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9年秋，从胶东区党委秘书处调到胶东总工会工作的。胶东总工会是抗战爆发后，我党在胶东抗日民主根据地里建立的，全名叫胶东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由胶东区党委直接领导。我去时，苏继光任会长（也叫主任），苏调走后，张进继任。我到胶东总工会后，先担任组织干事，后任组织部长。1941年夏，中央城委《关于敌后大城市群众工作的指示》下达后，胶东区党委和胶东总工会决定贯彻中央指示，开展敌占区工人运动，重点是烟台、青岛、大连。首先要选择适当的人员，派进这些城市去。这个工作是组织部门的事，即由我负责。经过慎重研究，找到一名鞋匠和一名印刷工人，分别派去了烟台和大连。再想挑选去青岛的人，都物色不到适当的人选，青岛是很重要的城市，必须派人进去。为此，组织决定我南下平东（原平度东部新设县）去物色，那里离青岛市近些。
1941年冬，我到了平东县。我是莱阳县人，莱阳与平度相邻，情况比较熟悉。我开始深入仁兆、王家埠、钟楼埠一带找关系。随后又去胶县，在这些地方找到了几个关系。
我回胶东总工会机关作了汇报。领导决定：抓紧组织力量开展工作。当时确定了5人：我、于克本、姜更以及谢尤宜和冯德欣。委派我为南海地区总工会会长兼南海地委委员，于克本任即墨县工会会长，姜更为胶县工会会长，均兼该县县委委员。主要任务都是开展青岛地下工人运动。
即墨、胶县离青岛最近，在青岛做工的人很多，不少人逢年过节从青岛回老家来。我们就利用这种机会找上门访问，或者召集他们开小型座谈会，热情关心他们，宣传抗战必胜的道理，介绍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启发他们的觉悟；同时也发动党内外同志都多多关心和协助我们开展工作。这样，我们3人就在平东、即墨、胶县、高密等县向青岛市内发展了一批地下关系。
最初，我们发展的是青岛火柴厂工人，有栾新盛、阎德山、谭立瑞等，继而在纱厂、烟厂、码头、铁路、鞋厂等，发展了杨寿山（隆兴）、杨凤临（大康）、孙同份、孙同松、臧平山（均鞋厂工人）。他们个个苦大仇深，都自愿参加抗日工作，先后进入了根据地，有的又派回青岛市内搞地下工作。派回青岛的同志，通过亲戚朋友，宣传抗日和我党的方针政策，教育了群众，扩大了我党的影响。他们在市内的任务除了宣传外，主要是带领大伙实行怠工，破坏、偷窃敌人物品，并运进我军急需的医药物品和化工原料等。群众中都认为“偷鬼子的不算偷，犯了鬼子的（法）不算丢”，此外特别注意搜集敌人的情报。
1943年秋，谢尤宜从西海工会来到南海，他曾被派往长山岛搞秘密工作，原拟打入青岛市内，未走通。南海地委决定他改搞秘密工作站，地点选在蓝村火车站西北的小高村\[大沽河西岸，靠蓝（村）平（度）公路\]，交通便利，商旅不绝，容易隐蔽。秘工站建立后，完成了大量的接待来往干部任务，并领导了市内的一部分秘密工作。
秘工站建立半年后，南海地委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又决定建立一支以工人为主体的抗日武装，定名叫“青岛工人抗日大队”，由谢尤宜（王太和）任队长，我任指导员，武器由南海军分区发，由南海军分区与南海工会领导。这支武装的建立，实际上也是因有些市内的秘工同志工作暴露后，被迫撤出，来到根据地秘工站转过来的。
工人抗日大队名字叫大队，实是一个排，只有20来人，分成了3个班，谭立瑞、王福堂（均原火柴厂工人）、潘述泉（原大康纱厂工人）各带一个班。主要任务是掩护进出青岛的地下同志，并向敌占区进行政治宣传。活动范围是即墨、胶县以及平度、莱阳各县。当时这些地区除我方外，到处有日伪据点，还有国民党游击队，如即墨的隋部、胶县的姜部、平度的田部等，他们往往对我方人员滥捉滥杀，处境十分危险。但抗日大队战士个个勇敢机智，任务胜利完成，从未出过事。工人大队初期没有作战任务，遇上了敌人一般打上两枪，能走就走，不纠缠。
1944年底，工人抗日大队奉命改编为青岛工人武工队，人数增加了一倍，由张绍鹏任队长兼指导员，谢尤宜专搞秘工站，我改任新成立的青岛工委组织部长。从此，青岛工人武工队除掩护政治交通外，也经常积极配合地方工作，如保护生产，打击国民党游击队和日伪军抢粮军。有一次在即墨南七区同国民党隋部抢粮队发生激战，工人武工队干部谭立瑞和王福堂还有几个战士都挂了彩。也有经不起严重斗争考验的。李述孔（原大康工人）、李天增（小高村人）、胡殿森、王某（名忘）4个撂枪逃跑了。李述孔回到青岛立即投降了敌人，告殷传才的密，并领人将殷抓走了，殷后来终于被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青岛工人武工队并入了新建的青岛武工队，全队有一个营的规模，胡岩（胡乃佳）为队长，相××（名忘）任指导员，仍在崂山一带活动，同国民党进行斗争，改由青岛市委领导。同年夏，在战斗中，老战士小五（名忘，原大康工人）牺牲，他老家是平、胶交界的吴家屯，不过在并入青岛武工大队时，原工人抗日大队的老战士大部已被派往市内，专搞地下工作了，这支青岛工人唯一的武装完成了自己的抗日任务，在青岛工人运动史和青岛革命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在此期间，我们工会的工作并未停止，例如组织敌占区工人下乡参军，救济失业工人，进行抗日宣传等。除了工会，其他部门如工商等都在青岛有工作，对工运也起了配合作用。
1944年底或1945年初，我到胶东区党委开会，这时区党委驻昆俞山下的乔家，区党委城工会议决定重建青岛工委，青岛工委实际上只有两人：工委书记丛烈光和组织部长我。丛烈光主要在青岛市东面活动，他手中掌握有一支武装；我主要在青岛市西面活动，就是平、即、胶一带。青岛工委成立后，所领导的地下关系更多了，由我两人分别领导，同时滨海区党委也有一个青岛工委，也掌握不少地下关系。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我正在区党委开会，大家听到消息后莫不高兴异常，晚上也睡不着觉。我们是搞城市工作的，对青岛市内的情况比较熟悉。接到向青岛进军的命令后立即行动起来，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组织力量，打入到市内去，以便里应外合，迎接解放军攻城，收复青岛。李研吾最早入市，正在市内秘密发动、组织力量，我们就在市外围做好准备，把凡是能够进入青岛的地下关系要尽可能多地派进去。山东分局又及时指示将青岛工委扩大为青岛市委，把胶东与滨海两个区党委分别领导的两个青岛工委及其掌握的全部地工关系都统统合进去，由分局直接领导，林一山任青岛市委书记兼市长，接着成立青岛市职工总会，王建功任会长，也叫主任。总工会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宋子成任青岛市公安局长，我任市委组织部长。
崂山里的国民党李先良在日军掩护下抢先进了青岛，接着美国海空军和国民党第八军蜂拥而至，蒋、美、日合流，斗争形势发生剧变，党中央及时改变了原来的战略方针，我军停止进攻大城市。山东军区的胶东、滨海两路大军执行上级命令，撤离青岛外围，市内的武装起义里应外合计划也相应地改变，停止实行了。
1946年，华东局城工部王尧山、唐彬、陈坤全等一批人也来到南海地区，协助青岛市内工作。林一山已去了东北，青岛市委改组，仍由胶东区党委领导，市委书记为宋子成，下设民运、生活、社会3个组，我为民运组长，市委对外称“经济调查大队”。青岛市职工总会仍保存，先把青岛的一些失业工人组织起来，办了几期短期训练班。学习结束，有的派回市内，有的留下配合搞土改复查，有的作交通联络。
派回市内的，主要是积蓄力量，为将来解放青岛做准备，并大力支援保卫解放区的斗争，如反征兵、征税，反对物价飞涨，要求增加工资等。我军反攻后，主要是组织护厂护校，反南迁，反破坏，保护公共财物，迎接解放。为完成这些任务，对国民党的工会我们的方针是能打入就打入，能利用就利用。如利用国民党工会反对征兵，反对解雇，反对物价上涨，要求提高工资，保障生活，不失业等，对其反动头头，则坚决孤立打击之。国民党越来越腐败，我党的威信越来越高，在市内的地下工作者队伍也越来越扩大。胶东来的，滨海来的，华东来的，单是原胶东总工会、青岛工委发展的力量，已成倍的增加。到1949年夏青岛解放前夕，市内各大工厂以及其他重要单位，都有我们地下党员或地下关系。青岛工人运动完全在我党领导之下，力量从来没有如此强大。青岛工人阶级为保卫人民财产，迎接解放军进城和接管工厂，做出了巨大贡献。具体事实太多，谈不完，只提几个例子：
如在青岛日本大康纱厂和隆兴纱厂，国民党改为中纺一厂和三厂的，我们最早就是在那里建立起地下工作的。隆兴纱厂以杨寿山为首，全厂地下关系有10多人，他原籍胶县，工作相当积极，大康纱厂有董海山、朱启慧、杨凤临等，力量也不少，杨凤临曾被叛徒出卖，被抓到日本北海道当劳工，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归国，经受了严重的考验。陈坤全在铁路和四方机厂也发展了10多人，成立了党支部，国民党黄安舰起义，主要是他们的功绩，码头工作不止一条线，其中之一是魏辉，装卸工人，他争取了在群众中有威信的王明斋，发动了反对国民党工贼的斗争，搞得轰轰烈烈。国民党镇压，王明斋被害，魏辉失踪。其他事迹说也说不完。总之，我党的地下工作可以说在市内无处不有。由于党的方针政策正确，地下同志的努力，广大人民的拥护，当解放军入城时，市内护厂工作做得好，水电一分钟也没有停，绝大部分工厂企业设备资财完好无损，这是党的工人运动与城市工作的历史性胜利。（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