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名将罗炳辉离开我们已经51年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为之奋斗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抚今思昔，我们更忘不了这位和我们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他艰苦奋斗、英勇顽强、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高大形象是那样深深地刻在我们心中。
（一）
罗炳辉同志是云南省彝良县人。1897年生于县城西北十多里的阿都乡偏坡寨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7岁起入私垫读书3年，后因家道中落而辍学。青少年时期，罗炳辉饱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目睹了旧社会的丑恶黑暗，激发了他的反抗精神。1915年冬，罗炳辉怀着当兵报仇的思想，离开家乡，步行千里来到省城昆明，加入滇军，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活。在以后的护国、护法以及北伐战争中，屡建战功。大革命失败后，因他为人正直，不愿与贪污腐败的旧军阀同流合污，被排挤编遣。1929年初，罗炳辉经朋友介绍，担任江西省吉安县靖卫大队长。这年夏天，当他正处在彷徨之中时，中共中央派云南籍党员赵醒吾到吉安，对他进行教育和争取工作。罗炳辉根据自己数十年的曲折经历和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和经验，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毅然从旧营中冲杀出来。7月，罗炳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9年10月15日，罗炳辉领导了著名的吉安起义。罗炳辉在革命处于低潮时，能够发动吉安起义，投奔到革命队伍，是十分可贵的。它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壮大了红军的力量，扩大了赣西南革命根据地。
罗炳辉率领的起义部队，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五团，罗炳辉任团长。他抓紧整训部队，不久在赣江边打了第一仗，全部消灭了南昌国民党军派到吉安的一个400多人的警察大队。这一仗打得很漂亮，苏区人民争相传颂，纷纷送来慰问品，领导机关也给予表扬和奖励。
1930年1月，红六军成立，黄公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治委员（2月由陈毅继任）。罗炳辉任第二旅旅长，随即第二旅又改称第二纵队，罗炳辉任司令员。2月，罗炳辉出席中央红军和中共赣西南特委在吉安东固陂头村召开的“二?七”会议，见到红军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毛泽东称赞罗炳辉是一心追求真理的将军。
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正式成立，下辖红四军、六军、十二军，朱德任军团总指挥，毛泽东任军团政治委员。红十二军由伍中豪任军长，谭震林任政治委员，谭政任政治部主任。7月，在攻打樟树镇的战斗中，伍中豪负伤回长汀治疗，由罗炳辉代理军长。不久伍中豪牺牲，罗炳辉任军长。
8月，红一军团主力攻打湘赣边界的文家市，歼国民党军3个团又一个营，取得军团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在这次战斗中，罗炳辉带两个连走在前面，当侦知文家市敌人有撤退的模样，他立即指挥部队猛扑上去，将敌人堵住，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12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罗炳辉奉毛泽东、朱德下达的“诱敌深入”的命令，率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从永丰的藤田出发，边打边退，将国民党的“围剿”军吸引到龙冈，埋伏在附近山区的红三、红四军和红三军团以及红十二军其他部队，突然出击，歼灭敌第十八师，活捉师长张辉瓒，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在第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十二军主要承担外围作战和牵敌的任务。在罗炳辉同志指挥下以游击战方式歼灭敌人，配合主力打了许多漂亮仗。罗炳辉的名字响遍苏区，威震敌胆。1933年底，以红三师（瑞金模范师）为基础，加上红十四师，成立了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罗炳辉同志任军团长，蔡树藩任政委，政治部主任黄火青。从此，我们和炳辉同志便直接工作和战斗在一起，直到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八年的抗日战争。
（二）
罗炳辉同志是中央红军中的著名将领之一。他能谋善断，指挥有方，尤其是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罗炳辉同志常说的麻雀战）运用得最好。还在第二次反“围剿”期间，一次，我军主力被敌重兵包围，情况万分危急。这时，炳辉同志镇定自若。他带了一支小部队，机智神速地在敌人几个纵队之间四处穿插，吹号鸣枪，虚张声势，迷惑敌人，随即将部队带至山头上。敌人被搞得懵头懵脑，以为我主力在山上，便集中兵力向山顶猛扑。这个调虎离山计，使我主力安然脱险，罗部则被层层围困，情况危急，可炳辉同志不慌不忙，叫大家休息好。到夜里，他率领部队从敌人的空隙中从容地走出了包围圈。天亮后，敌人逐渐缩小包围圈，妄图将我军一口吞下，结果没发现一个人影，正待调头撤退，却又被我主力反包围，敌人被打得鬼哭狼嚎，伤亡很大。这次战斗，炳辉同志立了一大功，在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荣获了一级红星金质奖章，这在当时是最高的奖赏。炳辉同志作为一个军团指挥员，经常到第一线指挥战斗。行军打仗，他带上号兵和警卫员走在前边，及时发现情况，摸清敌人虚实，当机立断，从容指挥。战斗中，炳辉同志处处争取主动，能把敌人吃掉就吃个干净，吃不掉就甩掉，绝不与敌人拼消耗，打则必胜，挨打的仗，他绝不干，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不干“蚀本生意”。由于亲临前线，情况明，决心大，常打胜仗，所以大家称他“常胜将军”。
在闽西，有次高东战斗就打出了这种特色。这是九军团与闽西二十四师配合打的。敌人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大炮，红军则只有少量的土枪土炮，筑了一道工事。战斗开始时，敌人一个纵队从朋口猛扑过来，同时用飞机大炮向我军阵地狂轰滥炸，红军大部队化整为零，灵活隐蔽，使敌人摸不清底细。敌军的轮番轰炸，也只是将石子泥土掀起滚滚尘烟而已。一阵轰炸后，步兵蜂涌而上，气势汹汹。炳辉同志见反击的时机已到，速下命令，战士们插上刺刀，跃出掩体，势如猛虎下山，锐不可当，杀得敌人血肉横飞，大败而逃。炳辉同志身体虽然高大硕胖，但在追击中，却总是跑在最前面，动作迅速敏捷，不管石头、树桩、山沟，一跨就过。他步伐之快，很少有人跟得上他。美国朋友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给炳辉同志以“神行太保”的美称，就包含着他所率领的部队善于跑路，打游击的意思。
由于王明路线排挤毛主席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搞“以堡垒对堡垒”的错误军事路线，遭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中，九军团长期担负着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前进的艰巨任务。遵义会议确立毛主席在全军的领导地位后，革命不断走向胜利。党中央，毛主席率领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调出滇军，然后速进云南，甩掉敌人。党中央把掩护红军渡乌江的任务交给红九军团。为了诱敌和迷惑随之而来的大量敌人，使红军主力迅速过江，炳辉同志即率部北进，派出不少同志到各村庄联系，请老百姓给红军部队做许多人的饭，到处炊烟缭绕，敌人误认为我们是主力，便死死咬住不放，从而使主力红军顺利渡过了乌江。
军委电令红九军团星夜渡过乌江跟上主力。我们急行军赶到江边时，桥已被毁了。在此关键时刻，炳辉同志与政委何长工同志召开军团党委会议，研究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怎么办？决定另寻路线，往乌江西北方向前进。途经沙土镇，与追敌四五个团遭遇，想甩掉敌人已属不能，炳辉当机立断，决心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他大智大勇，临危不惧，立即组织力量向敌反击。战斗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5点，有些新兵虽从未打过仗，但上了战场都很勇敢。敌人声嘶力竭地嚎叫着，黑压压一片，直向军团指挥所扑来，炳辉同志镇定指挥反击，带头冲向敌人，终于把敌人打退了。这次战斗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抓了不少俘虏，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干部战士的斗志，又一次打出了红九军团的威风。
长征途中，自贵州乌江与主力分手后，九军团单独行军几千里，到西昌与主力会师。在主力侧翼牵制追敌，掩护中央和主力红军北上，九军团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受到了中央嘉奖。
到了西昌，红九军团接替主力防守，向中央上交了几十匹骡马、几千块银元，兵员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两千来人。在礼州，总书记张闻天同志给我们传达中央会理会议精神。九军团攻下了天全后，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来天全慰问我军团干部战士，表扬和鼓励说： “你们九军团单独行军这么长，在后面掩护中央，掩护主力顺利北上，不但没有受挫折，还扩充了队伍，增加了钱粮。中央正缺马匹、钱粮时，你们就送来了，真是雪里送炭，你们干得好，有功劳。要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周副主席的勉励，给红九军团全体指战员以巨大的鼓舞。
战利品除了上交中央，战士们也都发了饷。到安顺场时，又分了一部分钱给肖华的部队。肖华同志对炳辉同志说：“老九，你们抖得很呀！”兄弟部队也赞扬说： “老九，阔起来了！”九军团能取得这些成绩，与中央和军团党委的领导分不开，但作为军事指挥员的罗炳辉同志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1936年6月中旬，我们翻越了夹金山。夹金山上坡陡弯大，山头上终年积雪，云雾迷漫。山脚气候炎热，山顶寒冷难耐，我军以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克服困难，终于翻越了大雪山。进入松岗后，我们在那里住了3个来月。此间，中央召开了两河口会议、毛儿盖会议，决定一、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军北上。我们红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归左路军张国焘指挥，仍负责后卫掩护。进入草地到包座，张国焘野心已露，强令部队南下。此间，炳辉同志和九军团指战员经受了一场复杂、曲折和严峻的考验，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最后，炳辉同志率三十二军与红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终于到达了陕北。
（三）
1937年，罗炳辉在延安抗大学习结束后，调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他在武汉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做了许多团结抗日的工作。特别是在滇军中，他的影响极深，播下了抗日的火种。
1938年冬，炳辉同志奉命从延安来到安徽南部的新四军军部，与陈毅同志在一起，任一支队副司令员（陈毅同志任一支队司令员）。1939年7月，五支队成立，炳辉同志被任命为五支队司令员，方毅任政治部主任。
抗战八年，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的党不愧为伟大的党，我们的民族不愧为伟大的民族，而炳辉同志正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一位佼佼者。他生前曾奋笔写道： “人生最快慰的是真正勇敢的牺牲个人一切利益，最热诚努力的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奋斗。”他用毕生的努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仍为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解放效命疆场、马革裹尸，实践了他生前的誓言。因此，炳辉同志光辉的一生是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紧紧联在一起的。
回顾抗战八年艰苦战斗岁月，我新四军五支队东进敌后，开辟淮南根据地，直到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这段历史，我们自然会想到炳辉同志为中国革命付出的巨大辛劳和立下的卓越功勋。
解放战争爆发后，我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纵队与人民一起，经过浴血奋斗建立起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华中战场包括十个解放区，其中淮南区就是炳辉同志领导下的五支队与四支队所开辟。
1939年冬，日军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进攻而回师巩固其后方，但其军事行动的重点仍在华北我八路军地区。在这样的情况下，抓紧时机大刀阔斧地发展华中，便成了我军最迫切的战略任务。但由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因而使我军未能充分利用客观的有利形势， “取得可能取得的更大的发展”。为了抓紧时机实现发展华中这一重要任务，少奇同志带着中央的决定和毛主席的指示来到华中敌后，对广大指战员作了传达。以陈毅、炳辉同志为代表的多数同志坚决服从中央决定和毛主席的指示，为执行党中央发展华中的东进方针，肃清右倾路线对部队的影响，1939年5月，叶挺军长由炳辉同志陪同亲临江北，组织了江北指挥部，炳辉同志任副指挥。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使广大指战员进一步认清了右倾路线的实质和危害，增强了内部的团结。为尽快实现东进方针，部队进行了整编，以四支队八团为基础扩编为五支队（于7月1日在路西的定远县成立），下辖八团、十团、十五团，炳辉同志任司令员。五支队的成立是在排除了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干扰，由我党自己建制的（当时国民党只承认我一、二、三、四支队）。
五支队成立后，兵员充实，组织健全，内部团结。在炳辉同志的率领下， “立即执行了中央东进的方针，经支队党委决定，由支队政治部主任方毅带一个加强营先到路东侦察。在执行任务前，炳辉同志特地将方毅找去，反复强调执行这次任务的重要性，并将他亲身实践的经验告诉他们，到敌后去如何开展工作。
方毅率三营先行路东，活动在盱眙、来安、六合等地区。炳辉同志在听取方毅的侦察工作汇报后，也于8月率八团、十五团和支队部相继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到10月，十团也来了。至此，五支队全部人马胜利地挺进路东。此后，我五支队以半塔为中心，八团一、三营在来安一带，二营在天长、扬州附近，十团在旺、嘉地区，十五团在竹镇一带，发动群众，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初步打开了路东抗战局面。
1939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蒋介石的策划下，盘踞在大别山区的国民党桂顽和苏北的韩顽调集兵力对我皖东地区进行东西夹击，严重威胁着我军的生存和发展，为了粉碎顽军的进攻，坚持路东敌后斗争，党中央及时作出了明确指示：“应以淮南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此线以东我应坚决控制，彻底肃清地方反动武装，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中原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立即向桂顽呼吁团结抗战。但桂顽对我谈判提议竞置之不理，继续挟其优势兵力向我进逼。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决定，集中主力于津浦路西，先反击对我威胁最大的桂顽，以巩固路西阵地再挥戈东进，击破韩顽进攻。遵照此决定，1940年3月上旬，炳辉同志率五支队主力赴津浦路西，增援四支队反击桂顽进攻，只留下直属机关、教导大队少量人员驻守半塔。当时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同志已到了半塔，方毅与郭述申政委、周俊鸣参谋长、张劲夫政治部副主任等同志一起留守半塔。
此时，韩顽乘我路东空虚，发起了对我五支队指挥机关所在地半塔集为重点的全面进攻，我军奋起反击。这就是有名的半塔保卫战，是我五支队挺进路东后与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较大的战斗。
战役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防御阶段，第二阶段为反攻阶段。第一阶段战役是3月21日拂晓打响，到27日我军开始反击，我军以不到5千人的兵力固守半塔7昼夜，击退了韩顽8个团l万余人多次的猛烈攻击，创造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守点打援范例。固守待援赢得了时间。
路西反桂顽战胜利后，炳辉同志率主力兼程东返，于3月29日开始全面反攻，半塔保卫战进入了第二阶段。韩顽见陶勇、卢胜和梅嘉生率领的苏皖支队配合罗炳辉司令员所率五支队主力进行全面的反击，知其大事不妙，于是全线动摇，仓皇遁逃。在莲塘与岗村一线，我军与前来掩护逃敌的韩顽常备十旅激战，将敌击溃。炳辉同志乘胜率军追击，沿途土顽全被消灭，顽政权一扫而光，一直把韩顽主力驱至三河以北。
半塔保卫战的胜利，对我在淮南地区取得反顽作战的全胜和创造淮南根据地均起了关键作用。陈毅同志说：“半塔守备是固守待援的范例。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就有了黄桥。”给予半塔保卫战很高评价。半塔保卫战以后，淮南根据地完全按照抗日的要求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为华中各根据地的建立起着先导作用。
（四）
皖东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引起日伪顽的震惊和恐惧，他们互相利用，狼狈勾结，对我根据地“扫荡”袭扰，企图扼杀新生的敌后根据地。1940年5月，日伪千余入侵占来安城，强拉民夫，修筑碉堡，妄图切断我路东路西根据地的联系，继续“扫荡”、“蚕食”我根据地。为了保卫路东根据地，我军决定收复来安城。攻打来安城一共是3次，消灭了日军100余人，伪军200余人，粉碎了日伪的“扫荡”计划，至今在淮南的群众中还流传着“罗司令三打来安城”的故事。
此后，我五支队八团、十团在炳辉同志的率领下北渡三河，开辟了淮宝地区，扩大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实行对西防御，向东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1年，国民党蒋介石又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月4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对付时局的突然变化，中共中央任命陈毅同志为代理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重组新四军军部，整编部队。全军编为7个正规师，一个独立旅，继续坚持抗战，而我军通过整训，清算了项英的错误，走上了发展的新阶段。
我二师部队由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组成。炳辉同志被任命为副师长（师长由副军长张云逸同志兼任），到1942年，张云逸同志到军部工作，炳辉同志升任师长。二师下辖四旅（原第四支队）、五旅（原第五支队）和六旅。根据中原局和军部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决议，我二师今后的任务是：巩固津浦路东，坚持津浦路西，加强对西防御，随时准备迎击反共军队的进攻。为对付日寇的“扫荡”，部队实行了主力、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结合。成立了淮南军区，下属两个分区（东分区和西分区），县以上政权实行三三制。部队加强了正规化的党、军建设，健全了党的组织，加强了党的领导，开展了大练兵的军事训练，提高了部队作战能力。地方实行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改善了人民生活，提高了抗日积极性。从地方到军队已实行军、政、民三结合一元化组织。
从1943年到日寇投降的1945年秋，路东根据地比较稳定，新四军军部已从盐阜转移到路东盱眙县的黄花塘，主要打仗都在路西。其间，经历了五尖山战斗、占鸡岗战斗、黑狼庙战斗、桂子山战斗、黄瞳庙战斗等。每次战斗都给来犯的桂系顽军予重创，保卫了路西根据地，实现了对西防御的任务。在路东，我军扩大了淮宝，发展了淮泗根据地。进剿了白马湖、宝应湖，肃清了残余的地方反动势力。西渡洪泽湖，拔除了泅泗伪统区，实现了向东发展的任务。同时，我军粉碎了日伪多次“扫荡”和“清剿”，胜利地保卫了淮南根据地。在粉碎日伪“扫荡”的战斗中，尤以1941年的金牛山战斗著称，这是炳辉同志初试他的梅花点式纠缠战术，打得鬼子晕头转向，战斗结束时我军击毙日寇200多人，生俘伪军百余人。此仗大振了我新四军抗日杀敌的威风，打击了日寇横蛮疯狂的嚣张气焰，罗司令的威名也从此传开了。
当年在老区的人民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天神，看见日本鬼子残害老百姓，便下凡来，挥动他的神兵，驱除了鬼子，解放了百姓。”从此，当地的人民都说炳辉同志是天上的“罗汉下凡”，用“我们的福星”来称誉罗司令。
（五）
炳辉同志不愧是我军中一位优秀指挥员，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是一个在战场上从不弯腰的人，因此博得了广大战士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战斗中，战士们只要一见他那魁梧的身影出现在硝烟弥漫的阵地，力量就倍增，哪怕是最难打的仗，也能取得胜利。见过炳辉同志的人都知道，他穿着战士一样的服装，过着战士一样的生活，战士每月拿一元钱的津贴，他也不例外。而他对战士，则完全称得上爱如子女。天气尚未转寒，他就早早关照供给部的同志及早为战士准备冬衣。对伤病员更是关心备至，他常嘱咐炊事班的同志： “伤病员为革命负伤，你们应该很好照顾他们的生活，吃的应该比我们支队负责同志吃得好才行。”有一次，他与战士们一起在河里洗澡，见战士们穿的衬衣已很破烂，立即将供给部的同志找来，要他给战士们换上新的衬衣。而他自己穿的却是补了又补，从不曾提起换一件。
炳辉同志治军很严，在全军也是闻名的。当时我军的武器差、弹药少。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寇，装备精良的顽军，要在敌伪频繁“扫荡”和顽固派的进攻夹击中巩固发展根据地，没有良好的作战素质是不行的。炳辉同志自到五支队任司令员后，十分重视部队的军事训练。首先在部队中开展了射击、劈刀、跨越障碍物三大军事训练。炳辉同志在全师是有名的神枪手，在他的言传身教的严格训练之下，部队战斗力很快得到提高。
炳辉同志治军很严，主要体现在军训中认真严肃，一丝不苟，奖惩分明。他常对战士们说：训练就是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如果我们平时不认真加强训练，适应各种战斗的需要，我们就会在日伪频繁的“扫荡”和顽军的夹击中被敌人消灭掉。因此，在平时的训练中，炳辉向来是认真严肃，一丝不苟的。记得有一次部队正在军训的行军途中，炳辉同志命令号兵立即发出发现敌情的信号，他和其他指挥员都立即跳下马来，只有一个营长认为这是演习，仍大模大样骑在马上。炳辉同志便将这个营长叫到战士们面前，狠狠的批评道： “你这个营长怎么当的？已经发出了准备战斗的号令，你还若无其事的骑在马上，一点敌情观念都没有。营长都这样，战士们会如何呢？”另一次，在跨越障碍物的训练中，一个青年战士过独木桥，走了一半掉在河里，这个小战士并不就此走过对岸去，而是重新爬上岸第二次通过了独木桥，炳辉同志见了十分高兴，当即给予了表扬。
在处于对日伪顽三方斗争的复杂环境中，炳辉同志还根据实际的需要，总结出这样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术：对日寇作战，采用麻雀战、梅花点式纠缠战。这是炳辉同志对毛主席游击战术的具体应用，在粉碎日伪的“扫荡”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对待顽固派的进犯，则以近战、夜战，大刀见红取胜于敌。当时装备精良的桂系顽军在国民党各军阀中是颇有点战斗力的，他们气焰嚣张，认为我军不敢与其对敌。但几经交战都败在我英勇战士的手下，不仅没有夺得我路西根据地一寸土地，反被打得丢盔弃甲，狼狈而逃。
（六）
炳辉同志出身贫苦，对工农大众有特殊的感情。他常说，人民是军队的父母，无论在红军时期，还是在抗战时期，他都十分注意部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长征时期，在贵州大定县的瓤儿井，部队在那里停留了几天。这是个苗、汉杂居的地区，环境艰苦，群众缺吃少穿，生活十分困难。我军决定把打土豪得来的盐巴发一批给当地群众。发盐那天，来了个妇女穿得花花绿绿的，一问是苗族，炳辉同志一见，就亲切地与她谈话，说：“我们是红军，是干人的队伍，是各族人民的子弟兵。”告诉她：“今天发盐巴，一般的发两斤，照顾一下苗族兄弟姐妹，人多的一家发6斤，人少的一家发4斤。那苗族妇女领了盐，感激不尽，高高兴兴回去了。经她一宣传，又来了不少苗族群众，头人也来了。军团长盛情接待，问长问短，与他们的头人一起吃饭。苗族同胞很感动，都说，与这样的“大官”在一起摆谈，我们还是第一次，要是国民党的那些大官，我们看都不敢看。苗族同胞跳起芦笙舞，唱起苗家山歌，军民尽情联欢，彼此依依不舍。
进驻云南会泽县城，我军一枪未发。这是炳辉同志坚决执行党的统战政策的结果。部队到会泽时，炳辉同志用他过去在过滇军的特殊关系，与当地民团头目通话。围住会泽城后，城里民团听说是罗炳辉的队伍，他们知道罗炳辉的声誉，也知道他的厉害，同意和我们谈判，但却有意拖延时间。我们一面准备谈判，一面搭梯子准备攻城。敌人在我军的武装声威和政治攻势下，终于派出代表接受谈判，当天经过谈判，开了城门。红军开进城里，安抚百姓，开仓济贫，抓紧一切时间宣传党的政策和抗日主张。人民群众热烈拥护我党我军的政策和主张，青年纷纷要求参加红军，父母送子，妻子送夫，弟妹送哥的场面十分感人，仅3天时间，我军新扩红军1500多人。那几天，会泽城拥挤不通，热闹非常，广大劳苦大众脸上挂着笑容，他们与红军拉家常，亲如一家，比过年过节还要高兴。离开会泽那一天，新兵集中在一起，送行的人很多，炳辉同志讲了话。他是云南人，讲话大家听得懂，加之语言朴素生动，新战士和老百姓听起来特别亲切。老百姓都鼓励自己的子女说：这样的军队才是我们穷人自己的军队，这样的“官”带着你们去打天下，我们放心。我们通过凉山彝族地区时，遇到不少困难。由于反动军队残酷压榨和杀害彝民，彝民一看到军队就仇视。由于民族隔阂，红军过彝族地区就遭到阻拦袭击。经过反复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揭露反动派残杀民族兄弟的罪恶，特别是通过红军直接打败反动军队的事实，使彝民看到红军是为穷人的，这才慢慢接近了红军。彝民见抓到的俘虏是欺压残害他们的反动军队，欢喜极了，认定了红军是自己的队伍，不少彝族青年参加了红军。
在淮南根据地，炳辉对老百姓敬如父母，睦如兄妹。这是淮南的老百姓深有感受的。有一年，根据地发生了灾荒，他自动提出来减自己粮食菜金标准，捐献出来救济群众。方毅劝他不要减了，部队有这么多人嘛，何况你身体又不好。他恳切地说： “不行！我是司令员，应该带头。”
炳辉很关心群众的疾苦。行军打仗，每到一个村庄，他总要到老百姓家坐坐，与当地老农一起聊天。问收成好不好，老百姓有没有饭吃，对部队有什么意见。从油、盐、柴、米问到对民主政府有什么要求。凡是老百姓提出的问题和要求，他总是十分认真地听取，然后一一传达给地方党委，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和困难。他常常带领部队参加当地群众的生产，经常教育自己的部下要懂得关心爱护群众，绝不允许出现破坏群众纪律的现象。当时我军与群众的关系，真如鱼和水，水乳交融。
炳辉同志是一个开朗、耿直、乐观的人。他为人真诚，胸怀坦白，光明正大。他一心想的是革命，想的是全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不考虑个人的安危。从讨袁到北伐，从长征到抗战八年，他的整个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从他参加革命的那天起，就把他的一生交给了党，交给了人民，并为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解放立下了卓越的功勋。
炳辉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已经51年了，淮南老区的人民至今仍在深切地怀念着他。他的战友、部下、战士仍铭记着他生前念念不忘党的事业，不忘人民的事业的誓言。今年是炳辉诞辰100周年，他家乡的人民为了继承先烈遗志，教育后代，更好地为实现十五大提出的宏伟目标，举行罗炳辉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活动。我们都曾经是炳辉同志的战友，和他长期生活战斗在一起，在他诞辰百年的时候，写下这篇回忆，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编者注：本文是黄火青、方毅同志在纪念罗炳辉将军诞辰100周年前夕，应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邀请撰写的。初稿完成后，方毅同志不幸逝世。原载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党史月刊》199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