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若珊穿着一身土布衣衫来到故县村时，抗大文化娱乐团刚成立不久。阮若珊从未想过她与文艺部门会有什么瓜葛，她从小学到高中都是最优秀的学生，她注定是要读书的。
阮若珊被分到抗大女生队接受军事训练。这个从北平来的女学生，这个从小穿着花旗袍，在诗书琴画的环境中长大的女孩，来到新的环境里，听到最多的召唤是“同志”！那时她满耳听到的两句歌词是这样唱的：“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阮若珊终于步上了花木兰的从军之途。只是，最初的军事训练，她表现得狼狈极了。绑腿总是打不好，动不动就松下来滑到脚面上；早晨背着背包出操，她尽力不让自己掉队，可老得落在最后，背包也不知何时散了架。可这一切都没关系，阮若珊读过很多书，书读得多的人内心是强大的。她想，比起《苦儿流浪记》自己还不算苦，她以流浪的苦儿为标准要求自己要忍耐，她以花木兰从军精神激励自己要坚持。与此同时，抗大工兵化学队的学员中，有位从菲律宾回来的21岁华侨白刃创作的《抗日进行曲》，也从精神上激励着她的勇气：
我们要生存
我们要抗战
我们都是优秀的一群
担负了祖国解放的责任
我们手牵手
我们肩靠着肩
去把日本强盗赶出我们的边疆
阮若珊正值十七八岁的年龄。俗话说，女孩十八一朵花。爱情并不因为战争来临就消失了，在战争这种特殊的环境里，恰恰最容易制造爱情。这天，阮若珊正在校部门口站岗，忽然，有个男同志给了她一封信。她正站着岗，也不敢看。回到宿舍打开一看，是署名“钱塘江游子钟琪”写的一首长诗。诗中赞美她穿着白上衣，花条裤子，如何美丽、纯洁等等。这是阮若珊接到的第一封情书。遗憾的是，她满脑子想做花木兰，不懂得回应对方。她没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可是，那位青年还很认真，托人问她。她才去找父亲的老朋友，时任校部政治教员的温健公教授商量。他听说那个青年好像有历史问题，不让阮若珊理他。于是，阮若珊就回绝了他。第一束来自异性的爱情火花，被若珊不经意地扑灭了。
阮若珊的优势是说一口北平话，嗓子好。因此，学校的文娱节目她都参加了。白刃写了一部大型活报剧《天堂·地狱》，白刃力邀阮若珊演女主角兼朗诵。为抗日热情所鼓舞，阮若珊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而且她丝豪不紧张，第一次上大舞台就取得了成功。她朗诵的时候，字正腔圆的音质非常洪亮，三千多人的广场，坐到最后一排的学员也能听到。若珊无心插柳，却一炮走红，在晋东南的抗大学校里立刻成了名人。
三个月后，文化娱乐团找上门了。为了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校部决定，把文化娱乐工作团改为抗大一分校文艺工作团，并加强了领导，增强了力量。从38年5月到8月，陆续调来了袁成隆、夏川、李林、阮若珊（女）、王玲（女）、杨林、史屏、李永淮、鲁岩、蔡贲、伊洪、唐德鉴、陈谱、包慧（女）、丁冬（女）、黄继武（黄野）、饶洁、许学义等。由袁成隆任文工团主任，王承骏任副主任，夏川任支部书记。文工团内部建立了必要的组织机构，有了比较明确的分工，设立了“编审股”、“戏剧股”、“音乐股”、“总务股”等。
可是若珊不愿当演员。她想，演戏只能是业余的，只是一般的娱乐，不算是一份正规职业。如果当了演员，在母亲那儿也没法交代啊！她满脑子想做大事，比如到前线做政治工作什么的。可是野战军不接收女政治工作人员，若珊的情绪为此低落。她在暗暗等待着转机。
时值日寇正在进行秋季大扫荡，抗大一分校迁到了太行深山里。既然被分配到文工团了，戏还是得演。若珊到文工团后演的第一出戏是与丁铸铁合演《放下你的鞭子》。由于演员演得投入，军民们的抗战热情正高涨，演出过程中，观众特别激动。群众把若珊当成是真从东北逃来的难民，她扮演的秀姑受到老父殴打时，群众怒喝起来。演完之后，几个乡亲一定要请若珊到附近的一个小饭馆吃饺子，再三拒绝也不行。老百姓说小姑娘太可怜，吃不饱可怎么活下去呀！若珊被群众感动得泪流满面，这次假戏真做，使她感到了文艺宣传的力量。
二、抗大文工团在行动
抗大由屯留县转战到了太行山区的长治县，校部命令文工团单独行动，并要在一路行军中，面向抗日军民开展文艺宣传，动员军民团结战斗。
山西村村都有关帝庙，关帝庙上有戏台。这天，戏台上正在演出抗大文工团创作的大型话剧《一心堂》。尽管主要演员阮若珊苏伟等人很投入，但是始终没有观众。台下只有几个小孩在打架。
袁成隆组织演员们到群众中去调查原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文工团的话剧？”群众说：“噢，你们在演戏啊？别人在演戏都有个动静，你们演戏连个动静也没有。我们怎么知道你们在演戏？”大伙一想也对。所以，一吃过晚饭，文工团员们就敲锣打鼓，叮里咣当叮里咣当地弄出很大的动静来。还真有效果，妇救会来了，青救会也来了，群众都是有组织地来的。演员们高兴极了，马上演戏。可是演着 演着，群众越来越少，最后，又只剩下几个小孩在打架。
演员们又找群众调查原因。有个妇救会的同志不客气地批评道：“我们这个地方经常唱大戏，唱小戏，我们都爱看。可你们在台上都说的是什么呀？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看得没意思了，就打瞌睡，瞌睡了就回家嘛。”
演员们沮丧透了，郁闷极了，演戏的人，最怕没有观众看。大伙辛辛苦苦创作的独幕剧《一心堂》和《沉渊》，向全校师生汇报演出时，很受欢迎。可眼下群众怎么就看不懂呢？时任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朱德，用他那温和的口气对演员们说：“哎呀，这个事很简单嘛，他要看大戏，你们就演大戏；他要看小戏，你们就演小戏。”苏伟撅着嘴说：“不行啊，人家演大戏要有服装，得有大衣柜、头盔什么的，我们什么都没有。人家演小戏是用山西话，我们一句都不会说怎么办？”
朱总哈哈大笑，指点说：“很简单嘛，老百姓喜欢看打鬼子的戏，你就编个游击小组打鬼子嘛。”演员们一听在理，积极性又回来了。而且，他们立刻创造性地扩展了朱总司令的意图。他们把群众都熟悉的西北民歌填上新词，编出《打败鬼子好回家》的游击队歌曲。这下群众听懂了，连小孩都会跟着唱了：
开荒的开荒，前方的战士要军粮；
织布的织布，前方的战士要衣服。
大嫂嫂，老爸爸，丈夫娃娃不要惦记他，
我们努力耕织，不少他们穿吃，打败鬼子好回家。
朱德这个带兵打仗的人，轻轻松松几句话，就给抗大文工团开创了一条新路。看到演员们兴高采烈的样子，朱总司令又说：“管他什么的，老百姓喜欢的，你就唱；老百姓喜欢的，你就演。为人民服务嘛。”有了朱总司令的“为人民服务”这个大方向，抗大文工团茅塞顿开，一下子找到了适合的表达方式和内容，一下子看到了这支队伍潜在的力量和价值，一下子激发了创作的灵感和热情，收都收不住了。
在通往太行山深处的县城平顺、壶关的路上，二三十张年轻的面孔冒着瓢泼大雨在行进。这两座县城几乎成了空城，群众躲鬼子都跑了。因为这是个新开辟的根据地，部队需要群众回来配合工作。于是，文工团员们发挥作用了。他们冒雨沿街高唱救亡歌曲，一曲接一曲，一唱就是一天；他们三五成群，敲着锣鼓，扭着秧歌，穿大街走小巷；他们每到一个村庄，就提着石灰桶、锅灰桶写墙头标语，画墙头画，写墙头诗。他们用歌声唤回躲鬼子怕鬼子的群众；他们用工整的美术字，揭露日寇的罪行；他们用青年学生的满腔真诚唤起群众的抗日热情。他们每天的行装都很简单，工作、学生和生活的全部家当都背在肩上。胡琴在身上挎着，锣鼓在肩上背着，画笔和颜料在柳条筐里提着。他们走到哪儿，节目就在哪儿上演。《打鬼子》、《恐日病》、《打倒共同敌人》、《傻子打游击》……什么节目都演；他们走到哪儿，《八路军军歌》、《到敌人后方去》、《军民合作》、《黄河大合唱》、《开荒歌》、《把鬼子赶出鸭绿江边》等等歌声就响到哪儿。他们是不拿枪的战士，他们的武器是唱歌演戏，但是他们的冲锋性更强，他们对自己的定位走向了清晰，由诗人夏川写词，久鸣谱曲的《文工团团歌》唱出了他们的心声：
我们是文化战士，
岗位在最前方，
我们战斗生活，
在战斗中锻炼成坚钢。
我们有青春的火力，
永远和敌人搏斗！……
群众听到歌声，偷偷回来一瞧，发现是八路军，就慢慢回来了。
阮若珊连着在两部独幕剧中演主角，渐渐地有了名气，她也稀里糊涂地在塑造角色中产生了浓厚的创作兴趣。
三、小诗人石峰两次救苏伟
借着夜色的掩护，一支长长的队伍行走在山路上。这支队伍有2000多人，设置七个营三个大队。抗大文工团的二三十口子人，就跟着校部直属队的三大队后面走。
校长周纯全传口令：马上要过敌人的封锁线，千万都跟上，不准掉队！
队伍一个接一个地传校长的口令。传达到位后，队伍有序地跑动起来，苏伟紧张地快要哭出来了。大部队集体冲过封锁线后，前面要过一个封锁沟，仍是继续跑动，汗水顺着苏伟的脸庞流下来，开始气喘，然而，她不敢停止脚下的跑动。过完封锁沟还得爬一座山，所有人使出全身的力气爬山。周纯全特意叮嘱苏伟：“小鬼你别掉队，千万别掉队。”校长这么一叮嘱，苏伟反而更急了，她着急着想从旁边的一条近路爬过去，没想到扑通一声，掉到一个煤窟里了。苏伟在黑漆漆的煤窟里大喊“救命，救命”，结果没人听见，她绝望地一边哭一边继续呼救。
大部队翻过山后，一清点人数，发现少了苏伟。校长命令组成一个收容队，找回掉队的同志。17岁的小诗人石峰主动要求跟着收容队一起寻找苏伟。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石友三部队里的一个参谋长，由于家庭背景与苏伟相似，加之两人都是文工团员经常在一起合作节目，所以，他对比他小两岁的苏伟特别照顾。现在看到苏伟掉队了，他急得不行。还好，回到那个山坡上时，他们听到了掉进煤窟里的苏伟的声音，于是，大伙用皮带套着皮带，把苏伟从煤窟里拽上来。这晚的月亮特别明亮，石峰看清苏伟的脸上蹭得都是煤灰，她那滑稽的样子，引得他哈哈大笑起来，其他人一看也都哈哈大笑。苏伟还未从惊吓中缓过劲儿来，她一边抹着眼泪一边问：“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石峰连忙止住笑，催促苏伟：“快快跟上。”
周校长一直记挂着苏伟是否被找回，所以，给队伍发出口传命令：“小鬼跟上没有？”从队头到队尾，每个人都重复这句口令“小鬼跟上没有”，传到最后，收容队回答：“小鬼跟上了。”为了不让校长着急，苏伟拼命往队伍前面赶，与此同时，队伍从尾到头，每个人又在口传道：“小鬼跟上了！”当苏伟经过他们身边时，他们先是一愣，继而哈哈大笑，结果，队伍走一路笑了一路，只有苏伟不知情，气恼得不行，心想：“我掉队了有什么可笑的。”当苏伟终于赶到队伍最前面去见校长时，原以为校长会痛骂她一顿，因为校长叮嘱了不让她掉队，她不听指挥才掉队的。所以，见到校长，她主动说：“校长你批评我吧。”校长也笑了，说：“小鬼，快擦擦你的小鬼脸，我本来应该批评你，不过，现在你可以将功补过。”苏伟不解地问，“什么功？我掉队还有什么功？”校长说：“你听听，他们都笑了，你看你这个小鬼脸，快擦擦！”苏伟才知道同志们笑她的原因。
队伍从山西出发，向着冰天雪地的沂蒙山行军。
地上是厚厚的积雪，队伍却继续往东，丝毫不能停下来。为了给队伍鼓劲，文工团员们站在山顶上，边说快板，边唱歌。苏伟在山顶上又蹦又跳，每个同志从她面前过去，她都喊“加油，加油”！仿佛这样，自己也减少了寒冷感。突然，一阵大风吹过来，身体单薄的苏伟连着背包一起稀里哗啦地往悬崖上滚过去。苏伟觉得脚底下从未那么轻盈过，仿佛是被什么人推抱着往前走的，她就那么被大风刮向悬崖口。这时只见一个人，哗地一下顺着积雪从山上滑到她跟前，一把接住了苏伟，与此同时，另一个人的大手也一把抓住了苏伟的腰带。一切都在很短的时间发生！苏伟自己都愣了，她定过神来一看，从山上滑雪下来的是小诗人石峰，又是他救了自己，苏伟不好意思地嘿嘿笑笑。石峰指着前方说：“你看看那是什么地方？那是悬崖，掉下去就粉身碎骨了。”就在这时，炊事员担子上的锅被风刮起来，摔到了悬崖下，顿时成了碎片，苏伟吓出一身冷汗。抓住苏伟腰带的人，是校长周纯全。平时脾气很大的校长，这次没说什么，他怕这个受了惊吓的小鬼缓不过神来。
为了防止女同志掉队，三营特意在每个女同志前后都安排一个男同志，万一脚底下滑，或过封锁线时跑不动，可以架起来就跑。文工团员李林走在阮若珊前面。他叮嘱阮若珊：“你记住，如果前面有沟，我就跳一下。我怎么跳，你就怎么跳。”有一晚，李林怕自己睡着了，每有困意时，他就跳一下。当时阮若珊不知道，也跟着跳了一夜。天亮后，把阮若珊累得够呛，她问李林，“昨晚怎么过了那么多沟？”李林一听忙道歉，他忘了自己对阮若珊说过的话。
部队宿营。苏伟抱着磨出血泡的脚丫在哭，她的面前放着一盆水。石峰手里拿着歌篇，正挨个给文工团员们分发，看到苏伟的样子，他站在那儿嘿嘿笑她：“怎么，当炮（泡）兵了？”苏伟不理他，还是哭。这时，周校长巡视过来，说：“小鬼，叫你不要哭，怎么又哭了？”周校长让苏伟抬起脚来，嘴里啧啧了几声，找来一根针，拿到火上烧一烧，再把苏伟的几根头发穿过针鼻儿，然后拿着针穿脚上的血泡，一个一个地穿，还真灵，血水都顺着头发两边出来了，苏伟一点也不觉得疼。周校长说：“以后记着啊，这是老红军常用的办法。”
尽管阮若珊的眼镜丢了，苏伟的脚底下磨得都是泡，可是她们仍然要执行站岗放哨的任务。
苏伟与阮若珊站一组岗哨。这晚两人正在站岗，突然远处有人喊：“口令！”阮若珊一害怕，回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苏伟傻了一会儿，也跟着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来人是三大队长黎有章，他忍不住笑了起来：“我问你们口令，谁问你们口号了？”两个女孩明白过来后，快笑翻了。终于坚持到天亮，阮若珊问：“苏伟，今天天儿怎么还不亮啊？”
苏伟欢畅地说：“已经亮了啊！”
再一看阮若珊，眼镜片上全是泥巴，难怪她觉得天老是黑的。
过陇海铁路封锁线时，女文工团员都跟上了，却有几个男团员丢了。音乐指挥丢了，一个有脚伤的团员没了，从香港来的青年学生黄继伍负责牵牲口，结果拉着幕布的马跑了，他被马牵着跑出很远，再回过头来找部队时，部队已经走远了。这小黄是画画的，又戴着副眼镜，马跑的时候，他还穿着一身日本人的军服，那是演戏用的。与队伍失散之后，他被老百姓抓住，他们误以为他是日军，加之他说话当地人听不懂，老百姓便把他绑了起来，痛揍一顿后，被扭送到游击队手中。
这支从山西省黎城县西井镇出发的年轻的队伍，历经40天长途跋涉，于1940年1月5日胜利到达山东省沂南县孙祖乡张庄一带。
为了巩固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1939年11月初，八路军总部下达了中央军委关于第一分校东迁山东抗日根据地，就地培训山东部队军政干部的命令。
就在抗大一分校积极准备向山东挺进时，11月9日，山东八路军第一纵队随营学校在沂水岸堤举行了开学典礼，与之遥遥呼应。校长徐向前，政委朱瑞提出，八路军必须有自己的学校，陆续参加八路军的青年们，都应该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
八路军第一随营学校成立后，即把四个月前停办的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合并到自己名下。抗大一分校抵达山东两个月后，即1940年3月，又将八路军第一随营学校合并到自己的旗下。并且，开始了在山东的招生工作。(作者：张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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