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青岛地下共产党组织也同全国各地一样，迅速掀起了热烈的抗日斗争高潮，坚决响应党中央发出的“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深入农村，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中华民族。1937年冬，青岛国民党市长沈鸿烈率领海军陆战队、保安队等武装，不战而撤出青岛，逃到鲁南一带去了。这时中国共产党地下市委在崂山兰家庄、毕家村、埠落等几个村庄，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市委主要负责人之一王景瑞是兰家庄村人，地下党员李修爽(李西山)是毕家村人，其父李崇汉在本村任小学校长，积极支持抗日活动。市委经过准备，很快在毕家村小学校公开举起了抗日大旗，组织与发动了一支抗日武装。我那时在青岛中学念书，七七事变后随家庭来到兰家庄居住，常到毕家村小学校去，我党游击队的同志经常在那里对我们讲抗日的道理，教抗战歌曲等。这支队伍建立后，深入到周围一些村庄，召开群众会议，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教群众唱抗战歌曲，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抗战热情，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大约在1937年底、1938年初，国民党留在即墨城的民团大队长韩炳宸率杂牌队伍几百人，奔袭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毕家村一带交火，我抗日游击队奋力反击。游击队员肖维成(兰家庄的雇农)受重伤，被送往青岛医治，因日寇不久在青岛登陆，将肖从市内撤出，于途中牺牲，后来日寇到兰家庄“讨伐”，又将肖的父亲和一个弟弟活活烧死。在这次袭击事件之后不久，我党这支抗日武装就分批转移到鲁南地区，继续参加抗日斗争。
我党领导的这支抗日武装从青岛和郊区撤走后，党组织的力量只剩下王云九等分散的几个党员，1938年春，遵照胶东区党委的指示，转移到崂山地区北部，当时这个地区我党的力量比较小，为了组织与发动抗日武装，王云九先后把分散在地方的几个党员和一些进步群众聚集在一起，主要有：李芸生（后任青岛行署主任）、李继仁(后任中共青岛地下工委组织委员)、田世锐（后任八路军平度县副大队长）、田世兴(后任福州部队副司令)、高子明(后在解放军总后勤部工作)等，以这些人为骨干，逐步发展建立党的组织，扩大共产党的影响，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1938年底，根据上级指示，王云九将这批力量带到胶东抗日根据地蓬莱、黄县一带，编入八路军第五支队所属六十五团，李兆岐任团长，王云九任政委，其他骨干力量也作了安排，大部分派往抗大军校学习培训，然后回部队继续工作，到1938年底，当时我党在青岛市和郊区的组织力量基本上全部撤走了。
1939年秋，胶东区党委分析研究了青岛地区的情况，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认为必须加强青岛敌占区这个战略要地的革命工作。同时，回顾了抗战以来青岛地区革命的发展情况，明确指出，1939年冬撤退我党在青岛郊区的抗日武装欠妥，对于后来开展青岛和郊区的革命工作是不利的。因此，决定立即调配力量，打进青岛敌占区重新建立党的组织，并准备选择时机配备兵力再到青岛郊区开展武装斗争，为解放青岛进行准备工作。为此，胶东区党委确定，由统战部长林一山亲自约见长期在青岛工作过的王云九（当时任胶东税务局长），商量选派合适的骨干力量。王云九建议并经区党委决定，抽调党员干部李继仁（化名曲华，当时在八路军五支队后勤部兵工厂任厂长兼指导员），派回青岛领导开展地下工作。林一山亲自向曲华传达了区党委的决定并多次谈话，讲述开展青岛地下工作的方针、任务等，指出主要任务是首先建立党的组织，聚集革命力量，团结群众，准备配合大反攻，解放青岛城市。区党委组织部长刘坦又讲述了如何建立党的地下组织等工作，指出重点先抓大工厂企业和要害单位，在工人、学生及其他劳动群众中建立与发展党的组织。统战部长崔涛、组织科长王台又同曲华具体研究了工作方法，交通联系以及秘密工作原则等，又阅读了大量有关的文件、资料，在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之后，区党委又指示南海地委，要大力协助曲华回青岛开展地下工作。地委书记刘宿贤亲自同曲华谈了工作，并通知有关部门从物资和交通路线等各方面作了安排。地委又指示青岛外围的即墨、胶县县委书记吴善堂、袁超、李奎生等给予协助。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这些县的党组织对支持青岛开展地下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39年11月，曲华由南海地委到达青岛郊区，了解了市内情况，考虑了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为了工作开展的需要，准备先在青岛郊区建立几个基点，一方面作为青岛市内同根据地交通联系的中转站，一方面在市内工作关系万一发生暴露需要临时转移时，作为暂时隐蔽地点。于是，他选定李辛村和兰家庄，这两个村庄坐落在进出青岛的两条交通要道上，而且两个村的群众基础较好，接触过党的进步思想影响。兰家庄是青岛地下市委1937年的驻地，两个村都有党员在解放区工作，这对开展工作有利。曲华在李辛村发展了小学教员宋良玉为党员，由他负责逐步建立党的组织，又发展了李继俭为交通员，在他家建立了秘密联络点。然后又到兰家庄发展了兰义山、兰义藻、兰莲芬等为党员，又发展了兰成杰等几个赤色群众关系，并向他们交待了工作任务，使郊区两个基点村的工作初步打下基础。
1939年冬和1940年初，曲华由我陪同和掩护从即墨城进入青岛市内，他遵照上级的指示，着手建立党的组织，重点是先在产业工人和学生中发展党员。通过关系选择了部分工人和学生，亲自进行教育。他对我反复讲述了抗战形势、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方针、政策，指明青年应走的道路，我表示愿意跟共产党走革命道路，又经过多方面的考察，于1940年3月份，曲华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向我进一步讲述了党的性质、任务和纪律等，交待了发展党的任务。我在崇德中学的同学中物色了一些对象进行教育，并向曲华作了汇报，先后发展了尹华、莫易、张辽为党员，我们这4个十几岁的青年学生是抗战以来胶东区党委派曲华到青岛重建党的组织所发展的第一批党员。5月底6月初，根据领导的决定，建立了党支部，由3人组成，我为书记，尹华为组织委员、张辽为宣传委员，这也是抗战时期重建党的组织在青岛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当时青岛市地下党没有市级领导组织，因此，我们支部不仅做青年学生工作，同时也做工人工作，农民工作。
1940年党支部建立时面临着严酷的斗争形势。由于国民党片面抗战正面战场大溃败的局面，日寇疯狂地占领了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华北、华中以及东南沿海大片国土沦于敌手，日寇把青岛作为“大东亚圣战”基地，正在加紧统治、掠夺，以“确保圣战”的进行。在华北敌后战场，日寇正在实施“治安强化”运动，阴谋采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恶毒的措施，妄图消灭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和进步力量。日寇在青岛市加紧政治思想统治，汉奸汪精卫投敌建立伪政府，大力散布“抗战失败论”，进行奴化教育，腐蚀瓦解青年的爱国思想。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虽然从青岛不战而退，但国民党在青岛统治十几年，有较大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尤其是所谓“正统”观念在群众中还是较深的。当时崇德中学虽然是教会学校，但却是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学校，校长等重要负责人部是国民党员，是国民党前市长沈鸿烈和国民党前市党部主任李先良的亲信。抗战开始时，他们隐蔽在学校中活动，后被日寇逮捕，继任校长仍继续活动，他们曾介绍学生到大后方去。在教师中他们散布国民党抗战的“正统”思想；也有部分教徒老师公开散布“好好念书，当高等亡国奴”、“学生的责任就是读书”、“国家的事由政府管”等论调。当时学生中我党的影响还比较小。面对这种形势，我们这些革命的新兵都是不满20岁的青年党员，虽然理论水平不高，社会知识不足，又缺乏革命工作经验，但是，我们的革命热情高昂，意志坚定，在党的指引下，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毫无畏惧，勇敢战斗，积极工作。我们党支部的党员团结一致，在学生中开展了宣传活动，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抗战取得的胜利；反对日寇的侵略，响亮的提出“中国人不当亡国奴”、“中国青年应走抗战革命的道路”等革命口号，启发群众的觉悟。同时针对“正统”观念，用国民党不战而退、置国家民族利益不顾的事实，揭露国民投降、逃跑和消极抗战的行为，以扩大我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威望。在开展宣传的同时，我们每个党员都积极物色进步学生，进行个别谈话教育，启发觉悟，引导走革命的道路。在支部的统一安排下，经过积极工作，党的组织有了较快的发展，在高中和初中各班先后发展了一批党员，党在学校中打下了组织基础。为了不断提高党员的觉悟和理论水平，除了谈话教育外，在当时缺乏学习文件和资料的情况下，我们设法从各方面搜集一些进步书刊，组织传阅。听说学校图书馆存有战前一些较进步书刊，就设法弄到手，有政治经济学、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以及一批国内外进步小说等，通过学习阅读，武装了我们的头脑，增长了斗争知识和才干。
1940年秋季，曲华前往南海地委汇报工作返回后，传达了上级指示，确定继续在工人和学生中积极而又慎重地发展党员，为了团结组织更多的青年参加抗战，并加紧与国民党争夺青年，决定在青年中建立“青岛市青年抗战先锋团”组织，由张辽任团长，我任政委。抗战先锋团在党支部直接领导下工作，实行单线领导。不久，在崇德中学发展一批团员，经过一段教育锻练，不少团员被发展为党员。
到1940年下半年，地下党组织和团组织都建立了一定的基础，开展了各种宣传活动。当时崇德中学校长等一些人对学校内的进步活动有所察觉，他们极为反对这些活动，不敢公开出面压制和破坏，就利用放假机会，借故开除了我和莫易、张辽、尹华以及另外几个学生。我们经领导同意转到市立中学去，党支部成员实际转到市立中学继续工作。为便于加强崇德中学的领导，确定由陈翼具体负责该校初中部党员的工作，经常同支部联系。
党支部在开展学生工作的同时，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在工厂企业中积极开展了工作，在较大的工厂企业中，通过关系物色较有觉悟的工人，进行教育，发展党的组织。首先在丰田式铁厂发展了李继佩为党员，接着在台东铁工厂发展了黄佳伦为党员，分别向他们布置了发展党组织的工作任务。到1941年，以李继佩为主在四方、沧口工厂集中的地区中，丰田式铁厂、橡胶厂、纺织厂等单位先后发展了高日九、李景雨、刘可栋、曲盛贵、纪家栋、周永智等一批工人党员，还有滕文锷、单际春等一些赤色群众关系。在几个工厂中建立了党支部和小组。黄佳伦在台东地区几个工厂中发展了党的组织。由于工作发展的需要，1941年秋，领导决定建立了中共四沧分区委，由李继佩任书记，高日九任组织委员，曲盛贵任宣传委员，具体负责两个区工人的工作。
与此同时，以莫易为主在英商颐中烟草公司的工人中开展了工作。首先发展了女工宋秀卿为党员，接着又发展了薛隐、马文、李风鸣、雷受銮等女工为党员，并在该厂建立了党支部组织。通过颐中烟草公司这些党员又在该厂周围一些工厂企业中发展了刘琪、于山等一批党员。还发展了文德女中学生杨真为党员。杨真1940年底被派往根据地学习，1941年秋返回青岛工作。
到1941年上半年，青岛地下党组织在一些学校和工厂企业中发展了党员和赤色群众关系，抗战先锋团也发展了一批团员，在这些党组织建立后，相应地建立了领导联系机构，地址设在苏州路30号，曲华秘密在这里办公，我协助工作，另设一个联络员。这个地址严格保密，曲华与支部或其他同志联系开会或谈话，均由我负责安排。为便于加强对工厂企业的领导联系，又设立两个分点，一个是四方嘉禾路工人党员李景雨家里，由李继佩负责领导联系四方、沧口地区工人的工作；一个设在无棣二路莫易家里，由莫易负责领导联系颐中烟草公司等台东地区工人的工作。这两个点与曲华联系也由我安排。曲华多次到根据地向领导机关汇报工作时，市内全面工作均确定由我负责。
1941年4月，由于日寇怀疑学生中有进步活动，日寇宪兵队将我逮捕，敌人多次审问，均未获任何线索，地下党团组织都未暴露，又经我的家庭和亲友多方营救，不久我被释放。组织决定我和莫易、武光3人到根据地学习。我们先后在胶东抗大、党校学习后，1942年莫易返回青岛工作，武光调到南海区平度县工作，我留在胶东党校教育科工作。
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和工作发展的需要，在我到根据地学习时，对组织作了适当调整。一部分学生党员离开了学校，如尹华、张辽等都转移到社会上或农村隐蔽开展工作。崇德中学的陈翼任党支部书记，坚持工作，由曲华直接领导。1941年下半年工厂企业工作有了发展，1941年12月，领导决定将原四沧分区委划为四方和沧口两个区委，由李继佩、高日九分任区委书记，分头工作。
1941年秋，胶东区党委鉴于青岛地下工作的发展，为了加强对青岛地下工作的领导，决定建立中共青岛市工委，增派谢明钦(化名李子彬)到青岛任工委书记，曲华任组织委员，杨真任宣传委员。工委建立后，适当作了分工，谢明钦、杨真抓学校男女学生工作，曲华抓工厂企业职工工作，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工作。
1942年1月初，工委书记谢明钦由中共沧口分区委书记高日九陪同到盐滩村工人宿舍，准备与曲盛贵、周永智、刘可栋等党员一起商量开设磨房以掩护工作的问题，由于党组织混入坏人，向敌人告密，于1月5日晚由自首分子李克柱带领日本海军特务3人将谢明钦、高日九、周永智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纪家栋、曲盛贵等共7人，均被押解到日寇“第三遣支舰队军法处”审判。在工委书记谢明软被捕的第二天(1月6日)，一辆满载日本海军的大卡车，到苏州路30号搜捕曲华、李继佩，当时他们2人住在四方而未捕到，地下联络员李蕙正立即将此情况传递给曲华和李继佩，他们得知此消息后，还不明真象，便立即到盐滩村去找谢明钦汇报，才知道谢、高等已被敌人逮捕。曲华立即通知杨真等人有关谢明钦被捕的情况，研究了应变的措施，通知有危险的党员关系暂时转移隐蔽，并立即与李继佩撤往郊区，继续派人了解情况，弄清谢明钦被捕的原因，并决定分头到胶东区党委汇报请示工作。
1942年2月，曲华对工作安排妥当之后，带领李继佩到南海地委，准备到胶东区党委汇报，找到南海区行政办事处主任袁超，袁说日寇目前正在胶东根据地“扫荡”，领导机关和部队已转移外地，无法联系，过一段时间再设法去，他们2人便返回青岛郊区李辛村隐蔽。5月，曲华又与薛隐一起前往胶东区党委，途经即墨县大北曲村被日伪军“讨伐”队逮捕，关押在李村伪警察分局，不久，薛隐由家庭营救释放，曲华被押往青岛伪警察局。在押期间，曲华用钱买通伪警察送信给苏州路30号兰成杰(地下关系)说，他已被判发往东北当“劳工”，他决心设法迅速回来，请家里放心。在狱中关怀党的组织，充满斗争信心。1942年阴历五月初，在被敌人押解赴东北途经济南车站换车时，曲华鼓动同车“劳工”一起逃跑，被日寇开枪杀害，被害的还有其他“劳工”。曲华是工人出身。1938年由王云九介绍加入中共产党，同年参加革命，在八路军五支队六十五团任连指导员时，作战勇敢，在被派往敌占区开展地下工作中，他不怕困难，英勇机智，积极工作，坚决执行党交给的任务，在较短的时期内，重建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对抗战时期青岛地下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是有功绩的，最后英勇地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不愧为优秀的共产党员。曲华牺牲后，李继佩、黄佳伦等带领交通员李继俭前往胶县县委取得联系，准备到胶东区党委汇报工作，正遇敌人“扫荡”，未能前往，他们返回青岛与地下组织保持联系，继续工作。
1943年夏季，胶东区党委遵照山东分局的指示，根据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抓住有利战机，毅然决定抽调部队插进青岛郊区崂山，武装开展工作。当时日寇频繁地向我根据地进攻，妄图分割，蚕食我抗日根据地，根据党中央发出的关于转向敌人后方的后方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胶东区党委新组建中共即东县工委，由崔涛任书记，又指派南海军分区参谋长夏侯苏民亲自带领一个特务连(连长为田世兴)，约150余名精干的武装力量，越过平度县游击区，插到日寇后方的青岛郊区，打击敌伪势力，掩护开展地下工作。秋季，区党委为加强这一地区的工作，又将分散在各单位的原在青岛和郊区工作过的一部分同志抽调回即东工委，李芸生和我就是这时调到即东工作的，李芸生任即东行署主任，我负责工委宣传部的工作。工委带领这支武装积级开展工作，曾消灭了“青岛保安队”一个中队，在许多村庄发展了党的组织，建立了2个区政府和许多“两面派”村政权，大大震动了敌伪军，日寇几乎天天出动“扫荡” 、“讨伐”，国民党投降派赵保原和“青保”等也从莱阳调武装到崂山频繁袭击我们，妄图配合敌伪军消灭我党这支武装力量，摧毁我党的地方工作，去掉威胁青岛的“心腹之患”。当时，即东县工委在远离抗日根据地，供应困难，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日夜奋战，斗争比较残酷，区党委负责人亲自写信给工委，指出即东面临的严重形势，像“九妖十八洞，洞洞出妖精”一样，勉励我们百倍提高警惕，坚持斗争。
1943年冬，即东县工委根据当时的形势，研究了进一步加强斗争，开展工作，认为除继续坚持公开的武装斗争，掩护开展青岛郊区的工作外，还应设法打进青岛市内开展地下工作。为此，决定派我进青岛具体领导开展地下工作。我根据工委的决定，立即通知在市内坚持工作的李继佩、黄佳伦、李继俭等来工委汇报情况，工委书记崔涛向我们布置了工作任务，并决定建立地下工作领导小组，由我和李继佩、黄佳伦3人组成，我为组长，李继俭为政治交通员，李惠正为市内联络员。
1943年底，我进入市内，开会研究了具体进行工作问题，决定集中力量抓工厂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和要害单位。我们想方设法将李继佩打入伪自来水公司。他进去后当外勤工人，利用把兄弟等多种方式联络了检表室一部分工人，经常进行教育，发展了三四个赤色群众关系，以此为骨干团结了一批工人群众，为青岛解放时组织护厂斗争打下了基础。同时，他还利用工作出入日本军营的机会，注意观察日寇各兵营驻地的兵力，武器装备设施情况，有的及时由交通员传递给南海军分区。1944年春，我们在青岛交通公司又发展了兰成民为党员，向他布置了在交通公司建党的任务。不久，他在公司内发展了3名党员和杨熙明、于好友等一批赤色群众关系。1944年底，在交通公司建立了党支部，兰成民为书记，具体负责这个单位的工作。在台东地区，黄佳伦在一些中小工厂中开展了工作，首先在太东铁工厂(现自行车厂前身)发展了朱敬善等2名党员，又在几个小工厂发展了一批赤色群众关系，派送王云五等2名工人到根据地学习。不久，黄佳伦到胶东党校学习后，又返回青岛工作。此外，通过李继杰联系了崇德中学一些地下关系。对郊区兰家庄村的工作，我于1944年春曾到那里作了安排，分别与兰义山、兰义藻、兰莲芬等地下党员谈话，布置他们开展宣传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团结群众。这些同志后来在日寇投降后秘密配合我武工队做了许多工作。
1944年4月，南海地委报请胶东区党委批准，将即东县工委与即西县委合并为即墨县委，崔涛任县委书记。我所负责的青岛地下工作转由胶东区党委领导。9月份，我和莫易一起参加了区党委组织部长李研吾主持的青岛地下党工作会议，张辽、曲华、于山等十几个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主要是学习贯彻1944年6月党中央关于准备里应外合武装起义解放敌占大城市的指示，区党委书记林浩接见了到会的同志，肯定了前段工作成绩，指示我们要多深入工厂企业，团结工人群众，并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破坏，以完成更艰巨的任务。会议结束时，组织部负责人同我研究了具体工作任务，并说，目前在市内不设统一的领导组织，由几个系统分头工作。我所领导的系统仍由我负责，继续工作。会后，我和张辽由海阳县委书记车鸣派人于夜间从海路送往即墨县金口港，经即墨城返回青岛。
从1945年春开始，我们集中力量进行迎接青岛解放的准备工作。广泛开展了宣传鼓动工作，特别是在欧洲战场打败希特勒德国后，更加深入造成舆论，宣传德国法西斯已经被打败，日寇也即将完蛋，宣传我党我军取得的伟大胜利和我军将要向青岛进军的消息。春节时，我们还利用贺年片写上宣传内容，趁除夕忙乱的机会，投递到一些商号和企业单位去，以扩大共产党和八路军在青岛的影响，增强人民的抗战胜利信心。同时我们在地下党组织和赤色群众内部深入进行教育，动员他们为迎接青岛解放进行准备工作。
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群情振奋，尤其是我地下党组织和赤色群众更加斗志昂扬，我们根据上级指示，全力以赴，不分昼夜，组织与发动地下起义军，准备里应外合，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军青岛，解放青岛市。这时，我曾与莫易、张辽、杨真取得联系，议论分头发动武装起义的工作。莫易刚从南梅地委返回青岛，讲解了上级规定的武装起义时夜间的口令(和平建国)和识别联络标志等，我根据自己负责的工作，开会进行部署，确定我所领导的党组织，重点抓市南、台西两区，计划由李继佩等带领自来水厂一部分地下关系和其他关系，先夺取铁路警务段机枪，占领自来水公司，伪市南警察分局等单位，烧毁各伪警察派出所等，以打乱敌人内部统治机构。另以兰成民为主带领交通公司的党员和群众控制公司全部车辆，以备急需，其他凡有地下党员和赤色群众关系的单位，也都作了相应的布置。正在这时，胶东区党委派李研吾来青岛市内，统一领导武装起义的工作。我向李研吾汇报了我负责的工作情况。不久，美军在青岛登陆，国民党军队抢占了青岛，形势发生了变化，我们停止了里应外合接管青岛的工作。接着发生了颐中烟草公司地下党组织被国民党破坏，李研吾和莫易、张辽、杨真等都撤出市内。尹华将颐中被破坏事件通知了我的联络员李蕙正，我也转移，并派交通员到青岛工委联系，接到外撤的通知后，我和李继佩、黄佳伦、兰成民等先后到达郊区青岛工委驻地，向工委书记丛烈光汇报后，决定我暂留工委机关，其他3同志返回青岛继续工作。
