升官发财的人是爱钱如命的，为什么我却将所得无几的钱拿出来给捉着的匪人，将他们放了，这不是遗害地方吗？其实这完全是为了地方的利益。你们知道所有的人民都逃避了，这些人都是共匪，均皆全数杀完，就是做得到，田地由谁来耕种？诸位要不要吃饭？同时也杀不完，只有越杀越多，恐怕剿不着他们，诸位就要被剿着了，将来我还是要与诸位见面的。我罗炳辉不是就这样完了的，现请另选人接替，我马上就离开吉安，祝你们“剿匪”胜利，永享安乐幸福。当即有一部分人称赞说我的办法对，要托我的福来安定地方，今天开会并无别的意见，不过大家想了解今后怎样来“剿清”“共匪”，请大队长宽量休息，并决定要增加我的薪水等。
4．地方绅商诚恳地挽留，一部分人仍不断的在暗中反对，我在继续“清剿”中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以后确实逐渐人民回乡的多了。我一方面是怜惜人民，一方面确是为了地方的根本安宁，因我对共产党的主张根本不懂。忽然一天，接着由上海来的一封信，拆开来看，是赵醒吾来的，云南人，北大学生，他原与我同过事。这个人头脑很清醒，为人最公正，我看得起他，与他交情甚厚，他的政治理论水平均很高。信上说看见报载我任了吉安靖卫大队长，他很赞成，说民团练的好，就可以为国家民族、地方人民谋幸福，办的不好，就可能成为豪绅地主封建势力的帮凶，遗害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如同为曾国藩，并说了些国际国内的政治情形。我看后，认为这个人很有抱负的。
5．正在工作烦恼中，又遇值夏、富田等区的豪绅集队地方数百人，向吉安驻军成光耀旅长处请愿，说罗大队长按兵不动，任意纵匪在我驻军附近烧杀抢掳。当时我被旅参谋长召去，他责怪我，为什么地方武装不遵从民众要求，努力“剿匪”等，按兵不动是不对的。我当时火冒三丈，气冲冲的，回答如不根据事实，请你派兵去负责“清剿”，看又如何？你可派人去接替我的职务。在国民革命中九死一生地奋斗，到了今日还什么气都要受，我立刻起身走，马上去找成旅长。因成在粤时与我相熟，说明了情形，成温和的安慰我说，今后依靠地方还很多，他的参谋长不对，以后直接找成解决问题等。忽又接赵醒吾由南昌来一信，内容与前封信相同，尤其说到国内政治经济情形，如工人失业、农村经济破产等。但弄不清他是那一党派的活动者。
6．在四乡又闹的紧急时，我亲率部队下乡“清剿”，总感觉剿不是根本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三民主义、三大政策早已付之东流，重重黑幕，压迫剥削，使人民痛苦不堪，贪污腐化有些胜过北洋军阀，政府军队已失去革命性，中国革命非重新革命过不可，但又回想到，历代的革命，首先均是以人民利益为号召，各地人民纷纷响应，流血拼命，推翻旧政治，一旦成功，又变成少数军阀官僚的天下，人民成了猪狗，征战出力，自己反受危害。要得到彻底的平等自由，工农劳动大众得到幸福，全靠工农自己救自己，共产党的口号是工农自主，但其内容究竟是怎样的我是不知的，但我已有倾向共产党的思想了。忽然赵醒吾由吉安又给我一信，主要是想与我面谈要事。因任务不能脱身，我给他回了信，又附送上100元给赵零用，因我到差不久，如果需要的话，以后还可帮助点。赵是我患难心腹之交，并互相均是很信任的朋友。赵收到信后又急忙的回信，并连发了几封，均是说他等待与我面谈，否则将来会面就困难了，因此我抽身回到了吉安。
7．回吉安与赵见了面，亲热极了。各方面的问题都谈到些，过了两天，还没有弄清他是什么党派，好像是改组派，但又有些帮共产党解释的地方，总之，认识了他是有政治活动的意图。第三天的傍晚，我从各方面考证他的言论，可以大概确定他是共产党员；忽然，赵说他来找我是很危险的，是提着头来找我的，我回答：醒吾，你拿我当什么人看，如果我是卖友求荣的，用不着在这里了，你是清楚我的，只要能稍为能应付一下，不要特别的讨人厌，那么旅长都当上了，最低限度10来万元是早就不成问题的，通过杀人，放火能谋得一官半职的不是罗炳辉所为的，必要时为你替命亦可做得到，手头不紧张时送你200元的旅费不成问题。我又说你是共产党员。赵当时脸变了色，赵答： “我生死均在今天”，赵称他是共产党中央派来找罗的，说罗在许多方面均是彻底革命的，只要把问题弄清，赵是可以担保我的思想人格的。我答，共产党中央了解我是空话，我又不是一个党员，同时我是“剿共”出力的一个，共产党主张工农劳动大众的真正解放，我是同意的，但乱烧乱杀我坚决反对的。赵答，党是绝对反对乱烧乱杀的，一部分盲动是农民的报复行为，并说了许多党的理论。我根本不知道党纲，赵详细讲了些。赵问现在是哪个党的势力大，答当然是国民党大了，党政军经济一切权力在国民党的手里，潜伏的势力还是共产党大，因广大的工农劳动大众，为一旦组织发动好了就像墙脚，国民党是一座大洋房子，共产党把墙脚一刨空了时，大房子就会倒下来。赵说，明天有人要来同我谈话，我答，什么人都欢迎来谈，由此一问一答，谈了几个钟头，彼此很兴奋的告别了。第一天傍晚还不见另有人来，问赵什么原因，答，有事没有找着这个人。到了第二天傍晚，仍然不见，赵同样的回答。究竟是什么原因，我是不知道的。到了第三天赵带来一人，是学生模样，谈了大约3小时，我谈的多，他谈的少。告别后赵折回来说，今天这位姓刘的说罗懂得很多问题，并说我很勇敢。我问刘是什么人，赵支吾的应答。第四天刘又带一个姓蔡的人来，又谈了三四个小时，大家高兴地辞别了。第五天赵谈了许多介绍入党的手续和条件，我提出请求加入；又谈了两次后，刘秘密送一张表格给我，拿回私下一看，是入党申请表，并有文字告知注册事项，我秘密填写后，第二天交给刘。填表时才知刘叫士奇、蔡叫升熙，赵的党内名叫达生，因要3人才能介绍入党，我是中级军官，本来应经中央批准，但由他们3人的介绍，过了一星期，说省委已经批准了我为正式党员；刘是赣西南的特委书记，蔡是省委军委的书记，因此不用经支部，由特委直报省委，这是民国十八年七月几号忘了是哪一天，没有过10号样子。党给我的任务是： （一）绝对灰色； （二）以我的在各县的信任关系，多派我的旧部打入靖卫队去； （三）我本已派部队里的同志去靖卫大队工作，但我不与他们发生关系，如果有问题时，我按一般的处理；由此我就完全接受党的指示，忠实的工作。
8． 自入党起，我对士兵的讲话，大多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一切主张，以及到现在事实的状况，以讨论式的问答启发他们，并私人买了1000余元的毛衣，每人给一件。因地方迟迟不给士兵发饷，他们均知是我私人给的；买了30余支枪2000多元，4支驳壳枪400余元，所有这一切均由我私人出资。此款是我任营长离职时，卖了枪收到的3000余元，到吉安后才收到。在吉安时用了卖枪的200多元，在部队里面结拜了拾弟兄，由这拾弟兄去起作用。还有用了金钱去接近一些有为的人，党派进去的人，一直到暴动时，才建立组织，并没有提出共产党员的名字来，只找了几个对象。对永兴县、泰和县、吉水县、永丰县，均由我介绍一些人到靖卫队里去，我有一个想法，准备几个县到总暴动时，最少可成立一个师。因有了我的掩护，党的工作就顺利的发展，尤其是组织在城市的建立，吉安成绩很大，各县及四乡均大发展组织。因地方报告共党活动的情形，我均知道，一面通知党，并向当地机关解释，不要轻易听信各种恐慌报告。在我所属部队及地方，均用政府和封建两者兼有的形式来活动，成绩渐好，因此我们的同志幼稚晕了头，对保密工作不留心，使地方一部分人发觉我有问题，但大部分人绝不相信我有与共产党有关系：不久南昌省委党的组织被破获，文件内又发现罗杨两部，气氛逐渐紧张。
9．形势由好转向恶劣，一方面由于本身的警觉性不高而引起的，另一方面反动派加紧残酷的搜剿。忽然，驻吉安的湘军成旅长召我开会，与会人员是县长、公安局长、靖卫大队长（就是我）、旅参谋长、驻吉安的黄团长、旅副官主任，会议主席成旅长，将楼门打开，所有马弈副官全部离场。成发言称： （一）今天这个会关系到吉安的安危，到会人要负责的，尤其是保密问题，只有现在开会的人知道，如走了漏了消息，由到会的人负责； （二）赣西尤其吉安一带，共产党活动最激烈，奉上级密令严格剿办； （三）剿办的办法，首先是清查吉安市的户口，凡有可疑的人抓起来，由可靠的绅商作保人才释放，找几个庙和祠堂来禁闭； （四）使用队伍的时间，到12时即是半夜，才让营长知道准备队伍，两小时后开始运动部队，才使连长知道，部队分部警戒好了时，4点钟后才使排班长兵知道，安全断绝交通； （五）组织检查队，分5组总的领导，下再分小组，参谋长、团长、县长、靖卫大队长、公安局长，这5人为组长。成旅长有很多经验，总是办法很多，湖南军阀比云南军阀厉害。会开到晚8时散会。我离开旅部出来马上去找特委书记，找到10点钟时，一个均未找着，弄得我大汗淋淋，急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正在关键时刻，刘士奇即特委书记来了，他开口就问，有什么紧要事找得这样急，我回答把人都急死，找着秘密地点时，即将此事告知他。刘走时已11点了，因环境保护得好，特委的两担文件未受损失，区委支部同样是很太平的。到拂晓后开始检查，捉获嫌疑犯八九百人。到12时后刘士奇跑来说，我们的同志被提了两个去，他俩知道我是党员，为怕受刑供出来，要我设法，我询问他们的名字、职业，即刻写了一张字条去，证明这两人是误抓的，见信后当即将两个共产党员放出，其余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在3天内十之八九保出了，即没办了几个，只禁闭了几个，这些都是外省人，大部是军队编遣下来的冤枉者，由此证明潜伏在敌人队伍里的政党的作用。我又向陈旅长进言，凡赣西南一带的民团团长等，大部与共党有关系，过几天开4个营往北路“剿共”，由民团长带路，因这些民团长想利用军队过境，顺便回家看看，军队稍多绕了一些路，当军官问了别人，两者的路线不符时，马上说民团长是共匪，这一次就枪毙了两个。从此民团长不敢带路了，甘愿受共匪扰乱，也不愿冤枉送命，这又证明潜伏在敌人内的党的力量之伟大，以上完全是铁的事实。
10.从7月入党，经历了以上许多的过程，逐渐地有对我危险的风声，朋友劝告我的渐多，朱培德仍有来信要我回他的部队，另有重要任用。亲戚朋友等，均以升官发财、安乐、舒适等生活迷惑我，这个时候朱毛红军由井冈山退出后远在福建，兵力不过两千余人，彭德怀、黄公略红军远在湖南，不过千余人；二、四两独立团在赣西南失败了几次，只剩几百人的兵力，消息又不通，各部均正处困难中。在10月吉安新换县长到任，地方急着调换我，改编靖卫大队，绅商己大部绝对同意了。我在千头万绪的处境中，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个人和家庭幸福，仍留在升官发财的道路上，过舒适安乐的生活，一条是跳出干头万绪的处境，牺牲个人一切利益卧薪尝胆的走革命的道路，毅然决然的到共产党的领导下来奋斗。以我平生的个性和我一贯的立场，我的言论行动，以及生活处事的态度等，均是完全对后一条有兴趣的，至于前一条，我始终是站在反对的立场，这是因我的出身缘故，自幼起到当兵时，直至我做到中级军官的立场，我根本没有忘去我的本来面目，绝对同情劳动的工农大众，因为他们的生活痛苦，社会的黑幕过分。明知那时共产党是失败的，尤其处在极端困难中，国民党是形式上已暂告统一，即使是不统一，对“剿共”是一致，各地民团均在增强，我为什么在这种时机来暴动呢？
（一）要革命就要在极端困难时去开拓。不怕一切困难，要在死中求生，危中求存去奋斗。
（二）自己本身正在新的发展中，要有最大决心，坚决、勇敢、毅然地脱离个人的幸福。
（三）如在某党顺利时去投机，这是可耻人格，因此明知是长期残酷的斗争同时在此战局中早晚生命难保，这些问题，在几个月来，经过翻来覆去的思考，最后下定决心，人生早晚总是死，我要为公理正义仁道而死。为了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有价值的。这时我的考虑成熟了。
（四）并向党提出意见： (1)配合吉安，在附近几县做工作，随时准备在必要时响应暴动。 (2)将二、四独立军团调靠至吉安附近，在必要时可由我负责，夜间开入吉安城，协同我所在大队部解决城内武装，并活捉成光耀及大资本家和地主。 (3)组织军事总领导来指挥，有计划的夺取几个县城。结果受批评，称军事阴谋，并是英雄主义。我就哑口了。本来照我所提意见，是有条件的，并有把握能达到，虽没公开叫出打下吉安的口号，但这时敌人已有防备，并已先发制人。 (4)在此紧张的转向过程中，我已在随时防备敌人，随时随地能应付不测事变，并建议党的负责同志同样有准备和谨慎小心，这并不是恐惧和慌张，在任何时间我总是以党的决定来行动。11.到了10月末，形势险恶起来，部队又闹饷，无法制止，各方面又谣传靖卫队赤化了，我处在极端危险中，但对我个人大家都认为绝对可靠，不要中共产党的离间计等，一方面各界要求我亲自到部队去，率领部队入城来整理，因我当时在吉安城内，我就要求务必要发点款才能到部队去，因此他们马上发给了3000元，我乘此时离开吉安，回到值夏驻地，到达部队后进行准备工作，并将可靠的分子集合起来，请特委书记刘士奇来讲话。成光耀派一是黄埔生的副官来我处联络，实际上是考查和监视我，他驻了一礼拜，被我应付离去了，走时很诚恳地对我表示，外面的谣言不可听信，他负责帮澄清我受诬蔑之事。此后两个多星期，没有特委的消息，不知特委转往何地，因特委吉安一部被破获。
过了两天，忽然曾三同志送信来了，才知道特委转至北路，现又转回来找我，把白纸用药水一洗，内容是特委给我的命令：（一）目前敌人已实行了对革命更残酷的进攻，并破获了几个重要机关，被捕的同志均知炳辉是我们的同志，一旦受刑有招供的危险，特委本身无法在吉安城立脚了。 （二）资产阶级正走向崩溃中，革命各方面均在向前发展，尤其赣西南党的任务更重大，要完成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使命。 （三）党最希望炳辉同志，高举义旗，早晚准备起义，成为历史上伟大光荣的领导者，成为工农群众的领袖，党正在准备号召广大群众热烈欢迎，预祝胜利万岁！致以布礼（布尔什维克的敬礼）。特委（日子忘记了，不知是哪一天）。接到特委密信后， （一）准备设法集中部队； （二）武器弹药款项等均由吉安城陆续撤出； （三）各队人员务必可靠配备，并防止其他不可靠分子的破坏，注意来往的信件，要亲自检查等；（四）侦察的设置、调查军队之变动驻址，一般的气氛怎样等；（五）每日与部队讲革命问题，工农兵的痛苦问题，资本家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等不劳而获的问题，由此逐渐触动了大多数人的感情，在回答对“剿共”的认识时，一般的有了同情共产党方面的主张了。12.11月11日，我检查到一封信，是地方绅商署名给第二队长的秘密信，内容是罗大队长已赤化望注意，并请他顾及地方救民于水火，吉安人员之祸福他是关键等等，由此我就日夜的防备并思考计划。到了14日夜4时左右，二队中士来向我报告，说队长带着两个人，一点钟时就走了，这个中士是我的人，我说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来报告，中士说因队长说查哨，到了两点钟时不见回，才到四处哨上去打听，才知是向吉安逃跑了。我立即起来，把部队叫起来，并通知一、二队可靠的干部，准备集合，我即到三队部去叫徒手集合，当即将枪缴了。因这个队没有可靠的人，全是地方反动的力量，天将拂晓，即全队集合。
（一）我开口讲，第二队长昨夜逃跑，并说明了地方的告密信等，均是危害全队的，再过5小时后，即有队伍来围剿，因说靖卫队均赤化了；我征求大家意见，回吉安城交还地方，证明我们的良苦用心，为地方效劳的事实，当地的人即答：回去为我伸冤，我的人即拉开机枪说，回去缴枪送死，那不行！哪个再说回去，就枪毙他，当即将要回去的人缴了枪，半数的人要求大队长出计策带走队伍，生死在一起。
（二）看条件成熟，我即提出与东固的红军联合，大家均说要不得，他们是我们的死敌，我说里面有我的朋友，并说明共产党的主张，我一面写信，当即派人送往笔头交给特委，一面作解释立即向富田出发，走到五福桥时，大家不走了，说等待消息，恐怕地方不会危害我们，投靠红军方面危险多，因大众的意见，不得不停下找房子，我一面又秘密给地方的一流浪汉20元洋，交待给他任务，过一小时后哨兵将他一人带来，说罗家坪已到一团人，我立即集合部队，讲明情形，要赶快通过笔头，不然危险，大家说好，马上就出发了，当晚到新圩宿营。
（三）到达新圩后，特委人员刘士奇、蔡升熙、曾炳春、江汉波、曾山等均到来，当夜开会讨论编制，并计划工作及今后的行动，成立红军独立第五团，编为6个连，两个连为1个营，我任团长，金万帮任政治部主任，第二日宣布决定，地方群众欢迎慰劳等。（四）16日集合部队，我首先取下青天白日的帽花，让青天白曰见鬼吧，工农兵受尽痛苦，而军阀、官僚、豪绅地主享不尽的福；从今天后，工农兵全靠自己救自己，打倒地主、资本家、帝国主义！随即大家均将帽花拆去，我说明共产党的主张，并介绍共产党代表刘士奇讲话，蔡升熙、曾炳春均讲了话。
（五）17日休息，18日开回值夏，即是我暴动的地点，该处一市场有一里多路长的街道，在那里开群众大会，有共产党的号召，到会1000多人，主要是欢迎我去讲话，我开口说：同胞们，3天以前我是吉安靖卫队，保国卫民剿匪安民，今天打着红旗变成共匪，你们不怕烧你们房子，杀你们的人，抢你们的妻女，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台下大众异口同声的答：你们不是共匪，是我们工农的武装，是红军，是为痛苦的工农谋解放的。我当即又讲，今天是我又悲又喜的时候，悲的是过去我是一个小小的侩子手，误杀了我们工农同胞，喜的是今天还不晚，今后只有为劳苦工农的利益而奋斗到底，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来打倒豪绅地主、，资本家、帝国主义，以求社会主义的实现，完成人类争自由幸福解放的使命。说到此不由的泪如雨下，再也讲不出话来了，经半小时才止住泪，这也许是小资产阶级的冲动，有点感情用事，但作为真理的服从者，只要是为了真理、正义、公道和人类的切实利益，没有不牺牲个人为了大众而奋斗的。（六）从此群众大会后，所经过乡村的群众均放炮竹欢迎，广大群众不约而同的热烈拥护工农红军，这是过去任何军队没有过的现象。民国十五年，北伐军是最得群众拥护的，但没有如此之普遍和热烈，古今俗话说，人心倾向者昌，人心离去者亡，由此证明只要是言行兑现，为了群众利益的，群众没有不拥护的。凡有良心血性的人，应当不忍倒行逆施地把人类拖入地狱，由此我确定了卧薪尝胆的决心，与工农劳动大众同甘共苦，忠实共产党的领导去解放人类，这些都是重要的基本思想。
13.我任红军独立五团团长，政治部主任是金万帮，党的领导由金负责。金对我不信任，因我是白军暴动过来的，给我带来许多痛苦，说不出来的烦闷，因金的方式恶劣，引起随我暴动来的干部数次逼我离开共产党，这些干部均已参加了党，他们逼得我泪下，苦口说服他们；后来，第四、五两独立团合编为独立四团，我任团长，调陈东日为政治部主任，他的工作方式与金方式无二，我又遭受到逼迫，见我不听，他们有谋杀我的企图，这里我就受到双方的夹脚鞋，再加上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的引诱，他们许诺我混成旅长，50000元洋并供长生禄位牌，这又是受到了第三方面的压力；进剿军天天都在打仗，大家说吃了早饭能不能有午饭吃都成了问题，这是战争的不断威胁，使我遭受到的第四方面的困难了。其中的痛苦能熬得过去，用笔真是难以尽述。我总把握住只要是为了工农利益始终不动摇，能实现一点算一点，这是我的基本原则。在两个月内编为六军第二旅，我任旅长，下属4个支队，曾炳春任政委，方式上稍好一点，但对我总是不信任的。后与彭德怀、黄公略会见，接着与朱德、毛泽东会合，改编为六军二纵队，我任纵队司令，陈毅同志任军政委兼二纵队政委，这一时期使我得到一些进步，但时间很短，陈毅又调离了。后王如痴任政委，王原是由大队指导员提升支队政委，不到3月样就升为纵队政委。这个人工作能吃苦，但是个人包办，英雄主义，家长制，只有他一人是对的，不相信干部，弄得相当的难处。
1930年7月，党决定调我任红十二军军长，谭震林任政委。
编者注：
《四次入赣》一文，是罗炳辉1938年冬到新四军时陆续写出的。内容丰富，语言朴实，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变化，他始终注意为劳苦大众谋利益，始终反对剥削压迫和旧的腐朽思想及行为。尽管这段历史已经久远，但他依然会给读者以很多启迪。对于从事军事历史研究工作者来说，更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