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我到长山列岛做秘密工作。1943年春调青岛工作。当时根据指示，西海区调二人，冯欣德（时任北掖工会主席）和我。
我由大泽山出发，穿过几道封锁线和顽占区，到达南海地委所在地——平度东边、大沽河西岸。当时负责青岛工作的是南海地委组织部长李研吾和工会主席兼各救会会长耿桥。他通知我准备打入青岛。当时选择了几个青岛地下组织，都不适当。因为我没有合法的居民证明，后找到一个在青岛郊区的农村枣园，一个叫胡х森的同志来领我，由他带我秘密的插进去。他说他是当地人，路熟，已选好了路线。当夜我俩便随即墨武工队进到马山前，第二夜进入即墨城东舞旗埠村，武工队同村长交待后离去。我与老胡打听一下，情况有变化，即墨至青岛间，敌伪重新布防，增加不少兵力，而且崂山的土顽部队也窜到惜福镇一带活动。老胡已离青岛1个多月，他设想的路线行不通，于是他要先回青岛侦察一下，叫我不要动，在此等候。结果，他去月余，人信皆无。我焦急万分，加之天气冷起来，没有棉衣，身上还带着文件和两枚手榴弹，一急之下感冒了。在病中，不知道武工队如何得知消息，政委崔涛带着武工队，将我接了回去。
回南海地委后，耿桥传达领导的意见，（当时我直接受耿桥领导），叫我不要再打入青岛了，建立一个工作站，在市外接洽青岛地下工作人员。地点选在蓝村火车站西北6公里处，胶县东陲大沽河西岸小高村。该村是个大村，工作基础好，河东一片密林，树林东边是蓝平公路，平、掖等地的行商去青岛必经此路，来往车马行人很多，便于掩护。工作站的主要任务是接送青岛密工人员去南海和区党委汇报工作，同时直接作一部分青岛地下工作。
1942年青岛地下党的领导机关遭到破坏，没有再建立市内的统一领导机构，青岛工作由胶东区党委领导，区党委委托南海地委做具体工作，南海负责这一工作的就是李研吾和耿桥。
工作站建立时，组织派来3个人，一是徐德祥，小高村人，在青岛做过工，后回小高村，但去青岛市的证明还有，可以随时进入青岛。我就住在他家。再就是薛述松和王新才，都是大康纱厂工人，作为跑市内的政治交通。工作站刚成立时，接待任务多。1944年和1945年上半年，接待的主要对象有两部分。一是原青岛党组织的同志，这时都已恢复起来了，加上形势逐步好转，群众中要求抗日、要求参加革命工作的多起来，有的直接就送到解放区来。他们经常路过工作站，常来的有张辽、杨真，随时可以来，有时在工作站住下。其他来工作站的有左毅、梅山、尹华、高相等。另一部分是做工人运动的人员。这部分人头绪很多，人数多的是纱厂，再就是烟厂、火柴厂、铁路、码头及手工工人。原市委领导的张敏、张洪、宋海、于山、刘琪、马文、薛隐等，经常到工作站来。另外纱厂有好几支，也不断来此，如大康薛述松；银月陶寄云、董海山、王大嫂；隆兴的杨守山。当时是互不相联的各个组织。在火柴厂有谭立瑞、王福堂；在台东镇有张子祥、孙月伦；还有小高村人栾某某；铁路上的尹传才。其他来的次数较少的人就记不清了。工作站有一条纪律，凡是过往人员不准与他们谈工作情况，只做好接待工作就行了。但委托工作站接谈的例外。
除接待以外，工作站本身也做一部分市内地下工作，由工作站直接领导。工作站的薛述松和王新才，当时在大康纱厂做工，是党员。薛述松家在胶县县城附近的村庄，单身住在厂里，40岁左右。参加工作后对党忠诚，有胆识，工作积极，不怕危险。他几乎每月来工作站汇报工作，有时来二三趟。从青岛带工人来接头，去时带些宣传品和报纸（当时不让他带，他坚持要带）。他介绍了很多人出来参加工作，如潘述泉、杨风林、陈立茂、杨风鸣、王文元、尹传才，还有几个青年等。潘述泉是银月纱厂工人，老家是邹县，会爬火车，从家中来青无钱买票，即偷爬火车来青，参加工作后留在工作站。陈立茂也留在工作站工作。陈还将他的弟弟陈立盛送出来参加了工作，他的母亲也帮我们送信。日本投降前后，陈立茂被敌人杀害了。杨风林介绍了他的好友张子祥，张子祥很快发展了孙同伦、孙同松、李新吉、臧品三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我们地下工作的骨干。他们不仅发展组织，还积极收集情报，并做了不少宣传工作。他们把日本特务机关“梅公馆”和警察局的内部情况搞了出来。解放区对敌宣传材料和传单，用条帚把绑在内，或用青菜捆在内运来青岛。张子祥负责分发，指挥张贴。有些宣传品还扔在敌人的机关院内。这些宣传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一部分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内专作情报工作。张子祥年龄较大（40岁左右），社会经验丰富，有能力，办法多，大胆，积极肯干，作了不少工作。孙同伦的母亲是俄国人，住在汇泉，和外国人有交往，便于掩护。他与张子祥合作，带领其他同志，工作很有生气。
根据上级指示，地下工作的任务是：宣传抗日，多交朋友，发展组织；长期隐蔽，聚集力量，准备反攻。主要做扎实工作，不搞一些激烈行动，防止因小失大，暴露自己。以群众面目出现，积极参（待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