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炳辉，一看就像个“中国将军”，有最优秀的冯玉祥传说，怪不得18岁的时候人们就称他做云南省的“模范军人”。他是我所见到的最魁梧的中国人，高个子，巨人般的腰围，浑身筋骨是铁打的。因此，人总像个得胜的摔跤力士，带着刚刚把对方摔倒在垫子上呻吟时那种得意洋洋的神气。
当冯玉祥成为基督教徒时，罗炳辉用灭火的水龙头给他的全体官兵洗了圣礼。他投奔共产党时带走了吉安的全部反共民团——只有10人除外。地主民团是共产的死敌。在共产党的历史中，罗这次的功劳只有陕北的刘志丹可以和他相比。
罗炳辉总是乐呵呵地，我和他谈话时也感到其乐无穷。他开朗的满月形脸使我想起了“弥勒佛”——不如说，更像北平团城里那座印度支那玉佛，它和印支那人一样，有迷人的眼睛，眼的上沿不是弯的而是成一直线。事实上，罗炳辉是生在和印度支那为邻的云南省，那是中国最美的省份，有森林茂密的高山。就因为这些，罗司令在西北光秃秃的沙漠黄土高原上住了一阵子之后，未免害上点怀乡病。谈起云南的花草和清澈的溪流时，他显得点些闷闷不乐，引用了冯玉祥谈起东北时最爱说的一句话： “还我河山。”
罗炳辉喜欢当兵，喜欢谈他打仗的事，谈他本人，兴致所至，无所不谈。38年来，他可活得真够本儿，在中国闯南走北，到处打仗。他可真称得上是中国的一条响当当的硬汉子，在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为人们所热爱。他是中国人所热爱的那种“关帝”型的民族英雄，“一个智勇双全的人物”。他往往以智胜敌，敢于给敌人以重创。他所谈的智诱敌军的故事简直就像从“三国”里摘出来的一样——总有一天这些故事本身会成为民间英雄故事的（一次他来看我时，腋下还夹着一本诗集——这是中国人所引以自豪的传统）。
罗炳辉像朱德、贺龙以及冯玉祥一样，喜欢朴素的衣着、朴素的生活——罗炳辉是中国某些潜在的、健康民主传统的产物，认为能保持当一个人民的儿子是值得骄傲的事。他蔑视奢侈和金钱，喜欢过艰苦危险的生活，愿意和他的弟兄们吃同样的饭，半赤着脚走路。这样的生活反而使他身体日益健康，证明他有一种领导他们的天然权力。
这个山也似的巨人作战的次数要比其他红军司令员多，据他说，“这是因为我的任务就是出去向敌人挑衅，借以分散敌军的注意力，以免他们攻击我们的主力部队。三年战斗中，敌人的兵力往往超过我军10-20倍——我的部队总是一支小小的流动部队。”罗炳辉一直在前线指挥——我深信他是以能成为地面上最大的靶子为乐事的。当我问起他受过几次伤时，他不得不停止谈话，想了一会儿。
他皱起眉头说：“让我想想看。以前我从来没有算过受伤的次数。我想我受过6次轻伤，1次重伤。有好几次衣服被子弹打穿了，因为我距敌军阵地往往不过20米远。有一次，我刚刚离开壕沟，一枚炸弹就落在我离开的地点。另一次，我躲在一个岩洞里，一枚空投的炸弹正落在岩洞里，可是没爆炸。有好多次炸弹溅得我满身泥土，但从没被炸伤。”
“敌人对红军的最大威胁是什么？”我问。
“敌人不管使用什么手段都没有给我们造成很多麻烦。”他答道， “空中轰炸固然造成军队的恐惧心理，但是我们很快地跟敌军接触，他们就不敢轰炸自己的军队了。例如，就在去年，在甘肃南部的漳县，飞机轰炸以掩护敌军退却。红军追了过去，结果飞机反而炸了他们自己的军队”。
和罗炳辉谈话是很有趣的，因为红军对他来说也是新鲜事，他不以官僚主义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事物，但对事物的各种现象仍然非常感兴趣，而且能从过去的经验中看出未来的前途。我简直无法让他不在所有的纸上画地图。有一次他差一点给我上起运动战的大课来，我赶快让他停止了。他说话时，往往用手指追踪敌军，然后一下子跳到桌面的另一边，又把敌军追了回来，最后获得胜利时，就把桌子重重一拍，抹一抹他的眉毛。他很健谈，细枝末节都不放过，很容易激动，当他用沙哑的声音谈话时，老是用孩子般诚恳的眼光看着我。我会见他的时候，他正在延安军政大学里念书。
我问罗：“红军为什么比国民党军优越？你在两种军队中都有很多经验，你应该知道。”
“首先，我想是因为红军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其次，红军士兵有阶级觉悟；第三，红军的政治工作好，教育好；第四，党员干部是全军的模范战士，军中有完全的民主——军官和战士过同样的生活；第五，我们的战术比对方高明，因为它是从我们的复杂处境、迫切需要中产生出来的。”
“我从来没看见过像你这样快活的人。你从来没有疲倦过吗？”我问。
“红军中所有的人都快活，精力饱满。”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因为我们有坚定的目标，而且每个人都知道最后胜利属于我们。我们衣衫褴褛，有时吃的是猪和马都不肯吃的食物——有时也许只有草鞋穿——但是一年一年地过去，我们从不丧气”。
罗喜欢孩子，在他拿给我看的那张照片上，他像个海岛似的，完全被“小鬼”包围了。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男孩是个苗族。他的小鬼们都穿着很好的鞋，可是罗却得意地穿着一双大草鞋。
“现在这些小鬼在哪儿？”我一边看照片一边问。
“我带了5个到延安。”他指着有口袋大小的一张照片里的一个人回答说， “那是我的警卫员唐子沛——一个很聪明的江西孩子，只有18岁，跟了我5年。长征时期，我有两三百个小鬼，参加了每次的行军。许多人甚至跟着我参加了乌江的战斗。他们大多数都能跟上队伍，也有一些落在后面，失踪了。他们从来不当逃兵。有许多还参加作战，都非常勇敢坚决。我有一个营长，也是小鬼出身，18岁就阵亡了——他是个非常勇敢的孩子”。
罗炳辉对待妇女谦恭有礼，颇有古风。他总是以骑士的礼貌鞠躬。分别时他送给我一件非常好的礼物。这是一颗圆玛瑙珠——一颗来自西藏的喇嘛佩珠，佩在身上可以交好运。珠子上面有一道白圈把珠子分成两部分，就好像是土星的星晕。
“还有许多其他的国民党军官逃到红军里来吗？”我问。罗炳辉在1929年领导吉安暴动加入红军以前，曾是国民党军朱培德部最优秀的军官之一。
“是的，特别是许多下级军官都带着武器投奔到红军里来。宁都暴动规模最大。这次暴动是由董振堂和赵博生领导的，暴动之后他们带来了2万人和1万支步枪。另一次是程子华领导的，他现在是徐海东部的政委。他原是鄂豫皖区的一个排长，他率领了自己的弟兄和别的几排弟兄起来暴动，参加红军。”
好多年来，罗炳辉一直是10个最著名的红军司令员之一。当我问他，他认为哪几个人是最能干的红军司令员时，他回答说： “彭德怀和1931年在江西东固牺牲的黄公略。”罗和他的“神行军”已经成为最有名的红军部队之一。这位身材高大的司令员，竟然能在这样一个行动神速、专门流动的部队中打头阵，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但是他的双腿显然和他的个性一样活跃。我费了好几天的工夫才打听出来他到底属于哪一个主要的方面军。他似乎经历了许多地区，各方面都说他是属于他们那儿的。后来，终于搞清楚了：他确是属于几个方面军的。从江西出发长征时，他属于第一方面军，担任危险的后卫职务。到达四川时，他又参加了红四方面军，负责后卫工作，和朱德、徐向前一起，在西藏过冬。后来，他又同贺龙的第二方面军穿过大草原。在我会见他时，他是三十二军军长。
研究罗炳辉的个人历史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它说明行伍出身的军人是怎样走上革命之路的。1897年，他出生在云南的中农家庭里。12岁他离家参军，可是被他的家庭追回来了。1916年，他18岁，再度出奔，加入了云南府卫戍军的炮兵队。他说：“我所以想当兵，主要是想取得自由，好向地主报仇。我起了这个念头是因为看见两个回到我们县的士兵把地主打了一顿，没引起一点儿麻烦。”
他从行伍中提升上来，在卫戍军讲习班里学习了军事科学。1920年他成了唐继尧将军的参谋，跟唐氏同去香港购货。唐就是那位中法银行倒闭时损失了1000万元的将军。然而，罗炳辉却是诚实的。“我跟唐将军时生活是很奢华的，可是我不喜欢。”他解释说，“从心理上，我讨厌舒适生活，喜欢艰苦的军人生活”。
罗逐渐对孙文主义发生了兴趣，1922年加入了广西朱培德的革命军，担任营长，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战役。他在江西赣州被捕过，被囚禁了9个月，险遭枪毙，最后乔装农民逃了出来，再度加入广东朱培德部队。他自始至终参加了北伐。
当罗炳辉担任“江西吉安靖卫团”团长，在江西的第二大城市吉安围剿红军时，有一个北京大学学生、年轻的共产党员名叫赵醒吾的，前来看他。罗佩服这个学生的胆量，竟敢冒杀头的危险，劝他革命，结果他被这个学生说服了。不久，罗就和当地士绅们进行了辩论：“吉安县有30万农民，你们这些士绅却只有两万。你们说除了你们之外都是土匪。要是我把30万农民都杀死了，你们还靠谁的劳力过活呢？这些红军只不过是设法解决生活问题的农民。”在罗团长暗中保护下，吉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很快扩展起来。1929年7月，他本人也成了共产党员。此后不久，他就领导了著名的吉安民团暴动。关于这次事件，他描述如下：
“一天下午，驻守吉安的一个旅长和县长召集了一个会议。会议在锁着门的房间里秘密进行。我是出席者之一。会上，这位旅长说： ‘吉安的共产党很活跃，我们必须把他们全部清除。’他于是宣布计划，要搜查本城每一间房屋，包括‘保卫和平团’团部。我们全体宣誓不把所谈的事泄漏出去。
“会议在8点钟结束。两个团（两三千人）已经在出动，要在搜查期间把守每一所房子。我急坏了，直到10点钟才找到党的书记。‘肃清工作’按计划将在午夜12点开始，因此，这位同志急忙离去，准备应付搜捕。
“会议期间，该旅长曾说： ‘我们宁可错捕10个良民，也不要让一个共产党员漏网。’那天晚上有1000人被捕，拘留在当地的一座庙里。然后命令来了：凡有士绅保证并非共产党员者，可以释放。
一位同志前来对我说： 我们只有两个同志被捕，可是他们认识你，如果他们招供，那是很危险的。
“我设法使他们释放了。
“被捕的1000人中只有100人找到了保人，其他人都被关了很久。我起义以后，一定有许多人被枪决了，我不知道他们的遭遇如何。除了士绅作保之外，其他人都没有资格作保——很自然，穷人是不容易得到这种保证的。
“当时本来可以把所有重要的士绅召集在一次大会里，一网打尽，解除所有其他军队的武装，集中附近的红军占领吉安城是完全不成问题的。这是我的计划，但是党组织不同意，称之为‘军事阴谋’，我于是放弃了这个计划。
“……但是又有一次当地党的机关被发现了，我和党的关系就变得日益明显。因此，我必须行动了。
“我把民团带到城外一个叫做值夏的地方驻扎下来，因为我害怕发生反对我的哗变，那时我就会陷在城里。旅长和士绅们写信给我说： ‘你必须到城里来，我们保证给你多多的新机关枪，给你加薪，给你组织一个新的连队等等。但是我知道这全都是诡计，因为我收到不止一封信，而是好几封不同的信，这些信都是故意制造紧张空气。
“我控制了大路、邮政局和邮件，检查所有的信件，偷带者要受军法制裁。一天夜里，我们截住了一个地方写给我的下属军官的一封信，说是我已有共产党的‘思想’了，必要时，这些军官一有机会就应把我‘解决’掉——也就是说，逮捕我，解除我的武装。“于是，我定了自己的计划。多数士兵和军官是受我的思想影响的。当天晚上，地主给他写信的那个军官，我还没来得及抓他，就失踪了。因此，我估计，3小时之内国民党军队就会到达，解除我的军队的武装。一大清早，我命令部下徒手集合，因为有一个分队是在土豪劣绅的影响之下，不可靠。在会上，我告诉弟兄们：
“我们打红军打了好久了。我们日子过得很苦，也没有薪饷。现在，当地的官绅们却骂我们是共产党！为了洗清这个嫌疑，为要得到饷银，我打算把你们带回吉安。
“不出我所料，士兵内部开始争论起来了。好多人说他们想参加红军，不回城了。我们于是举手表决。想参加红军的分了出来，发给了武器；不愿参加红军的，没发武器。那次会上，400人参加红军起义，只有10个人选择继续追随国民党（后来，大约有20人带枪逃跑。总共只有30左右人参加了国民党。这次起义中，一开始参加的人后来没有一个离弃我）。
“我们离开营地，出发去和红军会合。不久，我的民团中又出现了一次新的骚动，有些人开始动摇了。于是，他们派探子回去，发现国民党部队已经到了我们的营地，要来缴我们的械了。这时，另一些弟兄说： ‘我们不敢加入共产党，因为我们打红军打得太久了。他们肯定要报复、杀死我们。’我对他们说，我打红军比谁打的时间都长，可是我知道共产党是诚心诚意的，他们不会仇恨白军本人，只恨土豪和国民党。我宣布自己完全相信他们。我们派了一个人送一封信给红军。
“这一带地方都是白军，离红军地区很远。但是我把弟兄们带到有党的强大秘密组织的地方。我们到达时，全体集合起来，党代表和我都讲了话。弟兄们都撕下国民党的徽章，说： 让这些东西见鬼去吧！我们要戴上红星啦！’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十分热情。“三天后，我们高举着红旗，开回吉安原来的营地。
“吉安局面很混乱。城门关着，大家互相猜疑对方在策划暴动。他们说： 就连和平保卫团的团长都是共产党员，其他人有多少是共产党员就可想而知啦！’于是该区的整个民团在士绅们的直接指挥下重新改组了。国民党部队早已逃进城内去了。
“在党代表的指导之下，我们召开了一个大会，3000个农民出席会议。党代表发表了演讲，我也讲了话。我对他们说： ‘三天以前，我是反共和平保卫团的团长。现在我打着红旗回来了。我实心实意地后悔当初受国民党利用来打你们穷人。我现在很高兴地向你们宣布：现在我已经回到你们这边来，为你们来打仗了。’
“听演讲的农民都非常高兴，喊了起来：‘你现在是红军了！
现在你们是我们自己的军队了！咱们把过去的事忘了吧！’
“当我听到这番话时，我开始大哭了，连话也说不出来了。我
觉得欠下了人民一笔债，只有用生命才能补偿过去的罪行。
“随后，又有两三百民团和正规军士兵逃离了国民党，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民团是地主们花钱雇来的雇佣军。一般红军都不想要民团，因为民团给地主服务，已经丧失了本身的阶级意识，而且想参加红军的也不多。如果你去当民团，许多人得为你的行为担保。不仅仅是你的家庭和亲戚们替你担保，还要有3个别户人家来替你担保，地方们往往有一种考查自己民团的完备体制。
“现在，参加吉安暴动的我的民团只有少数几个还活着。后来，有20多个升为红军的团长、营长或连长。在最激烈的战役中，他们都勇敢地战斗在前线。
“此后，我们打了一个时期游击，我的部队很快扩大到1000多人。我们那时和正规红军没有联系，因为他们离得太远了。可是我打起了红星、锤子和镰刀的红旗。有一个时候，有些民团动摇了，还有谣言说我们中间有反革命分子，我从红军和莫斯科领到款子！我让那些人搜查我的房间，最后，大家都相信我一个铜子也没有，和他们一样地穷，因而他们的信心才没有动摇。
“国民党有两个营驻在附近，但是他们不敢走近我们的地区，因为怕我们。这时，我们逮捕了地主，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可是很少杀害他们，只杀了那些在大会上当地群众正式要求枪毙的地主。“1930年1月，在单独打了几个月的游击之后，彭德怀和黄公略来和我们会合。一个月后，朱德的部队也来到吉安的泰和区会师。那时我的部队已扩充到2000人。”
从1935年10月到1936年8月，罗炳辉一直留在川康边界。讲起当年的故事时，他说： “当主力红军离开四川向西北进军时，我的部队落在他们的后面，相距有五六天的路程。同时，我们跟四方面军的距离也有四五天的路程。我被蛮子部落包围了，和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我们爬上一座山，抄到蛮子的后方，才打败了他们。那时由于远远地落在后面，就加入了徐向前的四方面军，做他们的后卫。”
在四川，罗炳辉担任红军三十二军军长。我无法知道这些英勇的“神行太保”遭遇如何——但是恐怕能活着讲述他们冒险史诗的人是不多了。
编者注：本文摘自美国著名作家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书。收录本书时作了节录，并对个别史实作了订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