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清算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和红军的严重危害，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找我谈话说，长工同志，中央决定派你到第九军团当政委。王明的“左”倾路线给我党我军造成的损失、影响不小，对起义参加红军的同志不信任，孤家寡人的政策，是不能团结好同志的。指挥员步调不一，怎能带好干军万马？又分析说，罗炳辉同志正派耿直，不会搞阴谋诡计，他原在滇军中是革命的。滇军里有许多先进分子，如朱德同志等。他出身贫苦，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忠诚的，他是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到共产党和红军里来的，这是很不容易的，罗炳辉同志身体好，系云南讲武堂毕业的，战争经验也比较丰富，有军事才能，会打仗，军事指挥上要尊重他，搞好团结，要顾全大局。
我来到九军团，与罗炳辉同志谈心交心。对部队的事认真商量分析，诚恳而坦率地交换意见。我们逐步了解了相互的性格与各人的长短。炳辉同志确是耿直、豪爽、正大光明，有勇有谋，是一位好的红色指挥员。我们无话不说，思想上很合得拢。重大军情党委研究，不需党委统一的由他当机立断布置、安排。他有高超的指挥才能。我们既能打大仗，又能打小仗， “赚钱”就来，蚀本不干。长征中我们打了不少胜仗，都与炳辉同志的指挥才能分不开。
九军团在后面肩负掩护中央和主力前进的任务。在贵州老木孑L一仗，使我军团转危为安，保存了有生力量。我们在沙土镇拖住了敌人，掩护了主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向云南转移。我们赶到乌江北岸，采取疑兵计，用红布制成了不少旗帜，插上各个山头，配上号兵，旗舞号鸣，敌以为是我主力，咬住不放，就这样迷惑拖住周浑元、薛岳6个主力师于乌江以北。我主力部队乘虚安全渡过了乌江。
之后，军委电令我们迅速渡过乌江，赶上主力。于是，我们以10小时的急行军赶到江边，因敌情吃紧，桥已被我先头部队破坏了，同志们十分焦急，我们面临着一场新的严峻考验。正在这时，炳辉同志说：“何政委，怎么办昵？眼下滚滚乌江水，西侧有周、薛两纵队向我猛进，后面又有10多个团的地方敌军穷追，又与中央失去联系，我们得认真研究对付办法。”我说：“我们是红军，反正不能当俘虏，是要认真研究。”这时，我们疾速赶到老木孔附近的山岳，把部队隐蔽起来，待机袭敌。同时，军团党委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分析敌我情况，认为有利方面是我军南方兵多，但是追兵甚急，即使能渡过一部分，也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于是决定与敌人兜圈子，另寻路线追赶主力。
原来炳辉同志指挥的这支部队，在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中担任外围作战，打游击，“牵牛鼻子”是很出名的。周恩来副主席称九军团为“战略骑兵”，经常钻在敌人几个师中间，象伞似的，要散开马上散开，要集中马上集中。一天一夜强行一二百里是常事。面对目前情况，需要发挥游击战的特长了，遇强敌我们能甩就甩，不能甩就打，不好打就散开。
我军离开乌江，往西北方向前进，敌几个师紧追不放。是绕圈子甩掉敌人昵？还是寻求战机，挫敌锐气？军团指挥部有一番争论。炳辉同志主张：要教训敌人，抓住有利战机，打他个措手不及，歼敌有生力量，伤敌士气，鼓舞我军斗志，壮大我们的武装，这样更有利于甩掉追敌。他主张坚决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多数人支持炳辉同志的意见，决定在老木孔附近的有利地形里伏击敌人。炳辉同志和我分别带一个梯队埋伏在3个地方候敌。敌人追来了，把前面几个团放过去，截住它的指挥机关，‘见坐轿的、骑马的就打。命令一下，枪声四起，敌人不知所措。我军猛烈冲锋，敌人仓皇逃窜。一下打垮它5个团，缴枪1000余支，好的带走，差的毁掉。我们抓住良机，立即过了安定河，将桥拆了，把残敌甩在河对岸，叫它望而生叹。老木孔战斗是个胜利，是个奇妙的伏击仗，使我军士气大振。将战况报告中央，受到中央军委的嘉奖。老木孔战斗后，我们又抓住战机打了周浑元部的尾巴。我们尽量避开强敌，不跟国民党中央军硬打，但是天天咬住他不放，迫使它进退维谷，行止难定。我们专门选它的杂牌军、指挥机关打。这些部队是吸食大烟的“双枪”兵，战斗力不强，我们每战必胜。以后红军总部在总结的时候，认为这是一条好经验。总部表扬九军团在远离中央的情况下，运用游击战争，独立作战，阻止、骚扰、疲劳敌人，掩护我军，拖住、歼灭敌人，壮大自己，是很有魄力的。在远离主力，孤立无援的险恶情况下，不是一支极为坚强的共产党部队是难以胜任的。
我军以极巧妙的行动，争取一位叫王三爷的老农协助，偷渡了北盘江。占领宣威后，我们开仓济贫，没收地主老财的不少火腿、钱币，除分给群众外，剩下的利用截获敌人的100多匹骡马驮走。夜间，侦察连化装后分成几路混进敌人住的村子，摸了哨，了解到敌人的情况、口令和番号，挑起敌人内部打斗。侦察兵象一把尖刀插进敌人心脏，一路上都用一些巧妙办法收拾敌人。炳辉同志这方面的点子最多。
占东川（会泽）主要是谈判解决。国民党县府听说红军来了，强迫许多老百姓参加守城。我们一方面动员守城人员的家属亲友去喊话，一面作攻城准备，又以炳辉同志与民团团长有旧相识的关系，送信给国民党县府，讲明红军的政策，提出谈判意见。老百姓喊话说： “老二，你们不要打，红军住在我们家里，他们是保护干人（即穷人）的。没有拿我们一针一线，还帮我们做事，红军是好人，你们要打开城门迎接红军。”“如果不开城门要作对，红军就要攻城了，你们想一想，如果有个三长两短，家里咋个办？你们忍心丢下父母和妻子儿女吗？……”喊话很起作用，许多守城的官兵和被欺骗的群众都动摇了。不久，城里派了11个代表打着白旗出来与我们谈判。我方参加谈判的有，军团长罗炳辉、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参谋长郭天民和我。名为谈判，实际是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讲明红军的宗旨，讲明政策，说明守城的多是老百姓，受苦人，把他们打死打伤不好，如要硬攻，不难攻下。那时，你们当官的更没有好结果。只要你们让红军进城，提供粮饷，我们保障你们的安全。我们不动小商小贩，只打开积谷仓救济贫苦人。你们要好好安定老百姓，不得向老百姓派粮派款……对方看到不是红军的对手，不敢强硬，表示愿意投降，开城门迎接红军。油盐柴米、瓜果蔬菜由他们代办，我军一律付现款。并为红军筹粮筹款。谈判后，由他们把老百姓喊下城来，我们派人跟着他们的谈判代表进去，民团100多人交了枪。4个城门开了3个，红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会泽县城。在城里住了3天，把积谷、盐巴、布匹等物分给老百姓，遂扩大红军1500人左右，这是九军团长征中扩军最多的一次。因敌主力向我猛追，总部电令尽快渡金沙江，当时如果多住几天，扩大三五千人是有希望的。
伪县长（杨茂章）和所谓“刘二老爷”（刘善初），一贯作恶多端，血债累累，还杀了我们一些地下党员。对他们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在我们离开会泽的那天早上，由罗炳辉和黄火青同志主持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判了杨茂章和刘善初的罪行，当场枪毙，贴了布告。群众笑逐颜开，奔走相告，说红军为他们除了大害。
为渡金沙江，我们利用国民党县政府和民团的关系在东川就作了充分准备，把附近的金沙江两岸的水手集中起来开会，商量渡江办法。派先头部队化装为民团前往江边搜集船只，迅速把弄沉的船只修好，同时带去一些民团、士兵，遇敌阻碍就喊话，迅速到达江边。给船工们一天一个光洋。由于准备工作充分，整个九军团一夜之间就全部渡过金沙江。江对面有个干盐井，打开盐行，将盐分给老百姓。这样我军与群众就一条心了。附近有刘文辉部两个营阻击我们，经过两次战斗，把它消灭了。
可是我们渡江以后，主力在绞车渡过江还未渡完。我们过江后报告总部，总部电报嘉奖我们行动迅速，并令我们在江边继续拖住敌人。我们把购买的船只，沉到江底，带着船工们往巧家方向走。终于拖住敌人，掩护中央顺利地召开了会理会议。
遵义会议后，由毛主席、周副主席和王稼祥同志组成中央三人指挥小组。主力过了泸定桥后，指挥小组指示我们迅速过桥，攻打天全。那时天全住着川军两个旅镇守，“一夫当关，万夫莫入”，情况危急。我们临时开了党委会，留在冕宁地区的游击队王首道部已带着在宣威缴获的马和物资先到总部，只有李井泉同志管的游击队参加了。会后，我们赶赴总部。大家分析，如果拖了时间，天全打不下来，而国民党中央军先头部队在下游汉源又过了大渡河，我们就被夹在天全和大渡河之间，前进不行，后退也很难，弄不好将遭到全军覆没。我们感到担子很重。会上作了决定，我带一营守泸定桥，处理善后；罗炳辉同志带大部队直扑天全河上游趁夜猛袭天全，并夺取了天全。在天全到雅安的飞仙关，我部消灭敌人1个营，赶走1个旅。中央表扬说： “你们为中央军委突破了天全，干得好。”从此打开了向夹金山、达维前进的道路。
掩护中央和主力北上进程中，九军团多次受到中央的表扬、嘉奖。在胜利突破天全河以后，朱总司令、周副主席曾杀了鸡，派骑兵接我们去吃饭。刘伯承参谋长说： “机智灵活地破天全，这一着很厉害。天全拿不下来，全军就很危险。九军团与主力分离后的行动真不错。”四方面军会师后，朱德为总司令，刘伯承任参谋长，为团结张国焘，周恩来同志把总政委的职位让给他。毛儿盖会议，决定分左、右两路军北上。九军团分到左路军归张国焘指挥。进入草地后，张国焘叫右路军向他靠拢，强令左路军南下。罗炳辉同志很有意见，他同我议论过。草地都快走完了为什么又要向后转？这意昧着什么？想不通。但军人要服从命令呀，朱总、刘参谋长和整个左路军都被迫南下了，九军团还能例外么？直到与二方面军会合后，九军团才得到了挽救。张国焘反党反中央，给红军造成了惨重损失。
在延安，毛主席曾与我长谈，指出：你们是全军的总后卫，张国焘一再命令你们筹粮待命，不准北进是错误的，但责任不在你们。后来九军团回来和保存下来了，这是好的，主席反复强调： “有关南下问题不怪你，也不怪罗炳辉同志，这是张国焘搞的鬼嘛！不要背包袱。无论怎样艰难曲折，罗炳辉同志都经受住了考验。他是很有才干的红色指挥员，对于九军团的存在，发展和掩护主力北上等方面，罗炳辉同志是有卓越贡献的。我从罗炳辉同志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后来在新四军中功勋卓著，虽在战斗环境中牺牲了，但我对他的智慧和品德、对革命的贡献永铭在心，激励我在有生之年，为社会主义四化贡献力量。
（本文录用时作了节录）
作者何长工，湖南华容县人。1924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第二方面军警卫连副连长，参加了湘赣边秋收起义。曾任红军团党代表，纵队政委，军长，军政委，红九军团政委，红三十二军军政委，抗大总校副校长，军事学院副校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