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胶东区党委派我到青岛领导敌占区的地下工作。因那里已经有些工作基础，我去的任务是整顿组织，进一步开展工作。临走时，区党委书记林浩对我说：“到青岛后，一方面治治耳朵(那时我的耳朵开始聋了)，一方而建立起青岛工委来，你任书记，其他一切干部由你根据情况决定。”
我离开区党委之前，区党委部分同志开了个会，参加会议的有：组织部长刘坦、副部长兼城工科长王台、社会部长于克。林浩因在前方指挥与蔡晋康作战，未能参加。会上，大家根据青岛学生工作较为活跃等情况，认为应先抓学生工作，并在工作方法上提出一些意见。
我先到了南海地委，因为打入青岛非由南海地委想办法不可。到南海地委不久，王台视察工作也到了那里。由于我要打入市内，已改变了身份，所以和王台是秘密见面的。当时青岛的曲华(本名李继仁)也在场。曲华说，他的弟弟李继伟被捕了，他在青岛不能住了。王台说：“正好要派他(指我)去担任书记，你回去把工作交给他就回区党委来吧”。曲华告诉我他青岛的住址，要我与他联系。王台让我去胶县县委找李奎生(县委书记)想办法把我送进去。还说，胶东区党委有个女同志，是青岛人，调她回去吧。我很高兴，对王台说，你回去让她到胶县县委找我吧。以后知道，那女同志叫杨真(原名刘文卿)，是青岛文德女中学生。
那时候胶县也是敌占区。我在胶县被掩护在一个同志家里。不久，扬真由区党委来到胶县县委。我们商定，她先回青岛作些安排之后，我到她家去找她。
我在胶县县委时，县委介绍了一个青岛的关系，名叫韩大珉(化名张辽)。张在青岛上中学，已参加了党，后因有了色彩，退学在家，但仍来往于胶县与青岛之间进行工作。他向我介绍了一些青岛学生工作情况，并向我介绍了两个关系。一个是掖县路8号孙金昌(化名左毅)，是崇德中学学生、地下党发展的对象；一个是西太平村房子和，原也是学生，开了个小织布厂，是赤色群众关系。左毅和房子和不仅在经济和物资方面对党有支援，还知道一些工作关系。这样我心中比较踏实了。1941年6月便打入了市内。
进入市内后，我先到了东光路13号杨真家里，杨真家有母亲，姊妹7个。大姐在大英烟厂，大姐夫在四方机厂，二姐和三姐也都是烟厂的工人，扬真的妹妹刘文毅(梅山)是女中的学生，已是党员，还有个妹妹是“抗先”。她家是独院，院子外面是耶稣教堂。她母亲原是基督教徒，她们姊妹也都以信教为掩护，邻居关系也不错，作为秘密工作机关条件是很理想的。杨真、梅山对家里人说我是她们的老师。因日本人抓我，所以出来躲躲。她家托人给我报了个户口。那是只要派出所有认识的人，找个“铺保”，报户口还是可以的。但是办“良民证”可就很不容易了。有了户口，我便在那里住下，并开始工作，首先建起了青岛地下党工作委员会，我任工委书记，曲华任组织委员，杨真任宣传委员。工委机关就设在东光路13号，扬真的六妹担任政治交通。
当时青岛地下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神秘化、关门主义和乱发生横的关系，这是违犯秘密工作纪律的。但学生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组织关系比较清楚，活动也比较正规。根据中央关于“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城市工作方针，我从整顿几个女中的学生工作入手，健全了市立女中支部，支部书记梅山，组、宣委员徐燕和徐建春，工作开展很快。为了更好地进行工作，坚决割断横的关系，纠正神秘化、关门主义，在工作方法上提倡灵活多样，特别要很好地利用保护色，把自己置于群众之中。那时候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弄不好，就被抓到日本宪兵队去，有去无回。所以能把自己“灰色”起来，站住脚跟不暴露，就是很大的成绩。另一方面那时沦陷区广大劳动人民都受日本人的气，人们都很仇恨日本人，所以群众又比较好团结。只要我们不把自己搞得特殊化，并善于用各种方式去团结群众，启发群众的觉悟，还是能够隐蔽起来很好地开展工作的。在妇女工作方面，进行秘密工作原则和气节教育，纠正了神秘化、关门主义之后，工作发展很快。我们的党员和骨干，原来因参加了革命都退出了基督教，后来又参加进去做教徒，以此掩去了政治色彩。杨真就让她家人去作礼拜，与一牧师接近。牧师是中国人，大学生，也受日本人的气，容易接受抗日救国的思想教育，他后来就给我们工作上提供了一些方便。如杨真她们办了两处妇女夜校，其中一处就是借了东光路13号“神召会”的教堂。妇女夜校名义上收学费，实际上不收学费，来上学的都是接受过教育的群众。在学生工作方面，酝酿办了一个半公开的刊物，但在筹备期间我就被捕了。
为了开展私立学校的工作，1941年9月又让梅山、徐燕转到私立文德女中去，这里原来有个党员牛琴芳，她们3人组成了支部，梅山兼任书记，牛琴芳、徐燕分任组、宣委员。同时，为了加强妇女工作的领导，同年底建立了妇女工作委员会，杨真兼书记，梅山、牛琴芳分任组、宣委员。
1941年9月间，我也与张辽介绍的关系左毅取得了联系，这时左毅已是党员，他汇报了所联系的一部分青年学生工作的情况，介绍两个学生党员姜宪法、岳振鸿和我见了面，谈了话。他们搞了一个地下图书馆，在极度缺乏精神食粮的日军统治下，起了很好的作用。
我到青岛后的3个月，建立和整顿了妇女和青年组织，使工作有了发展。工人工作方面，我见过薛隐和马文，但工作情况不了解。
后来，我与房子和接上了头。房子和以他织布厂帐房先生的名义给办了“良民证”，我便离开东光路13号到西太平村房子和处去了。这时大约是1月份。
西太平村离嘉禾路曲华的住处很近，我常到曲华那里去。在曲处我见到了和他同住的一个工人高文旭，曲华说他是党员，但没作介绍，我只说是曲华的朋友。我看高文旭还不错，便常和他谈谈，但他不知道我的身份。这时区党委汇了一些钱给我，让我在青岛作个小买卖，作为掩护。我向高文旭打听做小买卖在哪里好。高文旭说，盐滩最好，那里是工人区。我没到过盐滩，想借此机会了解一下工人情况，年底回区党委汇报，另作开辟工作的打算。
在这期间，因为考虑到以后我要亲自去了解工人情况，开展工人工作，以及应付突然变故，便与杨真研究了青年学生工作，我将左毅的情况和地址向杨真作了介绍，准备无特殊情况，等我从盐滩回来之后一块见见面，正式介绍给杨真。对房子和的情况也是这样。
1942年1月5日(或6日)早晨约4点多钟，高文旭用脚踏车带我到盐滩村一个叫张仲美(纺织工人)的家中。高文旭说，你在这里住一住，可以和他们谈谈，了解一下这里的情况，傍晚我再带你回去，说完他就到橡胶厂上工去了。我和张仲美一谈话，感觉此人不实在，不象个工人，问他做买卖的事倒懂一些，但他说他没有钱，不能入股。傍晚张仲美上工去了，高文旭回来了，还带了一个工人叫周永智，接着又来了两三个工人，他们都在张仲美家代饭(就是代做饭)，吃完了饭走了几个人，只有高文旭、周永智和我，还有个工人叫李克柱。这时忽然外面打门，进来了3个特务(日特)，二话没说，把我、高文旭和周永智都绑了起来。那个叫李克柱的给他们打着灯笼，把我们送到盐滩村公所去了。李克柱打着灯笼看着我们，我问他是什么事，他说不知道。特务们都到炕上喝酒吃饭去了。不久来了一辆大板汽车，把我们送到沧口飞机场特务机关，这里看管我们的都是日军。我对高文旭和周永智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无论什么事也不能咬别人，一供出别人来就坏了。过了不久就提问，一个一个地问，最后问我，我说去盐滩要钱碰上这事，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日本兵把我放倒，用自来水管子、钻条从背上到大腿来回地抽打，打得我眼里出血奄奄一息了，他们才把我拖回看守室。天明(即被捕第二天早晨)又捕来2个人，以后知道他们是曲盛桂和吴世训，都是工人党员，这天下午四、五点钟，把我们全都装上大板汽车送到市内“海军囚禁场”(附在伪法院看守所)
到海军囚禁场后，每人1间屋，隔离关押。这一天的时间，连一口水也没有喝，别说吃饭了。天正下大雪，在飞机场时，敌人把我的新棉袍剥去，我只穿一件小棉袄，寒气逼人，不能入睡。这里全是日军看守，经常用棍子打人，有时要我跪下，把蘸上凉水的地板擦子放在头上用力往下揾，凉水从头流到全身。白天只许坐着，不许睡觉。
过了七八天又提问，问我是否认识这些人，我说都不认识，最后问到张仲美，我仍说不认识。敌人什么也没说把我绑在凳子上，向嘴里灌凉水，这个刑罚虽不伤筋动骨，却是最残酷的了。
大概过了3个月，宣布判决：高文旭判了死刑，曲盛佳、吴世训和我都是3年半徒刑，周永智2年徒刑。
宣判后，把我们转到伪法院看守所关押，看守们全是中国人(汉奸)，没有日本人，是替日本人代管。
多半年以后，我觉得外边工作都安定了，就以试探方式从侧面写出一封信，由胶县县委转区党委，结果目的达到了。不久，来了1人，送了一部分钱和两套裤褂，我十分感动。以后组织又派我弟弟(谢谦，那时他已参加了工作)来照顾我。我以交朋友的方式托一看守送出一封信给我弟弟，让他给王台，信中建议领导机关不应该设在市内，应设在市外。我的建议后被采纳实行了。以后，我又把被捕情况简要地作了汇报。我还告诉组织不要花钱运动我出去，我的身体能够挨到服刑期满的，但党组织还是花钱进行了营救。
1945年9、10月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了监狱，以后国民党接收大员到了青岛宣布大赦，狱中囚犯一律释放，但狱中的看守和头头却和从前一样对待犯人。他们放出风说，谁先拿钱就先释放谁，有的人拿钱先放了。我极力反对，劝说大家不要拿钱。我说：他们放几个人就得放全体，晚放几天有什么关系，不久全体都释放了，什么手续也没有，只有一个汉奸说了几句话，大家一轰而散。
出狱后即回区党委，去机关见林浩(仍任书记)未见到，我住进招待所。一天晚上，林浩和秘书去看我，他说：“你不要着急工作，先看看文件，到医院去治治病，再把被捕经过写给我看看。”第二天我就简略写出送给他。
1945年冬，我自己要求到胶东党校整风半年。我出狱后就恢复了组织生活。
（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作者简介】谢明钦（1902—1988），原名谢纯熙。化名李文德、李子斌。山东省莱阳县（今莱西市）人。1932年春加入共产党。先后任中共莱阳县委委员、县委秘书、莱阳第五区委书记、莱阳中心县委委员等职。七七事变后，参加“民先”组织，任莱阳《民先周刊》主编。1937年后历任中共莱阳县委委员、组织部长、书记等职。1939年4月任中共南海特委书记。1941年秋任中共青岛工委书记。1942年1月因叛徒告密被日本特务逮捕。抗战胜利后获释。1947年任胶东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1949年任胶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任山东省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任青岛市保密委员会副书记、副主任。1957年任中共青岛市委委员。1959年任青岛市委党校校长、党委书记。1963年任青岛博物馆馆长。1965年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